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村共同富裕建设的主要经验与启示|之江策
导 读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要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必经之路,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基于此背景,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大-IFPRI国际发展联合研究中心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共同发起中国农村微观经济数据调查(浙江)暨浙江农村共同富裕调查,建立详实的浙江农村共同富裕数据资料库,致力于从微观视角分析总结浙江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经验,为全国乃至全球的共同富裕之路提供卓有价值的发展范式。本文基于2021年数据调查,分析浙江农村共同富裕基本情况,总结浙江相关经验,并对进一步巩固相关成果提出对策建议。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调研县(县级市)样本点的选取主要考虑了当地的自然地理状况和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在浙北、浙中(西)、浙南分别选取一个县。在浙北选择嘉兴桐乡市,浙中(西)选择衢州市开化县,浙南选择台州温岭市。在确定了3个调研县(县级市)后,根据随机抽样原则,分别从桐乡、开化和温岭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3个行政村,共27个行政村样本。在此基础上,每个村随机抽取20户农户,共540个农户样本。本次调研主要包括浙江农村的农户数据和村级数据,共回收有效村问卷27份,有效农户问卷538份。
一、浙江农村共同富裕主要经验
基于本次调研,对浙江27个村的案例进行对比分析,总结浙江通过乡村振兴弥合城乡发展差距,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经验。
(一)产业造富:突出主导产业、打响品牌特色
农业要发展,乡村要振兴,农民要富裕,首先需要培养壮大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浙江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农产品贸易环境中,坚持质量兴农、品质强农,通过农业产业品牌化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生产结构的调整,实现品牌农业对农行供给侧改革的高效推进,以农业品牌化助力乡村振兴。浙江省多地农村都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农产品品牌,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产品知名度不仅扩大了销路、促进村民增收,也形成了溢出效应,带动了周围村庄的共同发展。比如温岭市滨海镇民益村通过种植“滨珠”葡萄迈向共富之路。2004年,民益村成为浙江省大棚葡萄基地,并创建了滨海葡萄专业合作社,生产的葡萄曾荣获浙江省名牌产品。目前种植面积已达840亩,年产值在3500万-4000万左右。大棚葡萄的种植不仅极大地助推了民益村的产业兴旺,其模式也被温岭市滨海镇各村庄广泛采用。以滨海镇的永康村、新二塘庙村为例,它们均与民益村毗邻,且最初都是依靠民益村的葡萄种植技术发展起来。20多年间,滨海镇葡萄种植面积从一开始的数百亩,发展到现在的2.5万亩。2018年,滨海镇实现了葡萄产量3.8万吨,年产值4.5亿元,占全镇农林牧渔总产值的66.2%。
(二)抱团增富:壮大集体经济,助力强村富民
通过多元化模式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此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是浙江农村共同富裕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比如温岭市凤溪村在近几年顺利完成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村民持股工作,基本实现村民“一人一股”。村民收入构成除了经营收入和劳动报酬外,还包括村集体每年的分红,资产性收入获得拓展,收入来源更加多样性。发达的集体经济和明晰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还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除了政府部门提供的社会保障外,村集体还利用集体收入为村民提供额外的社会福利和保障。
除了各个村发展自己的集体经济外,还有一些村庄间展开了“抱团经济”。2017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实施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三年行动计划,到2019年全面消除集体经济年收入低于10万元的经济薄弱村。桐乡市濮院镇依托羊毛衫市场,以永越村为首,镇上的九个村抱团投资2.5亿元,成立了濮院新越毛衫整烫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羊毛衫生产的整烫环节,进行市场化运作。村庄抱团发展是桐乡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抱团”项目激活了资源,成为撬动乡村发展的新支点。各村紧跟濮院镇产业发展的特色,参与抱团项目,为村级集体经济注入了新鲜的发展血液。随着抱团投资的落实,新联村集体经济收入迎来了飞速的增长,2018年首次突破1000万,2020年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2000万元,村级集体经济增长已连续七年保持在8%以上。永越村2020年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收入1591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万元。依托集体经济,永越村用于村民福利性支出达180万元,为全村农户实现家庭财产保险、农民人身意外保险全覆盖,对参加合作医疗的村民实行定额补贴50%。各大新村均配备了农民茶室,进一步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实现产业兴旺带动农民生活富裕。
“飞地抱团”的模式也极大了促进浙江山区26县的发展。2019年开始,开化县与桐乡市成功签订了以土地指标换收益助“消薄”的山海协作“飞地”产业园项目,通过委托桐乡运营获取收益并用于全县30个村“消薄”。该项目共分二期,总投资3000万元,采取“县域统筹、股份经营、保底分红”的“飞地抱团”模式,引导开化县30个集体经济薄弱村以土地指标和资金入股,以跨市土地指标调剂等土地新政为“催化剂”,变土地指标为经营收益,以空间置换激发村庄发展活力。开化县华联村就是从中受益的其中一个薄弱村,2019年底获得“飞地抱团”的第一笔5万元收益,并将其用于清水鱼养殖,进一步实现产业特色化、效益最大化。
(三)能人带富:引领产业铺路、反哺乡村建设
