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研究||谢治菊 范飞：新技术对口述史研究的影响

新技术对口述史研究的影响

文章来源：谢治菊，范飞. 新技术对口述史研究的影响[J].学习与探索.2021（7）：48—55

作者简介：1.谢治菊（1978—），女，重庆合川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技术与乡村治理研究；2.范飞（1995-），男，贵州安顺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摘 要】：自诞生以来,口述史便与技术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历经了传统技术下的“档案实践”口述史、数字化时代自下而上的记忆转向的口述史、大数据时代去中心的多元化口述史三种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将会给口述史理论范式与实践模式带来影响，实践层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口述史记录形式的多样化、口述史料存储的信息化以及口述史解释、分享以及呈现的可视化，理论层面的变革则表现为研究思维的转型、研究方法的革新与研究对象的转变。为应对新技术给口述史研究范式转变与实践应用的挑战，应理性看待新技术对口述史研究的影响，制定新技术背景下口述史研究的规范，优化信息化记忆库。

【关键词】：口述史范式；大数据；区块链；技术驱动；信息化记忆库

基金资助：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项目“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进入信息时代后，互联网、新媒体、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会改变社会的生产结构、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模式，也会改变口述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实践模式，使口述史的研究前景更加广阔，研究手段更加多样。事实上，自诞生之日起，口述史便与现代技术有着较为深远和紧密的联系。因为，口述史的最初流行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创新与应用，一方面，录音录像设备、计算机以及信息技术的发明极大地提升了口述史研究主体的工作效率与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会改善口述史资源库的开放性、可用性以及实时性，转变口述史应用于教学与学习过程的方式，丰富口述史的传承方式，提升口述史的研究价值。简言之，新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使得口耳相传的故事得以永久保留，这会改变研究主体记录、解释、创作、分享和呈现口述史的方式，进而带来口述史研究领域的范式革命。

一、技术变迁与口述史的发展

恰如一块极具创造力的园地，口述史吸引了国内外不同研究者的目光与身影，他们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例如，阿兰·内文斯将其定义为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实现口述语言、声音、形象的保留，是有声音、可倾听、可观赏的历史[1]；唐纳德·里奇则把口述史定义为口述史家通过录音访谈的方式来收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价值意义的个人观点[2]；张广智认为口述史是利用录音技术对某个特定问题搜集第一手口述证据，进行筛选和比对的历史研究[3]。这说明，国内外学者在对口述史进行界定时，虽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但都强调利用工具技术来记录口述的过程、关注史料的收集。故此，可以将口述史简单定义为“利用与时俱进的工具技术来记录、存储、分析、呈现亲历者口头叙述的历史”。该定义更加关注技术革新在口述史中的作用与地位。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口述史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按照米加宁的研究，基于技术发展过程而建立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历经了以记录和描述现象为主的实验科学、以模型归纳为主的理论科学、仿真模拟的计算科学以及数据分析为主的大数据科学四种“范式”[4]。参照这种划分，根据口述史学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特点，结合技术变迁的影响，可以将口述史划分为传统技术下的“档案实践”口述史[5]、数字化时代自下而上的记忆转向的口述史、大数据时代去中心的多元化口述史三种主流模式。每种模式的特点及其与技术的关联阐释如下。

1.传统技术下的“档案实践”口述史模式

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的口述史，依赖的技术载体主要是以录音设备为主的传统工具，当时的口述史呈现出记录档案实践的特征。在此之前，口述史主要借助简单的手写方式来收集原始素材，这一收集方式显然不能满足历史记录的细节性、完整性需要，而录音设备的发明有效地弥补了这一短板。录音设备先后经历了留声机、钢丝录音机、磁带录音机等技术演进，可以记录口述访谈中的语气、语调、情绪等细节特征[6]。事实上，自发明开始，留声机便被应用于口述史的研究实践，此后日益完善的录音技术更是不断促进了口述资料采集效率与采集质量的提升。这一点，恰如唐纳德·里奇所言，从1877年爱迪生发明的蜡盘滚筒录音设备（留声机），到1898年丹麦科学家保森研制的钢丝录音机（磁性录音机），再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盘式录音机、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盒式录音机，自第一个录音设备出现后，访谈人员变开始利用这些设备工作了[7]。技术进步促进口述史学研究走上了正轨，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兰·内文斯创立的“口述史研究室”，标志着口述史学的正式诞生。

