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巧燕：晚清西学书院文学与科举教育探析

晚清西学书院文学与科举教育探析

宋巧燕

作者简介：

宋巧燕，女，江苏盱眙人，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是明清文学和清代教育史。

摘要：晚清西学书院产生于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办学目的是为了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是对传统书院专注诗赋与八股文教育的革新。在晚清没有文化突变的时代环境下，西学书院中学教育仍是根本和基础，重视文学教育，也没有完全排除科举教育。西学书院最终变成了清末科举变革的前奏和先驱，清末科举改革造成了考试文体和内容新旧衔接的断层，西学书院的课艺成为了改革后科举考试的模仿对象，成为了新的场屋秘诀和新科利器。

   关键词：晚清  西学书院  文学  科举

晚清西学书院是以自然科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书院类型，办学目的是为了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也就是西学。西学书院产生于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的时代背景之下，是有识之士为了挽救衰落的国势、救亡图存所做的努力。到了清末，传统书院逐渐沦落为科举的附庸，围绕着科举的指挥棒，重视诗赋和八股文教育。西学书院是对传统书院普遍专注于诗赋、八股文教育的革新。

晚清西学书院著名的有上海格致书院，上海中西书院，杭州求是书院，武昌两湖书院，陕甘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等。其中创办最早的是上海格致书院，同治十二年（1873）由江苏无锡徐寿和英国傅兰雅（John Fryer）等开始捐资创办，1876年开始招生。在晚清的社会环境下，西学书院不可能完全超越国情和时代，只从事西学教育，中学仍是基础和根本。如上海格致书院创建之初拟定的章程中，认为书院不但要备藏各种西学书籍和仪器，“又备中国经史子集，以期考古证今，开心益智，广见博闻。”^[1]上海中西书院，光绪七年（1881），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创建，自任院长，专课中西两学，“意在中西并重”^[2]。晚清西学书院文学教育依然受重视，与科举仍然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西学书院创建的文学与科举教育

批判背景

西学书院产生于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的时代背景之下，传统书院普遍沦落为科举的附庸，只围绕着科举进行诗赋与八股文教育，弊端重重，积习难返，批判的声音非常清晰，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西学书院顺应历史潮流，应运而生。

晚清书院弊端很多，如很多书院山长只是挂名，而不到院，不和学生谋面，学生考课舞弊成风。《申报》1878年8月19日发表《论书院弊薮》一文，批判苏杭等地书院作弊成风，曰：“书院月课则有花红膏火，以为奖励之资，其所获在利，而其初意则皆所以培养士子，振兴文教。……苏杭两处则请托公行矣，山长之门生故旧每得优等矣，脂韦之流且钻营谋刺竞拜老师矣，甚至缴卷之时显夹条子于其中，发案之前允抄闲本以呈览，种种不公不一而足。”苏杭，在清代是公认的人文渊薮之地，具有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连这两地的书院都舞弊成风，其他地方可想而知。《申报》1883年10月2日又发表《论书院流弊》一文，指出书院应课士子作弊谋利之风已不只是个别地区的现象，而是各地“莫不皆然”，“士子以区区书院膏奖而百计请托贿求，则是自隳其品行，名节由是弃，品行由是隳”。

书院到了晚清大多沦落为科举考课类书院，而科举时文、诗赋在晚清动荡衰落、外强烈焰咄咄相逼的社会大势下，因无经世致用之功而遭到批判和攻击。很多有识之士呼吁改革书院教学内容，如叶尔昌《废书院时文诗赋为有用之学议》中曰：

中国之取人才，在科目；其养人才也，在书院。科目以登进之，书院以肄习之，前明令甲特重时文，本朝因之益以诗赋，二百余年奉行惟谨，父诏子，师传弟，从未有言其害者，何也？科目非时文、诗赋无以进身，书院非时文、诗赋不获膏火。盖饵其利，而忘其害也，久矣。