农业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能人带动,这点在浙江农村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奔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多个村庄都出现了开拓创新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正是由于这部分人率先发现适合当地的农业产业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才带领当地村民效仿,通过“传帮带”使更多农户的口袋鼓了起来。温岭市民益村是个典型的农业村,村内土地曾以粮食种植为主。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匡森等12位村民尝试在村内的零星地块上种植葡萄。为了提高葡萄产量,减少病虫害,陈匡森等人四处求学,在嘉兴学到了新的葡萄种植技术,并返回家乡,将先进的葡萄种植技术传授给民益村的村民。正是在陈匡森的带领下,民益村的村民们纷纷开始种植大棚葡萄。2000年后葡萄销路成了问题,陈匡森又带领村民将一车车的葡萄运到玉环和松门的市场上卖,极大地开拓了当地的葡萄市场。葡萄种植业的迅速发展,带农惠农效果显著,也给民益村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各地农村的农业产业和农户日常起居的建设发展中,另一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乡贤传承。村庄的众多乡贤以乡情为纽带,根植于乡村社会土壤、依附于家乡情感习惯之中。积极延续传统乡村文脉,教化乡民、反哺乡里。主动投身乡村公益事业,充分发挥了乡贤对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促进作用。桐嘉由石油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姚金明是从红旗漾村走出去的乡贤之一,也是红旗漾村的乡贤会长。2018年起,他持续五年定向捐赠红旗漾村村民农村合作医疗补助200元/人,共计208万元,由此可减轻村民合作医疗费用的自主缴纳额度。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冲击下,姚金明又主动担负起社会责任,继续接力,为红旗漾村抗击疫情出一份力量。捐赠防疫资金20万元,捐款将专款专用,大大减轻乡村防疫经济负担,用实际行动支持抗“疫”工作。温岭市民益村部分在外经商的居民共同建立了慈善工作站,目前募集了10万多元,主要针对低收入农户予以资金帮扶,对患病村民提供每人3000元的生活补助。村里的党员们成立了党员基金会,为每位考上大学的本村大学生提供1500元的奖励,鼓励孩子们好好读书,接受教育,目前民益村已经有2名同学考上了清华大学。慈善工作站和党员基金会的持续注资为村里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保障。这些乡贤凝聚发展合力,共同传承乡村文明,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参谋长”和“先锋队”作用,努力为建设美好新农村、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绿色优富:贯彻“两山理论”、转化生态优势
为了践行两山理论,让绿色环境和稳定经济协同发展,努力实现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浙江省多地农村已探索出了多条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发展道路,以改变作物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为目的,实施绿色生产方式,健全绿色循环经济体系,以达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共赢的目的。
温岭市新二塘庙村主要种植滨海葡萄,在葡萄种植过程中,新二塘庙村始终坚持“两山”理念,大力发展生态高效农业。种植区全部采用滴灌技术,同时使用测土配方肥等绿色生产技术,化肥使用以有机肥为主,保证农产品品质的同时也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桐乡市红旗漾村以种植水稻作物为主,在生产上肥料用量大,肥料利用率低。农田尾水中氨氮、总磷浓度超标。农业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流入河道,加剧了周边河道的富营养化程度。村政府于2020年建设“生态拦截沟渠”,在河道内种植“水下森林”,利用高分子拦截网,对河道中的垃圾、河沙及大部分水下漂浮物进行拦截。河道中建设景观浮岛和净化浮岛,并在拦截坝后方悬挂生物膜,建设微孔爆所系统,并投放适量生物菌及水生动物等。此举通过完善生态链,大幅增强水体自净能力,有效提高水体透明度,确保水质有明显改善。这项改造在省级(农田退水处理)项目中荣获第一名。
在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数字化、智能化已经成为了高质量发展的必经道路。桐乡市殷家漾村对蜜梨生产的全产业链进行数字化赋能。基于AI信息化技术手段,对梨园生产各项数据进行全程监控,制定并应用“梨园健康生产全程解决方案”。在生产资料供应方面,农产品投入统一供应,并建立种植生产全程追溯体系,做到食品品质与质量安全可溯源。在产品销售方面,品牌产品将在政府政策引导下统一进行打造推广,进行线上销售渠道的对接打通。通过信息化技术可以对蜜梨生产实现精准控制,有助于定额投入,控制生产成本,并且提升产品产量与质量。同时,对化肥农药等投入品的精确控制有助于促进绿色农业的建设;建立可溯源的食品生产体系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信赖,更好的打造殷家漾蜜梨优质绿色的品牌形象。
(五)生态促富:擦亮生态底色、绘就美丽乡村
浙江各地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总抓手,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为手段,加强规划引导和政策保障,充分发挥各地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不断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共同富裕。
桐乡市濮院镇按照“田水林河村”系统治理,着力做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提升。在项目谋划阶段,濮院就注重从镇级层面把握项目规模,结合运河现代农业综合体——“新风濮韵”田野综合体规划建设,针对永越村等7个行政村开展濮院镇运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该项目总面积38606亩,计划投资5.01亿元。新增永久基本农田389.7亩,新建高标准农田1138.6亩,农村建设用地复垦968.2亩,保障农民建房用地557.4亩,保障新产业发展用地60亩,美丽田野建设面积2400亩,土壤污染综合防治1140亩,新增森林面积150亩。通过“田水林河村”综合系统治理,形成耕地集中连片、设施配套齐全、产业发展融合、农村生态宜居、土地集约高效。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用地空间新格局。
