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用军 赵雪：文化自信背景下科举文化的遗产、功能及其现代价值

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22年第2期第9—22页。

作者

冯用军，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一带一路”教育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雪，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生，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

吉安中国进士博物馆藏清代“状元及第”牌匾

摘要

　　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特大问题，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回答的新时代课题。以科举为代表的考试制度是国家抡才大典，其投牒自进、明经取士、为国求贤的传统考试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考试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考试理念标识，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学界定科举制度、科举文化、科举文化遗产等核心概念基础上，系统论述科举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分析科举文化的正能量与负效应，凝练科举文化的现代价值，提出建构新型考试文化体系、夯实考试学科文化基础、创新考试内容和形式、坚定中国特色考试道路等观点。

关键词

考试文化；科举文化；文化遗产；文化自信

正文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自信侧重指个体对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财富等发自内心的信仰和信心。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福建省武夷山市的朱熹园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考试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考试文化相结合、坚定考试文化自信、走中国特色考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考试改革与发展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之一。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独立性等重特大问题，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回答的新时代课题。
　　科举制度初兴于隋唐、完善于宋元、盛衰于明清，在中国历史上持续1300年，对古代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教育、心理、行为和文化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型塑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大制度创造，“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核心软实力。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考试制度是国家抡才大典，其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孕育的中华传统考试文化，特别是其投牒自进、程文去留、明经取士、为国求贤的考试文化基因，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考试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国最独特的考试理念标识，反映了中国人最基本的考试心理行为特征，是坚定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科学界定科举、科举文化、科举文化遗产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系统论述科举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分析科举文化的正能量与负效应，阐释科举文化的现代价值，以期为新时代推进考试制度改革、考试事业发展和考试文化建设提供思路。

 1　国家抡才大典：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

　　中国是考试的故乡和考试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还是现代中国的高考及公务员考试制度，都是国家抡才大典。科举制度是世界最早的总体可控、超大规模、高竞争性、高风险性、高利害性的以笔试为主的人才选拔制度，现代科举学创始人刘海峰教授称其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3]。从广义上说，科举制度是中国从古代到清末运行的文武官僚铨选制度系统，包括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周代的乡举里选制和世卿世禄制、秦代的军功爵禄制、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隋代至清朝的科举制等选官制度；从狭义上说，科举制度是以隋炀帝创立的进士科为标志的中国古代文武官僚人才选拔制度，从隋大业元年（605年）创立进士科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延续1300年。
　　科举文化是科举制度与文化的衍生混合体，是肇基于科举制度全部文化要素之上的一种亚文化体系，也是中国坚定考试文化自信、走中国特色考试道路和建设世界考试强国的文化力量源泉。众所周知，文化诞生至今已逾万年，作为人类社会与人类历史的积淀物，早已成为一种融合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的升华体。在学术界，古今中外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不下百种，但正如世界经典《易经》贲卦彖传所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文化物、以文化人、以文化天下是文化的本质属性，它以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影响寰宇内的人界、人化物界和自然界。在广义上，科举文化是指人类在科举考试实践过程中所生产和累积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在狭义上，科举文化是指人类在科举考试实践过程中所生产和累积的精神生产能力与精神产品等的聚集，是科举观念文化、科举制度文化与科举器物文化等的综合体^[4]，如状元文化、榜眼文化、探花文化、传胪文化、榜书文化、游街文化、匾额文化、报喜文化等。科举文化具有时代性、公平性、世界性、可持续性等考试生态特征，经历了孕育、兴起、形成、发展、成熟、完善和嬗变、更新等螺旋发展阶段。
　　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作为影响世界的中国创制与中国智慧，以此为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形成了科举学、文化学及其分支学科——科举文化学^[5]。这些新兴学科力图继续从理论上为当代考试改革与发展服务，为世界各国通过考试科学、公平、高效选拔人才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天下文枢：科举文化的遗产谱系

　　科举制度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与伟大创制之一，从制度和文化层面上考察，其历史贡献、世界影响和文化遗产全面超越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称之为“中国第一大发明”也不为过^[6]。在历史贡献层面，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在人才选拔制度安排上的“帕累托最优”，为维护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尽可能多地从社会各阶层中持续选拔“安邦治国”之才，并与科举制度关联衍生出各行各业优秀的人才聚合，每轮乡试、会试、殿试堪称“文曲星”齐会“天下文枢”科场。在世界影响层面，科举制度和科举文化借助古代陆/海“丝绸之路”东传西渐、南播北流^[7]，借鉴隋唐科举制度，日本建立了本国人才选拔制度，泰西诸国建立了文官选拔制度。在文化遗产层面，科举制度稳固并扩展了儒家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带，在1300年中形成了分散在全球的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科举文化遗产谱系，包括科举物质文化遗产、科举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科举记忆遗产。