受音频技术和图书管理员的影响，为了使口头记忆、口述资料能够被检索和存储，避免资料永久埋没在历史当中，口述史家通常以档案保管员或者历史学家的身份去审视、研究口述档案，所以这一时期的口述史被称为“档案实践”模式。正是由于这种“档案实践”模式，历史证据与资料的真实客观性成为了早期口述史研究的焦点。而为了保证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早期的口述史研究者探索了一系列收集、处理、保存以及使用口述史料的技术和方法。可以说，与纯粹的文字记录相比，录音时代的口述史研究在保证史料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上已有较大的进步，但由于当时的录音设备成本较高、容量较小、携带不便、操作性差，这一时期的录音效果不理想、转录效率低下、口述信息流失严重，故而与数字时代的录音技术相较，这一时期的录音技术主要是模拟录音技术，这也是为什么口述史虽然在大多数世纪里得到了起源但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得以迅速增长的原因[8]。

2.数字化时代自下而上的记忆转向的口述史模式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数字化革命深刻地影响了口述史的发展与走向。随着1982年光碟的正式发明，口述史的技术载体先后经历了磁带录音机、盒式录像机到数码设备的转化，这使得口述史料的保存向数字化、电子化、视频化方向发展，这些变化得益于阿尔文·托夫勒预言的“第三次浪潮”。阿尔文·托夫勒曾指出，1980年后的世界将进入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之后的第三大浪潮——电子化时代，这一时代的治理、教育、生产和交流都将发生革命性变化。这些变化推动了口述史的发展，让研究者们更愿意采用新技术来改善访谈过程与记录质量，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数码技术的发明。与传统技术相比，数码设备不仅携带方便、价格实惠、操作方便，录音整理的质量较好、史料保存的期限更长，技术标准的规范化、体系化、协作化程度也显著提升，以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参与口述史研究。

可以说，数字化音像设备、计算机、数码技术的兴起，为口述史的记录、保留以及延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扩充了口述史从业者的数量，简化了现场采访的难度，让不断发展的“自下而上”的采访方式更加适合历史领域[9]。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采访开始关注种族隔离、民权运动、妇女史、社区史以及劳工史等新兴史学领域，口述史的平民化、大众化以及参与性、开放性、人民性进一步增强，口述史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普通民众也可以参与口述史的制作与传播，这拉近了历史学和普通社会生活的距离。这一阶段，口述史将被历史忽视的弱势群体——妇女、平民、残障人士的生活、经历、情感融入到宏大叙事中去，这有利于进一步理解民权运动和自下而上的草根历史，使平民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声音来挑战传统历史观念和所谓的精英史观[10]。不过，也有部分史学家开始质疑以妇女、少数族裔等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口述的主观记忆不可靠，认为受访者可能会因个人偏见、不幸遭遇、健康障碍以及怀旧情绪而扭曲记忆。恰如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尔所讽刺的：“口述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的非历史性的主观世界[11]”。为回应这类历史学家的抨击，口述史学开始转向记忆重构的研究，并发展了一套评估口述史记忆真实性的指南，如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展示了如何处理记忆的不可靠性。这其中，意大利口述史学家阿利桑乔·波特利对质疑记忆的言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说：“口述史料的价值不在于保存历史的作用，而在于记忆所能产生的显著变化，这是一个意义创造的积极过程[12]。”这说明这一时期的口述史料采撷者主要关注记忆的再生产，因而这一时期的口述史研究，被称作“自下而上的记忆转向的口述史模式”。

