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福：高考改变命运的切身感受（77、78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纪念之10）

读书是福：高考改变命运的切身感受

（77、78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纪念之10）

刘海峰

厦门大学历史系77级春游，1组男同学在厦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草坪上留影（1979年春，右起第3人为刘海峰）

知识就是力量、高考改变命运，不仅曾经是响彻云霄的励志口号，而且是许多77级大学生人生转折的真实写照。长期压抑后的解放、久旱逢甘雨的渴望、复习备考时的紧张、高考过程中的神圣、金榜题名时的喜悦……凡是经历过恢复高考洗礼的大学生，回忆起1977年高考的往事，都是记忆犹新，仿佛如昨。恢复高考30周年似乎刚过去不久，一转眼又到了纪念恢复高考40年的时候。2007年，我曾在《教育与考试》发表过一篇《“三十功名尘与土”——从参加高考到研究高考》的回忆文章[1]。时光飞逝，10年后再写本文，重温自己的中小学读书、上山下乡、参加高考到大学读书、研究高考的历程，从个体经历反映高考改变命运的时代转变，以及对高考的思考与读书感悟，作为对恢复高考40周年的一个纪念。

一、少年时代喜欢读书

打开记忆的闸门，让时光倒流，四五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1966年停废高考，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步骤，整个中国社会走入混乱。我读中小学的时候，1966-1976，正好是“文革”十年，那是知识荒漠的年代，很少书可读。我父母亲是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1957届的同班毕业生，母亲毕业后就直接分配到福建省龙岩县第三中学，也就是龙岩郊区的东肖中学教书，我于1959年9月出生在东肖卫生院。父亲在龙岩师范、龙岩师专（后改为龙岩学院）任教，因此我就读于师范附近的龙岩最好的龙岩实验幼儿园。幼儿园最后一个学期，转到东肖溪连幼儿园大班。小学五年都在溪连小学就读。

福建省龙岩东肖中学（龙岩三中）旧景，左侧曾经是刘海峰家居住过的教工宿舍（刘海峰摄，2005年10月）

父母亲作为当时还很少的大学毕业生，按道理家中是有不少藏书的。可是，1967年底的大武斗中，东肖中学曾经是“新字派”的大本营，是“红字派”攻打的重要目标。在得知“红字派”即将攻打东肖的前夕，东肖中学的教职工纷纷离开学校躲避战火，我们家也赶紧逃离到永定县湖雷石坑母亲的老家居住。那次“红字派”甚至从兵工厂风动厂开出坦克来攻打东肖，战斗过后，有好多天整个东肖中学空无一人。我们家也被附近村民破门而入，拿走了一切值钱的东西，包括比较好的书籍。后来听我父亲说，过去家里有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全被拿光了。

龙岩东肖中学实验楼（刘海峰摄，2005年10月）

龙岩东肖中学实验楼后侧，“文革”武斗时留下的弹孔痕迹，左侧修补处原来是炮弹炸出的大洞。（刘海峰摄，2005年10月）

因此，等我懂得看书的时候，家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书了。但我小学时代就喜欢读书，而当时小学是没有图书室的，当时东肖中学好像也没有图书馆，或者有的话，书也属于封资修的东西，是封存起来不让外借的。记得我经常走到离东肖中学不远的公社老街，即白土街上的新华书店看书。那时候几乎所有商店都不开架，书店更是如此，你想买哪本书，就请店员给你从书架取出，拿给柜台外的你翻看，若不买就还给店员。我总是向卖书的阿姨借书，在店里站着看，因为书店面积很小，根本无处可坐。看完一本就再请阿姨换一本，那阿姨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取书。现在想来那阿姨对我真是很好，因为我当时没钱，在书店基本上没有买书，却不停地取书看，书店又不是图书馆，如果都这样借书看，书店怎么经营下去？当然那年头所有商店都是国营或者集体的，可是作为店员，肯定是违反了规定，一直对我这个只借不买的小孩网开一面。估计在那时候很少人喜欢看书，那阿姨见我这个孩子这么喜欢看书，也就将自己变成图书馆员了。时隔近半个世纪，回忆起此事，心中都感到温暖，虽然早已不记得那剪短发的阿姨的名字，但内心对她充满感激之情。

