科举文化：“科举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张亚群

作者简介

张亚群，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九三学社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思想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研究分会主席团主席,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等。主要研究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考试理论和通识教育。出版专著、编著10部，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光明日报》等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资料转载40多篇，合著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1次、独著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1次，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省级科研优秀成果奖5次。

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独特的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连，我们可将它纳入广义文化的范畴。实际上，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国内一些发行颇广的中国文化史著作，如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高桑驹吉著、李继煌译的《中国文化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王德华编著《中国文化史略》及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大多论及科举制。在当今学术研究和文物展览活动中，“科举文化”作为约定俗成的名词，时常被使用。但是，究竟什么是“科举文化”？它包含哪些内容？使用者所指不一，大多未作严格的界定。至于科举文化与“科举学”的关系，深入探究者则更少。

从辞源来说，“科举文化”是由“科举”与“文化”二词组合而成。谁最早使用“科举文化”这一名称，目前尚难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应是在清末废科举及“文化”一词被赋予近代新义之后产生的，用以泛指与科举考试相关联的文化现象。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美国学者贾志扬（John Chaffee）在1985年英文版的《宋代科举》一书中，就已经正式使用“科举文化”。他认为，宋朝开始形成普遍的科举文化。

“科举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刘海峰教授提出：“广义的科举文化是指因科举制的长久实施所形成和衍生的文化，包括注重考试竞争、读书做官的价值观，重视教育、学优则仕的传统，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儒家经学、史学、文学、教育乃至社会习俗，甚至物质形态的科举文物等等”；狭义的科举文化是指“与科举相关的经学、史学、艺术和文化遗存等，还有科举与科技的关系，以及学优则仕的价值观和追求公平的传统等等。”[1]笔者认为：“科举文化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广义上是指与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相关的观念、制度和物质形态的文化。它以‘大一统’政治观和‘学而优则仕’价值观为导向，以公平竞争、平等择优为根本原则，在1300年的科举考试实践中，与传统文化中的经学、教育、文学、艺术、史学和民俗等文化现象相交融，积淀了丰富的科举文献典籍及其他相关的物质文化遗存。至于狭义的科举文化则专指与科举选士相关的观念形态的文化。”[2]

上述两种界定在表述上虽略有差异，但对于科举文化基本内涵的认识是一致的。概括来说，广义的科举文化是指古代（包括近代转型期）中国及东亚其他一些国家所流行的选官考试的文化，其本质属性包括 “选官”与“考试”两个方面。其中，“选官”体现了科举文化的目的，“考试”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二者相互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化诸多领域衍生出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科举文化既是仕途文化，又是考试文化，具有政治文化和教育文化的双重特性。从外延上看，历史上凡是与科举选官考试相关联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礼仪规范、学术文化和物质遗存等均属于科举文化。

“科举学”是以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种专门学问或专门学科，它与科举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这是由科举学的研究范围、学科性质、研究目的及科举文化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科举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历史影响，成为科举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从研究对象来看，科举学具有广博性。科举制延续长达千余年之久，逐渐推广到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及越南、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对儒学文化的传播和扩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对近代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创立也有直接影响。深入探索科举制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动因、特点，全面评价其地位与影响，必然要研究科举文化。科举学跨越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管理学诸学科，具有综合性学科的性质，需要进行多学科研究。从文化学视角，吸收、借鉴文化学的观念与方法，拓展科举文化研究，是建立和完善科举学学科体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科举学的创立，“目的在于将科举研究纳入一个新的学科体系，使科举研究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使原来各学科的独立研究更加全面、更为深化，使国际上的科举研究进一步组织和拓展，并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3]要真正达到这一研究目的，必须深入细致地研究科举文化。科举文化与科举历史水乳交融，不全面考察、分析科举文化，就难以认识科举制的本质。科举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相对独立性，与其他形式的文化相互作用；其影响所及，已超越中华民族与科举时代的界限。总结、借鉴科举考试的经验教训，需要宏观的视野，从文化传统上辨析科举文化的利弊得失，自觉加以扬弃。由此可见，科举文化在科举学研究体系中占有突出地位。