2.1　科举物质文化遗产
　　科举物质文化遗产，即科举有形文化遗产，是指通约标准上的文化遗产，是科举文物、科举建筑和科举相关文化遗址遗迹遗存等的总和，具体包括：世界范围内的科举遗址（如北京灵水举人村、安徽休宁黄村、越南文庙国子监）、科举建筑（如科举考场、科举牌坊、科举旗杆石、科举祠、科举碑）、科举人物（如儒童/童生、秀才、举人、贡士、进士，监临官、监试官、提调官、受卷官、弥封官、外帘收掌官、誊录官、对读官、阅卷官、正副主考官等，教授、学正、教谕、训导）、府第（如贵州青岩古镇赵状元府）及墓葬、科举寺庙（如宋代科举考试借用寺庙、科举人物寄宿或游历寺庙）、科举石刻、科举壁画、科举重要史迹及武科举代表性遗迹遗物遗存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科举实物、科举艺术品、科举考试用品、科举文献、科举手稿、科举图书资料、科举匾额、科举楹联、科举文学作品、科举礼仪用品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科举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科举历史、文化、地理空间等。
　　在科举不可移动文物方面，单就科举建筑这项科举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科举考场（贡院等）是中国在礼制性功能型建筑上的重大创造，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之一和儒家文化圈科举建筑的杰出代表。贡院是向国家贡举人才之所，其遗存则是千年科举的历史背影^[8]，号舍虽小，但设计精密，功能丰富，文化氤氲环绕，人才选育其间，包括童试（县试、府试、院试）的考棚（如慈溪县校士馆遗址、蒲城清代考院旧址、定州贡院旧址）、乡试的贡院（如南京江南贡院旧址、阆中四川贡院旧址、甘肃贡院旧址、云南贡院旧址、广东贡院旧址、顺天贡院遗迹）、会试的贡院（如北京礼部贡院遗迹、河南贡院旧址）、殿试的宫殿（如西安唐大明宫遗迹、洛阳唐洛城殿遗迹、北京故宫保和殿遗址）等。
　　在科举可移动文物方面，可谓是物质和精神“比翼齐飞”，科举匾额、楹联、谱牒、古籍、家书、屏风、琴、棋、书、画、诗、花、酒、茶、剑、印、砚等都是中国科举文化的具象载体和表现形式。单以科举匾额为例，其承载着中华五千年以礼仪为本、以道统为先的科举功名信仰，高悬千年的科举匾额凝聚着国家的精神意志、中华民族的光明大义和国人的功名信仰^[9]，孕生于科举匾额之上的科举匾额文化与科举文化有交叉重合之处^[10]，特别是成千上万高悬的科举匾额既是科举学和匾额学的独特研究对象之一，也是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2.2　科举非物质文化遗产
　　科举非物质文化遗产，即科举无形文化遗产，包括科举实践活动、科举思想、科举内容、科举符号、科举用书、科举表演艺术、科举表现形式、科举知识和应举技能及其有关的科举工具、科举实物、科举工艺品、科举文化场所设计等，以及关于科举制度的口头传说和民间表述、科举社会风俗（孔庙采芹礼、盥洗礼、开笔礼、放鱼礼、雁塔题诗会等）、科举礼仪活动（传胪大典、乡饮酒礼、琼林宴、鹿鸣宴、鹰扬宴、会武宴、曲江宴等）、科举节庆（科举诞生日、科举开考日、科举出闱日、科举张榜日、科举废除日等）、科举考题中有关农田水利、军垦戍边、外交、贸易、赋税、自然界和宇宙（天文历法等）等的知识及实践形式，传统的科举手工艺技能（如贡院“样式雷”、硃卷誊录及对读规则、大小金榜制作），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教育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科举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科举民间文学）和科举文化空间渲染等^[11]。
　　科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中华民族特殊的育人选才方式方法，是中华民族个性化、多样化、差异化、特色化、精细化“选贤与能”活动的“活化石”。它们依托科举人物、事件、活动、思想、制度的本体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等为表现形式，并以“文化于心，心心相印；文化于口，口口相传；文化于手，手手相牵”作为科举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科举文化及其精髓中最脆弱的文化组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为代表的科举民间文学作品，以及京剧《铡美案》、宋元南戏《张协状元》《琵琶记》、明朝南曲《牡丹亭还魂记》、河南曲剧《状元招亲》、越剧《拜月记》、川剧《贡院春秋》等。

