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中约（Immanuel C.Y.Hsü, 1923-2005）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主任、荣休教授，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
拥有近四千年文献历史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近代以前，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长地自行发展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孤立于其它一些重大的文明之外。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来临，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形出现了。在公元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家和使节开始经新航路抵达中国的华南地区，商人和传教士也接踵而至。此后不久，俄罗斯人 也在十七世纪中叶跨越西伯利亚到达满洲边境。这些事件对中国来说不啻是划时代性的，因为它们打开了中国悠久的孤立局面，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直接接触。这种交往虽然在一开始时并不显著，而且步履维艰，但在十九世纪却发展成为一股引发中国与西方之间直接碰撞的力量。此外，从中国内部发展的角度来看，欧洲人的来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因它与满族的崛起和满清异族王朝的建立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这些重大的内外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邃的影响，使随后的历史具有与以往时期迥然相异的特征。首先，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会合结束了中国的闭关自守，使它越来越多地介入世界事务，乃至于到今天，在中国或西方发生的事情都会实时产生相互的影响。其次，外来因素与中国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中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思想倾向诸方面的重大变化。因此,『变化』便成为这段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使这一时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第三，异已因素，即来自外部的西方人和来自内部的满洲人强行介入汉族人的生活，激发起一种强烈的民族或种族意识(nationalistic-racial 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深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由于这段时期与以往各个时期的区别非常巨大，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把它当作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期加以考察。尽管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会合在十六世纪就已经开始，但其作用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显现出来。其时西方的强烈活动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因此，学者对于把十六世纪还是十九世纪看作是近代中国的开端这个问题上颇有分歧。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其中主要包括西方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把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看作近代中国的起点。这一学派的中国学者认为，这场战争标志着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起点，此后的中国历史便主要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这场战争意味着外国在华活动的加剧，这些活动打破了中国的孤立局面，并在中国开创一个革命性变化的时代。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认为，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凶恶的缩影，它把“半封建”的中国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第二个学派，主要由一些较为传统的中国史学家组成 (他们的意见有些已开始为西方学者所认同)。他们对以鸦片战争是一个新时代开端此一观点提出挑战。他们认为：以明 (1368-1643年) 清 (1644-1911年)两代交替时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那段时期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会来得恰当，因为，就内部事态而言，该时期适逢满族的兴起和清王朝的建立；就外部局势而言，这一时期西学开始传入中国。他们争辩说，尽管西方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但这只不过是两个半世纪前业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已，而且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多年的时间，也难以体现一部四千年历史的近代时期。此外，界定近代中国起自于1600年前后的做法，可以使近代中国的开端与近代欧洲的开端趋于一致。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从影响方面来看，十九世纪西方的冲击在促使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上所起的作用，肯定比十六、十七世纪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到来所起的作用更为巨大。诚然，耶稣会士传人了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制图学和建筑学等西方科学，但他们的影响只局限于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小撮士大夫。他们几乎没有给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带来任何影响，在这些方面仍然是传教士到来之前的那种模样。