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侃章：1977年高考，政审还在“横刀立马”（毕业40年纪念之12）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陈侃章，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1977级。原在党政机关工作，后辞职下海经商。曾出版《飞将军蒋鼎文》《远去归来的昨天》《吴江年谱》《古往今来说西施》《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等著作。

原题

恢复高考时

空中缤纷的花絮

作者： 陈侃章

恢复高考那时的考生面临三道关，即文化、政审、体检关；环环相扣，若有一环不合标准，你就无法跨入大学校门。人们能理解文化课要有录取分数线，没有录取线就不是考试入学了。至于政审和体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不少人并不明了。

当时的政审，如考生出身三代赤贫，主要社会关系清白，则自然无问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运动连连，“地富反坏右”层出不穷，文化大革命又产生了造反派，阶级斗争这根弦始终紧绷……考生即使直系清白，但家族上总会有千丝万缕关系。所以经历过“文革”的人，一提到“政审”，就会像触电一样敏感，也不知道家族中哪些人，将会对自己的政审产生影响。

至于体检，城市知青也许有所了解，但农村青年考生中，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体检为何物。他们连什么叫血压都不知道——当看到血压计甚觉新鲜，这玩意儿是干啥？这并非说笑，当时的现实就是这样。

一、家庭成分，还在“横刀立马”

1977年高考招生文件中明确，主要看考生本人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能成为录取大学的阻碍。然实际操作中，因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没有改，“文革”期间新产生的冤假错案没有改，不少执行者“宁左勿右”，依然以文革的方式在思考问题，许多考生本人或家长依然心有余悸。高考专家杨学为直白地说，第一年“主要看考生本人政治表现”的执行并不够到位。

沈海铭，原为1977级考生，父亲一封谨小慎微的来信险险毁了他的大学梦。当时凡报名考生的表格，均有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栏目，这是必填项。当年沈海铭填写志愿表刚刚上交时，他突然接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来信说：他曾经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虽然1960年就被“摘帽”，但“摘帽”右派的身份使他在“文革”中饱受冲击，一家的户口也从杭州发配到绍兴老家。“这件事以前没有告诉你，内心充满了愧疚和无奈。但这次大学填表，你必须要在政审表上写明。”沈海铭不敢怠慢，赶紧跑到招生办，把父亲的来信给他们看了，让他们按照父亲所述帮助修改政审表。从招办工作人员失望的表情里，沈海铭感觉到了不祥之兆。果不其然，77级高考发榜时，第一批没有，第二批依然没有，沈海铭大学的美梦就在父亲“补填政审”的要求下烟消云散。好在1978年高考政审几乎全部放开，沈海铭终于抓住了机会，考入了他本该在1977级就应该进入的杭大生物系校门。

金树良，杭州大学中文系1978级学生，是一个老三届中学生。“文革”后期，一个低年级学生告诉他，他们冲进过学校档案室，看到学校对高三学生的政审意见，对金树良的鉴定是：“历史反革命子女，建议大学不予录取，分配去地方农场。”瞬间，他心如死灰，认为大学的门对他永远关闭。所以1977年10月恢复高考消息传来，金树良不敢报名。1978年高考时，他打听到政审极度宽松，主要看本人表现，于是死水起微澜，乃向所在的水泥厂厂长递交申请，并战战兢兢地对厂长说：“让我这辈子进一回大学的考场吧。”厂长紧紧盯着金树良，不一会儿，终于拿起笔，在申请书上写下“同意”两字。金树良眼含泪花，下意识地向厂长鞠躬，不停地说谢谢、谢谢。在这天特别蓝、风特别柔、心特别爽的日子里，金树良如愿考入杭大中文系。

如果说沈海铭、金树良一时入不了学，大抵是心有余悸导致，那么戎光夏的入学就闹出了全国响动，直到上层干预，才终于有了姗姗来迟的公正。

戎光夏是老三届毕业生，浙江慈溪籍上海知青，文化课基础扎实，后来又在中学当物理教师。但传说他的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官，在当时属“反动分子”。1977年恢复高考，他报考的是文科，而非擅长的理科。考后他打听到他的高考成绩出色，然最后并没有被录取，原因在于他所在公社的政审鉴定中：有“不安心劳动，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完全改造”的结论，还明确建议各大学不要录取他。

