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川：走读同窗，我1977年的悸动（纪念毕业40年之21)

本号编者按：在纪念77、78级大学生毕业40年的活动中，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是全国77级最活跃、撰写发表最多文章的一个班级。该班人才济济，在学期间便身手不凡，毕业40年来在山西和全国施展才华，成就事业。阅读本号转载的文物专家、教育史博士宋大川教授此文，即可一斑全豹。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宋大川  1982年初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曾先后在山西省社科院、国家教委、首都博物馆等单位工作，二级教授，博导，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著有《唐代教育体制研究》等7部专著。主编《北京考古史》等学术著作50余部，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获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主持领导多项国家重大项目的考古工作。

原题

也无风雨也无晴

作者：宋大川

一直不愿意写回忆的文字，尤其是印刻比较深的年代。世满同学不时发一篇同窗们的回忆文章给我，我知道，这是催促，虽无声，亦有情。在花甲之年犹能为当年的班级积极做事，策划庆典，组织聚首，这是无私的奉献，我很敬佩。

拜读了同窗们的大作，很多忘却的记忆浮了上来，很多都是模糊的，如同烟云，不甚清晰，当然，也不必清晰。懵懂的青葱岁月，就是在不清晰的懵懂中度过的，能聚精想起的，要么是惭愧；要么是扼腕。美好的回忆，总是从同窗们的意识流中潺潺汨汨地滴落，滋润了我干枯了的识海。绵绵的过往，稚气的恩恩怨怨，还有那些不情愿的学习、抄作业的机灵，不由得涌了上来，没有心潮，没有吧咂嘴的品味，能想起来的，总是一脸的懵懂。

促使我下决心，去忆忆那段特定的时日，写几行字做个记录，是在群里看了世满同学发的5月8日校庆时的照片。照片中，山西大学堂仿古建筑的仪门左侧，有一尊清代官员的塑像，我心中一动，便上网搜索了一下，发现仪门的右侧还有一尊塑像，居然是李提摩太！岑春煊是奉旨督建山西大学的巡抚，李提摩太是奉旨亲建山西大学的英国传教士，他们所做的事情有利于三晋子民，也是封建时代所有地方官员为政一方必须去做、首先去做的事情——教化。当时官员的必选动作，带给之后的我们的前辈、我们和我们的后辈无尽的雨露甘霖，哺育了三晋的学子及家人。于是，便有了大批的学子从山西大学走了出来，成为了今天的你、我、他。

在山西大学百廿庆典的高光时刻，有一束光也打在了这两尊塑像上，这便使我感觉到我的大学温暖了起来，也使我的心在离开40年之后不禁面对学校多了一些潮涌。我觉得，山西大学的现任领导有历史感，换句话说，就是眼睛直视、有担当。我不知道塑这两座像的决定在决策时有没有压力，只是感到担当是勇气，直视是真实，创造是动力。作为在这所大学学习历史四年的我，希望看到的是信史，而不是阉割。记忆是用来回忆的，有了这些杂七杂八的感觉，我便把它记录下来，记录我和同窗们的友情残片，记录老师们巍峨的模糊身影，也给世满交上作业。

一、报考

我没有上山下乡，高中毕业一年后参加了工作，在山西省测绘局搞野外测量，那年我18岁。那个年代，没有上山下乡而能参加工作，真正的是幸运。我的工资每月18元，田野补助每天6毛，当年，也许算不菲的收入吧。

山西化肥厂要建在山西的潞城县，测量任务由山西省测绘局承担，我便作为测量队员住进了厂址选定的村落里。有一天，我骑车去县城，在新华书店里看到一套《世界史》，上中下三册，是三个外国人写的。他们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穆恩、海斯、韦兰。这套书的价格好贵，5元钱，几乎是我半个月的工资。当时，思想斗争好生激烈，反复斟酌，反复犹豫，出去又回来，回来又出去。最终，还是决定买下来。这套书我前后读过多次，陪伴着我早出晚归的日子。