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一个学派的理由似乎很充足。但是，如果我们对前期的机构制度不甚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全面评判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首先对这种冲击的承受者有所了解。而且，鉴于西方和俄罗斯在影响近代中国命运时，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们就更不应忽视中国与它们的早期交往所具有的意义，也不应忽略它们所采取的推进方式——西方海权国家从南面向上推进，而陆上大国俄罗斯则从北面向下挺进，它们形成了一种钳形势态，目标直指中国的心脏北京。确实，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来看，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人和俄罗斯人的来临，为十九世纪西方的强烈活动铺平了道路。基于这些理由，后一种学派似乎也有可信的论据。然而，我认为这两个学派可以通过折衷的方法得到调和。即使把鸦片战争界定为近代的起点，我们也仍需熟悉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这些形态制约了中国对十九世纪外来挑战所作的反应。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传统中国转化为近代中国。但是，如果对原先的机制缺乏相当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转化的效果。因此，对1600年到1800年间内政与外交的发展进程作概括性的探讨，将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近代中国提供了必须的背景资料。在这段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思想状况，本质上仍然与过去二千年的情形颇为相同。其政体是一个由皇室统治的王朝；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以士绅阶层为核心；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了解了中国的这种传统状况，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评判十九世纪中国在应付强烈的西方活动时所采取的行为举措了。这种折衷的方法保持了后一学派的历史完整性而又不损害前一学派的现实主义思维。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会合为什么到十六世纪才开始，而西方的影响又为什么到十九世纪才得以加强？解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记住，在十九世纪之前的二千多年里，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主流是朝着相互分离的方向发展的。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向西发展到罗马，随后又散布到整个西欧并传入美洲；而中华文明则孕育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长江流域，随后并传播到中国的其它地区。因此，这两个文明的主流不是彼此接近，而是越来越远。只有当其中的一个文明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技术、并为着自身的利益扩张到另一个文明地区时，这两个文明才得以会合。固然，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两个文明之间曾有过一些时断时续的交往。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后220年)与其同时代欧洲的罗马帝国都已相互有所闻。中国人尊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公元73年到102年间，活跃于中亚地区的中国名将班超甚至派遣了二位使节 去寻找罗马帝国，此人到达了波斯湾。其它一些交往包括：中国的丝绸输入了罗马，而在公元120年和公元166年罗马的杂耍艺人和商人则到达了中国。在唐代(618-907年)，景教和伊斯兰教传人了中国；而且，在唐、宋(960-1279年)时期，阿拉伯人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也十分活跃。在元代(1280-1367年)，威尼斯商人马菲奥?波罗(Maffio Polo)和尼科罗?波罗(Niccolo Polo)以及后者著名的儿子马可?波罗(Marco Polo)，还有许多方济各会(Franciscan)传教士，都曾到过中国。在明代(1368-1643年)，由郑和率领的远洋航海壮举，到达非洲东岸；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也在十五世纪中传到了欧洲。可见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的许多世纪中，中国和西方之间已存在了一些零星的交往。但这两个文明的直接碰撞，还有待于其中的一个能够作出到达彼方的持续推进。到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已充分具备了前往东方的地理知识和造船技术。葡萄牙人的航海远征，把一些探险家和殖民帝国的创建者带到了亚洲，商人和传教士也尾随而至，带来了西方世界的科学知识。东西方之间一种超出偶尔接触的经常性交往开始了，但这种交往仍然没有盛行到足以使这两个文明面对面地接触。欧洲还得等到工业革命以后才获得足够的力量作有力而持续地到达中国的努力。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在这场推进中遥遥领先，这并非偶然。很明显，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交会不可能发生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而这两个文明的直接碰撞也不可能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理解任何历史时期的关键，在于找出决定该时期形态的主要动力。在近代中国，我们看到了几种发挥作用的强大动力，其中有些是明显的，有些则是潜藏的。首先，自然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兴衰。在清代，朝廷最为关注的，是如何维持其自身的权力。为了赢得汉人的善意和承认，清廷决意与中国传统秩序打成一片，保留了明朝的政体和社会制度，采纳理学为官方哲学，并吸纳汉人加入官僚机构，以一种二元首长体制(dyarchy)的形式与满人共事。另一方面，清廷大兴文字狱，惩罚讥讽异族统治的人；设立宗人府，监督满族显贵的出身、受业和婚姻；禁止满汉通婚，并严禁汉人迁居满洲，通过这些措施，努力维护满族的种族特性。为适应某些特殊的需要，清廷也设立了一些新的政府部门，如在1638年建立理藩院来管辖有关西藏、蒙古和西域(新疆)的事务；1729年设立军机处，使决策过程集中化；1861年更设立总理衙门来掌管与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为镇压叛乱并扩展疆土，清廷向遥远的边疆发动了多次军事征讨，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疆域第二大的王朝。