这样的结果，戎光夏自然接受不了，他跑到省招办，要求派工作组复查公社的政审结论。过了几天，他又给主管教育的政治局委员方毅写信反映，自己考出高分，但却受阻政审。方毅亲笔回信，明确要求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应一视同仁，主要看本人表现。虽然如此，但时光已无情流过，各个大学已经开学，戎光夏碰到了流年。

心有不甘，基础扎实的戎光夏在次年“卷土重来”，这次他弃文从理。这一年高考分数是全部公开的，戎成为宁波地区的理科状元。但是否录取戎，在宁波相关单位内部依然争论激烈，最终由宁波地区一级的领导拍板，戎的政审获得通过，终于成为杭州大学物理系1978级学生。

1978年10月23日，新华社文章《考场以外的风波》

由于戎两次高考成绩出色，两次出现意外的波折，这么大的动静如涟漪圈圈扩散全国，他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的新闻焦点人物。新华社记者郭玲春、丁雪萍进行了细致周密的调查。在1978年10月22日发出了《考场以外的风波》通稿，10月23日《浙江日报》在第一版予以全文转载。其中有一段话写道：“这场风波告诉我们，切实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搞好高考改革，还有许多艰巨、细致的工作要做。”围绕戎光夏是否应被大学录取，在当时被视作如何正确理清和落实党的高考政策，如何掌握高考政审标准的重大问题来看待。文章希望各个部门应尽快告别过去“左”的那一套思路，要不拘一格选人才。

从此以后，也即到1978年高考招生时，高考政审就取消了文革时的绝密、机密、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只有合格和不合格，解放了一大批人，然后把确定不合格的权力收到省里。

寿剑刚在桥牌推广活动上演讲

二、考场的意外喜剧

寿剑刚，杭州大学政治系1978级考生。遥想当年，由于他过于淡定悠闲，险些自我退出竞赛舞台。第一天上午考试结束，下午考历史。他认定是下午二点半开考，所以在招待所美美地睡了个午觉，以有利于冲刺。起来后他慢悠悠地逛向考场，设在海宁一中的考场一看，教室外人影都没有，出奇地安静，他感到奇怪，一问工作人员，被告知考试是二点钟开始的。工作人员指着手表说：你已迟到25分钟，按照考试规定，迟到半小时，不能再进入考场，取消考试资格。寿剑刚如此回忆这个后怕的插曲：

我被吓得不轻，赶紧跑步进入教室，甫一坐下惊魂未定，监考老师又过来严肃地跟我说了一通考试纪律之类的话。我没太听清楚但被弄得更紧张了，便不顾一切埋头答题。肾上腺素激增，下笔如有神助，复习到的自然不在话下，没有复习到的，竟也能从记忆库中调出来。有一道“官渡之战”的名词解释题，我虽没准备到，但也答了个八九不离十。祸兮福所倚啊，结果历史考了 80多分，是各科中最好的。我都不敢设想，要是多迟到5分钟，我就不能考历史了，要是历史不考，余下的科目还有必要考吗？要是1978年高考黄了，下一年还会继续考吗？要是不参加高考了，此后的人生将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5分钟竟可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太诡异了！也许是命不该绝，后面的各科考试波澜不惊。考完自我感觉尚可，打点行装回家，该干嘛干嘛。

西南师范学院78级中文系王天柱，在考场碰到的是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外。王天柱撰文道：

那天考语文，当进入奋笔作文时，天气突然变化，不一时乌云翻滚，电闪雷鸣，顿时大雨倾盆。当时我所在的考场设在一所初中内，我坐的临窗座位恰好缺几扇窗玻璃，一阵飘雨突然淋湿了试卷。正在这节骨眼上，怎么办？我忙举手叫监考老师，他无可奈何：“没多余卷子呀！”我见教室前方点着一盏二三百瓦的大灯泡，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奔上前去，跳上讲桌，举着试卷在灯光下烤起来。一面烘烤试卷，一面低头扫视，满屋子考生都在刷刷刷地奋笔疾书，独我居高临下作等闲观！好在灯光强烈，卷子没用多少时间就烤干了，急忙冲下讲台回到座位赶写起来。想想这段插曲，我恐怕是唯一有这种考场经历的人吧！