为了促进科举学的发展，我们应该重视和加强科举文化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开展观念形态科举文化的研究。与科举制度、科举活动研究相比，观念形态的科举文化研究属于薄弱环节。任何一项历史制度的创立与实施都是与一定的思想观念分不开的，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也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中国古代所形成的“尚贤”思想、“大一统”政治理念、“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价值观以及追求公平公正的社会理念，是科举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这些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是科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举制度的演化过程产生潜在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科举制的长期实行，也强化了观念形态的科举文化，如：崇尚儒家经学的文化取向，注重公平竞争的考试文化传统，读书做官的教育观念，贤能治国的政治理想等。至于科举制在清末的消亡，则是与西学东渐密不可分的。在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教育理念的巨大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科举选士的标准、考试内容以及学校制度面临重大变革。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科举考试内容改革的迟缓，最终导致科举制的废除。科举考试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蕴含的平等竞争、择优选拔人才的文化精神，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得到继承和发扬。这是值得探析的重要课题。

其次，深入探究科举考试与各学术文化分支的关系。科举考试在古代社会中享有特殊地位，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和东亚地区的文化产生广泛影响，在学术层面形成各种形式的科举文化。科举与教育的关系极为密切。科举考试一方面促进古代儒学教育的普及与私学的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也衍生不少负面影响，如：重视考试选才，轻视学校教育；强化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阻碍学术创新与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些问题值得从考试文化层面作进一步的探讨。科举考试与古典文学、音韵学结下不解之缘。近年来，有的学者就科举与唐代的诗歌、试策以及其他文学形式的关系，科举考试文体——律赋与八股文等，进行专门研究，拓展了科举文化的研究范围。在科举与经学，科举与史学、文献学，科举与书法艺术，科举与古代科学技术，科举与民俗文化等方面，学术界也发表了一些值得参考的论文。这些学术成果为全面开展科举与学术文化关系的研究奠定了必要基础。由于学术层面的科举文化，内涵丰富，范围广泛，人们对其地位和影响评价不一。其中有的问题，学术界较少论及。因此，我们需作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以揭示科举文化的全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第三，积极开展科举文物、科举文献的搜集、保存、整理和研究工作。科举制的长期实行，曾产生大量的文物、文献史料，这是物质形态的科举文化。其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可与其他历史文物相媲美。科举文物包罗很广，凡是与科举选士相关的建筑遗存、各类碑刻和其他实物，如贡院、考棚、会馆、科甲名人宅第及孔庙、书院中的相关建筑；进士题名碑、科举功名匾额、各级官学考卷、乡试、会试、殿试考卷、科场用品等，均属其列。科举文献与科举文物有部分重合，主要包括以文字记载的有关科举的历史资料，如登科记、题名录、硃卷、档案等各种典籍及碑刻资料。经过长期的社会变迁和自然侵蚀，特别是近百年来人为因素的影响，一些颇具价值的科举文物、文献已荡然无存。这不能不说是科举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

所幸的是，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传统文化热的兴起，以及学术界对科举制的评价渐趋客观、全面，人们逐渐认识到科举文物、文献的价值。除了海内外科举学研究的专家之外，近年来，其他一些有识之士和相关机构也开始重视科举文物、文献的征集、保存、整理。教育部考试中心在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协助下，由杨学为研究员任总主编，邀集国内一批学者，编纂出版了卷帙浩繁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这一基础性学术工程为科举文化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上海市嘉定博物馆多年来致力于科举文物的搜集与整理，推出独具特色的《中国科举文化展》；2003年该单位还与国家文物局、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合作，先后在北京、加拿大温哥华举办这一展览。这些举措增进了人们对科举文化的了解。为了进一步做好科举文物的普查、挖掘、保护工作，政府文物、文化管理部门应与科举学研究者合作，制定科学的规划，共同推进科举文化的研究。

科举学作为一项基础性学术研究，涉及中国考试发展史、教育史、文化史等学科领域，在当今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也为海外相关学者所关注。比较而言，西方一些学者，如美国的艾尔曼（Benjamin A.Elman）教授、贾志扬教授等，更注重对科举文化史、社会史的考察与阐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外科举学研究者学术视角、研究方法的差异，同时表明西方学者对科举文化之地位、作用的认识和重视。在废科举临近百年之际，系统考察和探究科举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广泛影响，不仅能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形态与演化规律的认识，而且对科举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起推动作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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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海峰：《多学科视野中的科举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2] 张亚群：《科举学的文化视角》，《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3] 刘海峰：《“科举学”刍议》，《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原刊《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1期，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教育学》2005年第7期转载）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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