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置信！参加高考却不让所有考生知道分数？（77、78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纪念之9）

难以置信！

参加高考却不让所有考生知道分数？

（77、78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纪念之9）

刘海峰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

参加高考后分数要让考生本人知晓，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难道还有参加高考却不让所有考生知道分数的事？这不是耸人听闻吗？！

不，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现在多数人都不知道，大概也难以置信，“文革”前的高考，甚至包括恢复高考的1977年，高考分数从制度上是规定不让考生本人知晓的。现在仍然在世的“文革”前大学生，至今多数人都还不知道自己当年高考到底考了多少分！前不久还有一位1977年参加过高考但没有上大学的读者，向我咨询到哪里才能查到自己当年的高考分数，因为这是他45年来没有解开却一直很想解开的迷。

不可思议么？历史事实确实是如此。

一、“文革”前高考分数属于保密信息

“文革”前规定高考成绩不仅不告诉考生本人，也不告诉考生所在中学，属于保密信息。

从1952年建立高考制度开始，大部分情况下，这一规定都得到遵守，但是久而久之总是有些疏漏。例如，1957年8月，华东地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曾发函给华东各高等学校指出：过去有些高等学校对新生入学考试成绩的保密不够注意，认为新生入学后就是自己学校的学生，让他们知道入学考试成绩没有什么关系，特别是对党、团员或学生干部，常常把学科考试成绩告诉他本人，告诉他们录取的最低分数，因此在已入学的新生或不录取的考生中产生不良的影响及后果。该函明确指出，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的学科考试成绩，对任何新生本人都应保守绝对机密，现在不能告诉他们，今后也不能告诉他们，如有发现泄密情况应及时予以纠正。

因此，1952-1965年实行高考期间，绝大多数考生并不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没有被录取的考生更不可能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如果不信，你不妨去问一下自己认识的1965年以前考上大学或参加过高考的人，有谁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我敢断定，十有八九是问不出来的。只有个别杰出校友在改革开放后回母校，学校或院系帮其从学校相关档案中查找，才知道自己当年参加高考的分数。

受政治制约特别明显是“文革”前高校招生考试的特点，不公布高考分数与政审相关。1953年以后，政府开始注重对考生的政治审查。1957-1961年间，政审更趋严格。政审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还牵涉多个政府部门，如1956年《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的通知》，便是由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公安部、内务部、国务院人事局五个部级机构共同盖章发文。1960年提出“以政治为主的录取原则”后，更加强调政审，要考察考生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即使一个考生学习很优秀，但是因为家庭政治历史有问题，或者有的仅仅因为家庭出身成份问题，也可能无法被录取。在这种情况下，便不能让考生知道高考分数。

“文革”前学生政审材料内容示例

“文革”前，考生政治审查标准所得结论基本分为四类：可录取绝密专业、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一般专业、不宜录取，高校不同专业录取新生有不同的政审标准。不过，1962年在严格的政审政策下，还首次出现根据高考分数从高到低分段录取的办法。当年的高考录取标准是：“对新生的政治、学业、健康条件进行审查，择优录取。录取新生的办法，应该按照考生考试成绩的高低和考生报考志愿的顺序，从高分到低分，分段进行录取”。[1]1962-1965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办法，按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分段录取，1965年还制定出按高考分数分段录取的细致办法。

然而，在高考分数保密的情况下，并没有完全按分数高低顺序录取。“文革”前高考成绩都实行百分制。1965年，四川省通过高考录取的新生中，“80分以上1500多人，只录取了1000人；70-79分的6700多人，只录取了4400多人。80分以上落榜的500多人，70-79分落榜的2000多人，原因就是政治条件不好。所以说并不是‘分数决定一切’。”从政治条件看，政治、学业、身体都合格的考生当中符合录取到绝密专业的考生录取率占96%（落榜的4%是因为身体不好；符合录取到机密专业条件的考生录取率占87%（落榜的13%因身体不好等原因）；符合录取到一般专业条件的考生录取率占38%。从这里可以看出是在保证政治质量前提下的择优录取。1966年4月，在高等教育部组织召开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四川省高教局一位副局长针对“高考是分数挂帅”这一指责，便以1965年四川录取新生的结果为例作了反驳：“如果说录取新生是分数挂帅的话，那么就无法解释80分以上的考生有40%落榜的问题”。[2] “文革”前因为政审不过关而高分落榜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不公布高考分数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

