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山智子｜走出大萧条：银本位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

作者｜城山智子（シロヤマ トモコ，SHIROYAMA, Tomoko）

东京大学经济学研究生院教授，专攻现代中国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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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纽约股票市场崩盘。这个被称为“黑色星期四”的事件标志着后来被称为“大萧条”的空前经济危机的开始。

这一灾难是全球性的，其影响至为深远，世界上任何经济体想要避开严重的衰退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华尔街的崩溃引发金融危机，接着便是美国贷款政策告败。通货紧缩经由国际金融链条逐国蔓延，这些国家的购买力也随之下降。国际贸易因此低迷，并且促使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采取保护主义，而这只能导致对发展中地区初级产品生产国压力的增加。接连不断的困难和收支平衡恶化引发拉美（1931）、中欧（1932）和德国（1933）的债务拖欠，这种情况对诸如美国、英国等债权国带来损害，也令世界经济陷入日益深刻的危机之中。

中国如何渡过这场全球经济危机呢？我在本书中不仅要去呈现中国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未能免于此次全球经济衰退的灾难性后果，而且还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去理解现代中国历史以及大萧条如何改变现代世界经济。一方面，大萧条是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分水岭，而这一点常被现有的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文献所忽略。当通货紧缩压力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冲击中国经济时，中国经济体制停止了正常运转。为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政府令人瞩目地调整了其市场政策，从“放任政策”转向积极干预。我在本书中讨论了自1930年代以来国家与市场间关系的这种转变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大萧条期间的经历值得特别关注。大萧条的严重程度和波及范围显示了20世纪早期世界经济的一体性。在《全球化的终结：来自大萧条的教训》一书中，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正确地论述了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对经济全球化第一个重要阶段的考验。随着危机蔓延到世界许多地区，开始出现对经济全球化的强烈不满，接踵而至的便是政府转向更严厉的保护主义政策。结果，维系国际物流、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体系受到严重干扰。中国无法免于国际金融机制的脆弱及别国政府致力于提振本国经济的外部影响。不过，由于在金本位占统治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里，中国是唯一的银本位国家，中国经济受到的外部冲击及其反应都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我真正要展开论述的主要是如下两个议题，中国内部国家—市场之关系和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且二者又紧密相关。大萧条期间国际银价的波动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银本位货币体系，并且动摇了它的经济。以一种不同的外汇标准建立一个新的货币体系，需要有力的政府干预；最终经济复苏和币制改革的过程导致整个中国经济政治化。通过分析萧条的影响和复苏的过程，并根据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系，我考查了国家—市场关系的这种转变。

银本位的中国：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

研究大萧条在中国的产生和后果，关键要了解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从19世纪晚期到1931年，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1920年代早期，金本位构成国际货币关系的基本框架。大多数国家可以在要求支付时将通货兑换成一定数量的黄金并在固定汇率基础上形成跨国联系。而事实上中国是唯一一个以白银作为一国货币体系基础的国家，这使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独树一帜，但并未与这一体系隔绝不通。

一方面，在中国之外，白银作为一宗国际贸易商品，其价格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不会顾及中国经济。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外汇交易——也就是银本位的中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之间的贸易——并不受控制，中国的金融市场就这样同世界的白银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中国的汇率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银价变化的影响。

中国在大萧条中的经历凸显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独特地位。1929至1933年，世界多数地方正遭受严重通货紧缩的时候，只有银本位的中国没有经历大规模的物价下跌。因为银价相对金本位货币严重下降，使中国避免了大萧条最初两年的不利影响。

然而，1931年9月以后，许多国家放弃金本位并使本国货币贬值，企图刺激本国经济。英国率先放弃金本位，其他国家也紧随其后，日本在1931年12月、美国在1933年3月相继放弃金本位。各国从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纷纷脱离给处于银本位的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物价随货币贬值上涨，继而国际银价抬高，中国货币的汇率也随之上升。较高的汇率使中国商品与外国商品在国内外的激烈竞争中均处于不利。于是，贸易逆差增加，同时，来自海外的外汇输入和国外企业投资下降。中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净白银外流和商品价格下跌。1934年6月美国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进一步加剧银价上涨，造成大量白银流出中国。中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之中，而此时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却在复苏。

