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区共建促进共同富裕：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浙川样本”｜之江策

 导  读 

从2018年到2021年，浙江对口帮扶的四川40个贫困县相继提前摘帽，3948个贫困村全部退出，196万贫困户顺利脱贫。具有浙江特色的做法成效显著，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共同富裕。其中，园区共建就是一张耀眼的“金名片”。

 正  文 

一、园区共建是实现

区域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一）园区共建的动因 

随着我国产业转移与区域合作不断深入，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区域间社会经济联系的日益频繁，以共建为主要形式的“飞地经济”模式已逐渐成为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东部沿海省市把共建园区作为帮扶贫困地区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另一方面，中西部省市通过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既能促进产业转型，又能提高就业。比如，在长三角地区，江浙沪的16个城市已初步形成了区域内进行沟通和共同发展的渠道和机制，并开始从交通、市场、信息、金融、人才等方面开展全面的合作，建成或在建的各类“飞地经济”园区已经超过百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4种典型模式，分别是优质资源跨区域整合模式、供应链跨区域垂直整合模式、贴牌生产的区际代工模式和跨区域的园区平台共建模式。

（二）园区共建的实现方式 

园区共建在实际操作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援建模式：依靠行政命令，由欠发达地区划出一块园区，与发达地区共建，发达地区提供资金、人才、管理经验等，协助谋划园区规划，总揽招商引资，参与园区管理。（2）托管模式：委托方在开发区内划出一块园区，托管给具有管理、资金和产业基础等优势的受托方，全权委托其操作，包括园区发展定位、产业选择、招商引资、基础和公共设施建设等。适合欠发达地区与资金实力雄厚、园区开发经验丰富、急需拓展发展新空间的发达地区政府或园区、大企业之间的合作。典型案例如铜陵市开发区与横天集团合作共建园区，铜陵纺织服装工业城。（3）股份合作模式：在现有开发区中设立共建园区，交由合作双方成立的合资股份公司管理，公司负责园区规划、投资开发、招商引资和经营管理等工作，收益按照双方股本比例分成。例如，在上海外高桥江苏启东产业园，上海、启东共同出资3.2亿成立合资公司，各占股本60%和40%，税收等收益按照6∶4分成。（4）园区PPP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基于产业园区这个公共服务产品的开发运营进行高度合作。（5）产业招商模式：在现有开发区内划出一块区内园，全权委托给第三方，对特定区域或特定产业开展招商。安徽芜湖机械工业园与浙江玉环、乐清的合作即属于这一模式。该模式适合欠发达地区与产业集群成熟的特定地区开展合作。（6）异地生产、统一经营模式：采取“总部经济、异地生产、统一经营”的方式。企业独立承担土地费用、基建成本，独立进行建设、生产。两地共同组成园区管委会，统一负责园区的建设管理，共同开展对企业的服务，并按协议实现利益共享。例如，上海杨浦工业园大丰和海安工业园，入驻企业总部不迁移，研发和经营职能仍留在上海杨浦工业园，仅生产基地在异地工业园。

二、浙川携手打造

区域共同富裕的“金名片” 

2018年以来，浙川累计共建产业园区40个（其中飞地园区15个），入园企业406家，676家企业赴川开展扶贫协作，吸纳2.15万贫困人口就近就地就业，带动7.42万贫困人口脱贫；3年投入财政帮扶资金46.65亿元，撬动社会资本投入60多亿元建成405个、总面积达100多万亩特色优势和生态高效农业生产基地，带动47万余贫困人口脱贫增收。在这些成绩的背后，园区共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浙川两省共同规划建设并运营了浙川（广元）产业园、浙川（乐山）产业园、屏山—海盐、广安—南浔等合作共建园区，共同支持做大做强德阿、遂阿、九寨沟—嘉善、若尔盖—南湖等飞地园区，两省开发区互设“园中园”，在协作共赢中完善税收分享、指标分成、成本分担等机制。

（一）船山飞地产业园——三方四地共享“飞地经济”

2019年5月21日，遂宁市船山区与阿坝州理县，以及对口帮扶理县的浙江省永康市、东阳市，共同签署《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共建飞地产业园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四地”（“三方”：四川遂宁、阿坝州理县和对口帮扶理县的浙江各市；“四地”：四川遂宁市船山区、阿坝州理县、浙江东阳市、浙江永康市。）在船山区合作共建飞地产业园，实现对口帮扶向合作共赢的转变提升。

