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琴：两个孩子的母亲考入大学（毕业40年纪念之16）

两个孩子的母亲考入大学

廖琴

作者简介 廖琴：1949年出生，福建农学院园艺系77级学生。毕业后在农业部工作，曾任全国农业科技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

1977年高考，对我来说是一种永远挥之不去的情结和记忆。那时，我虽然已年近三十，又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却义无反顾地踏进了考场，终于敲响了“命运之门”，成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40年时光流逝，回想当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

我是高中67届的老三届，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1966年5月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一夜之间斩断了我的求学路。学校停课直到1968年底，接着几乎是“一刀切”，知识青年全部下放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和其他老三届一样，带着一份无奈和遗憾，回到我所在的福建省龙岩县城郊务农，干农活、当民工、代课、当民办教师。在招工无门，入学无望，前途渺茫的情况下，父母早早地为我物色了一个对象，很快就结婚成家、生儿育女。

孩子的父亲远在外地工作，家里的“锅碗瓢盆”、身边的两个孩子全靠我一个人打理。自己虽然在学校里教书，但只是“临时工”。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可以到头，只盼着早日与丈夫团聚，早日把孩子拉扯大，也许他们将来能够有机会好好读书。

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就将这样继续下去。没想到，1977年10月，中央作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它像平地一声惊雷，打开了被关闭了12年的高考大门，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成千上百万知识青年的命运。

记得那年七月，中央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他复出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科技教育工作座谈会，恢复高考就是他老人家的一个英明决策。紧接着，报纸陆续释放出高招制度改革的信息。

恢复高考成为知青们热议的话题，沉寂多年的历届中学生们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许多人在期盼中开始跃跃欲试。我妹妹在校时是尖子生，她马上着手复习功课，准备抓住这难得的契机。妹妹复习期间，碰到难题总是求助于我。我喜欢读书，一拿起课本，仿佛又回到中学时代。

然而，当时我对上大学的念头却想都没敢想，因为“四人帮”刚粉碎不久，严冬虽然已经过去，春天并没有骤然降临。经历了十年“文革”，我不敢相信，拨乱反正的力度一下子会有这么大。尽管上大学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甚至在“读书无用论”充斥的年代，多少人将家中藏书当废品卖掉，我都保留着全部中学课本不忍舍弃。可是，自己已年近三十，又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甚至连个好的家庭出身都没有，哪个大学之门会向我敞开？

二

到9月下旬，在北京工作的爱人几乎每天一封来信动员我报考，并传来京城的一些利好消息。我的思想不由得被激活，过去的校园生活一幕幕浮现眼前，渴望上学的念头不时在我脑海里涌动。

可是一回到现实中，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很快又冷却下来，因为如果我走了，家里只剩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年过七旬的婆婆，家中的房子又面临城市扩建要拆迁，年迈的婆婆如何独自承受得了如此重担？想到这些，上大学对于我似乎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我心里矛盾重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内心备受煎熬。

1977年10月21日，各大媒体纷纷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难以置信的传言骤然成了现实。报纸刊登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对老三届的报考条件，除了年龄之外不设其他特殊限制。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一阵春风，驱开思想禁锢之阴霾，唤回教育复苏之春天，人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

第二天下午，一位高中的同班好友特地从十几里外的东肖公社赶到我家，邀一起报考。她激动地告诉我，很多同学都跃跃欲试，有的已经去学校报名了。报纸的消息和同学的到来，使我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

在她的鼓动下，几个同班女同学决定到母校龙岩一中去探听虚实。我们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来到学校，礼堂前已经站满了前来报名的校友，其中不乏老三届同学。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相互寒暄、打量着，岁月和艰苦的农村生活在彼此脸上留下的沧桑，使我们看起来既老气又土气，与身边一群风华正茂的学弟学妹们相比，我有些自惭形秽，信心不足。

在举棋不定之际，我们来到廖开华老师家，想听听他的意见。他热情地鼓励我们：“现在国家急需补充人才，让你们老三届参加高考，就是看中你们扎实的功底，尤其是数理化的基础，你们应该勇敢接受祖国的挑选”。老师的一席话，令我心潮起伏，我怔怔地呆了半晌，一个强烈的愿望在我心里升腾激荡，如今国家恢复高考，命运向我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为什么不放手搏一把试试？我毅然决定报名参加高考！正是那一刻，决定了我人生命运的转折。

复习开课当天，龙岩一中的大礼堂内人头攒动，黑压压坐满了报考的学生。学校教导主任在形势分析报告中，一方面勉励大家积极迎考，另一方面也指出，由于积压了12年的人才，而高考刚刚“开闸”，国家百废待兴，条件有限，录取的比例将是百里挑一，让大家对形势要有充分的估计，尤其是年龄较大的老三届更要有自知之明。