龙岩东肖镇老街右侧，一层第3间曾经是作者1969年前后常去看书的新华书店（刘海峰摄，2008年2月）

1971年2月，我开始读初中。因为母亲调到城里的龙岩一中任教，我在东肖中学只读了半年初中，就转到当时父亲任教的龙岩二中了。半年后全家搬到龙岩一中住，于是又转学到龙岩一中读书。在东肖中学上学的一个学期，印象最深的是班主任赵天麟老师曾经借给我一本小说看。作为老师，借书给学生看，应该说是对我非常好了。“文革”后期“复刻闹革命”之后，中小学教育形式上是恢复了，但当时中小学教学则很不正规。记得我初中学的教材是《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后来才分为数学、物理、化学的课程，但我们中小学没有学过历史、地理、生物课，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在书籍匮乏、知识的“冰河时期”，可读的好书基本上没有。真正让我很感兴趣的是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印发出来的学习材料中有“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三字经》《弟子规》《神童诗》《女儿经》《增广贤文》等。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增广贤文》了，当时感觉其中许多句子实在是太好了，不仅对仗工整，而且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值得熟读细品，至今我还不时会引用《增广贤文》。回想起来，这些少得可怜的传统文化经典读物，却是我中学时代的“荒漠甘泉”。

当年“读书无用论”盛行的时候，多数人根本不想学习或无心学习。记得高中教我们数学的曹柏龄老师，在课堂上看到大部分学生都在讲话，不认真听课，深感失望，多次无可奈何地对同学们说：“大家不要自暴自弃啊！”他教的一节在户外测量地势高低的指导课，请同学们参加，结果我们班57位同学，只去了5位，这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现在想起来，主要是多数同学都觉得学了没有什么用，因为当时人们都知道无论是招工或大学招生，走后门成风，“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我于1976年6月高中毕业。76届高中生是“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后各个年级中学习最不正规的一届，高中两年不是学农，就是学工，我们班还有一个学期学医，从生理解剖、各种疾病到常见西药、中草药、针灸等什么都包括，培训的对象是乡村的全科医生，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认真读过作了许多标记的绿皮《赤脚医生手册》。高中毕业时大家都各自寻找上山下乡的所在，中学时代草草结束，我们班连一张毕业合影都没有留下。至今40年过去，也从来没有举办过班级同学聚会。

二、上山下乡渴望读书

经过母亲通过中学的同学联系，我上山下乡的地方安排到离龙岩城不算很远的江山公社铜砵大队，在大队的耕山队干农活。跟许多老知青相比，我下乡时间不长，吃的苦其实是不多的，只是干活的种类也算是比较多的，不仅干过拔秧、插秧、耘田、劈田埂、割稻、打谷、砍柴等基本的农活，什么累活脏活都做过。例如，还在修建村美水电站时当过养路工，打石头炮眼，扶钢钎、抡磅锤、点炸药都干过。甚至在临近我们江山公社的龙岩坑柄煤矿下到矿井中挑过煤炭。记得是我们耕山队为了增加收入，有几天全队的人都去坑柄的小煤窑里挑煤炭，我也算是当过几天的矿工了。那煤窑不是竖井，而是在山腰基本上是水平掘进延伸的矿井，只用一些松木支撑着狭窄低矮的矿井，若是在今天，可能连正式的矿工都不敢进那样危险的矿井。