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有许多洋人受聘担任政府官职，从而使满——汉二元体制扩展为一种“满—汉—夷”的混合体制(synarchy)。所有这些以及其它许多政策措施，都旨在确保大清江山的长治久安，它们强烈影响并引导1644-1911年间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在满清王朝覆灭后，民国政府最关注的是对内统一国家、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到了1949年以后的时期，我们则看到了一种企求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实行工业化和争取大国地位的强烈动力。当时政府的这些重要政策，在引导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方面，显然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因而应当受到历史学家们的持续关注。然而我们决不能忽视那些更难以把握的历史潜流，它们也是一种决定中国形态的动力。确实，在清朝这样一种不允许有任何合法反对派政治团体存在的专制制度中，秘密活动不时地对历史的开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有许多汉人加入了满清政府或默认了清廷的统治，但有很多人却仍然保持着沉默的抵制。清廷乃是一个异族王朝的铁定事实，持续地激发了汉人以秘密会社活动、民族或种族起义，以及革命等方式进行反抗。最初，反清情绪伴随着一种恢复前明王朝的渴望——如各南明小朝廷的抗清运动、郑成功及儿子在台湾的抵抗和三藩之乱都表明了这一点。当这些运动相继失败后，“反清复明”的思想暗暗地在诸如天地会和白莲教等秘密会社中间得到流传滋长，并伺机而动。当乾隆朝(1736-1795年)末期中央政府的警惕松懈之际，1796年便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并持续到1804年，这决非偶然的巧合。在白莲教起义平息后，民族或种族反抗再次归于沉寂，一直到1850-1864年太平天国时期才又一次复兴。不过太平军只保存了上述口号中的“反清”部分，却抛弃了恢复明朝的思想，因为他们要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1864年太平军失败后，民族或种族革命再度转为秘密会社的活动，并激发了孙中山等一批后来革命家的斗志。到孙中山一辈投身革命之时，革命抱负已大大扩展，包括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复仇意识。随着1912年满清王朝的垮台，原初的“反清”目标已达到了，于是民族主义革命转向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欧洲殖民列强在二十世纪头二十年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前半期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五十年代后期起则是俄国。由此看到，在整个近代中国三百多年的时期内，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历史主题，它时而浮现到表面，时而转入地卜。这种动力经久持续，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带点夸张地评价说，近代中国的历史可被视为一部民族主义革命的历史。第三种动力是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这个新天地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强加到中国头上的。讽刺的是，西方文明在其它地方显得极有创造力且生机勃勃，但在与中国的直接对抗时，却表现出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它加速了旧秩序的瓦解，却没有提供替代它的新秩序，这给中国人留下了在旧秩序废墟上构建一个新秩序的艰巨任务。中国人背负着传统的重负，对西方世界的本质又一无所知，他们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生存之路。著名政治家李鸿章称这种努力为“开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面临着一个令人焦躁的痛苦抉择，那就是：为了使中国得以继续存在，并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旧中国的多少成分应予抛弃，近代西方的多少东西应予采纳。对一种新秩序的探求涉及一场极其艰难的观念之争，需要排除那种过度的自尊意识和对外来事物的藐视之情，抛开那种认为富庶的中华上国毋需借鉴化外蛮夷、也毋需与彼等结交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不过，在1860年中国再度战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一些较具的瞻的清廷大员 意识到西方的挑战乃无可逃避之事实，中国如要生存就必须有所改变。他们引用著名学者魏源提出的那句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六十年代初发起了一场所谓的“自强运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设立了同文馆，并按照西洋模式设置了一些由军工产业支撑的军械所和造船厂。这场持续了约三十五年的运动，是一种浮于表面的近代化尝试；它只采纳了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东西，而另一些更为可取的方面——如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却完全被忽略了。即使是这个时期中较进步的中国人也确信，除了坚船利器之外，中国从西方没有多少东西可学。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绩，证明了自强运动有不足之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意识到这场运动的局限性，认为必须扩大现代化的纲领，把政治改革也包括进去。自信的思想家康有为和他著名的弟子梁启超，鼓动皇帝遵循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方式，实行维新变法。然而，即使在后期阶段，维新分子也并不倡导完全西化，而只是鼓吹建立一种融中西诸因素于一体的混合政体。这场运动的精神是著名的学者型官僚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改革方案的结果，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但却突然地以失败而告终。与此同时，孙中山发起了一系列秘密的革命活动。