3.大数据时代去中心的多元化口述史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社会变革正在加剧加深。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实时性和互动性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生活模式。与以往的传统技术、数字化技术时期不同，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会让口述史研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甚至会产生颠覆性意义，呈现出更强的互动性、共享性、开放性与民主化特征。

这其中，网络不仅为口述史研究者、参与者、采访者和受访者提供了多样化互动平台，它的多媒体特征也为口述故事的完美呈现提供了更加直观、形象、生动的契机。同时，随着互联网、信息化的普及，以及微博、论坛、抖音等自媒体的流行，人人都可能成为历史记录者与研究者[13]。在此背景下，虚拟空间创造出来的发表自由和便捷途径，进一步使得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获得了个体体验的具体补充[14]。而自2009年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提出并分析了大数据这一概念与现象后，人类的记忆便以数字化、数据化、技术化的形式而正式存在。数字记忆让所有的个体经验与体验都能以数字化的方式储存到云端与硬盘，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便捷方式与记忆痕迹。当然，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也为口述史书籍的出版带来了新的契机，具体表现在：物联网能够为口述著作的出版建立原始数据库，搭建共享的资源储存平台，实现口述资料保存的规范化；可以为口述史著作建立专门的注解和考证资料库，在库中设立超链接功能，能够极大地提高注解和引用考证的效率；可以拓展口述著作的内容含量和呈现方式，使其同时具备文化娱乐和史学传承的功能；可以在口述史料采集和著作营销中发挥作用，多元化征集史料的见证者，精准化锁定目标阅读群体[15]。此外，未来几十年内不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人工智能，将不再以“滞留的感知与空乏的充盈”来推动口述史的传统，相反，它让口述史研究的可视化、个性化、差异化与情景化成为可能；而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征将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将消减专业史学家垄断历史的格局，加速口述史研究的平民化趋势，让史学研究转向民主化[16]。受此影响，一些部门或研究者正在构建的大数据史料记忆库信息管理平台，使口述史、民俗以及仪式得以可视化呈现与共享，这为研究者提供了历史文献的物化支撑，也为大众理解国家、创造历史与质疑历史学家提供了新的机会[17]。简言之，新技术改变了口述史家采集素材、处理录音、储存记忆、传播信息、呈现史料的许多面向，改变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叙述、思考、回忆与共享记忆的方式。相信随着时间的变迁，新技术终将改变人们创作历史的方式，达到卡尔·贝克尔所说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境界[18]。因此，与过去的技术载体相比，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必将带来口述史研究的实践创新与范式突破。

二、新技术应用于口述史的实践价值

从历史来看，技术是思想的产物。反过来，技术也会影响思想的研究和创新，正如欧洲文艺复兴触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造就了社会新兴学科的建立一样[19]。同理，技术也会改变口述史实践的既定模式。口述史实践是指研究者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对亲历者进行采访并在沟通中实时记录讲述者的历史，事后对亲历者口述材料进行整理加工并进行分享的过程。新技术时代具有“万物皆智能”“万物皆联网”“万物皆数据”的特征，这改变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叙述、思考、回忆与共享记忆的方式，使得繁杂的录音文件、受访者相关文献及实物资料得以更好地管理，解决了此前资料堆积、检索困难以及史料价值大打折扣的问题，带来的是口述史料记录、储存、分享以及呈现的突破，这为口述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赋予了口述史新的时代意义和特征。

1.口述史记录形式的多样化

传统的口述史访谈，主要是研究者在某个特定的场域利用手中的录音设备对亲历者进行面对面交流。这种访谈形式对时间、空间有所要求，也让后续的口述资料整理比较繁杂。新技术拓展了以往的口述渠道，访谈内容也变得更加细节与全面，可挖掘的价值更大，因此，从技术特征与访谈时空、访谈对象、访谈形式的关联来看，新技术不仅促进了在线访谈的产生，引发了口述史记录形式的多样化，也让访谈中的声音、表情、语言、动作与氛围得到完整记录，还使音频整理和视频加工更加便捷。例如，随着微信、微博、QQ、论坛以及抖音等自媒体的流行，在线访谈成为可能，口述过程的记录形式也更加多元，可以用录音笔、手机、电脑或录音软件等录音，用摄像机录制访谈过程。不仅如此，新技术使利用视频降噪软件、语音识别软件对访谈音视频进行后期处理成为了可能，如科大讯飞软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可智能识别普通话以及多种方言，将访谈内容转换文字资料，准确率可达到95%至99%，这极大地减少了研究者的负担。