龙岩县江山公社铜砵大队，现龙岩市新罗区江山镇铜砵村（刘海峰摄，2016年2月）

另外，我还一个人到江山公社所在地铜砵村大街上为耕山队卖过李子，因此我还可以说当过两天的小贩。至于跟其他农民一起干过很脏的积肥的活，为了不影响您的阅读趣味，还是不具体写出来为好。1977年4-5月，我还参加了江山公社计划生育宣传队，我的节目是诗朗诵和用龙岩话讲相声。我们到江山公社的每个大队去演出过，其中有11个大队位于很高的山上，不通汽车，全靠步行登上去。

还有一件是现在不可能再做也绝不允许做的事，即到江山大峡谷清溪中用农药来毒鱼。为了不被其他人发现我们队毒鱼并来溪里争着捡鱼，我们全队人员凌晨4点多便起床，走到清溪的上游时天刚蒙蒙亮，便将剧毒的农药放到溪水中。然而因为有许多细小的山泉汇入那溪中，鱼很难被毒死或毒晕，结果并没有抓到几条鱼。要是放到现在，这种靠下农药抓来的鱼，相信没有人敢食用。江山大峡谷的溪水非常清澈，碧绿的水潭呈现出一种非常美的玻璃色，夏天我还经常在那清溪的水潭中游泳。在我上山下乡40年后的2016年，我曾到江山镇铜砵村故地重游。回想那逝去的青春岁月，令人感慨。

1977年5月，江山公社铜砵大队耕山队员就是在如此清澈的山涧溪水中用农药来毒鱼。（刘海峰摄，2016年2月）

与那些祖祖辈辈在农村的人相比，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干几年农活并不算什么。但是对我而言，有一点比农民更苦的是吃饭问题。因为最初我一个人住在一座楼下就是牛棚的楼上，又没有电，做饭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早餐和晚餐基本上都是自己用煤油炉来煮稀饭或面条吃，午餐则用饭盒装好米寄到我住处后面很近的江山中学食堂蒸。青菜是自己种的，当时最基本的备用菜是酱油水，也就是回到城里的时候，在家里用猪油爆葱头，然后放进酱油中。这一瓶酱油水往往要作为半个月一个月的基本菜。半年多后，再来了另一个知青蔡建龙跟我同住一屋，我们才经常合伙煮饭。记得在村美建水电站时，几十个人睡在竹子搭的工棚的统铺，公社供应大锅饭吃，但菜要个人自带，主要还是靠酱油水，十天半个月没有吃到任何一点蔬菜，嘴角都有点烂了。

当年正处于青春年少，虽然很瘦，营养不够，不过身体却很好。下乡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常要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水田里劳动，尽管受过不少小的外伤，但没有病过一次，即使是遇到大雨全身淋湿，也不会感冒。当时电影《决裂》片段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谁手上老茧多谁就应该上大学。我下乡的时候，手上也磨出了老茧。从1977年考上大学，到现在40年过去了，可能很多人难以置信，我的右手掌上至今还顽强地存在着一个老茧。

跟我一起在铜砵大队耕山队下乡的其他几位知青都是龙岩汽车运输总站的子弟，坐车回城免费，很方便回家，也比较经常回家。当时从龙岩城坐汽车到铜砵的票价是5毛钱。为了节省路费，我曾经有两次坐1毛钱的公共汽车从龙岩城到赤坑，然后步行翻越山岭，到村美后再坐5分钱的汽车到铜砵，这样比从龙岩直接坐汽车去铜砵少了三毛五分钱。在当年，教师等知识分子属于“臭老九”，地位不如司机，因为经济收入就不如司机。就这一点而言，我比周围其他下乡知青更为艰苦。当然，我的精神世界还是比其他知青更丰富的。如果比体力活，我比不过多数农民和一些知青，但如果是脑力劳动，当时我自认为比周围多数人更强。那年冬天农业学大寨，发动大家平整土地，公社要写大标语，每个黑体字二米见方，各立一个标语牌，就找我这个会美术的人去写。