2.3　科举记忆遗产
　　科举记忆遗产，又称科举记忆、科举记忆工程或科举档案遗产，是科举物质文化遗产和科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然延伸，包括科举文字记忆遗产和科举非文字记忆遗产，目的是通过合作与使用最佳技术手段抢救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科举文献记录，从而使人类的科举记忆更加完整。科举文字记忆遗产，如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大金榜、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进士题名碑、宁波天一阁明代科举文献、清代硃卷、明清殿试卷、清代《钦定科场条例》、历朝历代科举人物家谱等。科举非文字记忆遗产主要是指关于科举的口耳相传的特殊技艺（如试卷纸制作技艺、考官“五色笔”墨调制技艺）或科举故事传说（如慈禧点状元、《白蛇传》文曲星下凡）等。
　　简而言之，科举制度在隋唐以后中国历代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占据着轴心地位，是科举社会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科举考试也成为1300年间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以至于“生老病死考”成为中国人的命运常态，老舍谓之曰“考而不死是为神”；因此，科举时代留下了大量科举文物及其文化遗产，而科举文物是中华文物家族的大宗小类，科举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分。改革开放以来，科举文物和科举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不断深入，科举文物及其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共识逐渐加深、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拓展，我国在国际科举文化遗产领域影响力与日俱增，科举文化遗产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持续作出重要贡献。众所周知，科举文化具有“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神奇功效，在当今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加强科举文物的保护和研究^[12]、科举文化遗产的扬弃与利用，独立或联合日韩越等“科举举办国”加快推动科举文化遗产申遗工程等。虽然国家《“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提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计划，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建成一座实体的中国考试文化博物馆。“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动实现从“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强国”跨越的关键时期，需要汲取科举文化精髓、发挥好科举文化遗产的独特优势，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古代科举中国”和“现代考试中国”，增强中华考试文化影响力，为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贡献力量。

 3　文以载道：科举文化的功能省思

　　《论语·雍也》载：“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言为心声，文以载道。科举时代“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程文”是应举士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言字”“文代言”要求“投牒自进”的应举士子在“程文”中既要“传先王之道，代圣人立言”，也要言之有物、文如其人，争当士君子，意即以上层统治人物口吻表达圣贤价值观的道论和传播主流思想文化的言说，判别标准之一是“文韬武略”（文要“经天纬地”“救治人弊”、武要“力拔山兮气盖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科举制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制度安排，每次科举考试都是全国各族人民见贤思齐的文化盛事，特别是“三年一次”的会试（也称“春闱”），全国各省中式举人齐聚京师礼部，这些未来的“天子门生”以读书人的名义接续完成了1300年间中华文化的轮回与更替。《论语·子罕》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荏苒，日月如梭，科举制度的千年历史犹如深埋黄土高原下的“无字碑”一样已经渐行渐远渐无书，但科举文化却传承下来成为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强国的新的伟大征程中省思其文化价值正当其时。

3.1　科举文化有助于维护国家统一
　　科举制度是中华民族独立创造的重大存在、中国人的智慧结晶和制度发明专利。“虽然千年科举有其局限和弊端，但它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保持较高的文化水准起过重要的作用”^[13]，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科举制度把中央集权、儒家思想和士阶层等紧紧捆绑在一起，追求国家统一和多民族团结是科举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科举文化的核心使命。科举文化促进了封建国家统一进程中各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这种文化心理认同不仅有助于维系国家文化统一，也有助于在最大可能上维护绝大部分时间段的国家统一局面，这也是历朝历代建国后优先恢复科举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兴衰在于得人，人才是第一资源，选才是第一要务，得人才者得天下。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中记载了李世民对开科取士的积极评价：“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从三皇五帝时期到隋代之前4000余年，“唯祀与戎”是国家大事，但从隋至清1300余年，“唯祀与考”则成为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后的首要事务，所谓“国之将兴必尊师而重傅”，国家初兴重在育人选才，此正应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条颠扑不破的道理。同时，科举文化坚守“明经取士为国求贤”的公平客观文化内核，遵循“投牒自进”“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考试原则，在汉族常科制举之外还开设少数民族科举，如元代以“国人暨诸部”（即蒙古人、色目人）为右榜、清代“八旗科”等，有助于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形成中华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换言之，在科举时代维护和推动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科举制度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维系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感情、巩固国家统一意志的文化纽带^[14]。
　　古老的中华民族总能在渡尽劫难之后保持历史文化传统不中断，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由分裂不断走向统一，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制度保障就是科举制度和科举文化，这造就了“应举（试）心理”与“应举（试）文化”，使考试成为融入中国人血脉的文化基因之一，也借由考试文化使得应考之人及其时空伴随者发自内心地渴望国家统一、追求世代和平。总之，在科举时代，科举制度通过考核、筛选认同统治集团的文武官吏来传承、创新主流价值观和儒家文化，激励他们在“精忠报国”中维系国家统一。