未曾想到，这套书却把我与历史学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我曾经的学业、我从事过的职业和过往的事业，都似乎由这套书赋能了一生。几十年来，迁徙几地、搬家多次，这套书一直放在书架上，每当看到这套书，总能想起那个年代，还有没有开智的懵逼自己。

1977年的夏天很炙热，恢复高考的消息像热带风暴一样席卷了全国。以往，每每有关系、有背景的同事推荐上了大学，在他们的欢宴上我总是很漠然，因为与我无关，也羡慕不来。11月初，终于要考试了，居然可以随便报名！于是，我便和你们一样，参加了考试。我的考场在太原十八中，是我读高中的学校，我的监考老师竟然是我高中时的班主任。我当时的确想过，这会不会就是那传说里冥冥之中的天意呢？

万幸，我顺利通过了初选，顺利通过了政审。就在我日夜期盼的翘首中，噩耗传来，我落选了。真的是好难过呀，哭又哭不出来，也无法宣泄，只能默默地回到测量工地，重复每天三四十里的跋涉。年轻时的长途行走，留给了我膝盖的损伤，一直到延续到现在。那时，面对落选竟也是一脸无助的懵逼。

我很感谢邓小平，他是我心目中的伟人，是划时代的历史巨人。我认为，他改变了扭曲的历史，带给我们一个正常的社会。就在我回归到懵逼状态的时刻，从落榜生中招收走读生的消息再次传来，如同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希望的火被再次点燃。

我的高考成绩很差，在以后的几次学业中也均不是优等生。家父托一位山西广播电台太原记者站的樊站长（名字忘了，张铁纲家的邻居）去招生办打听我的分数，政治85，语文87，史地94（97？忘了），数学竟然6分，但总分和均分是过线的。

写这篇回忆文字的时刻，我衷心地感谢鲁兮伯伯，他是我父亲的领导，时任山西广播事业局局长，鲁伯伯几年前仙逝，98岁；是鲁伯伯帮助查到了我没有被录取的原因，是血压高。现在想想，好无语，那么重大的时刻，不紧张、血压不升高的同学才是有定力的。

1978年的春天，几经磨难后，终于，我进入了山西大学，来到了历史系，这时同窗们已经入校学习一个多月了。1977，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壮举给同窗们打开了一扇门；同时，也给我打开了一扇窗。

二、同窗

我是走读生，与我一起成为走读生的同窗有十几位。学校不给走读生安排住宿，竟连就餐也不管，我们只好想办法，到处觅食。去得最多的是校门外（有主席像的那个门）对面的小餐馆，8分钱一碗面条，排队却很长很长，原因是主楼几个文科系的走读生都去那里吃饭。紧张地用餐之后，便是在教室趴在课桌上打盹，等候下午上课。后来走读生吃饭问题越来越严重，学校就让走读生去教工食堂吃饭。吃饭要有规矩，教工先买饭，等教工买完后我们才可以排队买饭。好在那时年轻，不知道疲惫，也就苟且了两个学期。

做走读生是很悲催的，没人管没人理，自己也觉得低人一等，很是自卑。记得那时秀珍、志敏等同学经常奔走相告，找领导找老师，为走读生争取生活空间。终于，在同窗们的不懈努力下，我们走读生有了宿舍，好像是两间，开始只让中午休息，晚上不可以住。后来不知怎的晚上也可以住了，想来也是同窗们的再次努力收到了成效。窝太重要了，哪怕是很小的窝，也能容得下怨言，容得下蝼蚁一样的自卑。

我住的这间宿舍，有六位同学，张敏、张燕铭和裴小敏住下铺，刘幼生、王守恩和我住上铺。守恩学习用功，成绩总在前排，且走路很自信，很像领导，我们戏称为部长，好在守恩也不恼，一笑了之。

裴小敏是我的下铺，转业军人，喜欢辩论和手谈，虽然棋艺连我都不敢恭维，却也敢屡败屡战，斗志倒是不减。毕业后，我们一起分配到太原市委宣传部，小敏给部长当秘书，后来当办公室主任，再后来去了太原日报社任副社长。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我积极要求入党，需要证明我曾经是积极分子，小敏专门给我写了证明，我下铺的兄弟！

