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作者因此文入围新浪网2005年度文化人物）

Original 刘海峰科举学与考试研究 2023-12-16

为科举制平反

刘海峰

编者按：1905年9月2日中国科举制停废，今天是废科举117周年的日子。本号今天推出刘海峰教授在科举制百年祭之时发表的《为科举制平反》一文，以作纪念。此文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中国文化界知识界对科举评价的广泛讨论与反思，作者也因此与刘心武、金庸、贾平凹、季羡林等12人入围新浪网“2005年度文化人物”。至今还有不少人对科举制抱有偏见，为长期蒙冤的科举制平反昭雪、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故此文仍有重温的价值。

新浪网“2005年度文化人物入围”投票网页（2005.11.14-12.25）

从清末以来，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是帝制时代一种腐朽落后的、扼杀人才的取士制度。长期以来，科举制多是作为批判的对象而被加以介绍的。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时，对科举的否定评价，似乎已经是盖棺论定了，而且百年来占主流的评价也一直是负面的。因此，现在看到本文的题目《为科举制平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可思议或以为只是危言耸听。不过，只要我们冷静客观地重新审视科举制，便会明白直接提出“为科举制平反”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的。

科举时代在一百年前就已终结，尊崇科举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在科举停废一百年后的今天，盲目批判科举制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将科举制妖魔化的现象也该结束了。

一、平反的呼声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自科举制废止之后不久，就开始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而且，这种呼声时断时续，总的来说还越来越大。

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科举制曾被废止过数次，每次在废止之后不久便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要求恢复科举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古代大不相同，已经没有了科举制生存的社会文化土壤， 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走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但在此后才几年，也一样有人提出恢复科举制。其中较有影响的是，1907年中书黄运藩以“整顿学务”为名提出恢复科举，给事中臣李灼华奏请变通学校规则，“兼行科举”，结果都被否定。民国以后，也还有一些人为科举制的遭遇鸣不平，不过因人微言轻，影响不大。以下仅举清末民初一些著名人物为科举制平反的事例。

最早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著名人物是戊戌变法时期极力批判科举的梁启超。1910年，梁启超已说“科举非恶制也”，他不仅认为科举不是一种坏的制度，而且还认为“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他公开提出了为科举平反的主张，甚至直接说：“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提出恢复科举的建议。[1]只是当时梁启超的这番言论并未引起多少人的重视，以至于长期以来一般人仅知道梁启超早先批判科举的立场，而很少有人听说他还曾发出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吁。但是，梁启超的幡然悔悟，十分值得我们深思。

“五四”时期重要的科学启蒙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杜亚泉，在1911年撰文指出：“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向使当日者，不废科举之制度，但稍稍改易其课试之程式”，那么，这种科举改革所产生的效果，会比废科举兴学堂的更好。[2]他是最早提出科举制其实可以不废这一观点的名人之一。

另一位在科举废后不久却赞美科举的伟人是孙中山。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在各种场合一再称赞中国古代考试的公平性，强调考试在政府选任官员中的重要性，他《五权宪法》等演说中多次说过：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

孙中山是在游历东西洋多国作过比较之后，且看到民国建立以后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状况，痛定思痛才发出此论的。孙中山还指出：“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3] 这是直接为科举制平反的言论，他不仅称赞科举制度本身，而且连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加以肯定。孙中山的观点导致了后来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实际上是科举制的复活。

后来一些著名学者，对科举制也有相当中肯的评价，如胡适认为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之一便是科举制度，他说：“这种制度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不公。……它是一个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帝国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经过这种制度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4]

在谈到戊戌变法时，胡适又说：“康梁变法的时候，只是空洞地吸收外国文化，不知道紧要的是什么。学堂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学堂不能代替考试的制度；用学校代替考试，是盲目的改革。结果造成中国二十五年来用人行政没有客观的、公开的用人标准。”[5]

钱穆在1951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中认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6]

1955年，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钱穆又说：“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7]