方今天下，日本横于东，欧洲诸邦环伺于西，各挟其奇技异能与夫邦之利器，以争衡于天下。而中国坐受其困，无一应变御敌之才，此坐时文、诗赋之病也！夫时文、诗赋小技也，昔之为此者，根柢六经，羽翼诸子，非无名臣大儒出其中，今之为此者，孔孟不知何道，程朱不知何学，惟日从事于咿唔占毕中，糟粕耳，皮毛耳，曷足贵哉！……

时文、诗赋有何建立？有何担当？又安所得人才哉？……夫杀人者，只害一人，而时文诗赋，直害千万人，一人受其害，犹含不白之冤，千万人被其害，竟无解终身之惑。

中国所以自弱者在此，外人所以窥伺者亦在此。昔禹时洪水为害，周公时夷狄为害，春秋时乱臣贼子为害，战国时杨墨为害，汉唐时佛老为害，今之时文诗赋不减五害也，不废何待哉？^[3]P715-718

历史常常周期性地上演同样的片段，一如明末清初，将明朝衰亡的原因归罪于八股文，只是到了清末，多了明代科举未用的诗赋而已。

叶尔昌对废除时文诗赋后的书院教学内容进行了规划，包括12斋，即12个方面的内容：宋学斋，掌故斋（即考据之学），治事斋（政事之学），时务斋（经济之学），天算斋（数理之学，兼以绘画），與志斋，西学斋，军事斋，商务斋，律例斋，格物斋，制造斋12类。诗赋等传统文学教学内容被摒弃于设定的教学内容之外。

书院改革的呼声一直未断。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上《请变通书院章程折》，建议改革书院教学内容，逐渐减少科举时文、词章教学内容，不断增加自然科学内容。奏折有曰：“查近日书院之弊，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裨实用，其下者专摹帖括，注意膏奖，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宜将原设之额，大加裁汰。每月诗文等课，酌量并减。然后综核经费，更定章程，延硕学通儒，为之教授，研究经义，以穹其理，博综史事，以观其变。由是参考时务，兼习算学，凡天文、地舆、农务、兵事，与夫一切有用之学，统归格致之中，分门探讨，务臻其奥。”^[4]

书院改革的呼声大都针对教学内容中的科举时文和诗赋。西学书院的应运而生代表了晚清书院改革的时代文化潮流方向。而在西学书院任教的中方教师，身份值得探究，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并深有造诣，但都不以文学名世，在科途上皆不尽人意，爱好西学，并卓有成就。上海格致书院长时间主讲者有徐寿、华蘅芳和王韬。徐寿、华蘅芳没有科名，年少时就绝意科举，王韬是秀才，乡试未售后也绝意科举。他们都有反科举倾向。下面以王韬（1828-1897）科举批判为例。

接受过科举教育的王韬，对科举有猛烈的批判。不得科名就是不孝的思想，在清代很流行顽固，有友人给他写信，劝他用心功名以尽孝。王韬回信说：“足下谓科名者，士子之进身，非得之不足为孝，以是为仆劝，其意不可为不厚，然仆闻有一时之孝，有百世之孝，吾人立天地间，纵不能造绝学，经纬当世，使天下钦为有用之才，亦当陶冶性灵，扬榷古今，传其名以永世，若不问其心之所安，博取功名富贵，以为父母光宠者，乌足道也……况士各有志，仆不能强足下为古，犹足下不能强仆为今也。……于时文中求经济，吾未见其可，足下勿挟尺寸之见，令人堕实而废时，则幸甚。”^[5]P2他对朋友以科举为重的愚见，反驳得很有分量，以科名尽孝是“一时之孝”，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是能经纬当世的“百世之孝”。