刘幼生博闻强识，知识面很广，古文功底仅次于张敏。刘幼生分配到太原市政协，闲暇时间较多，经常与我一起去淘旧书。我家里的一套《文苑英华》就是软磨硬泡，从他那里买来的。1991年，刘幼生出差来到北京，请我在前门的肯德基吃饭，第一次吃汉堡，第一次进到现代化的餐厅，手足无措，记忆一直保留到如今，一样的滋味，不一样的友情。

张燕铭生性恬淡，很随和，中学时代小提琴拉得很不错。我不懂音乐，但感觉四年的大学时代，燕铭的小提琴技艺除了倒退，似乎没有什么进展，也许是常常和裴小敏手谈，精力不济吧。

大学生的一项福利是可以买学生月票，有一次张燕铭、刘幼生和我在五一路公交总站买月票，售票员态度不好，燕铭用手指敲玻璃，批评售票员，结果玻璃碎了，公交公司的警察来了，我们三个被扣住了。还是刘幼生聪明，说张敏是我们的班主任并留下联系方式，记得不太清楚了，好像张敏来了，冒充了一下老师，反正大家出来了，想想，这算不算是一起扛过枪的兄弟呢?

张敏，我们的老大，做人做事都是我的榜样和表率。大学时代是我刚刚开智的懵懂时代，张敏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功底都是我的教科书。尤其是心思远虑，颇有诸葛之风。张敏在党校附近的大院跟朋友借了一间房子，经常在学校买些馒头，回家煮挂面。我们几个不懂礼貌，不开眉眼，经常去张敏家蹭饭。张敏带工资上学，当时的富豪，经常请我们抽烟，把我们好几个同学都培养成了烟民。

不记得是哪年的冬天，我们宿舍的玻璃碎了，找了很多部门和人物都不给安装，张敏找来一个硬纸板，我在上面画了个男娃，嘴里说着hello，钉在了窗户上。结果，学校领导来了，气急败坏，严厉批评，但玻璃终于是给安装上了。那时，第一次觉得智慧也是力量，无声胜过有声。

那年电影佐罗上演，燕铭去给大家买票，所有场次都满了，只剩晚上12点的票，第二天要考试，刘书礼老师的中国现代史，结果张敏说：“为啥不去呢！”于是，我们就浩浩荡荡地去看了电影；于是，我们就半夜爬过学校大门的栏杆；于是，我们红着眼睛哈欠连天地参加了考试；于是，这也是我青葱的懵懂岁月。

同窗中，张铁纲是我的发小，也结下了一生的友谊。比起我的发小张铁纲，文革中的我是很幸运的。20世纪70年代初，山西省级机关干部下放，看到铁纲坐上大卡车，满满的一车家具和并不兴奋的脸色，就那样走了。干部下放波及到我们那个大院的绝大多数家庭，铁纲家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铁纲的父亲是红军时代的干部，没等下放回来就离世了。铁纲的父亲很有文化，家教甚严，姊妹几人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也都读书习文，成就了很好的事业。

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经人介绍谈朋友是社会风气的主流。我和我老伴认识，铁纲是我们的介绍人。后来，我老伴把她同寝室的同班同学介绍给铁纲，互相介绍对象，说来也是一段佳话。铁纲的女儿非常出色，步父母的道路，去日本留学读硕士和博士，留在了日本工作。犬子比铁纲家的女儿大几个月，当时曾指腹为婚，续三代人的情谊。可惜儿女们自有主意，未成佳话。

小组同学合影，前排穿大衣站立者为宋大川

在大学四年，经常一起玩的同学还有志敏，勤奋笃学，毅力坚韧，在太原理工大学教马列主义，是班里最早出版自己著作的。

薛原老兄风流倜傥，万事不羁，聪资敏慧，转行做了律师，是全国最早的那批律师。副班长赵晶，沉稳敦厚，在他担任省教委招生办领导时，我为亲戚孩子的事情找过他。他的帮助，使得几乎没有学上的年轻人奋发图强，成为了一家大企业的优秀工程师，这是醇厚的同学情谊，发轫于山西大学历史系的羁绊。