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科举研究也空前地活跃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不再像世纪初那样为激愤的情绪所左右。也许部分是由于离清末废科举更为久远的缘故，许多学者开始对科举作出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而更重要的是高考选才存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没有制度化的遴选官员或公务员的程序所显现出来的弊端，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反思科举制的是非功过。经过客观地研究，这才知道人们对科举的坏印象原来是清末为废科举而矫枉过正地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而形成的。

例如，担任过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十余年的杨学为研究员曾谈到，60年代以前念书的时候，读的书、听的报告，几乎都说科举及其考试不好，当然他也这样认识。后来从事考试工作，又查了一些资料，才感到原来的认识不全面，转而认为考试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可以和四大发明相媲美。科举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对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科举的评价，应持历史的、具体的观点。[8]

有的学者认为，须重新认识科举制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应将科举制的功能和具体内容相混淆，就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科举制度的积极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9]有的学者在对明清时期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实证研究后认为：对科举的公正性和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就制度本身和实际录取而言，即使到清末，其客观性和公正性还是主流的。进士中的绝大多数并非“不学无术”、“平庸低能”之辈，对科举考试内容的智力性不应怀疑。[10]

科举考试诞生于古代中国，但其平等择优的原则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或者说带有某种超越帝制时代的特征。有的论者认为，“科举考试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其中合理因素与之俱亡。它所体现的许多有价值的观念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公平竞争、广泛参与、唯才是举的思想不但在封建社会是进步的，还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成为人类共同的基本理念。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也是对世界思想文化宝库的巨大贡献。”[11]

又有学者认为，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而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于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12]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制采用的考试选才办法要优于世卿世禄制和察举推荐制。有的论者指出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科举制在中国近代受到的遭遇恐怕是最缺乏理性的，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中国干部人事裁判制度实际上倒退到科举制以前诸形态。[13]

为科举制平反的多数论者认为科举的弊端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内容问题，即明清两代主要考八股文不合理，是八股文拖累了整个科举制度。然而，甚至对八股文这一科举中最为“丑陋”的部分，也有不少学者要为之平反。例如，1996年海南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八股文观止》，作者对八股多所肯定。启功、金克木、张中行的《说八股》一书纠正了人们对八股文的偏见，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一书也较为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八股文体。

至于说西方学者对科举制的评价，总体上说要比中国人对科举的评价高得多。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就曾指出：“尽管有其缺陷，但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它制度更大的作用。”[14]

曾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一度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北大前身的校长）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在1896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环行记》（或译《花甲记忆》）一书中对科举制有很高的评价。

有不少西方人还认为科举制重要性不亚于物质文明领域中的四大发明。根据西方学者的说法，我认为，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来说，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制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15]香港的中国文化研究院所制作的“灿烂的中国文明”网上学习计划，便将《科举制度》列为中国文明的一个专题。

正是在为科举制平反的大趋势中，“科举学”应运而生。“科举学”的提出本身具有某种为科举制平反的含义。在彻底否定科举的学术大环境中，是不可能提出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科举学”的。不论对科举制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科举总是一种客观存在。20世纪中国人对待科举，总体上可以说是从蔑视到重视、从激愤到冷静、从片面到全面、从批判到借鉴、从政治到学术。“科举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冷寂走向热门，从制度的考释走向理论的探讨，从激情的批判走向理性的判断。[16]

总之，为科举制平反，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已成为一股思潮，成为一个趋势。许多研究者不约而同提出为科举平反，确实是发现科举制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不可抹杀的重大作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才提出的。当不再“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时候，人们本着“论从史出”的治史态度，便自然会得出为科举制平反的结论。

二、科举评价的误区

以往在科举评价中存在许多认识误区，出现各种与历史实际不符的、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这里略为辨析几个认识误区。

1．“科举无法选拔真才。”

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将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范进、孔乙己当成科举人物的代表，以为科举制造就的都是这种类型的腐儒，他们却忽略了大量真实的杰出的科举人才。范进、孔乙己当然也反映了历史真实，但归根到底总是文学人物，而科举曾选拔了从文天祥到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从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到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这样的文学家，从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从韩愈、朱熹到蔡元培、黄炎培一类的教育家，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科举人物，远比“范进”、“孔乙己”来得可信。