在同龄人中，我的家庭文化条件算是好的，毕竟父母亲是知识分子，家中后来还是有些图书，例如鲁迅的著作，还有如《一百三十五个世界文学家》之类的书，我也比一般人更方便到中学图书馆去借一些“文革”前出版的书。最近重新翻阅当年下乡时的阅读笔记，从1976年12月到1977年3月之间，至少在工余时间阅读了《法兰西短篇小说集》、托尔斯泰戏剧集《活尸》、罗兰《甘地》、格鲁兹吉夫《高尔基的青年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莫迫桑《一生》、 格罗斯曼《音乐的基础知识》，钱子衿《拿破仑》，以及《谈话术》等。现在想来，还真是“书非借不读”。在周遭人群都不读书的时候读书，要能守得住寂寞。自己在通宵守看周围没有人烟的瓜田的夜晚，就着油灯看《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的情形，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爱好美术，高中时我收集到一些“文革”前画报上的苏联油画，其中有一幅是格·萨维诺夫的《大学河岸街》，画中五六位男女大学生在明媚的阳光下，悠闲地在河岸边或坐或站，或阅读或交谈，男生英俊潇洒，女生美丽飘逸，衣着时髦得体，气质高雅，整幅画充满青春蓬勃的气息，非常美，令人赏心悦目，勾起我对大学生活的羡慕和向往……在全中国大部分人都穿深蓝色衣服，以至于被西方人称为“蓝蚂蚁”的那个年代，这幅画中大学生的衣着与当时中国人的服装对比太强烈，视觉冲击非常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使我的大学梦有了具体的想象。尽管当时大学离自己其实非常遥远，但看这幅画，加上阅读俄罗斯作家阿克萨柯夫的自传《学生时代》，自然会让我憧憬有朝一日能够上大学读书……

格·萨维诺夫油画《大学河岸街》

三、大学时代狂热读书

在极少人能够上大学的时候，“大学”是一个非常美好而神圣的词语，也是令人十分向往的地方。

当1977年10月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之后，犹如“平地一声雷”，引起强烈的震动，对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言，更是有如久旱逢甘雨，喜悦兴奋的情绪难以言表。过去，下乡知青想要上调回城，或者推荐上大学，基本上都得找关系走后门，前途命运操决于他人。恢复高考使得大家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不靠天地不求人，自然会激发起人们的发奋图强的意志。1977年的高考，是空前绝后的高考，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高考，是造就许多传奇的高考，是注定永留史册的高考。

1977年8月6日，在邓小平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有人建议将原来推荐上大学“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十六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不必要“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应该说已经比原来推荐上大学好多了，但是，邓小平在座谈会上插话，主张将拟定的招生办法中“单位同意”一条去掉，他说：“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2]确实也是，去掉“单位同意”这一条至关重要，因为没有这道隐形报考门槛，高考才算是真正的自由报考。就比如我来说，如果队长看我不爽，不同意我报考，我怎么办？是要去求他么？求的话还是要看领导脸色，命运还是不由自己掌握。1977年恢复高考真正是自由报考，因此绝大多数下乡知青都回城里复习备考，生产队领导无权阻拦。

福建省1977年的招生简章是大学和中专合在一起于《福建日报》11月5日公布的，考试时间在12月16、17日。当年在福建省的招生学校除了本科就是中专，无论文理科都没有专科层次的高校，专科学校都是在1978年春以后为扩招而匆忙办起来的。1977年全国在福建招收文科的高校总共只有20所，其中有12所外省高校只招收外语或艺术、体育类专业，招收文史专业的外省高校只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3所，招收的人数屈指可数。真正招收专业较多的就是福建本省的厦门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三个报考志愿，第一、第二志愿报福建师大中文、历史，第三志愿填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的原因。