王韬猛烈批评了科举时文选士的科举制度，曰：“帖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迩。乃犹以之取士，曰制科，岁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号之曰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出。”^[6]P99“本朝试科以制艺，实沿明代旧习，遂使英贤杰士壮志消磨，皓首穷经，未蒙推选，不知湮没几何人品矣！”^[7]P1“今国家取士，三年而登之贤书，升之大廷，称之曰进士，重之曰翰林，以为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所试者时文耳，非内圣外王之学也，非治国经野之道也，非强兵富民之略也，率天下之人才而出于无用者，正坐此耳。乃累数百年而不悟，若以为天下之人才非此莫由进身，其谬亦甚矣。败坏人才，斫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以至人才不能古若，无不由此。”^[8]P44-45王韬对清代科举制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八股文上，认为科举时文选拔的都是无用的人才，不但不能选拔真正的人才，而且还是败坏人才、毁灭人才的罪魁祸首，科举制度不改革，就不能实现选拔真正人才的功能。

晚清西学书院产生于科举和文学批判的时代教育背景之下，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书院类型。

二、西学书院仍重视文学教育，

没有排除科举教育

西学书院的课程特点是以西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但在晚清没有突变的文化环境下，中学内容仍是根本，考课制度的确立意味着西学书院从形式到内容都难以摆脱传统书院的影响。考课时策论文受到重视，关注时事和时务，对学生的文学基本功有较严格的要求，文学水平是阅卷时衡量评判的重要标准。而小说等传统书院坚决排斥的文学作品，也进入了可阅读书目之中。而科举也没有绝对地排除在教育教学之外。

上海格致书院考课制度的确立，意味着西学的教学模式中实实在在地融进了传统书院科举与文学教育的训练方式。1885年王韬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直到去世（1897年），这12年是格致书院最为兴盛的时期，王韬在办学诸多方面进行了改革，吸取了传统书院的考课制度就是重要的一项。格致书院最终延用了清代书院的考课制度，采用征文比赛的形式奖励课试优秀的肄业生。考课的课题大多属于策论文，而考课的形式被认为与科举有密切关系。傅兰雅说：“（中国）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几乎全部是做文章，因此，这门艺术传承了几个世纪，在文体、选词和组织各方面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这是在西方从未有过的。为了使西方知识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必须很好地利用现有的民族特色。因此，可以说做文章是一种能促进上层中国人对外国实用技术进行读、想、写的最有效的方法。藉此可以实现格致书院的主要目的。”^[9]P17以“做文章”为主体内容的考课制度，傅兰雅认为是科举应试的重要训练手段，格致书院藉此可以更有效地实现西学的教育目标。学者熊月之对此评价最为精辟，可谓一语中的。他说，“作文著论，这对中国士子来说，属科举考试一路，驾轻就熟”，而格致书院实行考课，“就将中国科举考试的外壳，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内核，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普及方式。”^[10]P17格致书院的西学教育最终还是顺应国情，利用了科举考试训练中“作文著论”的旧瓶，装进了西学的新酒，关注的是有关国计民生的社会历史问题。1897年，王韬病逝，傅兰雅说：“由于王韬先生的病逝，有奖征文竞赛不如从前那么富有生气了。”^[11]P165格致书院考课被傅兰雅称作“有奖征文竞赛”，考课内容与形式，终究没有脱离传统之“文”与科举考试的范畴。

上海格致书院教学内容以各科自然科学为主，而考课中比较倾向于策论文的写作，直面各种社会历史问题，涉及有关国计民生的时务、经济、科学、历史等各个方面，要求提出对策和应对措施，以期经世致用。时务题如：中国创设海军议；中国近日讲求富强之术当以何者为先论；中国创行铁路利弊论；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海军、军舰与铁甲船坞问题；如何有效地禁止鸦片；等等。时务题中比较关注经济问题，如中国近年丝茶贸易问题；收回被洋人所夺工商利权问题；水旱灾荒平时如何预备、临事如何补救论；等等。^[12]P373-375