他的话像一瓢冷水泼下，使许多原本信心不足的老三届同学被吓了回去。可他说得并没错，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的限制，但对老三届的录取条件肯定更加严苛。我心想豁出去了，权当是一次检测自己学识水平的机会吧。

随后的几天复习，我感到除了语文、数学之外，其余各科均变得十分陌生，十几年前的课堂知识在脑子里仅留下一些残存的碎片。对于我们这届学生来说，高中实际只读了两年，高三课程完全没有学，如数学中的解析几何、物理中的电学、化学中的有机化学等等。而此时距离高考的时间只有40多天，难度可想而知，有些同学已经打了退堂鼓。

是放弃还是继续前行？在犹豫、彷徨中，我想起了母校的老校长蓝天。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前辈，虽然已经调离一中，但对当年的学生有着特殊的感情，定能给我们指点迷津。果然，老校长听完我们的顾虑，语气坚定地对我们说：“你们的基础都不错，应该去试试，不要轻易放弃。”老校长的鼓励再次鼓起了我们的勇气，我们决定迎难而上。

77年的高考对我而言，形式上考的是文化知识，实质上更是坚持与毅力的考验。听说我要参加高考，周围邻居和生产队的个别社员对我投来异样的眼光，有的当面问我：“你都两个孩子了，还要去考大学？”我只能回答：“去试试”。我理解，这在当时的农村确实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多亏婆婆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大部分家务和孩子基本都交给她了。尽管如此，我和那些有家长精心呵护生活起居的年轻考生确实不能相比。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避开两岁的女儿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准备静下心来用功，不知怎么让她发现了，在门外一个劲儿用小手拍打着房门，叫着“妈妈、妈妈……”，奶奶告诉她：“妈妈不在屋里，妈妈上班了。”“她在，我看见了。”接着便“呜-呜-呜”地哭了起来……要不是奶奶哄着把她抱走，我可能就要忍不住冲出去把她搂在怀里了。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每提及此仍不禁潸然泪下。

三

时间对我来说确实太宝贵了，我必须争分夺秒！当时我在小学任民办教员，学校不让请代课，我只能白天教书，下班回家后还要给忙不过来的婆婆搭把手，晚上到一中听辅导课，回来之后挑灯夜战，吃饭、走路也在念念有词地背题。

“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待何时”！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和追求理想的决心，使我浑然不觉疲惫，脑子格外清醒，可以说我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在紧张的复习中，我得到了廖开华、陆联珠等多位老师的耐心指点、无偿帮助和热情鼓励。尤其令我感动的是郑佳琨老师，她没有给我们任过课，彼此并不熟悉，但当我们夜晚登门请教时，她一忙完家务，安顿好老人、孩子，就为我们逐一解答难题，直到晚上九点多才结束。

复习两周之后，学校进行了一次模拟考试，发下去三千多份卷子，只收回三百多份，这时老三届的扎实功底充分显现出来了。得高分的基本是老三届，我获得了数学第二名、语文第三名的好成绩。为此许多老师对老三届刮目相看，有些老师虽然没教过我们，但凡见面也总是笑容可掬地给予鼓励，这使我的信心和勇气倍增。

度过了一个多月炼狱般的复习生活，1977年的12月16日，我怀着实现理想的愿望，走进了高考考场。那时虽然已近严冬，但考场里阳光明媚，我的心也是暖洋洋的。两天的考试还算顺利，各门考试都完整做完了试卷，算是正常发挥吧。不久我就接到了体检通知书。接着，有热心的同事帮忙打听到我的高考成绩，总分是308分，据说比高考录取分数线高出不少。原本我对能否录取并不报很大的期望，因此考完之后身心也就放松了，但一听说自己考了高分，反而对结果充满了期待。

在焦虑的等待中，第一批录取发榜了，我榜上无名；第二榜下来，我还是名落孙山，而且大部分老三届考生都落榜了。周围的熟人知道我考得高分而未被录取，不少人都为我感到惋惜，我的心情沮丧至极，也感到十分不解。

就在我彻底失望、准备回归原来的生活轨迹时，1978年3月26日，我接到了福建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在园艺系果树专业。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3月初各高校已经陆续开学了。我喜不自禁，反复看着这迟来的录取通知书，直到最后才确认这不是做梦！

我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同事和亲人，让他们分享我的快乐和幸福！那天晚上我百感交集，彻夜未眠。多少年来天天盼，夜夜盼，终于盼来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天，这张录取通知书真是来之不易啊！