3.2　科举文化有助于赓续儒家文化
　　科举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代表之一，它以儒家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作为国家意志的最高追求和中华民族的最大公约数；因此，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推动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进程中实现了重要的儒家文化纽带功能。
　　儒家文化是以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文化流派，儒家学派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恕、忠、孝、悌、勇、仁、义、礼、智、信，经历代统治者加持，2500余年而不变。道冠古今，科举制度综合集成了儒家文化之大成，从科举内容、科举形式到科举制度、科举仪式等全面映射了儒家文化内核，即倡导“劝学”和“仁人”，如在科举内容上以“五经”“四书”为要旨。《礼记·文王世子》载“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教师以事理教育学生，使学生明白其中的道德，而这种“道德”不仅是《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道”，也是科举文化传承的儒家文化“虽百世，可知也”之“道”，更是韩愈《师说》中“传道受业解惑”的“道”，即经国之方略大道。宋朝儒家理学思想开山鼻祖、国子监博士周敦颐在兴教办学中贯彻儒家之道，在《通书·文辞》中提出“文所以载道也”的思想，这既是“程朱学派”著作逐渐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滥觞，也对范仲淹、王安石等主导的科举与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范仲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教育思想，主张“劝学育才”和“重名器”（慎选举、敦教育），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把“师道”确立为教育重心，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习经邦治国之术的“宗经”人才，同时注意兼授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旧制，恢复以儒家经典《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明经取士，实行太学三舍法，力图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育人选才。朱熹集注《四书》蕴含了儒家思想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儒教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成为宋元明清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也是传承至今的中华文化经典和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精华。
　　总之，科举制度与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生死相依”，要么“异质同构”“同轭共振”，要么“同质异构”“荣辱共生”^[15]。废科举制度，是儒家批判科举制度轻忽德行和“空谈误国”的结果，成为中国儒家社会全面散构进入现代社会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兴科举文化，以儒家文化创立者孔子命名的孔子学院继续在全球传播着中华文化，儒家科举考试理念继续影响全球主要国家公职人员有序流动，体现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科举制度超越与儒家文化复兴的全球价值。