考课答题需要提出自我观点，可以各尽所言，没有标准答案，正反方观点都允许。但毕竟学生们缺乏资深的阅历，阐述救亡图存的治国大道目的还在于更新观念，扩展眼界，开拓思维，所以课卷评阅中比较注重对文字表述和行文的评判。熊月之对格致书院课艺批阅有这样的描述：“从现存的课艺来看，王韬、傅兰雅以及各位命题、阅卷人，对课艺采取的是只加评论、眉批、不予改动的方式；对课艺等第的评定，只问其是否言之成理、自成一说，不问其观点是否合乎阅卷人本人的见解。我们在课艺的评语和眉批中，随处可以见到他们对学生意见的反驳、对修辞文法的批评。这种只批不改的存真态度，使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学生课艺的真实面目。”^[13]P363-364论述要“言之成理、自成一说”，课艺评阅中随处可见“对修辞文法的批评”，这其实是中国古代作文写作的基本训练要求，也是科举考试的基本功。

西学书院的中方教师在科举考试中普遍不擅长八股文写作，但他们的传统学术素养都非常深厚，擅长西学可能抑制了他们后来的中学发展，但他们是在积淀深厚的经史子集学养基础之上，取得了丰厚的西学成就。以王韬为例。王韬父亲是塾师，母亲出自书香门第，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和家庭教育。王韬回忆说：“老民母固知大体，四五岁时，字义都由母氏口授，夏夜纳凉，率为述古人节烈事，老民听至艰苦处，辄哭失声，因是八九岁即通说部。”“少承庭训，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一生学业悉基于此。”^[14]P386“一生学业悉基于此”，西学的根基也在其中。王韬传统学术颇有所成，有《春秋左氏传集释》60卷、《皇清经解校勘记》24卷、《毛诗集释》30卷，还有《周易注释》《礼记集释》等，都是有关传统儒家经典的研究成果。

建于光绪七年（1881）的上海中西书院，办学之初就设定中西学兼课。光绪十七年（1891）林乐知所订《中西书院规条》中这样一条：“本书院每逢礼拜三课期，或作诗文，或作论，或作尺牍，各尽所长。”“习西学以达时务，尤宜兼习中学以博科名，科名既成，西学因之出色。而诸生务各恪守。”^[15]可见，传统“诗文”“论”“尺牍”等文学样式仍在书院教学范围之列，并且特别强调“尤宜兼习中学以博科名”，学习中学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博取科名，认为科举成功，西学因之出色。可见中西书院西学、中学、科举三者兼容并蓄，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西学书院并不能摆脱传统文学与科举的影响。

浙江求是书院仍然重视中学和文学教育。光绪二十三年（1897）当时的杭州知府林启发布《招考求是书院学生示》，明确招生对象是“无论举贡生监，年在三十以内，无嗜好，无习气，自愿住院学习者”。^[16]P2159招生对象主要还是奔走在科途中的士子。浙江求是书院学生选择标准有“文理通畅”一条，要求学生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学习课程以自然科学和英文为主，英文有翻译课，常翻译书籍报章，也要求学生学习汉文。《求是书院章程》有课程规定：“学生汉文宜加温习，时务尤当留心。每日晚间及休沐之日，不定功课，应自浏览经史古文，并中外各种报纸，各随性情所近，志趣所向，讲求一切有用之书，将心得之处，撰为日记，至少以一百余字为率。”考课要求：“以讲求实际为主，每月朔日课西学，是为月课，由教习分别等第；每月望日考汉文，或经义，或史论，或时务策，不定篇数，是为加课，由总办分别等第。每年冬间，由抚宪督同总办、监院、教习通校各艺，分别等第，是为会课。”^[17]P226中学课程主要是自学，鼓励学生阅读“中外各种报纸”，关注时事；中学考试仍没有离开传统的经史，不过关注的仍是时务。

据钱均夫（钱学森父亲）《求是书院之创设与其学风及学生活动情形》中所回忆的教学情景，中文课程仍是重要内容，曰：“当时之课程远无今日之完备。国、英、数为必修课，学生专心于国文者最多。”“国文不是由教授直讲，而由学生自行研阅，疑则发问，教师解答。”“学生必须日作札记，每晚呈缴，由教师批改。”^[18]P2163和传统书院的教学方法非常一致，学生自学为主，有日课的札记。所聘请的国文教师多是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博学之士，如光绪十五年（1889）聘请的中学主讲是著名的学者宋恕（字燕生、平子）。文中如是记载：