没过多久，妹妹也接到了录取通知，当年她为了保险起见没敢报大学，考的是中专，结果以高分被录取在龙岩师范。虽说有些惋惜，但我们家也算是“双喜临门”了。

然而，欣喜过后没多久，我的心情又开始沉甸甸了起来，因为前行的路上布满荆棘。在考后不久，家里的住房已经拆除，租住的房屋堆满杂物，重建的新房刚砌了半截墙，后面的工程任务还很繁重。而此时，丈夫远在非洲“援外”，根本指望不上。

无奈之下，我把半拉子的建房工程托付给退休的老父亲。赴学校报到前，我尽量安置好家里的一切，包括够烧半年的蜂窝煤、孩子们的应季衣物等。

4月7日清晨，在孩子们的哭声中，我带着无尽的牵挂和强忍不住的泪水离开了婆婆和孩子，乘火车前往位于三明的福建农学院报到。

到了学校后我才知道，福建农学院这次共扩招了80名新生，其中90%以上都是高分落榜的老三届，高考总成绩都在300分以上。而在全校扩招的老三届中，我是唯一的女生。我们比正常入学的新生晚了一个多月进校。全班47位同学，年龄最大与最小的刚好相差一轮。

值得欣慰的是，在我入学之后，父亲不仅帮我监督完成了新建房工程，还与体弱多病的母亲共同承担了照顾我儿子的任务，小女儿则由婆婆照顾，减除了我的许多后顾之忧，使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四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艰苦的，也是紧张的。我们那一届同学多数有过“上山下乡”的特殊经历，都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同学们那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可能是现在很多学生无法理解的。

老三届同学更是憋着一股劲，要把失去的青春补回来，把流失的时间抢回来。而我这个年龄偏大、拖儿带女的大学生，与青春年少的同学并肩学习，无疑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

对我而言，在大学四年里，最难熬的是对两个孩子牵肠挂肚的思念和担忧，我想没当过妈妈的人是体验不到个中滋味的。尤其是年逾古稀的婆婆独自带着小女儿生活，更让我牵肠挂肚。我每月定期给家里去信，家里一旦推迟来信，就会使我坐卧不安。在那没有网络、少有电话的年代，家书真是抵万金啊！

每次寒暑假回去，我都要尽量给婆婆多备些吃的、用的、烧的，给孩子备好换季的衣服，还要尽量给刚上小学的儿子预习功课……。最令我心酸难忘的是每次离别的情景：每当寒暑假即将结束时，儿子都表现出对我的特别依恋和听话。我返校乘坐的是早晨6点半的火车，离家时天蒙蒙亮，我和婆婆早早起床做饭、收拾行囊。也许是这些动静惊醒了儿子，他不吵不闹，只是在被窝里嘤嘤哭泣，哭声惊醒了懵懂中的妹妹，随之也跟着哭了起来……。临走时，婆婆含着眼泪，带着两个哭泣的孩子送我到大门口，我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心都要碎了，一步三回头地渐行渐远……。此情此景，经常引得路人驻足观望、叹息。

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两个年幼的孩子远离父母四年，和老人一起过着经济拮据的日子，就止不住地心酸落泪和对孩子深深的歉疚！

四年里，班上七个老三届同学中，我是唯一一个除了寒暑假之外，从不利用其它假节日回家的人。因为节日假期只有2、3天，回家不仅帮不了忙，反而徒增离别的痛苦。更主要的是我不能让儿女情长动摇自己的学习信念，我必须狠下心来，排除杂念，专心学习！

所幸那时校园的学习风气特别好，尤其是人们的思想逐步冲破了左的束缚，自己在政治上不再感到压抑，同学之间处处体现的是平等互助、团结友爱，使我在精神上十分充实。在这段特殊的岁月里，我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学习精神和学习动力，凭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凭着在农村练就的体质拼命读书。最终我取得了全班“优秀率”最高的成绩（除哲学科为良，其余学科成绩全部为优），毕业论文答辩也是最好的成绩，赢得老师、同学们的赞誉。大学四年，我打下了很好的理论基础，为日后报效社会准备了充足的能量。

毕业后我分配到农业部工作。在工作岗位上，我凭着勤勉、认真的态度和对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评上了研究员。后来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并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成为全国农技中心的首席专家。

饮水思源，知恩图报。我永远忘不了当年改变我们国家命运和自己命运的一代伟人——邓小平，正是他为我们圆了大学梦；永远忘不了母校给予我的学识和智慧，忘不了老师当年对我的栽培、教导和鼓励。当然，也忘不了自己的亲人，正是他们的鼎力支持和默默奉献，才使自己能够咬紧牙关，坚持完成四年的大学学业。

岁月如痕，逝者如斯，如今我虽然已步入老境，但我的心态依然年轻。40年前的高考经历，作为我生命旅程的重要驿站，已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记忆，成为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自己乐观向上的精神力量。

（摘自《回眸高考四十年：77、78级大学生入学40周年纪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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