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发起组织恢复高考40周年研讨会

三、有人高考分数飞来，有人高考分数飞去

俞新尧，杭州大学中文系1977级学生。读完“戴帽的中学”后，就在他家乡笔架初中做民办教师。他满怀激情，操一口浓重的萧山话，给学生们上课。环顾周围教师，俞新尧最崇敬的对象是楼塔中心学校的马烈老师。马老师是“文革”以前的南京大学历史系高才生，不但可用普通话给学生上课，更重要的还不时有小说、散文发表在《浙江文艺》等杂志上。是当地人们欣羡的对象。然而他为人清高，大家都不敢接近他，更别说向他讨教了，俞新尧也不例外。然而在1977年10月高考前的某一天，马烈老师突然把俞新尧叫到他的宿舍，面无表情地问俞新尧：“这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你看过吗？你现在把他口译成现代文。”俞新尧既感突然，又因对古文知之甚少，心中诚惶诚恐，便连蒙带猜，期期艾艾地说了大概。想不到的是，马老师脸上竟露出喜悦之色，还大大地表扬了一番。然后马老师告诉他考试要注意的事项，又重点提到“慕尼黑阴谋”很重要，你如不知道，赶快去熟读，并郑重地再次强调，这个题材很重要，正式试卷不一定会出，但若有附加题一定是它。

俞新尧将信将疑，但还是好好地翻看了“慕尼黑阴谋”。不出马烈老师所料，当年的政治试卷中果然出现了“慕尼黑事件”，印象中还是20分的论述题。俞此时心情之爽，无法用言语形容。考完以后，俞新尧急于想见到马老师，向他汇报考试的结果。俞忆述：“考完路过楼塔中学时，已是晚上7时左右，天已漆黑一片。很远就听到马老师在公路边不停地向路过的考生打听我，我高声呼唤他。他急切地把我拉到他的寝室，从考题到应答，足足问了我一个多小时，然后他非常兴奋和肯定地对我说：祝贺你！你肯定考上了！”

如果说俞新尧的额外得分有高人指点，而杨念迅的运气则是一张废旧报纸赐给。

杨念迅是1977级历史系学生，我的同班同学，浙江义乌人士。义乌盛产红糖，而红糖需要牛皮纸和旧报纸来包裹。1977年的历史考卷中有一道“黑水党”的题目，做出来得5分，由于题目较生僻，答出来的人寥寥无几。杨念迅估计，他在黑水党题上至少得4分。高考总分不要说多4分，即使是1分，也是上天入地的分水岭。那么杨念迅是怎么得到这4分的呢？且让他自己现身说法：

“党报”摊派不仅仅是现在的事，那个年代生产队也得被强行订报。好在那时农民对此事的抵触情绪并不怎么强，因为报纸是稀罕之物，可以派上许多用场，比如糊墙壁、包红糖、当厕纸，等等。于是，生产队负责管理报纸的会计会把每天送到的报纸平平整整地折好，按照日期一张不差地叠好，然后每年榨糖季前按人口平均分到每户，村里识文断字的人也不少，但会计不会让任何人看报，他自己也坚决不看，因为报纸弄皱了、弄脏了，分到的那户人家就会有意见。会计家就在我家隔壁，我多少次厚着脸求他让我看看报纸，都被他严词拒绝了。

于是，我只能看到分给我家的那几张报纸，尽管是旧得不要再旧的旧闻了，但于我来说还是蛮有看头的，毕竟那年代供人看的文字实在太少了。哪怕临近高考了，我也知道不应该去看那些于高考没用的旧闻，可还是熬不住要去翻一翻。巧就巧在1977年高考前生产队分给我家的那几张报纸上恰恰有一则关于黑水党的历史小常识！当我在几天后在历史考卷时看到这道题目时，心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了！老天有眼啊！

俞新尧、杨念迅的高考加分应当说是必然中的偶然，那么杭州大学政治系78级的韦忠信，就是将煮熟的鸭子放飞了，将一道高分的地理试题，自己丢进了失分的大海中。他事后总结，关键是自己定力不够，从而导致了偶然中的必然。且让他自己娓娓道来：