宋先生学问德望为海内冠，读书能过目不忘，并谓不独尽阅中国书籍，即大藏经典，亦皆过目。年事虽高，而思想甚新，著有《宋平子卑议》，学生有询以既有卑议，则必有高议，能假阅否。师谓有之，然斯时尚不许尔辈假阅也。并曾游说李鸿章、张之洞等，欲为国事有所画策，不为所采，退为主讲。某次，见一学生方阅《红楼梦》，问其阅至何处，答云已至某某回，随命其背诵《芙蓉诔》，生不能对，宋先生即自始而终背诵之，一字不乱，并告诫同学曰：“尔辈读书，遇有佳文，须熟记之，则他日行文，方有进境。”又一次，询一生时读《经世文编》，问其每日阅几本，答曰十余篇。师喟然曰：“如此则全书正续两编共有四十八册，若干年后，始能阅完，中国书籍即以全书所载者，浩如烟海，尔辈何时方能读毕。”有某生转问师日必须阅读若干，乃答曰日必三四本，且抽取若干精读之文而指讲之，一篇不乱。其记忆力之坚强也如此。故宋先生在校未到一年，学生受益甚多，而校风顿变。师所教学，纯为启蒙式教育，非斤斤于占毕者所可比拟也。^{[19]P2163-2164}

宋恕是具有非常浓厚个性色彩的博学学者，在求是书院教学中教导学生的仍是传统的读书门径，精读硬背，深入体悟，广涉博览。宋恕在书院教学中能够关注并指导学者阅读《红楼梦》等小说，难能可贵。传统书院中鄙视为“诲淫”之作的小说在求是书院中得到了重视和认可。所以说，晚清西学书院不但重视传统的文学教育，而且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

其他如陕甘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湖北武昌两湖书院、上海求志书院等都有意识、有目的地提出和实施了西学教育，但中学仍是根本，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西学书院类型。这些从事了西学教育的书院，当然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摆脱文学和科举教育的影响。如西安关中书院，建于明代，历史悠久，是标准的传统书院类型。陕甘泾阳味经书院创立于同治十二年（1873），学政许振祎筹集民间资本建成，是得到官方认可的书院类型，教学中特设时务斋。刘光蕡《陕甘味经书院志》“经始第一”中对课程有这样的设置：“其设课也，则合制艺、论策、经解、诗赋、法戒录，分课一一为之。”^[20]P2制艺和诗赋是重要的教学内容。《陕甘味经书院志》中有“诸生题名”，乃登第士子名录。其中“教法第五下”在学习内容中特别强调了“四书”，亦有研读八股文的学习要求：“一读时文（既作时文，不可不读时文，然一切坊闲卑靡之编，与闱中腐滥之作，则断不可读。）”^[21]P18接着文中较详细地介绍了八股文练习技巧。

湖北武昌两湖书院，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创建，茶商捐资，中西学并课，西学中重视算学和兵学，中学仍重视文学和科举。光绪十七年正月初一日（1891.2.9）张之洞《咨南北学院调两湖书院肄业生并单》中对课程有明确记载：“课士之法，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延请分教六人，专门训课。诸生愿执何业，各随才性所近，能兼者听。”^[22]P2168传统的经史文学仍是首选课程。《张文襄公年谱》卷3亦载：“院课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可兼习并另设算学、经济。”课程设置和选择还是明显偏重中学。虽然教学中没有针对性的科举教学内容，但突出的科举成就是津津乐道的话题，“十九年乡试，肄业生中式者二十三人”。^[23]P111张之洞对于有意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可谓照顾有加，《咨南北学院调两湖书院肄业生并单》中有曰：“其愿习时文者，北省诸生俱准送入江汉书院应课，无须另行甄别。”“本年适值乡试，南省入院肄业诸生，本部堂自当于场前先期派拨轮船送归。”^{[24]P2168-2169}张之洞光绪二十三年（1897）《新定两湖书院学规课程》其中一条规则：“除乡试外，不准给假，如有必须应科岁两考者，勿庸来院。”^[25]P261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受到优待，书院中的学生大都是奔走在科途上的举子。