3.3　科举文化有助于传播中华文化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科举制度的世界性孕育了科举文化的全球性，科举制度从东亚向泰西辐射的过程也是科举文化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
　　自隋唐以来，除中国外，古代东亚世界还有倭国（日本）、高丽（朝鲜/韩国等）、安南（越南）等以中国为蓝本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形成了以科举文化圈等为核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16]，留下了遍布世界各地以科举文化遗产等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遗产带。2021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朝鲜王朝时代借鉴中国书院建立的9处主导推广性理学的儒家教育设施以“韩国书院”之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由此可见，世界要真正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就必须首先了解科举制度和科举文化，“科举不仅对中国文化有过全方位影响，而且对东亚科举和西方国家文官考试制度也产生过影响”^[17]。
　　公元6世纪以后，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借鉴中国科举制度相继建立或实施文官考试制度，融合儒家文化的科举文化借此对世界各国的人才选拔制度等国家基础制度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文化影响^[18]。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英国国家图书馆等为代表的学术或文博机构收藏的关于科举制度、科举文化等多种西方文字记载，以及日本、朝鲜、韩国、越南、泰国、缅甸等历史上保存下来的科举文献，非常丰富而多样化，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和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有许多历史文化学者在研究科举制度和科举文化^[19]。具体来说，在以科举文化之名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各个国家的前辈先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如：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等）、利玛窦（拉丁文版《四书》等）等，法国的魁奈（《中国的专制制度》等）、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等）、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等）、顾赛芬（《礼记：有关礼节和仪式的记载》等）等，英国的理雅各（《中国经典》等）、约翰·麦嘉温（《中华帝国史》等）、修中诚（《古典时期的中国哲学》等）等，德国的卫礼贤（《东亚——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与变迁》等）等，美国的柯睿格（《中国宋代早期文官制度》等）、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等）、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等）、刘子健（《宋代中国的变法》等）、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等）、贾菲（《宋代科举》）、韩明士（《官宦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等）、艾尔曼（《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等）等，日本的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清朝史通论》等）、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科举史》等）、梅原郁（《宋代的恩荫制度》等）等，朝鲜的金正喜（《阮堂集》等）、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等）等。特别是马可·波罗，对中国、中国文化（包括科举、科举文化等）的介绍极大地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西方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学说，影响和启发了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等航海家、旅行家和探险家，给欧洲、美洲开辟了一个文化新时代。中国科举文化还对域外国家的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如越南诗人阮攸根据中国明末清初青心才人原著小说《金云翘传》写成了长篇叙事诗《翘传》，叙述了出身书香门第的美女王翠翘与贡士金重的曲折悲凉爱情故事，不仅享誉越南，而且被译成中、英、德、法、俄、日、捷克等多种文字，成为世界文学遗产。
　　到了21世纪，科举文化仍在继续扮演着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积极角色，如在科举制度诞生1400年、废除100年的2005年举办了首届“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日本举办了“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举办了“第十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在日本、美国等地相继召开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学者参加，推动了研究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的科举学进一步走向国际化，扩大了科举文化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20]，让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民众关注到中国科举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借助科举文化等载体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各具特色的中国科举博物馆联盟组团、科举景观综合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吉安中国进士博物馆等多次应邀赴海外举办“科举文化展”。