1.合作背景。自2012年遂宁对口帮扶理县，2014年东阳、永康与理县结成帮扶对子以来，“三方四地”始终坚持亲密协作、携手共进，由单一的政府结对帮扶逐渐发展为政府牵头主导、各市场主体共同发力、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全域结对帮扶新模式。2019年5月，“三方四地”签署了共建“飞地园区”及全域合作框架协议，通过整合浙江省东阳市和永康市的产业集群优势、阿坝州理县的藏区政策优势、船山区的产业承接平台优势等，打造的川渝毗邻地区先行发展示范园区。

2.园区定位。为探索东西部扶贫协作和省内对口帮扶的新模式，发掘脱贫攻坚产业帮扶的新路径，“三方四地”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共同打造飞地产业园。产业园选址遂宁高新区船山园区，聚焦电子信息、智能装备、锂电、智能汽车装备、医疗健康装备等产业，规划占地面积3000亩，分三期实施。预计到2025年，引导30个以上重大项目落地，实现年产值300亿元，税收5亿元；到2030年完全建成投产，落地项目50个以上，实现产值500亿元，打造成为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区域典范。

3.运行机制。浙江东阳市、永康市对辖区内企业的市场经营情况进行摸底，筛选有意在西部地区布局和整体转移的企业，推荐到理县和船山考察，并协助理县、船山在金华组织的投促活动和目标企业考察对接工作。理县作为对口帮扶的贫困县，也是项目落地的协调主体，负责协调服务，将留存电量和土地指标等优先用于园区。船山区作为项目落地的承接主体，负责项目用地“七通一平”及指标保障等系列服务保障工作，并提供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负责意向投资企业来船考察相关工作，以及落地项目研判、商务洽谈等工作；做好项目落地后的服务和主要经济指标统计工作。同时，共同组建注册资金3亿元的平台公司，其专业团队将负责园区的规划建设、招商引资以及运营管理，确保飞地园区运营管理的规范化和专业化。

4.利益分享机制。四地约定，飞地产业园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30%划归理县，船山区作为入驻项目注册地享受剩余70%税收。永康和东阳都是传统工业强市，处于深度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他们的“获益”在于获得了发展的新空间。

5.当前成效。截至2020年12月，共建园区已完成场平200亩、主干道路1公里路基工程、改扩建及迁改水电气等管网10公里、新征地500亩等，招引了利和科技、同泰半导体、睿杰鑫PCB、精密刀具等4个项目，总投资41.5亿元，为园区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浙川两地出台消费扶贫政策，共建理县旅游和农产专柜4个，电商扶贫中心3个。

（二）浙川纺织产业扶贫示范园——创新“四个协作机制”

自浙川合作以来，嘉兴市海盐县与屏山县对接合作，创新建立协作共谋产业路径、共筑发展平台、共建招引渠道、共创营商环境“四个协作机制”，共建浙川纺织产业扶贫协作示范园，园区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大中做强、强上向优的飞跃转变，成为县域经济发展新引擎。

1.合作背景。宜宾市屏山县曾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贫困程度深、脱贫任务艰巨、工业基础弱，2014年精准识别贫困村78个、贫困人口4.3万人，贫困发生率15.7%。嘉兴市海盐县的重要支柱产业是纺织服装产业，然而环境容量制约、成本竞争加剧、产业升级梗阻等问题，制约了海盐纺织服装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海盐县与屏山县结成“东西扶贫协作”关系以来，屏山县依托宜宾丝丽雅原料龙头企业、向家坝电站“留存电”特殊电价等优势，积极打造要素成本洼地、产业配套高地、人力资源富地，海盐着眼于推动纺织向生产条件更为适宜的西部地区转移。海盐县与屏山县共同商定合作共建“浙川纺织产业扶贫协作示范园”，打造西南最大生物基纺织特色产业基地。

2.职能定位。海盐县指导屏山完善招商引资政策，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嘉兴、宜宾两市出台《加快纺织产业园发展若干政策意见》，共谋产业政策，共用招商渠道，共建入驻门槛，共优项目服务。两地商议出台《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意见》，每年设立工业发展专项基金8000万元，按企业投资额实行阶梯电价激励，给予纺织示范园20亿度/年的企业优惠供电支持，最大程度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对入驻企业在高端设备引进、厂房建设等方面予以补贴，对园区实行阶梯式土地供给价格，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项目按5.6万元/亩计价，进一步降低投资成本，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3.运行机制。浙川纺织园区专设园区管委会，将兴库建设公司划归园区管理，采取“管委会＋公司”方式运行，兴库建设公司以市场化方式承接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负责园区企业投融资和关联中介服务。成立综合服务和行政审批中心，主要审批部门入驻，简化资料和审批流程。审批人员来到企业延伸办公，指导企业准备所需的资料，还全程代办各种审批服务。筹建园区科创中心，为企业提供技术、人才等支撑，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设立3000万元扶贫协作基金池，支持园区管理服务及贫困户在园区公益性岗位就业。实行园区绩效考核比县级机关人均高20％的激励政策。宜宾市政府提供10亿元融资担保，屏山县发行债券1.05亿元，采取直投、PPP融资等方式，完善“五通一平”基础，配套建设货运码头、道路管网、污水处理厂等设施，提供多层厂房代建和个性设计服务。