濮院镇新联村是桐乡市首个“全国文明村”,新联村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一手抓旧村落的生态环境恢复,一手抓新建小区的人居环境治理。一方面,对已经拆除的旧村落、宅基地进行全面的复垦复绿,投资河道整治护岸工程,并加强村域生态修复和绿化建设,力求做到整村山清水秀,让新联村村民过上更加绿色、健康的新生活。另一方面,优化村民的人居环境,完善绿化配套,将新联集聚点打造为整洁、宜居、优美的现代化农民居住小区。
(六)乡风显富:着力文化建设、精神自信自强
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内生推动力,是共同富裕精神维度的重要体现。在产业兴旺的基础上,浙江各地村民的收入快速增长,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导致了村民对乡村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要求不断增加,对具有归属感的乡村文化活动如节庆、体育活动等需求越来越多。这也为村干部建设乡村文化提供了内在动力。多个村集体积极结合风俗节日举办各类文化与体育活动,村民积极性参与度高,增强了凝聚力与团结意识。
近年来,随着村里文化设施逐渐完善,村民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样,各个村庄每年要举办多场文化活动,例如春节打年糕、端午节包粽子、重阳节为老人提供文艺表演等等。例如,桐乡市新联村已经形成“每月一台戏、每组一特色、每周一亮点”的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和制度化群众文化供给模式,村里定期组织不同类型的文化惠民演出,举办各类知识讲座,以文化熏陶村民,提升村民素质。濮院镇综合文化站也会定期开展“送电影下乡”主题活动,让群众在娱乐中感知文化魅力,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充分发挥文化凝聚人心的作用。另外,为进一步弘扬乡贤文化,发挥乡贤的影响力,濮院镇探索开展了“乡贤讲堂”,以乡风文明、家道家训为主题,由乡贤为村民上课,让群众学习政策、倾听心声、交流思想、共话发展。随着各项文化活动的深入开展,各村村民逐渐过上了精神富足、文化富有的新生活。
目前浙江多地村庄均建设有农村社区综合服务站、文化礼堂、广场、健身房等设施,供村民无偿使用。每个村的文化礼堂都各具特色,而且依托于礼堂这个地点,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例如桐乡市红星村举办了“全力推进全域秀美美丽乡村建设”纳凉文艺晚会、国庆70周年阅兵典礼放映等。文化礼堂是一个村庄的特色文化名片,引导村民在参与文化娱乐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村民自身优势,共同参与到社会服务中来。
二、对策建议
在总结浙江农村共同富裕发展经验基础上,对全国层面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大力发展主导产业,促进经济富裕
1. 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只有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才能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仅靠农业第一产业增收不仅容易受外界突发性事件影响,而且增收空间有限,同时也无法保障集体收入和个体收入,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产业,因地制宜选择主导产业,充分发挥地方产业的资源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延长农业产业链,注重发展“互联网+产业”的形式,推进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2.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注重培育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在土地、培训和资金支持等方面,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作用,积极探索新型经营主体与当地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利益共同体,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有效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
(二)提高个人发展能力,保障机会均等
1. 促进人力资本提升。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是共同富裕追求的要点之一,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提高个人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要加大对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投入的倾斜力度,坚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一方面,要加强农村义务教育等基础教育建设,增加教育投入力度,改善农村教学条件,增强农村地区师资力量,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非农职业教育、相关就业技能培训和外出务工的扶持力度,加快提升当地劳动力素质,促进农村地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创业。
2. 健全利益分配机制。一方面,通过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财政资金扶持等手段增强农村地区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增强其覆盖范围,尤其是在提高农村养老、教育等方面,增强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另一方要健全利益分配机制,通过税收等手段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
(三)加强“硬件”设施建设,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农村传统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持续加大对乡村交通、通信、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投入,最大限度地挖掘和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尤其要注重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将涉及基础性民生的设施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另一方面要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契机,加强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硬件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生活便利程度。