　　在中国古代科举社会，科举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础之一；在21世纪的今天，考试文化虽然取代了科举文化，但由于两者血脉相连、基因相通，它依然是联结海内外中华民族同胞的情感枢纽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文化纽带，以汉语水平考试等为代表的中国考试制度继续承载着中华文化沿“一带一路”通过全媒体向世界传播。

3.4　科举文化不利于先进文化发展
　　科举制度诞生于儒家文化环境中，从内容到形式上渗透儒家的“忠孝仁信”“礼义廉耻”思想。孔子按照“仁”的思想删定“六经”，建议以“六艺”育人选人，而其再传弟子朱熹则按照“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集注“四书”，这些承载着儒家文化的官方法定教材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依据，并积淀出科举文化的框架，其秉持了孔子“述而不作”及其儒家传人“知而不行”等核心理念，内容逐渐走向“虚无”、形式逐渐变得“僵化”、科目逐渐趋近“单一”、标准逐渐偏离“德行”^[21]，尤其是“门荫取士”“八股取士”“书法取士”等对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戕害尤甚，这也是科举制度经历“六起六废”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而言，科举制度以儒家“三纲五常”为指导思想，以选拔甘心为皇权专制政治服务的官僚为基本目的，以儒家“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赵恒《劝学诗》等诱导读书人，以渗透在“四书五经”中的儒学人伦观为价值规训，最终通过官私合一、独尊儒术的儒家文化选择机制实现封建王朝的绵续更替。
　　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方法原则等方面有超越所在时代的普世文化价值，但其在传承儒家糟粕文化和阻碍先进文化制度等方面也是“功勋卓著”，究其原因在于科举制度不为其能得人，而为其能治平天下。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皇权专制文化制度，达到“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统治目的，不断强化对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领域等的钳制，对科举考试的限制越来越多，甚至还出现了科举考试专用文体（八股文）和字体（三馆楷书），不仅严重影响科举考试选才的公平性、有效性和多样化，而且严重影响我国书法字体的创新性、发展性和艺术性。招贤纳士为国求才的初衷完全变味，但统治者明知科举、八股文和馆阁体等无用而不废，盖因“其术莫善于此”，康有为在《戊戌奏折》谈到科举制度时说“且凡法虽美，经久必弊”。面对科举制度多弊和科举文化积弊，清政府虽然采取了较多措施推进其科目、内容、形式等改革，包括停用八股文改试策论、减少经术增加实务等，但终究难以挽救其1905年被遽废的局面。“废科举兴学堂”导致教育-考试-文化剧变，由此引发的士子及其相关利益群体的巨大反弹，成为1911年压垮清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通过“东学西渐”，欧美先进的思想家和成熟的政治家深谙科举制度施行日久则弊窦丛生之道，虽然借鉴了中国科举文化的精华——投牒自进、程文定去留、糊名誊录公平选才、明经取士为国求贤等，但扬弃了中国科举文化的糟粕——“四书五经”、八股文体、馆阁体书法、钳制思想摧残学问等，进而创立了男女平等参与的文官考试制度和公务员考试制度，学校育人考试选官“腾蛟起凤”人才辈出；同期的中国却因科举制度日趋僵化，“羁縻多士困顿场屋”致传统人才与新式人才“青黄不接”，结果导致从19世纪中叶开始到20世纪初欧美全面赶超中国，“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迫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外，科举制度长期传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法道统，选拔出的儒家知识分子强力控制文化霸权和文化话语权，压制其他流派文化和学术多元发展，儒家文化的单一性和封建思想的专制性严重阻碍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以至于人们在比较近代中国的衰落与近代日本的崛起时，将其文化殊途归因于中国“戊戌变法”仍在倡行落后的“儒学”，而日本“明治维新”后则力践先进的“兰学”，所以中国甲午战争之败的文化根源是落后的封建主义及其儒家礼制思想，而中国抗日战争之胜的文化根源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观今日考试必须鉴古代科举，方能博古通今，鉴古代科举可知今日考试，方能古为今用。科举制度成于“制”而败于“度”，利弊相随、祸福相生，国家统一文化兴盛则是“国家抡才大典”，民族危亡社会凋敝则是“误国之法害人之制”，所以历史上对科举制度的评价褒贬不一，至今无法盖棺定论，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科举考试制度的评价是“国之斯文，天下至公”，老舍认为“考试制度是一切制度里最好的”，孙中山认为“各国的考试制度，原来都是从我们国家学过去的”，而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赵鄂、端方、康有为等人则认为“科举之弊，阻碍学堂，防误人才”，此所以国家衰落也，故必须“废科举兴学堂育新才”。殊不知，按照知识考古学的原理，历史不能假设，科举也不能复生，今人对科举制度和科举文化是非功过的评价务必遵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法则、保护利用务必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路，革其弊扬其功、祛其魅赋其良，方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4　天开文运：科举文化的现代价值