4.当前成效。园区已引进嘉兴天之华公司等纺织企业31户，计划总投资165.2亿元，预计可实现年总产值超200亿元，签约纺纱产能377万锭、纺丝9万吨、织布1亿米，可生产服装3000万套、产业用纺织品4万吨，已经吸纳就业3200人，其中贫困人口1042人。截止2020年10月，园区纺织企业新增就业3000余人，解决贫困人口就业300余人，实现园区发展与解决贫困人口脱贫长效循环造血。同时，园区获评“四川省特色产业基地”和“全国纺织产业转移示范园区”称号。

（三）南浔•广安产业园——探路“三产联动”“国企引领”

2018年4月，南浔区与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结成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单位。两地围绕争创东西部扶贫协作全国先进、省级示范的目标，坚持“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加快形成“一园一区一带”产业布局，巩固提升脱贫成效。

1.合作背景。2018年12月，南浔区、广安区决定结合双方优势在广安官盛新区共同建设南浔•广安产业园，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磁电材料等新型工业，以促进双方优势互补、协同发展。2019年3月9日，产业园正式开工建设，规划面积630亩，计划总投资18亿元。

2.开发模式。南浔·广安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园创新国企引导民企发展模式，由南浔区城投集团、交投集团和新城集团三家国有企业以“分别取地、整体开发”方式建设，同时对接南浔区部分龙头民营企业，采取民企定制、先租后转等模式共建产业园，实现企业“拎包入驻”，减少了企业的前期投入。同时，南浔和广安两地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机遇，健全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探索“企业生产基地在广安，研发创新中心在南浔”发展模式。

3.运行机制。两地建立形成了园区共建、政策互通、招商协同、利益共享的机制。南浔区和广安区联合出台25条引导支持企业参与东西部扶贫产业合作的优惠政策，从项目用地、厂房建设、用工支持、人才引进、产品销售等环节给予扶持，形成政策扶持叠加效应，增强企业投资吸引力。“先租赁后转让”模式以及制度化政策保障，产生的“虹吸”效应十分明显。两地还建立“南浔·广安劳务协作工作站”，开展“春风行动”东西部扶贫劳务协作专项招聘，疫情防控期间搭建“云招聘”平台，开通线上招聘渠道，劳务协作实现线上线下融合互动。

4.当前成效。南浔·广安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园已招引中国行业前七名龙头企业沃克斯电梯、才府玻璃、世友木业、南洋电机等企业签约落地，其中沃克斯、南洋电机、世友木业于2020年年底前陆续投产。项目投产后将有效促进浙江企业打开西南地区市场，预计实现年产值25亿元以上，年创税收1.5亿元，带动1000余人脱贫奔小康。位于该产业园的浔味江南食品加工园项目于2020年初开工，主要建设集湖羊屠宰、加工、冷链物流及销售于一体的加工厂。2020年6月8日，广安万头湖羊基地投用。2019年，两地探索的“三产联动”“国企引领”协作扶贫模式入选国务院扶贫办东西部扶贫协作典型案例。

三、浙川园区共建的成功经验 

浙川园区共建是双方全面落实中央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决策部署，坚持支援与合作并举，坚持双向协作、互利共赢，持续推动浙川两省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浙川两省共建以项目合作为纽带，创新飞地抱团模式，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新理念。主要经验有：

（一）变“被动输血”为“主动造血”

如果仅仅依靠“被动输血”，而没有产业支撑形成“造血”能力，脱贫攻坚成果是无法巩固和拓展的，乡村振兴这一长期任务将变得非常艰难。浙江和四川的合作，激发了内生动力，植入了“造血功能”：