2.口述史料存储的信息化

当人类积累的知识量达到大脑记忆的极限时，当口头流传无法将这些知识保留下来时，就需要将记忆以“物化”的方式传承下来，于是承载历史文献和文化功能的图书馆便应运而生[20]。现代口述史的兴起便与图书馆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开始，图书馆管理员是口述史研究的主力军，图书馆使口述史资料得以长久与有序保存，使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以及历史文明成果在空间上得到拓展与时间上得以延伸，具有记忆与传播的双重功能。而进入新技术时代后，口述访谈形式多样化、内容复杂化以及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将给传统图书馆带来极大的冲击。因为在传统图书馆中，口述史的访谈内容虽然经历了整理、加工、保存等程序,但研究者却不方便随时随地使用，因此急需一种具有图书馆功能的存储平台来替代，即数字化图书馆或者口述史料管理信息库。该平台可以将访谈信息以数据化的方式上传后分类保存，包含口述史音视频、文字抄本、相片、回忆录以及受访者捐赠的实物等珍贵资料，可以在线检索、查询、管理、获取、利用及传播。简言之，新技术使不同形态的口述数据信息化存储变为可能，这种存储能够最大程度挖掘口述史料的潜在价值。

3.口述史解释、分享以及呈现的可视化

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区块链、AR、VR、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去中心化、数字化、技术化、智能化、数据化思维渗透到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将新技术应用于口述史研究，可以多维度、多视角、多层次、可视化呈现和还原历史图景，从以下三方面帮助人们进一步加深对口述史的理解与解释：一是输入式与参与式相结合，亲身体验历史。随着网络电视、视频点播平台以及自媒体的流行，可以利用生动的剪辑手法将过去抽象枯燥的真实口述史料，借助独特的叙事视角、情感化的艺术表达以及生动的音效画面感等方式，向受众呈现出来，使受众更有代入感。如崔永元主创的《我的抗战: 300 位亲历者口述史》正是采用此种方式，获得了广大受众的好评。同时，随着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人工智能（AI）以及空间感知定位（LM）等新兴技术的兴起与成熟，受众可以完全沉浸于真实与虚拟融合的环境中，亲眼、亲手触摸整个口述场景，仿佛自己亲身经历了整个历史过程，这可以创造更为深刻的叙事空间、丰富口述史呈现的方式。二是与过去对话，还原历史。新技术使口述史研究者通过记忆信息库自由穿越时空，进入他们未曾出生的年代，从而接触当时的社会现象以及社会记忆[21]。例如，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海量留存下来的图片、声音以及相关的资料进行分析，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并将其可视化呈现出来。三是多元主体在线互动，分享彼此的见解。在网络社会中，口述史研究者、参与者、学习者、访谈者与受访者等主体都可注册平台，获得网上身份，在互联网上发布自己的生活点滴、心路历程、人生体验与个体记忆，记录并创作自己的历史，勾勒当下社会情景印象。总之，新技术可将抽象的口述史场景以令人深刻的方式可视化呈现出来，这可促进口述史价值的传播。

三、新技术重塑口试史理论研究范式

新技术在口述史记录、保存以及分享呈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口述史研究者拓展了新的研究渠道与研究思路。实践创新会推动理论发展，故而新技术也会对口述史理论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新技术时代的口述史理论研究并不能彻底摆脱传统口述史理论研究的痕迹，而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进而引发一场范式革命，带来研究思维、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转向。