由上可知，晚清西学书院仍非常重视文学教育，也没有完全摆脱科举教育的影响，还吸取利用了传统书院考课的教学模式和方法。

三、晚清西学书院是清末科举变革的

前奏和先驱

在晚清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倡导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丁日昌等不断提出了科举中加试西学的建议，在科举文武科中加设艺科实科的奏折不断呈送给高层统治者，但科举变革的道路不会是一番坦途。光绪十年（1884）郑观应《盛世危言》卷1《考试》中提出，在科举文武科之外，为专攻西学的士子，特设艺科，但他也认为，“恐未必能与正科并重”。^[26]P130光绪十六年（1890）汤震《汤氏危言》卷1《考试》中，建议科举考试“并经义子史古学为一场，时务为一场，洋务为一场，场以三艺为率，随试官之意为先后场，不预为之限”。^[27]P13在科举考试中加设西学制科的设想不断被提出，如“潘衍桐请开艺科，交阁部会议”，但客观情况却是“试官无其人也，举子不及额也，统维全局窒碍良多。礼部调停其间，改艺科为算科，以二十名中一名为额，行之数载，每岁大比，数皆不及廿人，文具空存，竟同旒赘。”^[28]P240

经过了甲午战争的惨败，西方列强的咄咄相逼，庚子事变后清代科举制度终于迎来了质变的改革，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宣布在各级科举考试中废除八股文和试帖诗。改革后的科举考试内容和程式为：

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评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考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29]P1683

考试内容首重中国政治史事和各国政治艺学，考试文体主要是论、策、疏等应用文体。而这样的考试内容和文体是晚清西学书院教育的主体。可以说，晚清西学书院是走在时代改革前列的书院类型，它们的办学方向代表了科举考试改革的时代发展潮流。

其实，早在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榜眼冯桂芬（1809-1874）就建议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他设计的考试内容是：“宜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学、算学附焉。经学宜先汉而后宋，无他，宋空而汉实，宋易而汉难也。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下者皆是。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30]P38这套科举内容设计非常有见地有水平，内容全面，但轻重缓急分得很清楚，契合中国传统文化本原和现实需要。经学是儒家思想的载体，不该废除，汉宋学相比，就该先汉后宋，汉学讲求实事求是，踏实求真，用这样的态度治国、治家、治学、治身，当然是值得信赖的。里面有西学内容，及策论和史学，可以说冯桂芬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冯桂芬乃改良主义先驱，1863年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培养西学人才，最早表达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后来上海格致书院、中西书院的创建，当然受到了冯桂芬上海广方言馆的前驱导向影响，广方言馆的西学教习有格致书院创办者傅兰雅，中西书院创办者林乐知。可惜，清王朝的教育改革和科举改革都如此得滞后。中国从来就不缺乏具有前瞻性的精英人士，不缺乏匡扶社稷、兴国安邦的志士能人，只是高层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和制度文化层面的诸多弊端，重重叠叠，碍手碍脚，使他们难以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才能。而晚清西学书院的创办，虽然数量不多，但总算让冯桂芬科举改革理想在书院中开花结果，有所收获。

科举改革后乡会试等各级考试中出现了很多的时务策论题，有的还涉及西学，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题，各省有关国计民生的时务题，如湖北省有题曰：“富强基于兴学，应比较中西学派性情风尚之异同，参互损益，以定教育之宗旨论。”“强国之道，财政为先。试取泰西理财之法，参以中国情势，通盘筹画，分别其缓急利病之宜以濬利源而裨国计论。”湖南省试题有曰：“理财论。”陕西省试题有曰：“劝农桑慎选举论。”^[31]P992-995