我曾据《辞海》文学分册所录中国历代作家统计，隋唐五代至清代及近代作家共602名，其中进士和举人等出身者共341名，占总数的56.6%。而且这还不包括秀才一级的科举中式者。因此可以说中国帝制时代后期多数文学家是科举出身者。

科举的目的不是选拔文学家而是选拔官员，从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多数政治家都是科第中人，连清末激烈批判八股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人也是科举出身，这些名人都属于科举人才，这说明科举制的选才功能是发挥出来了。宋太宗曾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17]宋太宗很明白科举所取之士不可能个个都成大器，只要有百分之一二十的人能成大才便算成功。因此，总体而言，科举可以说能够将传统社会的真才选拔出来委以重任。

2．“科举造成中国科技落后。”

在探讨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时，将主要矛头对准科举是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但这种说法过于笼统而缺乏具体分析。中国的科技曾经领先于世界各国，明清以后科技落后于西方，其中原因十分复杂，不能主要怪罪科举。唐宋两代重视科举，尤其是宋代科举地位崇高，是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最为重视科举的时期之一，然而当时中国科技却远远领先于西方。如果仅考察唐宋600多年间的历史，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当时科技发达是受科举制的推动呢？显然不能。同样，对明代以后科技落后于西方也不能简单归因于科举。中国科技在明代以后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

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明算科，但只是六个常科中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且至宋代以后就消亡了。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辩证而相对拙于实证。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传入，中国和一些东方国家的科技和社会也可能再过几百年还是传统的东方模式，可能过很久也不见得会发明蒸汽机、发现万有引力。

这就像古代中国绘画从来就没有焦点透视概念一样，许多画家肯定看到过物体近大远小的现象，可是在西洋绘画传入以前，只有以浓淡不同来表现山川的远近，就是没有人将房屋等建筑用明暗对比近大远小的透视原理画出来，应该说这就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有关。

在西洋绘画传入中国之前，传统中国的界画都没有近大远小的焦点透视概念，画出来的景色，尤其是建筑都是远近长宽距离相等。

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应该承担部分罪责，但不应该承担主要罪责。即使没有科举，中国古代士人也不见得会将主要心思用到科技方面去，例如元代有相当长时期未实行科举制，“科举学废，人人得纵意无所累，”[18]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脱离了科举制的轨道之后，多将心思用于诗歌创作等方面，并不会将精力转移到科技方面去。日本在8至9世纪曾模仿唐朝实行科举制度，而到10世纪以后科举制便逐渐消亡了，但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科技也并没有比中国更发达，更不用说领先于西方了。古代东西方本是两个基本上相互隔绝的不同的文明体系，16世纪以后西方科技开始领先于中国，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文化和文明的差异。

3．“考试作弊说明科举制黑暗。”

许多论者把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替考、贿赂考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的弊端，认为晚清科场作弊盛行说明科举制黑暗。实际上，从宋代以后基本定型的科场条规来看，作弊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科举制将个人和集团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竞争，集中到考场上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知识的竞争中来，因此，许多人挖空心思企图破坏这一公平的制度，或者想方设法钻制度的空子，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挤入仕途。正如丁韪良在提议美国借鉴科举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时所指出的，假如英国所移植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有何缺失的话，那并不是由于该制度，而是由于其运用不当。[19]

科举制中许多规定和措施恰恰就是为防止作弊而制定出来的。正如我们不能说当代高考中部分地方存在作弊现象就说高考制度不好一样，不能因为存在作弊而怪罪制度本身。科举制有其复杂性和局限性（如难以考察德行和只重考场成绩不重平时水平等），而一些考生和官吏则利用了其局限性。在传统中国社会，宗法关系强大，人际关系复杂，无论采取何种取士制度，都可能出现舞弊情况，相对而言，科举考试是最为刚性的选材制度。