1.研究思维的转型

王旭东指出，对于后人而言，历史上的客观真相如同一个黑盒，里面的原因、过程及结果，均无法直接知晓，唯有凭借留存下来的信息，如历史文献、古迹与文物才能有所了解[22]。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口述史学家可以加速利用新技术来开发已掌握的口述史料信息，揭开黑盒情景从而还原历史真相。事实上，随着各种史料数据库的建设，已有相关学者对技术应用于史学进行了相应的探讨，例如，黄一农提出了“e考据”的想法。“e考据”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种融合数字和传统历史的态度，可以运用现代技术和工具展开历史学的实践、分析以及演示[23]；刘青峰指出可以利用数据挖掘来揭示关键词观念的起源和演变，从而使传统的观念史获得独立的生命，避免过去以名人为主的研究思维[24]。显然，现有研究者的想法有可资借鉴之处，不过他们仅仅将技术视作为一种发掘、检索史料的工具，而忽略了技术在改善史学研究思维方面的重要价值。事实上，将新技术应用于口述史的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工具手段层面，而应该借用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手段对已有的史料进行解读，提供新的观点或者是增添新的历史知识。站在这个角度，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口述史料进行分析，挖掘口述史料中的潜在价值，完成由研究手段向研究思维的转向，由因果关系转向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并重的研究理念。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明确提出，历史研究是探明历史发生的因果关系[25]，即探究某种历史事件发生原因的过程。但对于仅仅以因果关系为导向的研究来发现、预测历史规律确实存在较大的缺陷，因为原因的非唯一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会使得口述史家难以抉择。正如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所说，以往研究者总结一战、二战的原因多达千种，却无统一的标准来评判哪种原因更为重要，这给研究者带来了困惑[26]。这说明，对于口述史研究，单纯的因果关系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需要对事件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预测历史规律。如唐德刚总结编写李宗仁口述史经验时所谈到的一样，对李宗仁进行采访时，他都是随便讲讲，这给撰写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必须细致认真地找相关资料进行补充考证，遇到实在无法证实或证伪时还得回头和他再商讨[27]。可见，相关文献的互证是必不可少的。而大数据善于发现相关关系，并能从相关关系中推断出因果关系，可以比较容易地完成佐证文献的搜索及分析，避免了盲人摸象、史料的集聚效应以及浅表化倾向，从而对海量口述史料中的语义、行为、社会环境进行分析，预测出历史规律，达到还原历史真相之目的。

2.研究方法的革新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自序中谈到:“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 苟无法以整理之耶? 则诚如一堆瓦砾, 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 则如在矿之金, 采之不竭[28]。这说明，史料若是能有合适的方法进行整理，则能在最大程度上挖掘出其潜在价值，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正是这种有效的方法。其实，大数据技术首先是在自然科学上取得了成功，后借鉴在社会科学上，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在方法论层面的思考或者实践应用上，大数据虽与传统的方法不大相同，但大数据技术会突出自然科学方法在口述史研究中的史料收集、处理以及分析上的优势，实现对个体生活痕迹的跟踪采集，并保存在数据库中；而以量化的方式去探讨口述史的可行性与可靠性，会使研究的结论更加令人信服。比如，对于古代钟声传播的研究，现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来看古时的铸造技术或者是声学传播，此种方法收效甚微；而利用大数据，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数据采集，如钟声的波长、速度等，然后利用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建立相应的模型，并用3D成像技术呈现出来，从而验证古代钟的冶炼技术以及声学原理的掌握程度。诸如此类，还可以用人工智能技术恢复已损坏的图片、声音以及视频等珍贵资料，从而更好地为口述史的研究奠定基础。因此，新技术可以为口述史研究方法带来转变，这些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是口述史料获取方面。在以往口述史料采集过程中，主要以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抽样访谈，如此一来，就只能通过口述的内容以及受访者提供的图片、日记等资料来还原当时的社会历史情景，这种还原是不全面的，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存在偏颇；而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可以通过偌大的网络空间进行信息采集，得到的信息不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这大大提高了历史图景还原的精确率。其二是口述史分析方面。在大数据时代，借助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革命性技术，可以提升史料的分析处理能力，这是以往任何时代的技术都无法比拟的。大数据可以处理非结构化、模糊的数据，如访谈的图片、音视频等，可以从混杂的海量数据中找出数据的相关性，从而挖掘出社会历史的价值与还原历史图景的全貌。

