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
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一
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自相矛盾的情况，使得有关国家的研究成为对于经济史是至为重要的：国家模式应当是任何有关长期变化分析的一个明确的组成部分。然而，尽管在漫长的历史探索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提出了各种关于国家的理论，经济学家们却向来不大注意这个问题。不过，近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已证明是有力的分析工具——的最新进展已被应用于各种政治问题。想来是一种选择理论的新古典理论至少提供了一种严格的、逻辑上一致的、有关国家研究的方法。这一理论提出了发展非市场决策的可驳性命题的希望。此外，对经济组织的研究，显示了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的密 切关系。一种令人满意的企业理论，曾对国家理论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 当然，我们应当注意到新古典派理论的局限。公共选择理论——应用于政治学的经济学——在解释政治决策方面其成功充其量是有限的。利益集团政治学不能有效地解释选举行为；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则似乎能说明大多数政治决策和司法决策。此外，需要提出的问题与日常政治决策程序不在同一水平上。对经济史学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解释逐渐由国家规定和强制实施的产权的性质和解释强制实施的效力；最有趣的挑战，是解释结构的变革和产权在这期间的实施。二
开始，人们确实对准确界定国家是什么这一问题感到困惑。例如，中世纪庄园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归入从自发组织到国家这一连续整体之中？就其作用来说，国家是一种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它对纳税选民拥有的权力决定其地理疆域的延伸。产权的实质是排他的权力。而一个享有行使暴力的比较利益的组织便处于规定和强制实施产权的地位。与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文献经常提到的理论相比，这里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离开了产权便不能提出一种有用的 国家分析。总的说，对国家有两类解释，即契约理论和掠夺或剥削理论。关于国家的契约理论由来已久。契约理论近来再度受到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因为这些理论是交易原理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交易中，国家充当了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色。因为一项契约限制着每个人与他人有关的活动，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这样，契约理论方法便为促进使经济增长的有效的产权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解释。形形色色的社会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按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和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则坚持掠夺或剥削的国家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国家是一个集团阶级的代理机构；其职能是代表那个集团或阶级的利益榨取其他选民的收入。掠夺的国家将规定一套产权使当权集团的岁入最大化，而不顾它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什么影响。契约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可以潜在地提供一个节约利用资源的框架，从而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不过，作为每项契约的第三方和最终的强制根源，国家却在变成为争夺对其决策权的控制而进行战斗的场所。每一方都希望能对福利和收入进行再分配以有利于他们各自的团体。契约理论解释缔约的最初收益，而不是不同利益的选民后来使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掠夺理论则不考虑缔约的最初收益，而专注于操纵国家的那些人如何榨取选民的租税。不过，这两种理论并不是矛盾的，正是“暴力潜力”的分配使它们一致 起来。契约理论假定暴力潜力在本主中间平等分配。掠夺理论假定不平等分配。带来持续经济增长的产权很少支配整个历史，但连最偶尔的对人类经验的观察都指明，曾有一些政治经济单位获得过长期的、巨大的经济增长。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我认为产量比人口增长得更快。这种现象不限于工业革命以来的这两百年。早在公元前八千年和公元后头两个世纪的罗马帝国的和平时期，财富便在农业发展中有过积累。