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考试文化”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苑津山
2021年11月27-28日，由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近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考试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科院、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的45位学者与会。受疫情影响，研讨会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大会报告分八场进行。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博士生苑津山应邀与会，并作论文报告。报告依次进行，会期两整天。中国社科院马忠文、山东大学李开军、复旦大学戴海斌、华东师范大学瞿骏、浙江工商大学杨齐福、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梁志平、复旦大学陈文彬、中山大学安东强分别主持各场报告。与会学者充分讨论，主要围绕科举进行了如下研究。与会学者较为集中的对科场考试进行了探讨，分别对科场试卷、科场舞弊和科举考试录取率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山东大学李开军的《江标<为电>论》，认为《为电》是一篇形式上挣开八股体式束缚的论说文，其文的写作是其后来任湖南学政时施教的预演。宜宾学院张林杰的《廖平<会试朱卷>考论》，认为研究其《会试朱卷》为我们深化对廖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江苏省徐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季洪斌的《<对读硃卷>及其在科举考试中的应用研究》，认为《对读朱卷》上各种符号的表达，可以明晰《对读硃卷》在科举考试中的应用及意义。四川师范大学张亮的《晚清四川童试中枪架、老弯匪患的整饬与清肃——以“卢文斗案”为中心的考察》，认为政府两次打击，使得四川童试的枪架、老弯等弊大减，晚清生童岁科试因此获得良好的社会环境。大连大学王夏刚的《晚清院试录取率研究》，认为晚清学政日记中有学政在工作过程中记载的第一手数据，以之为基础来计算院试录取率。科举与教育问题是古今相联系的重要议题，特别是近代科举，科举废而学堂兴，新式教育的发展都是与会学者探讨的问题。上海社科院蒋宝麟的《科举与学堂的制度联结：拙著<清末学堂与近代中国教育财政的起源>之旨趣》，其介绍了论著的创作缘起及整体思路，以经费、财政切入，论述了科举与学堂的制度联结。兰州城市学院陈尚敏的《书院革新、科举改章与清季甘肃士人思想变化》，认为通过该科《甘肃乡试闱墨》所收录的第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文章，可以看出甘肃士人的思想变动。四川大学的郭书愚、李宗庾的《清季改书院为学堂的实际运作和社会影响——以校士馆为中心的考察》，指出清政府一方面竭力推动各地立改书院为学堂，另一方面低调默许各省办校士馆或保留个别书院。复旦大学王艺纯的《清末第一次归国留学毕业生考试述论》，光绪三十一年中举行第一次留学毕业生考试，清政府的官员与时人对于实学有着不同层次的认知。厦门大学王明前的《太平天国基础教育制度的缺失与科举制度的演进》，认为太平天国前期科举制度，并没有建立在基础教育之上。后期科举，考试内容也仍然以基督教内容为主。本次会议对科举人物的研究转向为更为微观的“生员”一层，与会学者对生员秀才的人物进行了分析，同时也有对考官的考证。广州大学郭文安的《道光前期广东新进生员及其中举年龄（1826-1828）》，认为清道光六年（1826）至道光八年，广东有107人先后在广东乡试折桂，成为举人的平均时间为12年。复旦大学叶鹏的《清代生员入学年龄新探——读翁心存辑生员名册两种》，认为童生报考所登记的年龄可能比实际年龄小，则文生员平均入学年龄实际应在 28 岁上下。厦门大学柯丽玉的《同途殊归：清末民初末代秀才的出路及退路》，认为屡屡失利退回乡村者，以新旧双重身份被乡民与新政所需，展示了转型时期乡村绅民矛盾斗争关系外的另一面向。中国社科院大学李芬的《晚清乡试主考官的钦差生活——沈炳垣、孙毓汶、俞陛云赴四川日记比较研究》，认为沈炳垣、孙毓汶、俞陛云虽然都是赴川履职，但有所差异，三位乡试考官的钦差生活也反射出近代社会变迁的痕迹。科举对东西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站在中西交融和古今之变的立场上，与会学者对科举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浙江大学苑津山的《清末变局中的“他者”认同：丁韪良颂扬科举的时代因由》，认为清末社会圮塌，国人送葬科举的哀声、西方传教士批判科举的靡音连绵不断，丁韪良却与之截然相反，发出了颂扬科举的鸿鸣。丁韪良认为科举有对民间百姓、对科举本身、对清廷和对西方有四处利好。丁韪良颂扬科举是基于热爱汉学的兴趣、周围士人的形象、绵里藏针的宗教、抬高中国的造势的四维立场。
中心在读博士苑津山线上与会
复旦大学戎恒颖的《宋代贡举再探——以中、法考试理念比较为视角》，其反思文化感召力、精英意识、择优录取、文化资本等核心概念，为宋代研究带来新视角。浙江师范大学蒋硕的《晚清上海西人译介中国科举与八股文——以晁德蒞<中国文化教程>为中心》，认为晁德蒞在晚清时期就将八股文的修辞体系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译介与汇通，对中国修辞学史及比较修辞学具有重要意义。本次会议还涉及对科举的其它专题研究，如科举地理研究、科举革废研究、科举文化研究、科举社会研究。浙江工商大学杨齐福的《战时科举：咸丰九年江苏安徽乡试借闱浙江举行》，认为这次乡试与历届乡试相比有一些差异性，诸如考试地点、考官选派、考生选拔、选送人数。该科乡试既振奋江南士子的人心，也留下时局动荡的隐患，还实施了科举自救之路。复旦大学张仲民的《“废科举者，兴科举也”：清末最后的“杂试”与“朝考”》，认为科举外还包括各种补充性的“杂试”，伴随清廷立停科举政策的出台，这些辅助性考试的地位在新环境下大受清廷重视。华东师范大学李林的《“抡才大典”之另面——清代武科弊情及武科革废考论》，论述了武科废除之善后举措及社会反应，略及晚清军事近代化及旧式武科转型诸问题。华东师范大学王亚飞的《从新学制对旧学教育的规划再思科举的罢废》，认为癸卯学制旧学色彩浓厚应放置大背景中理解，旧学进入新制且比重较此前有大幅提升。暨南大学徐世博的《清代贡院号舍添建活动考论》，认为放任地方大肆添建贡院号舍，对科举考试的严肃性乃至士习文风造成消极影响。武汉大学许虹的《从科举诗看清代书院师生举业心态》，认为就生徒而言，他们对科举存有不同心态，值得考究。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梁志平的《清代科举的社会流动性：基于学额的研究》，认为何炳棣的研究统计对象被筛选了，这会导致统计的清代社会流动上升率被夸大。 2017年7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曾举办过“覆水不收:科举停废百年再思”学术工作坊,之后还出版了同题论文集。这次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再主办“近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考试文化”学术讨论会，将科举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