    3.研究对象的转变

西方传统史学一向推崇研究不同历史中的精英人物，这一传统被强调“如实记述”的兰克史学派推向了极致。可以说，过去的口述史，充斥的都是帝王将相精英人物的声音，这些声音“虽然多但却比较单调”。以推崇“多样化声音”著称的汤普逊在《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一书中表达了坚定的立场。他指出，只有开展口述史研究，教育史学家才能关注普通教师与孩子的成长经历，军事史学家才能考虑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与士气问题，社会史学家才能将目光从官僚身上转向贫民,社会历史的丰富性才得以呈现[29]。汤普逊在书中所强调的研究对象转移,并不是一个焦点向另一个焦点的转移,而是从金字塔塔尖向各个阶层的转移，这样一来，口述史的研究才能开辟更多的新领域，历史的声音也才会更加丰富、真实和多元[30]。可以说，口述史学的确立就是让弱势群体能够在宏大叙事中获得具有历史意义的空间，只不过，这一空间在新技术时代更加凸显。

技术革新会引发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的变迁，导致社会交往方式、社会认同模式、社会参与途径的改变。为应对这种改变，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也会发生真正意义的变化——从研究精英历史到真正研究平民的历史。尽管这一改变从口述史学的确立之初就开始了，但由于技术比较落后，过去的改变比较缓慢且成效不明显，直至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产生。作为一种具备交互性、共享性、可视化特征的工具，互联网开放的平台、流动的网络自治组织会使人的社会关系不再局限于特定的血缘、地缘关系，而会产生新的“现实—虚拟”连接。这一方面使人们因社交、内容、兴趣等原因在虚拟空间建立联系成为现实，另一方面也让民众可以随时在互联网空间中挖掘自己的记忆和书写自己的历史，在微信朋友圈、微博、贴吧以及抖音等新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生活独白，这些独白反映了宏大叙事下小人物的个体经验，具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如此，新技术还让口述史研究打破了时空界限, 使口述史的传播变得更为便捷、有效、多样与大众。因此，如果说自1948年口述史在哥伦比亚大学诞生以来，人们因技术的限制对贩夫走卒等底层人群的关注还停留在表层的话，新技术则真正助推了口述史研究对象从社会精英向普通大众的转变，尽管这一转变在21世纪才姗姗来迟。

四、结论与讨论

进入新技术时代，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口述数据，都可以利用相应的技术手段搜集、整理、挖掘与分析，这扩大了人类记录、诠释历史的范围，延伸了历史知识的边界，在研究思维、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层面深刻地改变着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也推动了口述史理论范式的转变。根据吉姆・格雷的分析，科学哲学研究范式分为实验、理论、仿真以及数据密集型科学四种；[32]但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人类对社会领域的认知要更为久远和复杂，因而可以划分为以简单数量关系与通则论为基础的定性研究、以小数据外推复杂因果为基础的定量研究、以有限数据为基础的社会仿真研究以及以全样本为基础的大数据驱动研究四种研究范式。参照这种划分，算上技术产生之前的口述历史研究，过去的口述史研究范式经历了以口耳相传方式记录描述历史现象的实验研究、以音视频技术记录归纳为主的小样本理论研究、以数字技术模拟复杂情景的有限数据社会仿真研究三个阶段，目前正在进入以新媒体、大数据、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媒介的“沉浸式融合”研究阶段。此阶段既融合了前三种范式，又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脑科学以及数据科学等前沿研究的新方法，强调从本体论看数据，将人、物与数据进行有机结合，体现了人和社会在科学研究回路中的浸入式与计算融合。从研究思维来看，“第四研究范式”是口述史研究由因果性研究转向相关性与因果性并重的全局理念，主要表现为研究者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挖掘史料之间相关性来弥补传统研究所不能分析事物之间相关性的缺陷，进而引导研究者发现事物更深层次的因果关系，使得口述史的研究更为透彻更更有历史全局性；从研究方法来看，改变传统以小数据为基础的假设研究方法，转向“样本=总体[34]”的数据挖掘研究方法，表现为研究者可以对海量史料、个体历史意识、个人网上痕迹等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得出此前未知的理论；从研究对象来看，从对现实世界中人（精英）、物（史料）的研究拓展到“人（平民）-技术-数据-虚拟多元空间”的有机融合，表现为研究者通过新技术可以轻易研究真实世界中的人与物，还可以新技术挖掘的虚拟空间网民日常生活内容为研究对象，使得口述史研究对象的范围变大，更为全面。简言之，新技术条件下的口述史研究不仅弥补前三种研究范式真实性不足、小样本无法外推复杂历史现象以及有限数据质量不佳的缺陷，还可以促进口述史研究范式的有机融合，使其不再拘泥于关注单一人和物的因果推导，而是转向研究人、物、机器、数据之间交互形成的社会历史图景。