由国际银价变化引起的不同经济变动趋势，暴露了中国的货币体系在面对国际白银市场动荡时的弱点。为什么这种结构性弱点——缺乏对国内货币体系和国际白银流通的区分——直到1934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还没有被广泛认识，这正是本书要探究的中心问题之一。

大众预期与金融危机

要理解中国经济衰退的原因，还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国际银价在1931年开始上涨之前经历过很长的贬值期。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国家放弃银本位，转而使用黄金作为本位货币。随着白银作为货币使用的减少和白银供给的增加，国际银价逐渐下降。由于国际银价缓慢而持续的下降，从19世纪中期到1931年间，中国的物价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在若干年的银价上涨和轻微的通货膨胀之后，要适应突然的形势逆转，这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在考查国际银价巨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我会着力关注1931年前的白银贬值如何调整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并影响了中国的大众预期。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在参考了之前多次金融危机的大量案例研究（包括从17世纪早期三十年战争爆发时的货币危机到19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后，清楚地指出公众期待给危机埋下种子，尤其是当人们利用银行信贷进行金融投资的时候。金德尔伯格认为，人们出于诸如战争爆发或作物歉收等各种不同原因的考虑，而投资初级产品或国内外有价证券。多数情况下，银行信贷的增长为经济繁荣提供保障。随着繁荣持续，物价上涨和新的获利机会的增加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投资者加入。但是，价格最终会趋向平衡，投资者意识到市场将不再发展。这时，人们寻求把他们的投资变成可靠的折现力，最典型的做法就是资产套现。结果资产贬值和物价下跌开始形成恐慌的恶性循环。物价下跌导致抵押物的贬值，这些抵押物是用来担保借款、保证银行收回贷款或拒绝新贷款请求的。结果，引发销售商倾销商品，工业企业拖欠还贷。如果公司倒闭，银行借款就成为坏账，接下来就是银行破产。再加上储户从银行挤兑现金，这会进一步加剧金融机构的压力。

中国并没有出现像金德尔伯格重点关注的那种因投机性繁荣而出现的物价暴涨；相反，物价因国际银价的下降而缓慢增长。金德尔伯格的研究最能与中国情况合拍的是1930年代出于债务结构的中国经济萧条，这种结构极大地加重了其经济危机的程度。

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起始于19世纪晚期，恰值银价贬值、通货缓慢膨胀的时代。笔者在本书中主要了考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棉纺业和缫丝业，它们是20世纪早期中国头号工业中心的两大产业。为此，纺织行业的可观特征被设定为它们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借贷过程中金融机构的信任主要取决于担保借款的抵押物的价值。在价格呈上升趋势的20世纪早期，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没有预料到作为抵押物的资产和商品的大幅贬值。

到了1931年，国际银价止跌，普遍通胀趋势结束，对持续繁荣的预期不再向现实转化。出口导向的工业如缫丝业失去了从前中国元汇率低时的比较优势。以国内市场为目标的工业如棉纺业则面临需求萎缩的局面。随着商业的萧条，企业发现再从银行取得信贷几乎是不可能的，金融机构的管理者也发现他们对建立在抵押物上的借贷安全的信心不再牢靠。于是，他们严格控制贷款规模，但这也不能避免因抵押物的贬值而遭受的损失。到了1934年，随着严重的白银外流，房地产市场崩溃，大量卷入抵押业务的金融机构严重受损。白银外流和物价下跌的不良后果被大萧条之前形成的信贷关系放大。

大萧条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是深重的，而且前所未有、难以预料。到1935年时，放弃银本位似乎成为走出通货紧缩局面的唯一途径。但是，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重组金融体系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影响。