李福民当年从长治来，瘦瘦的，很帅气。宦海沉浮中，他的官越当越大，架子却没有扎起，依然朴实如新进省城的少年。他多次打电话联系我，没有任何事情，只是一句问候，暖暖的，在心田。

杨嘉克，同为走读生，学习超棒，志存高远，男生中的学霸。硕士毕业后去了中联部，给领导当秘书，在大好的锦绣前程面前，却突然下海，这份割舍和决断，需要大毅力。1993年我面临博士毕业，想留在北京，嘉克热情地帮我奔走联系，他的老领导郭局长帮我联系了中宣部，联系了中央民族大学，满满的同学情谊，我记在了心底。后来嘉克搞了北京最大的奇石企业，整理的工厂和仓库设在大兴，我和老班长丁东、铁纲、桑宁都去参观过，记得他还赠送我们每人一块陨石，沉甸甸的，现在依然摆在我的书架上。

老班长丁东是我思想的偶像，我与他的夫人邢小群也很熟悉。我和老伴都关注了他们的公众号，我老伴尤其喜欢读他们记载历史过往的文字，平实无华，却字字见血，行行有泪。丁东笔下的人物没有什么经天纬地的壮举，只是做了自己思想所支配的事情，留下了令人唏嘘的遗憾和扼腕，他的文字是灰色的，不甚分明，我却喜欢，这也许就是古人的哲学吧，阳的白色与黑的阴色混合，就是灰色。阳色刺目，阴色消沉，灰色便于生存，我想，老班长懂得。

还有个子高高的郭汾阳，浩然洒脱，虽联系甚少，但特立独行的风骨脱逸出群，看他前几日所发几年前的旧记，感觉依然是那个郭大郎！

不能不说说徐方，热情似火的大姐，多才又多艺，博闻强识，海纳百川，好像没有她不会的。与徐方的交往是持续的，一直到现在。去年，徐方、大黄、秀珍、力民去川西北旅行，专程绕道来我寓居的梓潼县看望我，好感动，好温暖，一下子就想起了《简爱》里的那句名言（至少我认为是）：“那天夜里，我又回到了曼德利”，于是，幸福感就爆棚，眼眶便有些潮湿。小敏、国增、铁纲，说好的来看我呢？好好复习《论语》吧！徐方大姐以前去北京看望她女儿时，时常住我家里，我老伴喜欢听徐方说话，滔滔不绝，绵绵不休，整个是百晓生，什么都懂，也不知道什么能停止她的讲话。从大学时代起，我就静静地听徐方说话，习惯了，现在依然在听，喜欢听。

朱红勤，我仰望的女神，个子怎么就那么高，因此就打了排球，由于中国女排夺冠而更加在学校走红。在学校时，与红勤几乎没有交往；毕业后曾经去找她组稿，想请她的导师梁柱先生给《晋阳学刊》写篇文章。梁先生时任北大副校长，著名的马克思理论家，依我去北大冒碰，肯定是见不到梁先生的，有了他的学生朱红勤作内应，我很顺利地完成了组稿任务。

从那次后我与红勤同学的交往便多了起来，与她的先生陈小平也很熟悉，陈小平也是山西大学毕业，是陈盛甫先生的孙子。陈老先生1951年创办了山西大学体育系，长期担任山西省武术协会的会长。小平在德国科隆留学，读的是运动训练学博士学位，在清华大学和国家体育研究所任教。我喜欢看足球赛，欧洲杯、世界杯都看，理论是不懂的。看到国足屡战屡败，虽败犹荣，曾戏问过红勤和小平，是不是陈小平的运动理论我们的国足没有学习呀，起码能跑得快不是！可怜的国足经常践踏国人的感情，作为国家体育总局的首席科学家，虽然专业与足球无关，是不是也得要出来背个锅啥的？

前几天红勤电话，问我写回忆文章否，她退休后忙于礼仪教学，自是没有时间，我当时还坚持不写，现在不也在绞尽脑汁地奋笔疾书嘛。决心和发誓赌咒要不得，不堪一击，也不必去击。