孙中山是一位受西方教育的医生，他认为靠一次不全面的改良来医治中国的病痛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通过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解决问题。他接过了民族或种族革命的火炬，倡导推翻满清统治。他在社会的边缘区域开展活动，赢得了秘密会社、下层阶级和海外华侨的支持，但却没有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拥护，他们普遍地追随着康有为和梁启超。在1900年那场令朝廷丢尽脸面的义和团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士人也加入了孙中山的事业，孙的形象由原先的那种犯上作乱者一变而为爱国志士。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第二年，一个西方式的共和国建立了，在四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除了由帝王统治的王朝。尽管中国告别了过时的政治体制，往昔的阴影却继续沉重地支配着社会习俗和思想生活。政府改头换面了，但它的精神实质还与过去一样；贪污腐败、军阀割据、恢复帝制的妄想和混乱失控的情况比比皆是。民国的创立并未带来人们期望的和平与秩序，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相信，如果不进行一场彻底的思想变革，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政府和进步的社会。那些在日本，欧洲或美国留学的人——如陈独秀、蔡元培和胡适等——在二十世纪初期回国后，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和一场思想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形成了顶峰。这个时期的精神风尚是反对传统主义和儒家思想，倡导完全西化、“科学”和“民主”。在这个意识形态沸沸扬扬的时期，涌现出了两种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杜威的那套信奉以渐进手段进行社会改良的实用主义哲学，由他的弟子胡适介绍过来；而崇尚革命手段的马主义思想则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下，由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大力宣传。从十九世纪初对西方的轻蔑排斥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西方的崇拜，中国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一位学识渊博的政治学家用以下的话，总结了这个变化的顺序：“首先是影响器物的技术；而后是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原理；最后则是触及精神生活核心的观念。同治朝的自强运动、1898年的维新变法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各自标志了这三个阶段的思潮要点。” 有人将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看作第四个阶段——“现代”中国，但是一般都不把这个时期与“近代”中国割裂开来。现代中国的主题是国共之间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以上粗略的概述展现了近代中国发展进程中几个重要的阶段：从鸦片战争以前对西方的排斥到1861-1895年间的自强运动、到1898-1912年间的政治改造和革命、再到1917-1923年间的思想革命，最后到1949年。虽然历史很少以单向线条的形式发展，但总的发展模式和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却是可以在构建概念框架时充当有用的路标。与上述重大的政治变化同时进行的，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根本转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自强运动期间，近代工业和企业发展起来，而外国人则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在条约口岸开办制造业、航运业、银行业和贸易商号。这些不同类型的活动并行不悖的状态，造就了一种混合经济，含有一种半殖民主义的气息，这种气息是近一个世纪里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从社会方面来看，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社会的士绅阶层开始黯然失色。传统社会结构的四个层次——士、农、工、商——也随着两类人的兴起而瓦解了。这两类人是买办和军阀，他们代表着新的财富和新的权力。此外，个人主义、自由和男女平等等西方观念的传人，也侵蚀了儒家“三纲”和“五常”的家族忠孝观念。当个人起来坚持自己作为国家的成员而非作为家族的成员之地位时，宗族社会便瓦解了。社会变革的节奏在1949年后大大加快了，而所有变革中最激烈的变化，也许是农民从一种惰性的实体转化为一种积极型的国家成员。近代中国展示了一幅如此光怪陆离的纷繁景象，以致我觉得：诸如外来帝国主义、西方影响或资本主义及封建剥削等局限性的理论，都无法对之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变化的动态表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这种见解，避免了用“外因”来解释中国历史及其所暗含中国仅仅是“作回应”的思想陷阱。我提议在开始研究近代中国时，应对1600-1800年间“传统的”国家和社会作一考察，这一考察是探讨上述几个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前提。这一方法明显不同于以往人们已尝试过的几种途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开拓性的西方学者，偏重于就中国的对外关系作一般性著述，而且他们几乎纯粹依据西方资料，完全忽略或是轻描淡写地对待中国的内部状况。在他们之后的一代学者，则将着重点从通史性论著转向了专题性研究，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当作一个考察的主题。这段时期的著述，力图从中国一方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并在参考西方资料的同时，大量运用中文资料。他们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近代中国的知识。最近，一些人又尝试着探究独立于西方影响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之基本因素，或是从内部环境的角度来考查中国的变化，所有这些研究都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本文选编自《中国近代史》，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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