1.全方位“输血”。一方面，浙江加强对共建园区的资金支持，增强园区基础设施底子，不断提升园区内生发展动力。2021年5月，浙川开展新一轮的东西部协作，短短半年，浙江已落实到位财政援助资金33.9亿元、实施帮扶项目704个；另一方面，加大人才交流。将浙江的人才、资金、技术、经验、市场要素植入四川发展“肌体”，浙江干部有丰富的产业园区管理经验，有的干部为来考察的企业算投资风险账、企业成本账、发展空间账，消除了企业的后顾之忧，促使许多企业纷纷签约入驻园区，有的干部善于帮助企业精准算账、为企业推出管家式服务，使得园区竞争力明显增强。四川则派遣各级领导干部赴浙江学习招商、引商、留商、养商，并为援川干部搭建干事创业平台。

2.多渠道“造血”。通过实现共赢来激发“输血”方的积极性。如，浙川纺织产业扶贫协作示范园、莲都-剑阁东西部扶贫协作共建产业园等都是以浙江的优势产业为引领的共建园区，通过采取跨区域“飞地”模式在四川各地联合共建“飞地”产业园，既壮大四川省相对薄弱的县域经济，促进低收入群众增收，又补充浙江省各地的用地指标、助推浙江的产业发展。

（二）从“跨域帮扶”到“全域走心”

随着对口帮扶和园区共建的开展，浙川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交流不断深化，也共同协商解决了各类问题，从单纯的“跨域帮扶”发展到“全域走心”。

1.从纵向看：实现层层对接。在市县和街道乡镇层面，两地共同谋划建设“飞地”产业园，建立起市县飞地、镇街结对、村企共建的对口专题合作机制。浙江11个市62个县与四川12个市（州）68个县一一结对（表1-2），实现帮扶全覆盖。村企层面，全面贯彻落实“万企帮万村”要求，发挥浙江当地强企优势，与四川经济薄弱村签订村企结对协议。

表1  浙江省11个设区市结对帮扶任务

2.从横向看，实现全域推进。一是抓好园区产业建设，抓住东部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的良机，全面深化区域合作，对引进来的企业、项目，需要“扶上马、送一程”，探索开展一站式、管家式、保姆式的服务。二是发挥好共建园区在稳岗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建立劳务协作工作站，开展两省健康互认、专列专车直达、开展“点对点、一站式”服务。三是帮助四川打开销售通道，建设浙江“政采云”平台四川帮扶馆、四川消费帮扶馆和12个市（州）专馆，川货出川网络招商会等活动，深化文旅融合，打造互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四是推进信息化建设，依托浙江数字化转型优势，加快建设东西部协作数字化平台、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信息化平台，赋能产业合作和消费帮扶等重点领域。

（三）从“单兵作战”到“东西合璧”

近年来，浙江进入“腾笼换鸟”的关键期，迫切需要产业提档升级；而四川要素成本低、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原本“单兵作战”的两省紧紧抓住了产业梯度转移和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变革机遇，以园区共建为“媒”，发挥双方“集聚优势”，积极推进“东西合璧”。

1.积极推进资源配置最优化。东部具有先发优势，产业基础完备、人才齐全、运营管理模式先进，将浙江的资本、人才、管理、技术等比较优势与四川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两地政府把共建园区作为特殊的经济和产业载体，不仅有利于发达城市拓展城市空间，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升级，更有助于加速落后地区产业发展，助力我国整体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产业园区共建中浙江援川干部积极参与四川产业规划与政策的制定，注重复制浙江地区产业园区成功经验，推动四川产业发展，确保资源配置最优化。

2.积极推进产业对接精准化。抓住东西部扶贫协作机遇，精准对接受援地“所需”与帮扶地“所能”。只有产业转移、转型升级等需求，能够和产业扶贫的发展需求对接得上，企业才会“愿意来”。通过考察、调研和分析，两省决定组织开展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数字经济、食品饮料、节能环保等重点产业精准对接，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3.共同保障园区运作高效化。浙江发挥人才与智力优势，以品牌输出、管理输出、经验输出、人才输出与四川地区特色优势有机结合，共同把服务培育、人才支撑、营商环境优化、技术合作等保障举措贯穿于园区建设、管理、运营的全过程，努力把浙川共建产业园建设成为规划布局合理、自主创新能力强、投资环境优美、新兴产业特征明显、具有较大规模和较高水平，对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显著作用的东西部协作先行园区与示范园区。部分对口合作县创新建立“三供三保”合作模式，即受援地“供土地指标、供钱投资、供人管理”，援助地“保障落地、保障招商、保障收益”。建立集人、财、物全要素供给的扶持体系，在规划引领、项目立项、资金保障、土地供给、干部选派等方面为“飞地”产业园建设提供全方位支持。

（四）从“资源共享”到“互利共赢”

“资源共享”是前提和基础，“互利共赢”是目的和最终目标。只有建立在互惠互利基础上的合作，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合作。