　　展开1300年波澜壮阔的科举版“清明上河图”长卷，科举文化犹如一艘“郑和宝船”，从夏朝的长河之源航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海之央，经历的是古代中国科举到现代中国考试的蜕变和蝶变，犹如一段段融汇古今、贯通中外的文化苦旅，可为当今考试改革和发展提供历史参考和文化镜鉴。
　　天开文运方能天降大任、文运勃兴、人才辈出、国之将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首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伟大复兴的强国梦，科举文化作为中国考试文化的主体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亚文化，1300年的科举文化时代已经初步证明考试无疑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选拔和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实现“复兴梦”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自科举制度诞生以来的1400多年，科举文化及现代的考试文化对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作用，只有深刻认识到这一逻辑起点及其现代价值，才能更好地实现科举文化的创造性传承和考试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不断为人类考试文明进步贡献中国考试智慧和中国考试力量。

4.1　有助于建构新型考试文化体系
　　《礼记·曲礼上》曰“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中国在“东传西渐”中发展了科举制度，也在“西学东渐”中遽废了科举制度。关于科举制度存废之争一直在进行，2010年，刘海峰教授发表了题为《为科举正名》的文章，强调“古往今来的实践表明，不能否定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彻底否定整个科举制度实际上就是否定考试制度，作为传统社会相对公平的一种选才制度，科举不是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而是凝聚着中华历史上众多文化巨人无数智慧的一项制度创造”^[22]。因此，不能也无权放弃中国的考试历史道路、考试文化体系和考试发展规律，反而要在扬弃科举文化体系基础上构建新型考试文化体系。1919年以来，包括康有为、孙中山等众多先贤一直在努力消除科举遽废这一20世纪初最大铨选制度的灾难后果，这一考试文化转化进程远未结束，“科举文化的精髓值得传承和弘扬”这句表述是21世纪的中国人对科举文化的回归和对国家未来充满信心的宣言。
　　新型考试文化体系是对科举文化中优秀部分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文化软实力，高考则是现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构于此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考试文化体系，形成和发展于党领导下人民争取独立考试权与实现考试为社会主义选拔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不懈奋斗中，扎根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考试文化养分，学习借鉴着人类文明中关于人才选拔的优秀成果，特别是高考制度和文化符合中国国情，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和广阔发展前景。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科举文化和中国现代考试文化都是联通世界文明的桥梁纽带和通用语言，这种考试制度自信和考试文化底气来自具有千年积淀的科举制度的力量、科举至公的力量和科举文化的力量，所以必须利用元宇宙等科技挖掘科举考试文化，实施科举文化基因解码工程，全面深化对中华考试文明的认知，精准提升中华考试文化体系的影响力，开辟考试文化体系建设的新起点、锚定考试文化体系建设的新支点，打造考试文化体系建设的新亮点，系统更新“三位一体”考试理念文化、制度文化和治理文化体系，科学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考试思想、考试文化和考试理论体系，加快建设国家考试文化体系传播主阵地、展示主中心、研发主平台、咨询主智库，在考试文化体系渗透考试全过程中使新型考试评价体系富含中华传统考试文化因子、和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世价值，在“东传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循环中持续为丰富和发展人类考试文化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4.2　有助于夯实考试学科文化基础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科举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和核心要素之一，科举制度、科举文化等都是科举学研究的重要领域^[23]，因此值得从单学科、多学科或跨学科视角进行持续探究^[24]。科举文化是科举学的学科文化之源^[25]，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或专学，也是一门应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研究科举人物、事件及其要素运行规律为主体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科举文化是科举学独特的研究对象之一，也是科举学学科文化形成的理论源泉，科举学学科文化的形成与科举学学科建设密切相关，双方互为依存、共生共消。科举文化是考试学的学科文化之流，考试学是对人类考试活动概念、本质及普遍规律及运行规律进行探讨^[26]，并通过对考试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及范畴等方面的论述，讨论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等的专门学问，也是一门运用多学科方法研究考试历史与现象、分析考试问题、总结考试规律的科学。科举文化是考试学学科文化建设的理论源流，也是考试学学科建设的文化基底和价值统领，更是考试学学科的思想、知识、框架和方法等最基础的部分。科举学/考试学学科文化在考试文化体系中属于次文化，它的形成是科举学/考试学学科成熟的标志^[27]。按照学术通约原则，学科文化能促进科举学/考试学优势学科领域的高质量发展，也影响着考试学科发展的趋势和考试学科前沿的演进；科举文化更是其研究领域发展成为分支学科、相关学科、相互整合形成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内在动因，它通过规范考试学人的言行，培养具有考试学科文化基因的考试学者，是考试学科及其学科文化建设中应加强的重要方面，最终通过学科文化的力量推进科举学、考试学学科的科学化、规范化与建制化。

4.3　有助于创新考试内容和形式
　　考天下英才，试家国情怀，科举制度作为考试选官制度，对今天的教育招生考试事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科举考试文化润物细无声，其公平精神深入考官士子骨髓，历朝历代通过分科举人正途出身为官吏者，多力行清廉以图青史留名，小事见格局，大节看文化，言为心声，行为心表。
　　考试内容文化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助于学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考试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磅礴力量。命题是一门科学，在科举时代，八股文成为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特殊命题方式，出题官在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等范围内，用一句、数句或一节、一章为题，其后为避免蹈袭，采用割裂经书文句、截断牵搭作为试题，巧妙与荒谬并存的“截搭题”竟习为风尚，阅卷官亦按八股文体阅卷，此谓“八股取士”。科举命题内容和形式的僵化是科举制度走向僵化乃至遽废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此警示现代考试在内容上要汲取科举走上八股而遽废的惨痛教训，考试内容不能陌生、冷门、偏僻、奇怪。
　　考试形式文化要多样化，要基于人才的多样化设计类型丰富的考试科目，在因材施教基础上实现因材施考。科举科目的变化经历了从文举、武举的20科变为10科、从10科变为5科、再到进士科一枝独秀的反复拉锯过程，科目的减少预示着人才选拔的窄化，也与科举内容的“四书”化基本同步，科举内容不存科举科目焉附，最终导致科举一条道走到“谢幕”。这就启示在高考形式创新上，既要继续完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普教高考），也要创新构建高等职业院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职教高考），还要超前考虑高等技师院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技教高考）和高等特殊院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特教高考）等。同时，在全国统一考试基础上，还应该在一定范围内试点分科高考，特别是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背景下专门针对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的评价，或者把德体美劳有机纳入高考内容，体现核心素养的要求，包括“强基计划”下综合素质评价、新高考下“三位一体”（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和高考成绩等）综合评价等。考试人要握紧考试选才的“接力棒”，按下考试改革的“快进键”，跑出考试创新的“加速度”，在新起点上，交出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高分答卷”，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腾蛟起凤”取士育才。