一部中国科举史，是由考试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外部压力相互对抗所谱写的历史，是力求公平取士的精巧用心与力图投机取巧的作弊行为斗智斗勇所写就的历史。清代由杜受田、英汇等修纂的《钦定科场条例》，对科举制的方方面面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其细密严谨程度世所罕见，其中对防止舞弊的规定可以说是密不透风、滴水不漏。这些条规是在科举考试上千年的演进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我觉得，未曾读过《钦定科场条例》的人很难想象清代科举制度之严密程度，认真读过《钦定科场条例》的人很难忘记清代科举制度之严密程度。

4．“科举考试不公平。”

指责科举制不公平的说法具有强调实质性机会平等的倾向，是对古人的苛求。若说考试竞争不公平，试问又有什么制度比它更公平呢？有比较才有鉴别，科举无疑是古代社会相对最公平的取士制度。考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公正，从隋唐至明清，“至公”的理念成为科举制的制度设计的基本精神。不管科举是否真正做到“至公”（实际上古今中外都不存在绝对的公平），至少成熟期的科举考试从制度上说是提倡公平竞争的。

北宋时欧阳修甚至认为科举制中密封和誊录评卷以杜绝作弊，是“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20]元明清时期，各省贡院的中心位置都有一座名为“至公堂”的建筑，它将“至公”理念直观地呈现出来，也是科举考试公平性的具体象征。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以致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21]

清代甘肃贡院至公堂（刘海峰2008年9月摄）。“至公堂”匾额及两侧竖匾对联，均为左宗棠所书。

明代曾有人指出：实行科举制主要是出于公平的考虑，实行其他选拔人才的办法，无法核实真伪，弊端比科举更大，因此实行只看文章才学不看德行表现的科举制是不得已的办法，即“国家设科举为登晋贤良之路，然非得已。”[22]科举时代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科举考试相当公平，今人也无法举出古代有什么制度比科举制更公平，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硬要说科举制不公平呢？

5．“妇女无权参加科举，因此科举制很不平等。”

有不少人指出科举制不允许女性报考，将半数人口排除在外，说明科举制根本不平等。其实，这又是一种误解。妇女被排除在选拔范围之外，并不能归罪于科举，没有科举制，古代妇女也一样无权参政，这是古代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因为除了少数宫廷中的官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官员）以外，中国以及绝大多数国家古代都不设女性官员，在这种情况下，科举怎么可能会招考女性呢？当时不可能有这种制度安排。

科举制只是选拔官员的途径或手段，妇女不能应考，并非科举制的罪过，而是没有这种社会需求。所以说，透过现象看本质，把妇女排除在外不应怪罪科举，归根结底是由于帝制时期的政治制度和官员结构使然。在那个年代，无论采用何种选官方式都不可能将妇女包括在内。

6．“科举造成官本位体制。”

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官本位、学而优则仕的体制并非科举造成，科举只是使学而优则仕制度化，入仕竞争规范化而已。科举确实将天下士人的聪明才智都吸引到读书做官一条道上去。《荀子·大略》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看法。而实行科举制的时代，求学而不为入仕的人少之又少。科举为广大读书人提供了上升的机会，使学而优则仕大行其道。但我们应该分清楚，这并不等于说科举造成了官本位体制。

说到底，科举制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因为在科举制产生之前，中国已经是一个“贵义贱利”、重道轻器的国家了，治术重于技术是儒学社会的一贯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考试相当衰弱，但当时中国社会已经是等级森严、品阶齐全，官本位体制已经形成了。可见官本位体制并非科举制造成，我们至多只能说科举强化了官本位体制。

7．“科举导致官场腐败。”

将清末官场腐败归罪于科举可以说是本末倒置，恰恰是社会衰败、官场黑暗才导致科举走向穷途末路。考试取士是从制度上防止用人方面的腐败，如果没有科举这一道关口，清末官场还不知会更腐败多少倍。

晚清吏治腐败的部分原因恰恰考试选官制度受到了削弱。由于允许捐官以及其它吏道盛行，不少举人和进士很难入仕，甚至有进士出身后二三十年待选的情况。官途多让其他人挤占之后，那些文化素养较高的科第中人反而长年待选守缺，而通过捐纳等途径入仕者往往不如科甲正途入仕者清正廉洁，这是清末官场腐败的原因之一。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也说科举造成了中国的官场。实际上没有科举照样有官场，而且官场的裙带风和植党营私情况还会严重得多。