综上，新技术的变革引起了口述史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同时也给口述史实践带来便利，但在进行口述实践时会面临技术困境、知识困境、伦理困境与情感困境，为应对这些困境，更好地抢救历史记忆，未来的口述史研究应注意以下三方面。其一是理性看待新技术对口述史研究的影响。技术是把双刃剑，当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口述史领域时，我们在享受技术便利、技术红利的同时，也应该避免“技术崇拜”“技术陷阱”“技术伦理”等问题。因为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如果个体只是数据中的一行或一个字符，口述史中特别强调的真情实感、个体体验、人文情怀就没办法有效呈现，也容易被遗忘。因此，理性看待新技术在口述史中的应用及其影响，使之在历史的记录中更有深度、厚度和温度，这很重要,更有助于保存那些即将消逝的声音。其二是制定新技术背景下口述史的研究规范。美国口述史得以长足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建立了全国各地的口述史研究协会、制定了统一的口述史规范。而中国的口述史研究，似乎呈现泾渭分明的局面，缺乏研究规范、工作规范以及法律规范。新技术的使用一方面会使受访者有一定的顾虑与担心，害怕自己口述中的具体细节和隐私曝光；另一方面，稍有不慎，互联网的便利性、可达性确实容易泄露隐私，从而带来一定的伦理风险。这说明，应尽快建立新技术背景下的口述史技术规范、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确保口述工作的顺利开展。其三是优化信息化记忆库。信息化记忆库是指利用各种新技术对已收集的口述史料进行识别、分类、提炼和编目后，以信息化方式呈现的口述史资源数据库。目前，国内外已在开展口述史资源库建设，国外如肯塔基大学图书馆、路易·纳恩口述史中心的“口述史同步系统”、美国博物馆的“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史”网站以及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这一代”的口述资源管理系统；国内如国家图书馆、汕头大学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和湖南吉首大学图书馆也在逐渐建立信息化记忆库。这说明，对于口述史料的信息化建设已经得到重视。然而，这些资源保存还是偏向于精英人物、重大事件、非物质文化等重要资源，甚少有普通民众的生活记忆。因此，优化信息化记忆库显得尤为重要。这个信息库应不单单保存历史重大史料，还应包含平民个体生平记忆、生活经验、语言知识等信息，并以在线的方式呈现出来，实现信息共享。

简言之，新技术让网络社会中的人类个体——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弱势群体——都可以随时记录自己的生活痕迹与个体体验，将生活、经历、情感融入宏大叙事中，形成素材丰富的社会历史资源信息库。而爬虫技术、机器学习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等在社会科学的应用与普及，为口述史研究者挖掘社会历史资源信息库的史料价值提供了技术支撑。因此，新技术应用能够为口述史“自下而上”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可能，从而转向“人人都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时代。

参考文献：略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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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燕洪

排版|劳丽璇

编审|郭   明

监制|蒋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