2.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利用“互联网+”、5G等技术,实现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服务,将城市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输送到农村,有效的将农村与城市联结在一起。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实现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在养老、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差距,确保公共服务普惠性,让城乡居民享有同质同量的公共服务资源。
(四)重视文化建设,促进精神“共富”
1. 重视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精神层面的“共富”是共同富裕更高层次的体现。一方面,要重视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优质文化供给,如加强文化礼堂建设、乡村图书馆建设等,定期组织村民举办一系列丰富的乡村文化活动,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另一方面,要注重传统文化资源挖掘和传承,如地方特色文化、乡贤文化、红色历史文化等资源,将特色文化与特色产业结合起来,促进二者协同发展。同时要注重优质传统文化、传统工艺的弘扬与传承,守护住乡村文化底蕴。
2. 提高公共文化数字化供给水平。注重将数字化与乡村公共文化相结合,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如推进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等,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为村民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线上文化服务,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发展。
(五)改善村居环境,打造美丽乡村
1. 以“两山理论”为思想指引
以“两山理论”为指导,加强环保知识的宣传和普及,通过定期开展讲座、积分奖励等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和资金投入力度,持续深入开展“千万工程”,不断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和厕所“三大革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不断增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以乡村治理为手段,加强农村环境监管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加大前期环境的治理力度,同时也要注重后期环境的管理和维护,农村环境整治工程,本质上也是一个乡村治理问题,因此要构建“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乡村基层组织的监管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监督管理作用。明晰环境责任主体,发挥乡村治理中的自治,调动农村居民环保积极性,让村民成为环境治理主体;通过环保立法手段,对破坏环境行为进行严厉惩罚;通过德治宣传,让居民自觉进行环境保护;最后,利用数字化手段,建立智能化监管体系,提高环境治理效率。
作 者:史新杰、陈志钢、茅锐、金鑫
单 位:浙江大学
学术贡献:要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必经之路,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农村发展不充分,进而加剧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共同富裕推进的主要障碍之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决定了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维度、主要载体和有效路径,城乡差距的弥合是检验共同富裕成效的重要标准。浙江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之初,已经针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本文基于一手调研资料,建立了详实的浙江农村共同富裕数据资料库,分析总结浙江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经验,为全国乃至全球的共同富裕之路提供卓有价值的发展范式,对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个人简介:史新杰,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与浙江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志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国际院长。茅锐,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浙大-IFPRI国际发展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鑫,日本东北大学(Tohoku University)博士,现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本报告获得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大卡特)、浙大-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国际发展联合研究中心(“浙大-IFPRI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003170)、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第六届浙江省社科界学术年会专项课题”资助。感谢崔柳、皇甫冰玉、刘晔虹、王鸽、曾培、王吟(拼音排序)几位同学在数据分析和文字撰写过程中的研究助理工作,感谢调研团队所有成员的辛苦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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