以上所辨，只是举例言之。此外，还有不少一直流行的说法，如“科举制是统治者愚民的产物”、“科举是一试定终身”、“科举造成中国教育的衰败”、“科举对文学没有促进作用”、“八股文是蠢笨的产物”等等，也都是似是而非的误解。限于篇幅，于此不再详辨。

三、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

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却不会完全消逝，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科举虽然已经废止，但却没有完全作古，它还以不同的形态复活于现代社会。

为了真正理解科举制，有必要将其与中国历史上其他选拔人才的办法加以比较，也有必要与同时期西方国家选拔官员的制度进行比较，还可以与中国现代的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办法加以比较。因为，我们不应就科举谈科举，谁如果只研究中国的科举制，谁有永远无法全面理解科举制。

科举制比起之前的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是一种进步，几乎无人还有疑义。科举制为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人广为称赞并被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许多学者包括笔者都曾作过专门的研究，本文不再详论。孙中山在日本、英国游历多年，曾经说过“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的那段著名论断；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东渡日本后，对中国的科举革废作了反思，并于1910年悍然主张恢复科举。

当我于1993年在伦敦访学半年，认真研究科举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并翻阅英国国会在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前后辩论材料和试卷之后，当我于2000年在东京访学半年，看到许多大学都以毕业生考上公务员为自豪、书店里摆满各类资格考试的书籍时，我对孙中山和梁启超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作者于1993年国家公派留英半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作高级访问学者，专门研究科举西传说。这是作者在伦敦大学总部图书馆查阅1850年前后英国国会关于建立文官考试制度辩论的史料后留影（1993年4月）。

实际上，科举制既没有19世纪以前一些西方人说得那么好，也没有20世纪许多中国人说得那么坏。清末废科举时的主流言论经过当时人的主观取舍，历史记载受思维定势的制约也不免以偏概全。知今有助于通古，我们可以将废科举与废高考作一比较，便可理解今人对科举制的偏见，很重要的原因是囿于清末废科举前后的言论的影响。

以往人们将清末人士对科举制的否定评价当作是古代多数人对科举制的看法，这就好比当代只看主张废止高考一派的人提出的论点一样。如果只看清末废科举时经过筛选的情绪化言论和民国以后人云亦云的历史教科书，那么科举制的确很坏。如果只截取1966年废高考前后从大人物到部分中学生对高考的评价来看高考，那么就会给人留下高考一无是处的印象，会得出高考是一种罪大恶极、必须废除的制度的结论。

今人之视古人，犹后人之视今人。如果只看一个时期个别人的偏激言论，后代人以为当今民众都认为高考是一种“人神共愤的考试”。[23]而实际上当今多数民众和许多专家也认为高考是一种相对很好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办法，是现代中国社会中难得的相对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多数人也认为科举是一种相对最好的人才选拔办法，否则科举制怎么可能历经质疑和短暂罢废，前后存在1300年之久？

而且，许多论者混淆了科举制与八股文的区别，将明末以后对八股文的批判等同于对科举制的批判。确实，黄宗羲、顾炎武、康有为、严复等人都对八股文作过激烈的批判，明末有人认为明朝江山就是被八股文所葬送，顾炎武则说八股文败坏人才不亚于焚书坑儒，清末康有为所抨击八股文导致中国积贫积弱、割地赔款，但这些言论基本上都是针对八股文而不是针对科举制本身的。

而且，清末人士为废科举而将八股文连带科举制说得一无是处，带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中的严重情绪化倾向。可是废科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都只重复反科举的言论而基本上不提以往肯定科举一派的言论，以至于今天许多人以为古人都认为科举是一个很坏的制度。

为科举制平反，并不是否认科举制的弊端和局限，只是有关批判科举的言论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这里无需重复。本文所要论证的是，科举制实际上并不是像许多人印象中的那么恶劣，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科举是一项不坏的制度，即梁启超所说的“非恶制也”。“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24]