恍惚记得考试时间有一个半小时，我不到一小时就做完试卷了。好像最后一题是说一条船，春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然后立夏、秋分、冬至等到了几个不同的地域，问当地气候、温度、日照长短等。题目设多问，满分25分，具体的记忆有些模糊。既考毕，便欲提前交卷。恰逢前座考生也在整理卷子。那时眼神极好，不经意间只偶然一瞥，突然发现他的答案与我完全相反：冷热相异，春秋有别，长短相差……总之大相径庭。前座似乎是一位年过30的“老三届”考生，功力自然不凡。我突然陷入纠结之中，继而怀疑自己答案的正确性，并试图进一步求证，便轻轻踢了一脚前座的椅子，指着我考卷的试题，用近乎腹语的低沉音说：“你错了！”谁知他扭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丝毫不为所动，理好试卷，充满自信地上交了。我越想越不对劲，觉得一定是自己错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临交卷前五分钟，我终于作出了与原先答案完全相反的修改，疑虑重重之下匆匆交卷。一出考场，急忙去对标准答案，这一对，简直把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复旦梦就这样灰飞烟灭了。最后各科成绩中地理最差，仅得了 60分。

对于这一投机取巧的“奇耻大辱”，给韦忠信留下了终生教训，他后来总结道：做人还是要讲诚信，不可投机取巧，关键时刻不可丧失定力，丢了自信。

四、高考志愿，有时参考而已

现在的高考生，不但知道了自己的考分，也知道了自己排名处在第几，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对应参考往年各大学的录取分数和名次，“按图索骥”地填上志愿，到最后录取通知送达，大体就是你所填的学校和志愿了。

而1977年则不然，许多考生和家长对志愿既不了解，也不看重，只要有书读，学校好点差点无所谓，不少学生填了这所学校，还不知道学校坐落在何地。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1977级学生邱建伟，他选择科大作为第一志愿的原因，只是从广播中听到有这么一所大学，当录取通知书收到后，他刹时愣住，怎么校址在合肥呢，而不是心仪的北京？一丝失落感油然而生，但也仅仅一瞬，转眼便释然了。北大经济系77级学生，后出任北大副校长的海闻，从杭州赴黑龙江上山下乡，他报考了北大图书馆系，但当他接到录取通知时，他被录取在经济系，他一下蒙住了，什么是经济学啊？一无所知。

也有一些考生，父母亲本身是大学毕业生，知道学校的档次，但在给子女填志愿时，却多就低不就高，为的就是稳妥。例如厦门大学历史系77级学生刘海峰，他在填志愿时依次是福建师大中文系、历史系、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四川大学历史系77级的罗志田志愿依次是：成都师范学校中文高师班、四川师院中文系、四川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英语系77级申丹，当时填的志愿是湖南师大外语系。北大中文系77级黄蓓佳填的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还有北大中文系的77级徐启华，北大法律系77级的李克强等等，他们的志愿表上都没有北京大学，但最后却录取在顶尖大学就读。

这除了他们的分数考得高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政历清白，因为1977级录取时，大学专业还有“机密”、“绝密”和“一般”之分，进绝密、机密专业的人是真正“又红又专”的苗子。这些考生后来所进学校的档次，都高于自己原来所填的志愿，当中有如此“机关”，不少考生并不知其所以然，而这对于现在的考生就是天荒夜谭了。

李克强和他的同学们

五、血压、血压、还是血压

当时考生中有种说法流传很广，说即使你考分高、政审过关，但若体检不通过，依然上不了大学，而衡量体检合格的主要标志是你的血压是不是高。于是许多考生在量血压前，就着水龙头猛喝一肚子凉水，以期降低血压。当年浙江诸暨考生的体检，是大学、中专上线生集中在一起的。体检前几天，我们几个上线同学，事先到璜山区卫生院做了血压预测，因为那里有个医生是我们老师的夫人，她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她几次给我们量血压，其他同学都正常，就是我越量越高。她对我说，“你根本不是血压高，而是紧张导致。这样吧，我给你一颗药，体检前三四个小时吃下去，保证你血压过关。”她将这颗药交给我一个同学保管，让他到时给我服用，我也不问是什么药。