要记录的同学身影很多很多，可惜墨短纸长，只留心绪罢了。秦国增，我的入团介绍人，他和铁纲在大三的时候才介绍我入团，很悲催，太耽误事了。桑宁，热心热性的帅哥，曾经经常去他工作的单位打扰，叨唠顿饭。张云，吉县的宪篆，我去壶口瀑布时，居然不请我吃饭，怀恨至今。孟祖夷，我同桌的你，经常抄你的作业，你总是笑笑。于若杰，每到关键时候就打电话麻烦我，然后我就习惯了一次次地被他忘记，当了那么大官从来也没有请我吃饭，好生凉薄哦。跃钢、建平、民民、保平，我一直记得你们，不仅仅只是名字。

在回忆的此刻，我需要向同学们道个歉，当时自己不思进取，属于帮闲混混，喜欢给女同学起外号，虽然真的没有恶意，只是少年的胡搞，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雎鸠在乱叫。现都已白头，聚首已难，若有嫌隙，一笑了之吧。还有，还有，还有这些和那些，毕竟是韶华岁月中的四年，努力地忆起，遗憾地忘记，老脸上又是无奈地懵懂。

三、师长

老师是我们学海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诸多的老师教过我们，名字大多忘记，不是不尊师重道，是年龄使然。包括我的学生，我也不要求他们以后还记得我，传承我的学术精神则已。我衷心地感谢历史系的张效禹老师，是张老师告诉我什么是历史，如何学习历史。张老师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他治魏晋史，后来荣调到国家测绘总局边疆史地中心。

都说郝树侯先生治地方史，但我认为郝先生却是博闻达人，学贯释道，曾经听过他讲授佛菩萨的七种坐相，听过他讲授最早最大的道教石窟，听过他讲授最大的国家祠堂——晋祠。2000年我受聘于中国佛学院，任研究生导师，在家人成为出家人的导师，在中国佛学院是第一次，那年是中国佛学院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我的学生是僧人，我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就是佛菩萨的坐相，底蕴来自大学时郝先生的传授。

江地先生是我高山仰止的老师，给我们上过近代史的课，一杯水，一张纸片，几行字，一下午的课就那样完成了。后来才知道，陈寅恪、季羡林这些巍然的国学巨擘都是如此上课。后来，铁纲考上了江先生的研究生，近距离接触，更是受益匪浅。江先生的女儿江玲曾与我是邻居，我当时住老伴在农业厅的宿舍，对江先生了解的也多了些。

任茂棠先生声如洪钟，大气磅礴，讲课时颇有吸引力，就连我这样经常打瞌睡的人也被感染得激动澎湃。可见，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优秀的老师。我考研究生参加复试前，张敏带我去了任老师家，任老师挥笔给河北师院历史系主任苑书义先生写了封信，极力举荐我，师恩如山，未曾忘怀。

崔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要籍及选读这门课，也就是今天的历史文献学加古文精读。崔老师非常细腻，待人谦和，即使是批评同学也低声细气，让同学们感到有尊严。前几年老班长丁东带领我们几位在京的同学去看望崔老师，看到崔老师精神矍铄，很是欣慰。岁月催人，吾侪少年早已是华发白头，崔老师依然不老，依然是当年的风采英姿。

大学同学看望崔老师，左二为作者

刘书礼老师教授中国现代史，我这门课的考试成绩出奇的高，超过我其它功课许多许多。不知怎地，刘老师表扬了我，大学时代唯一一次受表扬。就是这次表扬，在刘老师也许是不经意，而在我却是滔天巨浪，促使我认真学习、积极进取、努力上进。又可见，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优秀的老师。1994年我博士毕业时，刘老师给他在中宣部理论局工作的同学写了封信，托铁纲交给我，虽然没能成功入职，但这份沉甸甸的师恩，我牢记在心。