为科举制平反，就是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就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与科举类似，书院在清末也被视为旧学的堡垒被彻底唾弃，儒学、汉字在“五四”时期也曾被一些人说得一无是处。到后来，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便为书院、儒学、汉字等加以平反。而科举制至今在多数人的心目中仍然很坏，其实不是科举制本身太坏，而是人们对科举制的偏见太深。自从清末将科举“妖魔化”以来，许多人还停留在跟随清末人士后面盲目地批判科举制的阶段。现在亟需正本清源，不能人云亦云，而不作具体的分析和自身的判断。

为科举制平反，就是为沉默的古人说话。经过后人的筛选，赞扬科举的古人变成“沉默的大多数”，为科举制平反，让他们也有“发声”的机会，此乃这部分古人之幸。实际上，古代对科举制正面的肯定要远远多于负面的评价。限于篇幅，在此不能详细列举。在类似于科举改革等不涉及君权的领域，看来中国古代多数时候是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的。除了清代大兴文字狱的时期以外，什么人都可以发表自己对科举考试本身改革的看法，只要不触及专制统治的底线。你可以骂科举不好，也可以为科举唱赞歌。因此现在还可看到古代许多批评科举的文字，不过这方面的言论在清朝末年被进一步放大了，以至于淹没了更为大量的肯定科举的言论。

为科举制平反，就是为考试选才机制平反。有科举制度造成很多问题，但没有科举制度则会出现更多的问题。科举是有不好的方面，而没有科举将会出现更坏的情况。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

当然，考试选才往往无法考察德行，千百年来，人们对以德取士的追求此起彼伏，赓续不断。但就像物理实验中对“永动机”的追求一样，在太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环境中，以德选才或“全面考核”总是以失败而告终。科举时代多次废科举却行不通的史实说明了这一点，“文革”中推荐上大学导致走后门盛行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前些年保送高中生上大学异化为“送官不送民”的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科举历史与高考现实一再雄辩地说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

产生于等级森严的君主时代的科举制，从考试内容上说深含古代精神，具有某些过时的糟粕，然而从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形式上说，则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这种平等择优的竞争方式具有超越帝制时代的生命力。科举制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被广泛实行，是因为有选拔人才的内在逻辑和普世价值在起作用。科举虽已废止，但考试这种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停罢，仍适用于现代社会，而1300年科举考试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对当今的各种考试改革皆有参考价值。

1994年，韩国官方在过去举办科举殿试的景福宫广场举行纪念科举制废止100周年的模拟科举考试。

2005年9月将迎来中国科举百年祭，我们应如何对待科举这份沉重而珍贵的文化遗产？韩国历史上也曾模仿中国，实行科举制长达900余年，科举制在韩国社会上的影响甚至不亚于科举制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韩国在科举时代也有“近来科弊，难以毛举”的情况，但韩国人在1980年就已召开过以科举研究为主题的全国历史学大会。1994年，为了纪念韩国科举考试罢止100周年，韩国曾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效仿李氏王朝的模拟科举考试，即在成均馆大学举行文科殿试，在全国应试的儒学“生员”中，分甲乙两科考取状元，放榜后还举行了“恩荣宴”和状元游行仪式。

百年之后，韩国再现“科举盛况”的做法，是为了不让后人忘记祖先的文化遗产，不忘对考试和考试文化的继承。作为科举发源地的中国，在科举制废止100年后的2005年，是到了纠正长期以来简单片面贬斥科举制的时候了。

（本文原载《书屋》2005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8期封面转载，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2005年5期转载，《文摘报》2005年3月6日转摘，并被其他许多报刊、网站转载。次年被选入《最佳教育随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注释：

[1] 梁启超：《官制与官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3，中华书局，1989年，68页。

[2] 田建业等：《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21页。

[3] 孙中山：《与刘成禺对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445页。

[4]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323页。

[5] 耿志云：《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178页。

[6] 钱穆：《国史新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114-115页。

[7]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89页。

[8] 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4期。

[9] 葛剑雄：《科举、考试与人才》，见《人才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第二届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263-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