体检那天，天蒙蒙亮，那个同学叫醒了我，我们蹑手蹑脚到室外，就着室外的冷水吞咽下去，几个小时后我的血压测量正常。意想不到的是，一直陪我，且血压预测一直正常的徐姓同学却血压高了，测了多次还是高，他也越来越紧张。好心的医生让他下午补测，谢天谢地，二人终于过关，我们长长嘘了一口气。后来他被报考的一所高中中专录取。事后我问那医生，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她呵呵一笑，我仅仅给你一颗微量的镇静药。

因为血压测量偏高而不能入学有不少实例，徐州师院中文系1978级孙汉州撰文叙述了自己遇到的体检淘汰。他撰文说：

考试结束后，全家人便进入期盼状态。终于，盼来了上线的消息（那时，具体成绩仍然保密，不向考生公布）。不久，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到县城体检站参加体检。体检，平生以来头一遭，由于紧张，血压升高，一遍又一遍，越量越紧张，血压硬是“居高不下”。后来，就因为这个原因，对我半开的大学之门又关上了。事后，我为了治病，又去医院量血压，结论是：“一点儿也不髙。”

“这也许是命吧。”母亲说。

“什么命不命的，明年再考！”

1978年，我又参加高考。文化考试自然没问题，谢天谢地的是，体检一帆风顺，邮递员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送上门来，我童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与孙汉州同病相怜的还有现在鼎鼎大名的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1977年12月丁仲礼参加了高考，成绩达到体检线，但测试血压时，左手测、右手测，血压总是高。医生说他太紧张了，让他歇一歇，可歇后测还是高。事后父亲带他去医院体检，说身体根本没毛病，就是心情紧张导致。这一年，他因体检不过关而未被录取。次年，他报考浙大地质系。他知道自己的“短板”所在，于是多了心眼，事先打听到初中另一个班的女同学是体检医生之一。体检前一天，他设法找到了这位同学医生，说出了自己的“心结”。那位医生示意他量血压时到她的桌子前，并叮嘱不要紧张，于是这回体检血压过关了。丁仲礼成为1978级浙大地质系地球化学专业学生，并从这里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地质学家。

丁仲礼（左）和浙大同学

如果说孙汉州、丁仲礼是因为莫名其妙的“血压高”推迟了一年，那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张汝潮、沈坚就比他们幸运多了。

张汝潮说，那年文化课过关以后，紧接着是体检。内科检查时，平时基本不生病的我居然血压偏高。大夫让我留下稍作休息后再测，结果反复几次测下来血压仍旧偏高。我拼命向大夫解释，血压偏高那是玩命复习造成的短暂现象，过几天肯定会恢复正常。我苦苦哀求，我30岁才有上大学的机会不容易。这时门口的招办老师在不停地催促。我绝望地瞅着大夫在我的体检表上记下了体检结果，在他把体检表交给门外的招办老师后，突然转身在我耳边悄悄地说：“放心，你的血压正常！”后来的新生入学体检证明了这位大夫的诊断是正确的。我要一辈子感谢这位大夫，不然我的高考路就戛然而止了。

浙大教授沈坚讲课照片

沈坚是湖州考生，后来成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部掌门人，1977年入学体检他也险险被刷。他如此忆述：

从张榜到最终录取，中间还有体检，对许多人来说这已不是什么事，我却差点折在这一环节上。体检那天我出奇地紧张，心跳一直慢不下来。第一次测心率，每分钟有100多次，医生让我休息，我反而更紧张。心率检测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傍晚，最终由县里体检总负责医生定夺而过关。从那以后，我逢体检就心率快，成了条件反射，到了大学也是如此，直至中年才改善。春节后收到了录取通知。1978年3月，我踏入了杭州大学的大门。此后，我从学生成长为教师，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所学校。

以上这些缤纷的花絮，可能是那个特殊年代，这批特殊的考生的特殊待遇。

这些细节实际上折射出这批考生无论如何不愿错过，这千折百回才获得的高考入学机会。

《北京晚报》2020年6月13日刊发《恢复高考后缤纷的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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