而这样的时务策论题，是格致书院等西学书院教学中一直实践的常规教学内容。由《格致书院课艺》来看，书院学生对西学非常熟悉，有学者有相关评价：“从刊出的答卷可以看出，那时的不少学生，对西书相当熟悉，其西学素养，决不在人们所熟知的后来成名的康有为等人之下。”^[32]P367而废除八股文后的科举考试加入了西学内容，因不明西学内容而闹出了很多笑话，可以看出当时教育文化中西学知识的严重缺失。科举考试和后来的学堂考试不止一个考官出过《项羽拿破仑论》一题，当然有很多学生不知“拿破仑”为何，所以出现了很多跑题的答卷。有一考生作了篇如下文章，虽然跑了题，倒是很精彩：

夫项羽乃拔山盖地之雄，岂有一破轮而不能拿乎？非不能也，势不必也！

彼破轮为何物？其大几许？其高若干？纵或挡道，乌骓且扬蹄，项王即可安然而过焉，何需下马将其移开，而后再前，岂非多此一举！退万步而言，欲将其去之以利行军，然则彼一破仑，百数斤而已，令一二士卒足以胜任矣；而何劳项羽主帅之尊，躬自动手？于情于理无乃不可乎？基于上述，余固以为：项羽不必拿破轮也！

为文至此，本当收笔，然意犹未尽，砚有余墨，卷有余纸，如鲠在喉，一吐为快。故不揣冒昧，斗胆向命题先生进献数言：以“项羽拿破仑论”为题，其造诣立意，新则新矣！然于遣词炼字，似略欠工，何哉？盖用“拿破轮”三字者也，“拿”系白话；“破”文言当曰：“敝”；至若“仑”与“轮”互无通假——余揣度再三，方悟先生之意，乃敌军为项军所破，其轮与车体分离，安然不止余“仑”也——费解，费解！

统观此题，文白夹杂，先生虽为用心良苦，然实属似通非通，愚生不敏，未敢敬颂高明也! 打油诗一首，幸先生垂听：欣然应试入场来，考题离奇复怪哉。但愿细流能容海，勿抛不才孙山外!^[33]

由这篇不能审题的答卷，可以对比看出西学书院在晚清教育史中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晚清科举改革造成了考试文体和内容新旧衔接的断层，这时候西学书院的课艺成为了科举考试的模仿对象，新的场屋秘诀，新科利器。晚清李伯元《文明小史》第24回有用时务题考核捐纳官员的故事描写，不但被考核官员不会答题目，就连考官也不会出题目，所出题目从《格致书院课艺》中直接抄来，装神弄鬼改了几个字形而已，有题目“问的是矿务，偏偏那个‘矿’字照着周礼古写”，七十一本考卷，有三十多本是白卷，其余的都是文理不通，不知所云的。而通关节作弊考第一名的金颎，从出题老师处不但得到了题目，而且连答案一并得到了，就是格致书院课艺中的现成的五、六篇文章。这些非常糟糕的考卷，考官的批语非常有意思，给作弊名列第一的金颎的批语是“应有尽有，应无尽无”八个字。还有批语是：

又看底下有的批：“两个黄鹏鸣翠柳，文境似之。”姬公看了，却不懂得，说：“这本据兄弟看来，颇有些不通的去处，为什么倒批他好呢？”王总教道：“晚生这个批语，原是说他不通。那两个黄鹏大柳树阴中对谈，咱们正听不出他说的是些什么。”^[34]P143

晚清《格致书院课艺》成了科场新的秘本，可见当时的西学书院办学效果突出明显。可惜，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极端地废除了科举制度。光绪二十七年（1901）伴随着科举八股文被废除的，还有正在超高速发展中的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正式废除，这一切都注定清王朝离灭亡的终点已经不远。

在晚清文学与科举批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西学书院，终究不能完全摆脱文学与科举的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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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转引自 今古传奇.1994(2).另外舒芜.项羽拿破仑论.吴小如.《项羽拿破仑论》及其他.（文汇读书周报[N]1994年4月30日）亦有相关记述.

[34]李伯元.文明小史[M].第24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本文原载《教育与考试》2022年第一期。）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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