在这些世纪中，整个文明确实衰落了甚至消失了，但也有一些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罗得斯，当然还有罗马共和国和帝国却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尽管工业革命的创造就是经济史学家所说的神话，然而，关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已没有什么新内容了。除了政治经济单位最终的经济衰落，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我将在这一章提出一个简单的国家模型，以便解释对经济史来说是基本的两个方面：国家的普遍趋势是产生低效率的产权，从而不能达到持续增长；各国所固有的不稳定性导致经济变革，结果，最后引起经济衰退。首先，模型考察的是有一个统治者的国家。不过，我还要考察统治者和选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导致统治者控制的削弱和政治上多元化的出现。关于合法性和转让搁到第五章去研究。拥有一个使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的国家的模型，有三个基本特点。一个特点说明统治者与选民的交易过程；其他两个 特点说明决定交易费用的条件。首先，国家用一组服务——我们可以称作保护和公正——来交换岁入。由于提供这些服务有规模经济，当有组织的专门从事这些服务时，所得到的社会总收入要高于社会上每个人保护其各自财产时所得到的社会总收入。其次，国家试图像一个有识别力的垄断者那样行动，将每个选民团体分开，为每个选民团体发明产权以最大限度增加国家的岁入。第三，既然永远存在着能提供同一组服务的潜在的竞争对手，国家是受其选民的机会成本所制约的。竞争对手有其他国家，另外还有在现存的政治经济单位内可能成为统治者的个人。统治者垄断权力的大小是不同选民团体替代密度的函数。如果更深入地考察这三个假设，我们不仅可以使模型的内容更充实，而且可以为经济史学家引出某些有益的含义。三
国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务，是一些根本性的竞赛规则。无论以不成文的习俗形式（如在封建庄园里），还是以成文的法规形式发展，它们都具有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规定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以便为统治者的所得租金最大化提供一个产权结构（即规定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所有权结构）；另一个目标是，在第一个目标的框架内，减少交易费用，以便促进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的税收。这第二个目标导致一组公共（或半公共）产 品和服务的供给，用以降低规定、谈判和实施构成经济交易基础的契约的成本。与发明法律、司法和防御制度有关的规模经济则是文明的根本来源；在第一次经济革命以后的一千年间所创造出的国家，乃是以后一切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定居农业出现后的一万年，在历史上追溯起来，出现过一幕幕大多由国家统治者或其代理人所导演的战争、杀戮、剥削（不过是有限的）、奴役乃至大规模的屠杀，但仍必须着重指出，一个国家对于经济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在整个历史上，个人在国家——虽然它可能是剥削性的——和无政府状态之间所作的选择对国家是有利的。凡是有规章便比没有强。再者，把规章定得令人讨厌、毫无生气对统治者也没有好处。1、总的说有两个不完全一致。第二个目标含有一组旨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的、完全有效的产权；第一个目标试图规定一组基本规则，能使统治者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收入（或者，如果我们希望放宽有关单个统治者的假定，则为最大限度地增加以统治者为其代表的团体或阶级的垄断租金）。从古埃及王朝的再分配社会、希腊和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度到中世纪庄园，在统治者（及其团体）最大限度增加其租金的所有制结构同减少交易费用和鼓励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制度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一基本的二元结构，是社会未能经历持久的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我将在这一章的稍后部分，对它进行更详细的考察。2、造就用以规定和实施一组产权的基础结构，需要授权于统治者的代理人。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与统治者的效用函数不完全相 同，统治者规定一组规则，而要与其目标一致的代理人去执行。不过，统治者权力扩散到一定程度，代理人便不完全受规章约束。其后果将是统治者的垄断租金减少。我们通过考察经济的几部分交易费用可以预示这一官僚制度的结构。3、统治者所提供的服务有不同形式的供给曲线。当某些服务是纯公共产品时，另一些服务则为典型的U形成本曲线，反映平均成本上升超过了某种产出。保护的成本曲线与国家的军事技术有关，并说明当保护的边际成本等于税收增值时，政治经济单位的规模是“有效率的”。从希腊城邦到罗马帝国，从封建时代分散的小政治组织到民族国家，军事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变化在形成供给曲线上起了重要作用。为解释国家规模变动而提出的两个局部性理论，是与上述边际条件一致的。威特福格尔的水力社会（1957年）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垄断，具有由一个综合用水制度的不可分割性所派生的规模经济。弗里德曼关于国家规模和形式的理论（1977年），探讨税收类型同国家规模和形式的关系，论证：如果贸易是主要的政治税收来源，结果可能造成一个大国，租金可能意味着小国；而劳动则可能意味国家有封闭的疆界，或在文化上是同类的。四