在复习备考的时候，我曾在随想录中写到：“一分钱压死几千人”、“也许只差一分，你的人生将完全是两样。”说明当时自己已经意识到，在这么多人参加的高考竞争中，分数的重要性。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复习备考，1977年12月16、17日，大家带着期待的心情奔赴考场。我参加高考的考场是龙岩华侨中学，考场内外醒目的大红标语上写着：“响应华主席号召，听从祖国的挑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树立革命理想，勇攀科学高峰”，按当时的说法，是“处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当时有些地方的考场贴着“祖国在期待你们，人们在期待你们”的标语。确实，不仅我们这些考生对高考抱有期待，国家和人民对这次高考更是抱着很高的期待，对第一届大学生抱着很高的期待，给了77年考上的大学生很好的机遇，后来77级大学生也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待，报效国家的愿望也特别强烈。

1977年12月北京高考考点外的标语

1978年1月，当接到体检通知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有希望考上大学了，当时最大的期盼也就是考上福建师范大学。1977年福建省高考的文科体检线是210分，我后来知道自己考了302.1分，超过体检线近百分，算是比较高的了，这也是江山公社所有考生中的最高分。尤其是当时的招生政策，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还有些倾斜，所以我的高考分数算是相当高的，才会被有优先录取权的第三志愿高校厦门大学录取。[3]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令人喜出望外，真是春风又度玉门关，漫卷诗书喜欲狂！

对于“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77级大学生体会最深。对于我个人而言，高考确实是人生中一件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大事。2017年5月4-6日，《新京报》三位记者专程来厦门对我作恢复高考40年的采访，之后要我写一句关于高考的话语到小黑板上拍照，我就写了这句话：“高考改变命运，人生天地为宽。”从此我便彻底告别了铜砵这偏僻的山村，走出农村这一广阔的天地，走到天地更为广阔的厦门大学去发展了。我是江山公社唯一考上重点大学考生，让一些上山下乡知青羡慕得很。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刘海峰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留影（2017年5月）

我高中同班57个同学，1977年只有我一个人考上本科大学，还有一个扩招后进了龙岩师范专科学校。78级以后还有两个同学考上本科，一两个考上专科，几个考上中专，总数大概也就是七八个人。相比没有考上大学或者中专的同龄人，我们无疑是非常幸运的。40末、50后这代知识青年，多数经历过上山下乡，后来虽然招工回城在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作，但到90年代之后，多数同学的工作单位都破产或解散了，这时他们都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人，再找什么好工作已经比较困难，生活境况多不大好。因此考上大学与没有考上的同学相比，命运反差十分强烈。

查看当时的摘抄笔记便可以知道，在等待录取和准备上大学的1978年1、2月份，我还阅读了弗雷德里克·凡·伊登的《小约翰》、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萨克雷的《名利场》、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阿什曼的《基辛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当时阅读的主要还是外国的文学著作。

到厦门大学报到后，印象最深的是大学实在很大，图书馆藏书实在很多。当时还继续贯彻“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我们读大学期间，还参加过不少劳动，除拓展清理后山水库、挖掘芙蓉园中的水沟、在厦大防空洞中装载石头等以外，1978年秋天还到位于集美的厦大农场收割晚稻。下乡时我对幸福的理解非常简单：夏天只要不割稻子就是幸福。如果能够有机会上大学读书，那更是真正的幸福。怎么都没有想到我离开农村上厦门大学后，竟然又要割稻子！只不过在厦大农场割稻子只有两天，那劳动强度比上山下乡时轻许多,自己的心态也大为不同了。

厦门大学历史系77级同学在泉州老君岩石像上留影（1980年春。后来这个全国最大的老子造像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允许爬到老子身上了。）

2018年元旦厦门大学举行77、78级同学大聚会前夕，历史系77级同学大体参照1980年在泉州老君岩石像上留影的位置，再度于漳州一公园巨石上合影（包括参加活动的部分当年任课老师）

当时77、78级大学生许多是“读书狂热分子”，就像饿虎扑食般地读书。我的大学四年如饥似渴地读书，基本上处于读书亢奋状态。现在翻看当时的阅读摘抄笔记，阅读量实在很大，仅1978年3-7月，也是就是上大学后的第一学期，就借阅了《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堂吉诃德》《罗密欧与朱丽叶》《热爱生命》《西厢记》等文学作品，以及《托尔斯泰》《莫扎特传》《贝多芬》《卢梭》《罗曼罗兰传》《杰克伦敦传》等人物传记共55种。我觉得阅读经典确实很有收获，因为阅读经典，犹如与历史上的伟人对话，与孔子、司马迁、苏东坡、柏拉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许多文化巨人做朋友。