市场、政府和货币体系

为了抵御国际银价波动对经济的影响，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实施了币制改革，宣布只有三家政府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同时，新的法币不再由白银支撑，取而代之的是，它可以按照固定汇率兑换成英镑或美元。这样，几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通货的白银退出了历史舞台，多元货币体系也自此结束。除三家政府银行发行的纸币外，其他货币不得进入流通。随着法币不再与白银捆绑在一起，并避免随外币贬值，中国的贸易便开始复苏，物价下跌导致的通货紧缩趋势也开始扭转。1935年11月实施的币制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恢复至关重要。

从银本位转向管理通货制（managed currency system）显然会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政府掌控货币供应的情况，国民政府在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被大大提升。尽管如此，要就此断定政府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取得对经济的控制，我们还需要就市场货币体系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做更深入的考查。

关于国民政府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整体经济政策的效力问题，已经有过不少讨论，但是也存在许多争议。柯博文（Parks Coble）在他关于上海资本家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著作中写到：“从1935年到1937年，南京政府对工商业的介入迅速加强。”柯博文认为政府利用经济衰退期上海资本家面临困境的机会夺取经济控制权。确实，在“南京十年”（1927—1937）中，国民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自1931年开始显著增加。但近来一些研究中，学者认为中国政府的干预是为了回应陷入困境的企业的求助。如哈罗德·詹姆斯指出，在某些遭受大萧条负面影响的国家里，人民一般会期望政府在全球经济趋向下保护本国产业。而国民政府在其有限地控制经济这点上显示出与别国政府的不同，许多国家政府在恢复经济过程中控制贸易、外汇交易或者工业产量，国民政府则没有这样做。

论及国民政府的软弱，中国史学者喜欢将原因归结为内政因素：国民政府缺少建树主要由于其内部弊病，例如农村地区缺少组织机构、不稳定的计税基数、政府官员中的派系之争等。不过，地方政治无法解释币制改革这一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何以成功。政府如何成功地使新币发行合法化？如果政府真的腐败无能，为何大众还能承认政府发行的货币呢？在本书中，我讨论了市场和政府都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新货币体系如何生成与发展，这对我们理解为何国民政府经济管理表现得忽强忽弱十分重要。

历史上，中国政府极少介入货币体系，帝国政府把白银经营权下放给私营炉房，把货币安排交给市场。如茶叶、丝绸一类外贸所需的外国银币和非币化的银条在市场中自由流通。货币本位因地域不同而有差异。

按照一国有一国之法定货币的世界常规来看，中国的货币体系看似罕见，然而，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在《货币地理学》一书中所指出的，19世纪之前，在不同政治辖区内或区域之间，多币种流通的现象普遍存在。政府很少指望在其统治区域内垄断货币供给。反倒是作为市场需求方的货币使用者选择通货种类以此实现货币的三个主要功能，即作为交易媒介，作为计账单位和保值。

科恩指出，为满足此三种功能而被选用的货币需要信用，即大众对它在发挥支付和计账功能时合法性的信任。这种信任的基础来自政府举措，例如立法允许市场实践的缓慢积累。前现代社会中不同货币各自争取信用的局面到19世纪中期开始转变。政府开始在其辖区内同时掌控货币的制造和管理。控制货币是建国过程的重要一环。而政府又力图打造一个在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下政治经济一体的国家，于是政府着手巩固和统一本土货币秩序。所有形式的货币，无论硬币还是纸钞，相互之间绑定，且依托统一的金银本位。货币供给的最终权力机构被限定为由政府主导的中央银行。不仅如此，外币的自由流通在国内绝大部分地区被禁止，曾经作为法定货币的外币退出流通。同时，能用于缴税或其他合同义务的货币也被政府限定为本国货币。在西方，19世纪行将结束时，每种货币的势力版图已与政治辖区重合。