经济是由具有不同生产函数——反映出政治经济单位的技术、资源基础和人口的各种活动构成的。统治者规定一组产权，通过对经济的每个可分离部分的投入产出进行检查和计量，最大限度地增加各部分的垄断租金。衡量投入产出所需的费用，将制约不同经济部门的各种产权结构，因而产权结构是受衡量技术的状况所决定的。衡量资源的费用超过收益的地方，从来是共同财产资源存在的场合。标准度量衡的发展，几乎像政府一样久远，并象征性地受到国家的鼓励。标准化行使着降低交易费用和使统治者获取最大租金额的职能。衡量多种产品和服务的成本越高，租金消耗得越大。在历史上，统治者采用了以下组织形式，包括组织宽松的、由地方州长及其官僚构成的联邦结构；直接服务于统治者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执政官制度；包税制度。尽管为检查煞费苦心，在以上每种组织结构中，统治者的代理人还是不完全受约束，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不完全一致。其典型后果是，统治者或多或少地为代理人消耗了垄断租金；在有些场合，代理人和选民串通一气来分享部分垄断租金。五
统治者总是有竞争对手的：竞争的国家或其国内可能成为统治者的人。后者类似于一个垄断者的潜在竞争者。在没有势均力敌的替代者的地方，现有的统治者在特征上便是暴君、独断者或专断君主。替代者的势力越是接近，统治者所拥有的自由度便越小，由选民所持有的边际收入的比例便越大。每个不同选民的机会成本是不相同的，它将制约着每个选民团体按产权规定所拥有的谈判权力以及所带来的纳税负担。机会成本还将制约着统治者所提供的一定范围服务（即不是纯公共产品）的分配，因为统治者为势力接近的替代者提供的服务，大于为没有替代可能的人提供的服务。选民可以按某种成本转向一个竞争的统治者（即另一个现存的政治经济单元），或支持目前国内统治者的竞争者。前一种选择依赖于竞争性政治单元的结构。当然是地理上比较接近的人有优势。统治者为获得或保留住选民而作的努力，将由保护的供给曲线和从增加的选民中得到的边际收益决定。后一种选择依赖于竞争选民可能拥有的相对暴力。统治者自己的代理人也许能通过提供对现有租金更好的分配，来组织反对派和吸引选民中的支持者。不管怎样，其他控制足够资源、获得军事能力的人（或在封建社会有军事能力的领主）就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六
刚才所描述的简单静态模型，将给统治者带来两种约束：竞争约束和交易成本约束。这两种约束的共同特点是产生无效率的产权。在第一种约束下，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权势的选民。如果同可能接替的统治者接近的团体，在福利或收入上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统治者便会受到威胁。相应地，他将会同意使产权结构有利于那些团体，而不顾这样做对效率有何影响。同效率较低的产权相比，有效的产权可以提高国家的收入，但因为有交易费用（检查、计量和征收这种税收的费用）而降低统治者的岁入，因此，统治者常常认为，符合其利益的是承认垄断而不是可能导致竞争形势加剧的产权。这两种约束一道说明低效率产权何以会广泛传播。实际上，使统治者（或统治阶级）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导致经济增长的产权结构是冲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矛盾的概念是它的一个变种，按照这个概念，所有权结构与实现技术变革发展所带 来的潜在利益是不相容的。当国家像上述契约所规定的那样运行时，经济增长便有保证（如果个人在储蓄和预期孩子数目上的选择的假定合乎理性）。不过，如果结构是前述模型，纯契约的情况显然只发生在不寻常的环境，即统治者所规定的所有权结构与新古典增长模型（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所指的那种效率标准相一致。事实上，一种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提供刺激的所有权结构（即一组使创新、人力资本投资等的个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产权）才是实质性的。但是，我们应当马上指出，由于技术变化和更有效率的市场的扩展等将改变相对价格和选民的机会成本，并可能最后导致与所有权的基本所有权结构发生冲突，所以，后果必然是不稳定的。总之，增长过程对一个国家意味着内部的不稳定。我将在下一节探讨一个国家对这些变革的调整适应过程。不过，如果增长是不稳定的，那么当一个政治经济单元存在于许多政治经济单元竞争的社会，增长更会是不稳定的。如果邻国更有效率，那么效率较低的所有权便威胁到一个国家生存。结果，统治者面临着抉择，要么废除要么修改基本的所有制结构，使社会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增长率。不过，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具有调整能力的，假定是单一的统治者，而不是决策来源多元时陷入难题的人。只要本国选民的机会成本或竞争国家的相对实力没有变化，停滞国家便可以生存。这后一个条件通常指国家接近垄断的地位 并被弱小国家（即征服这些国家对统治者来说没有净收益）所包围。七