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对历史系的许多课程实在没有什么兴趣，不少老师期末闭卷考试就考上课的内容，谁的笔记记得全、背得好，往往期末考就能得高分。我对这些课程多半是应付，因此期末成绩也就不高。我的主要时间都用在图书馆，阅读自己兴趣的世界名著方面了。不过，对我这样广泛阅读的人来说，考研究生的时候就发挥出优势来了。因为研究生入学考试没有哪门课程的笔记可以准备，而是考比较广博的知识，以及分析问题和展开论述的能力，这下我的专长就体现出来了。记得入学考试有一题名词解释是《太阳城》，这是我们学过的课程中基本上没有涉及的，而我恰恰读过康帕内拉这本书，于是自然能够得分。同班有27人报考研究生，考上了12人，我还是其中最年轻的同学之一。

由于“文革”中即使喜欢读书的人，看书时间都不会很长，刚考上大学时，我们班上也比较少人戴眼镜，我一直到大二的时候视力还是1.5。不过大二下学期以后，因为阅读量很大，就开始近视了。

1978年春，新华社记者拍摄的清华大学新生听课照片。于此可见77级大学生刚上大学时戴眼镜的很少。 

四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就过去，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大学生活并不轻松，但却是很重要的一段经历。于今40年过去，再听当年大学中流行的英文歌曲Yesterday Once More、One Way Ticket等，颇有些许怀旧和感伤的成分。时光就像那单程车票那样，有去无回……

俄罗斯作家阿克萨柯夫《学生时代》一书对大学时代的感悟颇有道理：“在当时，明亮的心还没有被社会上的世故和家庭生活的琐屑小事所遮蔽；……这里的规则，是完全蔑视一切卑鄙和下贱；蔑视所有汲汲于名利的智慧和自私的目的，在另一面，却衷心地尊敬每一种高尚而光荣的理想，不管是怎样的一种空想。这样子度过的那几年的回忆，会一直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尽管他没有感觉到，这种回忆却一直照亮着、而且指点着他走向终点的道路；尽管环境可能把他拖上溜滑的和泥泞的小径，这种回忆却会使他重新走上了真理和光荣的大道。”[4]这是作者对大学时代的特点的概括。确实，有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是不大一样，大学时代会影响人的一生。

俄罗斯作家阿克萨柯夫《学生时代》有关学校教育的论述

77、78级大学生多数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锻炼过，经历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饥饿其体肤”的人，具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毅力。在那英雄主义盛行的年代，不少77级大学生有一种“为官须作相，及第早争先”的进取心，普遍有一种拼搏精神。毛泽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也成为当时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不少77、78级大学生具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不仅想修身齐家，而且立志要治国平天下。

四、研究考试不断写书

我读硕士是跟随著名历史学家韩国磐先生攻读隋唐五代史。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对历史学的兴趣已开始逐渐培养出来。到硕士生阶段，通读《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和《资治通鉴》隋唐五代部分是对我们的基本要求，这些中国传统的正史写得很好，读来兴趣盎然。包括隋唐五代的笔记小说，也是专业必读书，更是有许多生动曲折的故事，我这才发现历史原来是这么波澜壮阔、五彩缤纷的画卷。

1984年11月，我硕士毕业，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工作之后不久，为了进一步深造，我打算报考博士生，而当时高教所还没有博士点，于是1986年初再度师从韩国磐先生，在职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高教所同意报考的前提就是要结合研究工作以教育史为选题，因此选了《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的题目，这篇博士论文最主要的研究内容还是唐代科举制度。后来跟随潘懋元先生给研究生上“中国高等教育史专题”课程，其中有一个专题便是科举考试制度，而科举是一个引人入胜且具有很高研究价值的专题，相对其他专题来讲，我觉得研究科举特别有意思，于是自己的研究方向就逐渐集中于科举研究。