二、邓小平决策公布高考分数

在邓小平的谋划推动下，1977年高考得以恢复，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重大历史事件。不过，1977年高考仍然延续“文革”前的做法，按规定不公布高考成绩，也不告知考生。1978年以后，高考试题虽然仍属于国家绝密级文件，但高考分数却从保密走向阳光，这也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作出的重要改变。

1978年3月8日，邓小平说：“为什么不可以公布高考成绩？我赞成对招生问题进行公开解释，不管什么人都不照顾。今后招考时，民主方式是主要的，这是堵后门的最好办法。”[3]

当时教育部长是刘西尧，他对邓小平的指示执行情况前后出现过巨大的变化。在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教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后，遵照邓小平的指示，8月13在北京重新召开了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由于还受“两个凡是”的束缚，一些人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等持反对态度，教育部长刘西尧也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以至于会议开了一个多月还久拖不决，没有结果。邓小平知道后很生气，于9月19日找刘西尧等谈话，明确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关于恢复高考，邓小平批评道：“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4]邓小平说的“不赞成的，就改行”，言下之意就是不要继续当教育部长了，这对刘西尧是巨大的震动。两天以后，9月21日，在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完全改变原来消极态度的刘西尧详细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形势急转直下，招生工作会议制定出恢复高考的具体办法后，在9月25日顺利结束。

吸取了之前的教训，1978年3月8日刘西尧部长听到邓小平的指示后，这次是雷厉风行。第二天，也就是3月9日晚，刘西尧便在临时通知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上，一开头就声明：“今天遵照邓副主席指示，召开这个电话会议。”之后主要谈紧急扩招77级大学生的问题，并说：“以后考试也要充分发扬民主，下一届考生要公开公布成绩，这是杜绝‘走后门’的最好办法。”

然而，公布高考分数并非一帆风顺。在1978年4月下旬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对此便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责范围，若怀疑我们有舞弊行为，可以查办！为什么教育部门自己不相信自己呢？若公布分数，小孩子成绩不好，压力大，可能会自杀。”[5]

不过，因为要公布高考分数是邓小平下的指示，个别不同意见没能阻挡时代前进的车轮。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规定：“为了发扬民主，杜绝‘走后门’、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公布的方法，由县（区）招生委员会通知考试所在单位分别转告本人。”

1978年高考成绩通知书示例

这是与过去招生考试文件很不同的一点。从此，每位参加高考的考生都有权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大大减少了录取环节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和观念逐渐广泛流传，并深入人心。

从78级以后的大学生都知道了自己的高考分数。77级大学生入学后，多数人也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自己的高考分数。既然国家规定高考分数不再属于保密范围，因此不论是招生管理部门，还是高校系科，也不再严守77级大学生的高考分数秘密。

1977年高考后索取考生政审材料的通知

恢复高考以后，经过邓小平的亲自修改，1977年的政审标准和报考条件比“文革”前宽松不少，但还是拦住了一些高分考生。1978年以后，不仅公布高考分数，而且政审逐渐宽松，加上90年代中期以后，大学生已经没有“准干部”的身份，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整个招生考试政策日益人性化，高校招生考试的政治色彩逐渐降低，回归到了教育本身。说到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升，以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必然会促使高校招生考试从政治回归教育。

但是，在“文革”刚结束不久，“两个凡是”还没有完全破除的情况下，要冲破原有的思想束缚，并不是容易的事。邓小平不仅推动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就从决定公布高考分数这一具体办法上，也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民主意识和平民情怀，他体恤普通考生、厌恶“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力主为国选才，才会作此重要决策。40多年后的今天，经历多少事情，大家更加明白，邓小平不愧是一个让人民真心敬佩和怀念的伟人。

（本文主要内容摘自刘海峰：《跌宕起伏：中国高校招生考试70年》，《高等教育研究》2019年11期。照片来源于网上，如有问题请联系删减。）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一九六二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M]//杨学为.高考文献（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30.

[2] 杨学为：《高考文献》（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03-605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275-276页。

[4] 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5]《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杨学为：《高考文献》（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91页。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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