4.4　有助于坚定中国特色考试道路
　　中华文化，生生不息，文以载道，源远流长。5000多年文明绵延至今，1300多年科举制度历经坎坷成大道，100多年现代考试制度忆往昔峥嵘岁月稠、70多年人才选拔制度螺旋发展，40多年恢复高考制度功绩彪炳史册。道路问题至关重要，不能含糊，考试道路也是如此，因为作为人才选拔第一量尺的考试是“国之大者”，其公平与效率关乎国家兴亡和民族盛衰。用大历史观思考面向未来人才选拔的“国之大者”，才能理解何以称为“大”，何以成其“国”。科举文化的深度，铸就了昨日科举格局的宏阔、考试文化的高度，定义了今日考试选才最大的希望。百年风云，变了人间，科举遽废，考试兴起，不变的是明经取士信仰的追寻和为国选才初心的坚守。翻开浩瀚史书，“国之大者”蕴含着不同时期人才选拔制度的深层逻辑和文化价值取舍。《左传》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此后数千年，朝代更迭，兴衰成败，国之大纲、国之大柄、国之大政，“莫先择士”。在科举时代，中国人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形成了以“选官”为中心的科举考试道路；在中华民国时期，在五权分立基础上考试权独立，形成了独特的近代考试文化格局，初步形成了“考官”“考教”“考学”的分途、教育考试与社会考试并行不悖的传统考试道路。考试人（考试政策决策者、考试理论研究者、考试运行实践者）要心怀“国之大者”，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自信看见多远的考试过去，才可能预见多远的考试未来，从而坚定中国特色考试道路。
　　以史为鉴，方能引领未来，隋唐科举制度开辟的成功考试道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位得其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时事相宜”的人才选拔目标^[28]，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深化考试评价制度综合改革，要铭记千年科举文化曲折历史，赓续科举公平选才精神文化血脉，建立更加科学公平的大中小幼一体化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构建促进学生成长、国家选才、社会公平有机统一的教育质量评估监测机制，使之既有利于为承担普及化任务的高校选拔集体化应用型人才，也有利于为承担精英化任务的高校选拔个性化创新型人才。
　　另外，坚定中国特色考试道路和中国考试文化自信，必须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试重要论述指导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聚焦国家教育考试主责主业开局布阵，接力开启国家教育考试事业新征程和擘画考试文化新未来，践行公平科学选才育人价值观示范引领，让人民对考试公平有信仰，国家对考试选才有力量，民族对考试强国有希望，走出、走好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特色、接轨世界标准、助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5　结束语

　　历史时间长河奔涌，公平选才薪火永存，逾2000年的“和”文化、逾千年的科举制度文化，使得考试文化成为“华人基因”。我国现有考试体系总体上不仅是现阶段最公平的学生选拔和教育资源配置体系，也有极其深厚和广泛的科举文化基础，对于实现最大程度的选拔人才、社会和谐与稳定、打破阶层固化、促进社会流动等，具有可不替代的作用。
　　科举文化、考试文化是古今中外考试等人才选拔制度的灵魂，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考试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考试历史说话，让考试文物发声，在传承祖先的考试成就和考试荣光、增强民族考试原创自尊和考试文化自信的同时，时刻谨记千年科举制度一朝遽废的考试历史挫折和考试文化从合一到断裂的停置教训，继续深入推进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考试文化体系，持续完善大规模、高风险、高利害、高效率人才选拔的“帕累托最优”考试评价体系，从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上坚守新时代考试为党育人、为国选才的初心使命，破解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党的人才选拔之忧、国家人才评价之难，真正做到科学育才初心如磐、为国选才使命如炬。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心，具有教育考试性质，与教育密不可分^[29]，在“破五唯”思想和“双减”政策指导下，要将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全方位融入考试评价全过程，更加明确考试不是素质教育中教和学的最终目的，而是科学衡量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和学成效的重要手段，并努力成为教师教、学生学、师生共同成长的助力器。新时代开启考试改革和考试文化建设新征程，必须牢牢抓住人才选拔培育这个“牛鼻子”，坚持考试服务党和国家战略需求的科学定位不动摇，瞄准考试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发力，优化考试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布局，形成高水平考试决策、研究和实操队伍，深化考试科技、产业和文化融合进程，助力考试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引导考试真正为落实素质教育和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保驾护航，为加快建设世界考试服务中心、考试研究中心、考试文化中心、考试文物收藏博览中心和考试创新高地等提供关键支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科学选拔可靠的建设者和优秀的接班人，持续谱写21世纪中国考试文化繁荣和考试实践成功新华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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