1990年以后，我参与了教育部考试中心杨学为主任组织的以科举史为主的中国考试史研究。1991年11月，还参加了全国高考历史科命题。在一定意义上，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两者有许多共通和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很自然地会将科举和高考结合起来研究。只是2005年以前是以科举研究为重，到后来，研究高考的比重逐渐增大。自2007年以后，近10年来，是我学术收获最为丰厚的时期，我的研究重点逐渐从科举学转移到高考方面，对高考制度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特别是2010年11月被聘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之后，开始变成以高考研究为主了。

自1992年开始研究高考并发表《选拔专才可另辟途径》一文以来，我已发表了篇幅长短不一的高考研究论文近百篇。有许多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其中还有多篇为《新华文摘》重点转摘。当过唐代科举考官的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的许多高考研究文论文都是应时之需而作，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的论文起到了较大的影响，或在当时澄清了一些理论误解，或对当时的高考改革实际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高考改革是一个谁都说得上两句话，谁都不容易讲深讲透的问题。发表一两篇论文不难，要连续推陈出新发表系列论文却不易。有一些博士生曾问我，为什么我能思考一些高考改革中的规律性问题，能写出一些他们想写却写不出来的文章。我的回答是，功夫在诗外，不能就高考论高考，重要的是将高考制度放到中国考试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放到整个社会大背景中去论述，自然比就事论事看得更深更广。对高考改革这么一个影响重大而复杂的问题，要有人文的和哲理的思考。科举研究与高考研究关系密切，古今时代虽变，但人性和许多道理并没有变，大规模选拔性考试所遇到的问题也非常类似，科举学研究使自己的高考研究具有历史深度和学术底蕴。另外，了解域外的高校招考制度也很重要。2000年，我曾在日本访学半年，了解日本的大学招考制度，并曾应邀到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访问和作过学术演讲，2005年还曾到马来西亚参加APEC组织的关于考试的大型学术会议上作过主题报告。过去我对英美等国的访问，也使自己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国际眼光。

学界对高考的看法往往趋于两极，观点向来相当对立。多年来，我一直与貌似理论“正确”、实则要颠覆高考的学者论战。在高考改革的激进派与稳健派、理想派与现实派、“独派”与“统派”的分野中，我明显地属于后者。我觉得，研究问题应该脚踏实地追求理想，不能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否则，提出的所有设想都只是处于“应该”如何如何，却不考虑“怎样”变成行动，那么便可能变成“应该派”。我相信，在社会变革方面，渐进的改良往往要优于休克疗法式的突变，对社会和学校造成的震荡较小。

有的基层教师读到我的高考研究论文后十分振奋。例如，2004至2005年间，河南省鲁山县第二高中原校长王培中前后三次来信，认为拙文“说出了广大百姓尤其是高中教师郁结于心中想说而说不出的肺腑之言”，“您的研究很有价值，对中国教育的走向和人才选拔甚至国势的兴衰都具有战略意义。倘经您与同仁奋力鼓呼能挽救高考的‘命’，实中国百姓之福气也。”他还将论文复印数份，在该县一、二、三中广为传阅，“一时间，大家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读着这样的读者来信，增加了自己从事高考研究的使命感。我知道，占全体考生大多数的县及县以下中学的师生，很少媒体资源可以利用，在高考改革的议论中往往成为沉默的大多数，需要有学者为他们发声。在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任何改革都必须要考虑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不能仅由少数人的主观愿望来主导。

2014年9月4日,《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发布，明确高考“总体上符合国情”。看到这个提法，我深感高兴，多年来我一直主张高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伴随着这份文件的出台，高考的必要性已无多大争议，目前不需要再论战，激进派至少暂时是偃旗息鼓了，学界讨论转向高考改革具体该怎样进行。

