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2005年获颁克拉克奖章詹姆斯·A. 罗宾逊（James A.Robinson），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二次大战期间，伦敦政经学院院长威廉．贝佛里奇（William Beveridge）领导一群公务员，提出一份题为《社会保险与联合服务》的政府报告。这份报告如今以《贝佛里奇报告》为人所知，后来变成英国扩大福利国家的基础。该文件的主要建议包括大幅扩张国民保险方案，以便提供失业救济、疾病给付和退休金，并以国民健康服务之名，创造全面免费医疗保健，实施最低工资。这份报告备受英国大众欢迎，战后工党国民保险部长詹姆斯．葛里菲斯（James Griffiths）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战争最黑暗的一刻，〔这份报告〕犹如天降甘露。”报告中的若干建议在战时即已实施，包括扩大婴儿、儿童与产前护理，对妈妈和有五岁以下子女的家庭，提供燃料和获有补贴的牛奶，以及学童免费营养午餐。一九四五年，工党靠着承诺实施《贝佛里奇报告》的政见上台执政后，推动制定若干代表性的立法，使该报告化为实际，其中包括一九四五年的《家庭津贴法》、一九四六年的《国民保险法》一九四八年的《国民济助法》和一九四六年的《国民健康服务法》。当时在伦敦政经学院任教的维也纳杰出移民哈耶克深感震惊。哈耶克主要担心的是全权主义国家的崛起，认为几年前他所逃避的纳粹主义，正是这种全权主义国家的一种极端形式。哈耶克特别担心的国家计划和经济行政管理，会演变成一种全权主义的形式。他首先在写给贝佛里奇的备忘录中，表达他对经济行政管理日增会有危险的看法，这份备忘录扩写为一篇杂志文章，然后变成名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变成二十世纪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本著作。哈耶克并非反对所有的政府干预或社会保险，他写道：“很可能没有什么事情，会像若干自由派僵固坚持特定通则，尤其是坚持自由放任原则那样，对自由主义大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他继续指出：“确保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某种最低限度的食衣住供应，以便维护健康和工作能力，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但是，他担心国家机器在影响工资和资源分配上，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他认为，这样可能是受到社义理念的部分影响，变成很多国家正在前进的方向。他的大作意在力挽狂澜。在看到英国工党政府推动的政策后，他在一九五六年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序言中写道：以福利国家为名，不当凑合而且经常不连贯的理念大杂烩，大致已经取代社义，变成了改革派的目标。我们必须慎重厘清这些目标，因为我们不希望产生非常类似于成熟社义所造成的结果。这不是说其中若干目标不可行、不值得称赞；但是，要达成同样的目标，有很多方法可以应用。在目前舆论的氛围中，有一些我们急于见到成果的危险，可能导致我们选择或许能够更有效地达成特定目标、却跟维护自由社会相左的工具。英国社会主义政府执政六年，当然没有产生类似全权主义国家的结果，但主张这种情形可以驳斥《通往奴役之路》论点的人，其实错失了书中的一个重点，就是政府全面控制造成的最重要变化是心理变化，是人民性格的变化。这种变化一定是缓慢的过程，不单是延续几年，而是可能延续个一、两代。重点是人民的政治理念和对权威的态度既是人民所过政治制度的因，也是这种政治制度的果。先不提其他，这至少表示即便拥有强大的政治自由传统，也无法保证能够持续维持，因为新制度和新政策有着逐渐破坏和摧毁自由精神的危险。
哈耶克在这里说的“心理变化”类似我们所说国家对社会的宰割。从这个角度来看，哈耶克担忧的事情，是英国国家机器力量增加后，会削弱社会，为专断主义奠定坦途。哈耶克本人在别的地方，甚至在上述引文中，认为其中若干目标可能“可行、值得称赞”。但是，这样还不够，因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本质可能遭到国家机器能力增加危害，这点正是他害怕的事情。事实上，哈耶克为这种可能问题设想的防御之道，正好符合我们的论点。他写道：“如果那种精神能够及时自行重新伸张，人民不但扬弃领导他们愈来愈深入危险方向的政党，还认清这种危险的本质，坚决改变自己的方向的话，这种结果当然可以避免。”换句话说，哈耶克承认，要防止专断国家出现，唯一的方法是社会重新伸张自己，制衡国家的权力和宰割。目前为止听起来都很好，但是哈耶克在敏锐的分析中，错过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力量，就是错过了红皇后效应。社会在制衡国家机器扩张权力时，唯一的选项不是彻底抑制国家机器，而是可以采用别的方法，提高自己约束国家机器的能力。二次大战后的几十年里，英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正是透过红皇后效应，同时提高国家与社会的力量。而正如我们所见，红皇后效应在美国也展现了部分的效果。事实上，人类的很多进步要取决于国家角色和能力的推进，同时社会也变得更有力、更警觉，才能因应新的挑战。在国家能力萌芽之际，就摘除其根芽，会阻止人类的进步。当国家面临经济或社会危机时，国家扩大其职权范围就特别重要。英国的《贝佛里奇报告》就是为了因应这种危机。因此，哈耶克犯了双重错误：第一是没有预测到红皇后的力量，不知道红皇后可以把受到制约的国家巨灵，继续留在自由窄廊里。第二个错误可能不足为奇，就是没有看出现在已经更加明显的事实：人们需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以便重新分配、创造社会安全网、规范二十世纪上半叶时已经日趋复杂的经济体系。国家不会自动停留在这条窄廊中，面对挑战时尤其如此。我们已经看到红皇后变成零和状态时，国家会跌出这条窄廊的现象。哈耶克担心自由碰到一种更根本的挑战──国家行政能力提高──会带来新形态的“奴役”，但是只要红皇后效应不变成零和游戏，也可以成为强而有力的力量，协助社会留在自由窄廊中，同时发展新的能力和制度，继续约束不断扩大的国家机器。可能没有一个例子，比瑞典在大萧条期间建立福利国家的事例，更能说明红皇后怎么扮演这种角色，以及红皇后的动员经常需要靠新联盟推动的原因。本文选编自《自由的窄廊》（刘道捷 译，卫城出版社），题目为编者所加，经过重新编辑。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书目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阿西莫格鲁、罗宾逊：达至自由的狭窄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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