李裕民老师是我非常敬重的师长，他是北大的研究生，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的弟子，著名宋史学家漆侠先生的师弟，学问好大，无论考古、历史，尽皆涉猎，烂熟于胸。更能旁征博引，疏义释微，我佩服的紧。1984年我准备报考李老师的研究生，事先也请张敏带我去拜见了李老师。那个时代，老师是要选弟子的，蒙头考试的中签率很低很低。如同现在招收博士生，没有其他老师的推荐，自己又不了解考生，基本上是没什么希望的。

李老师学问很大，但家里却是脏乱差。临报名前听到谣言，说李老师要招自己的弟弟李裕群做研究生。李裕群是考古班78级的同学，硕士和博士都跟随考古学的泰山北斗宿白先生学习，现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这个谣言改变了我的学术方向，当时，我不敢去找李老师证实，只好报名考别的学校，李老师知道后，叫我去他家里，狠狠地批评我，说我没有脑子，怎么就不想想，可能招自己的弟弟吗！我的脑子真也是锈透了，怎么这么低智商呀！

痛定思痛，于是便悬梁刺股、发愤图强，一举考上了河北师范学院胡如雷先生的研究生。那个时代，考研究生是找名师大家，不像现在是挑选学校。胡先生是唐史学会的会长，著名的历史学家，与山西大有渊源。胡老师是山西督军阎锡山的外甥，1949年阎锡山去台湾前，曾要带胡老师一起走，胡老师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征得母命后，留在了大陆。虽然每次运动都身陷漩涡，创伤难愈，但赤子之心，矢志未改。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造福了几代人，也改变了胡老师的命运，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与日俱增，担任了两届全国政协常委。

当年，虽然我未能列入李老师的门墙，但和李老师的师生情谊却一直保留下来，即使李老师后来去陕西师大任教，我们亦多有联系。我任北京考古所长时，也曾请李老师到燕国发祥地的董家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进行指导。

同学合影，右一为宋大川 

四、羁绊

1977年，邓小平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中国，改变了大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1998年初，为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国家教委安排我的领导张力带着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以国家教委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全文长达3万多字，对邓小平同志在不同革命历史时期对教育的支持和发展做了总结。其中，浓墨重彩之笔，则是1977年力排众议，恢复高考……

在我们的大学建立120周年之际，回首我们1977年以来走过的路，我还想再次感谢这位老人，世纪老人，他是划时代的开创者，是历史的丰碑。

不曾想到，我与1977年的羁绊竟然延续到了今天。退休后，我下岗再就业，来到四川教书。我所指导的本科毕业生中，有位同学的毕业设计为《1977——我的高考》特别展。在他的开题答辩会上，《1977——我的高考》特别展跃然在大屏幕上，震撼在我心底，几次让我潸然泪下，语不成句。这个展览设计铺开了长长的历史画卷，把我们的人生都写在了当中。除了感动，依然还是感动。这篇展览设计水平很高，虽是本科生的毕业设计，却也达到了硕士论文的水准要求。我的学生——延续了我1977年的悸动。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要为自己的群体做出贡献，回顾1977年以来我走过的路，可以欣慰地说，我为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做了些许贡献，我为自己的学业和事业的出发地--山西大学添了些许亮色。人的能力有大小，若每人能行一善，则天下大同。今天的我们都已垂垂老矣，大多数同窗都年逾花甲，有的已过古稀。疫情使大家无法聚首，而且以后聚首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我已66岁，经常提笔忘事，出语忘言，以后也不会再写什么回忆性的文字了，因为会徒增伤感。

记忆是用来回忆的，也是用来忘却的，世满同学能鼓动如此多的同学写下不同的纪念文字，其心拳拳，其意暖暖。其实，大家的文字都不是写给别人看的，只是对那年那时那事的记录，自己心灵的记录。道法源于自然，德才源于博爱，悲悯源于感恩，幸福源于布施，快乐源于放下，菩提源于烦恼，祝福我的大学120年华诞，祝福我的同窗们快乐顺遂每一天，法喜随心每一刻。

在文字结束的时刻，想起了苏东坡的一首词，权且作为结语吧。《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2022年5月，

于蜀中七曲山下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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