曾经有记者问我：你这么维护高考，是不是因为你1977年参加美术高考到最后一关没被录取的经历对自己的观点有影响？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个人经历乃其次，实际上没有被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录取，后来考上厦门大学对我来说更好。我主张在中国这么一个人情社会和诚信体系不完善的条件下，应该以刚性的分数作为录取的主要依据的真正原因，是基于对中国教育的深切了解、对中国社会的深切了解、对中国国情的深切了解、对历史文化的深切了解、对人性弱点的深切了解。

2011年9月，在教育部南楼三楼会议厅，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改革组”对调研的16个专题一一进行讨论。当讨论到艺术与体育类招生考试存在问题的时候，我曾举出了自己1977年报考福建师范大学美术专业未被录取的例子。如果当年我被福建师范大学美术专业录取的话，估计现在会成为画家，更有钱，但肯定不会来研究高考制度了。在场好几位国家教育咨询委员和教育部司局长，都说幸好当时福建师大没有录取我，因为优秀的画家虽然也很难得，但对国家而言，有我这样系统深入研究高考制度的专家显然更为重要。

读本科时在书海中遨游，我当时一个愿望就是将来也要写一两本书，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近40年来，我不断写书，已经出版了31部著作，其中有22部是科举与高考研究方面的著作。我不仅是一个高考改革的参与者，而且差不多是一个“考试研究专业户”了。

中国古人说过许多关于读书的好处。例如，据说是王安石的《劝学文》有云：“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窗前读古书，灯下寻书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在传统社会，读书的一个含义是指受教育。“要好儿孙须积德，欲高门第快读书”的格言，说明古人早已认识到读书可以改变命运。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布以《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为题的报告，其实，“书中自有黄金屋”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理念。

王安石关于“读书利万倍”的《劝学文》

现在读书已经变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出现的问题是读不过来或有书不读。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5]这句话被后人不断引用，一直到清代，还有人认为“天下之欲读书而不能得书者之更多于有书不读者。”[6]经历过“文革”书籍匮乏的时代，面对当今图书无比丰富的状况，就更能体会苏东坡这句话的深意。

古语云：“无事此静坐，有福方读书。”晚清礼部尚书李端棻改造此联为：“无欲乃积寿,有福方读书。”有书读，能够读书确实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回顾我的读书历史，小学时代喜欢读书，下乡岁月渴望读书，大学时代狂热读书，学术职业需要读书，研究高考促进读书。在一定意义上，我的人生是高考人生，我的生涯是读书生涯。

总之，从参加高考到研究高考，我的感悟是：只有见过走后门盛行、有才有志者被压抑埋没的状况，才能深切感受到恢复高考是多么重要的决策。只有经历过需要看领导脸色、自己的前途操决于他人的时代的人，才会深切明白能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是多么可贵。只有亲历过知识“荒漠时代”无书可读一书难求的人，才能深切体会为什么说“读书是福”。

（原刊《教育与考试》2017年第4期，本文略有删改）

注释：

[1]刘海峰：《“三十功名尘与土”——从参加高考到研究高考》，《教育与考试》2007年第4期。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6页。

[3]1977年高考只允许填报3个志愿，还有就是“是否服从统一分配”栏，服从分配录取的被有的高校标注为按第4志愿录取。我的第一志愿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第二志愿是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第三志愿是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结果录取到厦门大学历史学。后来查到厦大录取我的名单中，在“按第几志愿录取”栏中，写着“2”，也就是按我的第二志愿录取。这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厦大是我的第二志愿学校，二是按我的第二志愿历史，录取到厦大历史学专业，不过应该是第一种的含义。

[4]阿克萨柯夫：《学生时代》，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166页。

[5]苏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60页。

[6]卢文绍：《子史辑要诗赋题解》序云：“东坡尝慨昔人得书之难，而以今之有书不读者为可惜。”文大堂刻本，乾隆三十九年（1764），序1页。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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