如前几节所述，国家内部的不稳定性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信息费用、技术和人口（或通常所说的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都具有明显不稳定的影响。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统治者的死亡。相对价格变化，增强选民群体的谈判能力，从而可能导致变更规则，使该群体收入增加，或者选民可能迫使统治者放弃他制定规则的某些权力。“代议制”政府往往就是在统治者面临外部威胁时出现的。希腊城邦从君主制过渡到寡头制进而过渡到民主制（以雅典为例），是由于军事技术的变化（方阵的发展）而出现的，这一转变只能由公民军队来完成；统治者给的价格是对其制定规则权力的削弱。与此相似，在近代初期的欧洲，军事技术的变化（长矛、大弓和黑色火药）在某些场合导致将规则制定权委托给国会或三级会议，以换取更多的税收满足生存需要。军事技术的变化，在古代和中世纪是多元或代议制政府发展的主要的（虽然肯定不是惟一的）原因，而现代对国家控制的改变，则与第二次经济革命引起的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动有关。19世纪以前，农业在西方世界的生产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造成了为控制国家的斗争都与分配地产和收入（包括农产品和资源的运销收入）有关。由于第二次经济革命，地租（和地主）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增长，劳工所得收入份额增长，特别是人力资 本的重要性提高，凡此种种，改变了生产结构，造就了新的利益集团；而这些集团又是上个世纪以来为控制国家进行斗争的基础。八
不稳定性是一种情况，发生变革和调整的过程又是一种情况。在这里，经济原理的应用同其他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应用有着重要的区别。前者是在市场调整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边际变化引起瞬间调整。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调整只发生在个人收益超过个人成本的场合；反之，白搭车问题将会阻止调整。这种情况严重限制着选民的调整意愿；并且它虽有助于解释无效率产权的存在，但显然不足以说明当个人收益微不足道或为负数时，大集团改变产权结构的行为。另一方面，其他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理论解释了大集团改变产权的行为，但没有为解释克服白搭车问题的方法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缺口是解释长期变革的一个关键问题。非正式的经验主义提供充足证据表明大集团有时对改变国家结构起作用；但 没有模型，我们不能预测白搭车问题何时会妨碍、何时不会妨碍这种作用。意识形态研究和白搭车问题的某些实证模型的发展，对于制定一种国家变革的动态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我们还应指出在白搭车问题会阻止大集团活动的场合严格坚持新古典方法的含义。这些含义加强了新古典模型的解释能力，同时也增强了它的局限，在总结这一讨论时，我希望就其若干要点概述如下。首先，白搭车可以解释国家在整个历史上的稳定性。个人反抗国家强制力的费用，历来导致对国家规章的冷漠和顺从，而不管这些规章是多么不堪忍受。当代许多民主国家投票人名额减少与这一历史状况相应的则是个人不能作为阶级起作用，大集团不能推翻过时的社会。虽然这一简单观察的意义似乎在许多关于国家的文献中没有得到正确评价，但是马主义关于阶级意识、阶级团结和意识形态的浩繁文献却充分地（虽然并非是有意地）证实了这一点。列宁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们，都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已面临白搭车这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其次，制度创新来自于统治者而不是选民，因为后者始终面临着白搭车问题。至于统治者一方，他将不断使制度变革创新以适应相对价格变动，因为他没有白搭车问题。这样，土地和劳动相对短缺的变化使劳动变得匮乏，从而导致统治者创新制度变革以适应劳动力租金上升。只要劳动的机会成本不变（即来自其他统治者的潜在竞争没有变化），这些创新便将进行下去。第三，革命将成为统治者的代理人或竞争的统治者所发动的宫廷政变。第四，凡是统治者充当一个集团或阶级的代理人的地方，为了尽量减少统治者死亡时发生破坏性变革或革命的机会，将会发明一些规章来解决继承问题。如上所述，破坏性变革或革命，大多数可能便是由统治者的代理人引起的。以上四点，有助于解释大量有关国家在整个历史上结构变革的根源和稳定性的情况。不过，只用一种分析来说明行动者只认同个人纯收益（狭义的经济学术语），那会给国家结构变革的研究造成重大障碍。为了解决白搭车问题，必需构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本文选编自《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注释略去，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进一步阅读此书。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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