而对中国来说，关键问题是，帝制时代的货币体制被中华民国继承，在辛亥革命后依旧运转。由于严重依赖金本位国家的外债，因此造成银本位货币汇率的下降成为中国沉重的负担，政府几次试图改革货币体制，但直到1935年11月前都未能实行。在1910年代至1920年代的混乱时期，银本位为抵御政治干涉提供了保障。每当军阀和地方政府想操控货币体系来填平财政赤字时，都因大众拒绝接受不是完全由白银支持的纸币而受阻。通过保留选择货币的权力，奉行市场规则的市场参与者约束了政府权力的武断行使。

然而，当1930年代世界经济衰退冲击到中国经济时，中国发现它缺少一种能够停止白银外流或者阻止通货紧缩趋势的制度。显然，长久以来的货币和金融体制自治不能继续实行下去了，但公众对政府强制发行的银行纸币仍心存疑虑。

这层历史背景以及银本位制的遗产即使在1935年11月新币制施行后仍造成持续的影响。尽管中国公众放弃白银而支持法定通货，但他们还是小心翼翼地关注着法币（中国元）的对外汇率。一旦感觉到通货价值有轻微波动，他们就在外汇市场抛售法币。国民政府的官员们也十分清楚公众对他们所承诺的稳健的货币管理心存怀疑。因此，他们把保持法币的可兑换性和汇率的稳定当作加强公众对新币制信心的根本要素来对待。另一方面，市场又不断地通过货币体系影响政府决策。

问题是，保持法币可兑换性和汇率稳定需要政府对一系列相关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最重要的是，为保持通货价值，政府不能过分的发行纸币或公债。由此产生的对财政政策的约束递次影响到其他国内经济政策。政府虽然成功施行了币制改革，但由于预算扩张受限而在振兴工业和改进农业方面变得有心无力。国民政府在经济政策上表现出的优势与劣势不是纯粹偶然。决策者虽对二者孰轻孰重有具体的想法，但实际效应由于违背了政策的初衷而应重新估量。决策者们达成的一致是，币制改革的成功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即使因此牺牲政府治理的自主性也在所不惜。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两次危机及其后

国民政府为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可兑换性而在财政政策上牺牲自治权的开放做法赢得了特别关注，尤其在当时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紧紧把握国民经济的情况下。在本书中，我指出这一决定反映了20世纪早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汇率不稳和货币混乱会阻碍贸易、资本流动和劳动力流动这些保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活动。由于清醒认识到可能付出的惨痛代价，国民政府的决策者不得已才设计出这样的对策。

在本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紧密联结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充分自治以制定经济政策，这是1930年代国民政府面对的问题，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当今世界里许多国家政府面对的问题。另一个相似的问题也并非巧合地出现了。为了应对大萧条的毁灭性影响，各国政府纷纷限制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和劳动力流动，而在此之前这些大体上是不受限的——世界回复到一种几乎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管理形态。许多年之后世界才从大萧条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1960年代，世界一体化进程重新启动，随后才开始稳步加速，向着1990年代的那种景况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统治常常受到跨境交易的挑战，尤其在银行业和货币体系方面。

1997年，另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席卷亚洲，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日本等国首当其冲，而此时距大萧条已经过去数十年，亚洲各国无论是跨境交易网络还是政治紧张关系都较之过去有所增强。尽管解释不一，但学者们都一致强调，来自外部的短期巨额资金流冲击了上述亚洲国家本国的金融市场。相对而言，中国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重创。虽然从1979年开始实行开放政策，但它始终没有完全开放其资本市场，因此在此次危机中躲开了最严重的影响。相对世界经济而言，中国经济保持加速发展，特别是在对外贸易和外资直接投资输入方面。同时，在调整其货币和银行政策时，该国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来自外国投资、贸易壁垒和他国政府的外部压力。

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轨迹表明，它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已经影响到政府对经济的决策自由，最终也影响了管理者掌控本国经济与社会的自由。管理者们很清楚世界经济的上述影响，所以他们不仅受着前辈们制定的货币和银行政策的影响，同时也从中学习经验。基于这样的历史视角，我集中考查的是当政府、市场和世界经济之间的关键动力头一次经受危急考验时的大萧条。

—End—

本文选编自《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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