1.挖掘内需潜力，优势互补常态化。浙川两省有庞大的消费群体，是国内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省也都正处于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时期，浙川两省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在不断引领消费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寻找合作契机，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在更大范围互补衔接作。

2.构建长效机制，合作共赢可持续化。健全优势互补、发展互惠长效机制，加大浙江地区资本、人才、技术等优势与四川资源、劳动力、土地空间等优势互补融合的推动力度，激发深度协作潜能，打造区域协调发展示范样板。探索建立土地流转收租金、务工就业挣薪金、委托经营拿酬金、股权量化得股金、集体收益分现金的“五金”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利益共享、协作共赢的发展格局。例如，永康市、东阳市、理县和船山区“三方四地”共建船山飞地产业园，飞地产业园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30%划归理县，船山区作为入驻项目注册地享受剩余的70%税收。飞地园区的建设为永康市、东阳市两地产业再布局拓展出了新空间。

四、浙川园区共建的启示 

园区共建是浙川两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牵一发动全身的大工程、大项目、大事件，其产生的影响具有裂变意义。它启示我们，在今后的相关工作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学编制规划是重中之重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持东西部共同谋划，系统科学编制规划。必要时可以成立产业园区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抽调招商、项目、运行、科技、财政等多条线的同志专职指导和服务园区规划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对路的政策，助推产业园区高起点、高标准规划，确定园区发展目标。

（二）要完善园区发展保障机制 

一是人才保障，推动两地干部双向交流互动。浙江各市县选派干部蹲点园区开展管理服务工作，四川各地选派干部到浙江产业园区、经济部门挂职学习。二是资金保障，采取直投、PPP 模式、引进社会资本方整体开发等方式，积极推动“政企银”合作，设立政担业务风险金，为园区建设提供资金保障。三是服务保障，借鉴浙江“放管服”改革、“最多跑一次”政务服务改革经验，实施“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服务，建立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和投诉快速反应机制，保障园区建设有序，运行高效。四是组织保障，实行园区项目专员或专班制服务，如1个项目1个县领导牵头、1个工作班子协调落实、1名项目专员全程服务。

（三）要创新投资融资管理机制 

一是探索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创新政企合作型开发园区模式，由政府或其控股公司与其他企业合作或合资组建开发公司作为开发主体或者，负责管理园区开发建设各项工作，园区管委会只负责行政管理事务，提供公共服务，探索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二是探索引入国有资本。尝试创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立足战略投资发展平台、国有股权持股平台、国有资本运作管理平台定位，通过“股权运作、基金投资、培育孵化、价值管理、有序进退”方式，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形成“上市公司集群+功能平台集群+基金群+价值园区”的运作架构。创新政府引导基金模式，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的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建立股权投资基金，实现资本与项目的有效对接。三是强化帮扶资金使用监管，降低运行风险。比如，按照国家要求，浙江落实帮扶四川财政资金，帮扶资金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双方共同修订完善对口支援资金项目管理办法，强化全过程监管，确保资金使用安全、绩效提升。

（四）要不断完善利益分享机制 

园区共建各方实现共赢的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一是深入研究利益分配机制。要打破GDP统计中的属地原则，探索构建跨区域园区体系下的GDP统计、工业产值、税收等在不同行政主体之间的分解数据在合作地区和园区之间分解。要探索建立合作各方的开发机制、回报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协商管控利益分歧，构建按比例分成、分期按比例分成、比例分成+产业基金、按股份分成等多种均衡的利益分享机制。二是建立有效的风险共担机制。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坚持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等PPP核心理念，确保参与各方管控风险，实现利益共享。建立园区信贷风险共担机制，发展产业链金融、供应链金融、融资租赁等，简化中小企业贷款审批手续并给予风险分担。

作      者：郑春勇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课题名称：第六届浙江省社科界学术年会专项课题“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对口支援任务型府际关系网络研究”（22XSNH02YB）研究成果。

学术贡献：近年来，浙江勇当探路先锋，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持续加快推进浙川东西部协作工作，取得了许多标志性成果。本文提出了“园区共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一观点，以浙川园区共建中的若干实践案例为基础，细致分析浙川园区共建的合作背景、实现方式、运行机制、成效以及成功经验。最后，本文提出站在新的起点，面对更为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园区共建应把握时代大势、勇于塑造变革，创新合作和运营方式，自觉为区域协调发展探路，为共同富裕建设大局贡献力量。

郑春勇，男，河南新郑人，1984年6月生，现任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府际关系与区域治理，政企关系与数字治理。已出版专著4部，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多篇。2011年获得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2013年入选“之江青年社科学者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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