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卫｜19世纪的天地会：一个解释

科大卫勿食我黍

2024-08-28

作者｜科大卫（ David Faure）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及讲座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圣安多尼学院院士

清政府在1792年的法律中，将天地会定性为动乱组织。 [2] 法律并没有具体说明何谓天地会，但以天地会的独特仪式来做分辨，已成常例。这些仪式之中包括了一种拜会仪式，会众滴血起誓，结为兄弟，反复念诵某些套话，结种种手印。 [3] 很多进行这些仪式的组织是否自称天地会并不重要，因为这个称号已遭禁用，而天地会会众试图以另外的名称，钻法律的空子。有些组织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是天地会的变种。“添弟会”与“天地会”同音异词；“父母会”敬拜的天父地母是拜会仪式的一部分；“三点会”的三点是“洪”字的部首，而“洪”是会众共用的姓氏。其他的名称如“小刀会”，关系并不太明显，不过号称“小刀会”的秘密会社1853年在上海发动起义的时候，用的也是天地会的标志，但其他同名的组织却不一定是天地会的一部分。 [4]

这个组织既纠缠不清，历史中也理不出头绪。要重构它的历史，我们得依赖官方的档案。但是，由于天地会是非法的，这些档案也就正如所有刑事记录一样，带有强烈的法律偏见，而且往往夸大了犯罪的事实。这些档案之外，还有两种资料：一是那些与天地会相关的组织所采用的小册子，二是海外华侨群体的档案证据，特别是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在那里，19世纪中叶的时候，有采用天地会仪式的义兴会和海山会，被英国殖民政府视之危害治安，因而收集了大量有关它们的材料。不过，无论海外华侨的这些补充资料多么有用，必须明白它们是在较晚的时间在中国以外收集得来的，可能不完全对应于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中国本土上发生的事，而这个时期却恰恰是天地会在清朝的官方档案中异常突出的时期。阅读那些小册子时，也必须同样细心。这些小册子中，除了一本是在1811年广西一个天地会遭突袭期间找到的之外，现存的时间上通通属于太平天国之后，而且大部分是在香港和东南亚发现的。这些小册子描述的都是天地会的仪式，而非相关的组织活动。因此，我们的材料没有一件无严重的缺陷，而从一开始便应该注意把这些难点考虑在我们的解释之内。 [5]

独立的组织

现在已经相当清楚，那些所谓与天地会有联系的组织，都有自己的头目和独立的指挥。然而，所有这些组织到了1810年或1820年，均服膺一个信念，就是相信它们源于同一个祖先，有共同的反清传统。这个信念让这些组织的成员获得一种历史使命感，并使他们视自己为一个“大我”中的“小我”，在浩荡的洪流之中实践远大志向的这种信念，表现在天地会的仪式之中，但这是否影响了个别成员的行动，则是另一个问题。

仪式的显著特点、个别成员的活动，以及组织的结构，均可见诸案例中。以下四个案例尽管不完整，却是官方档案中可以找到的最佳案例：

案例一

“嘉庆五年（1800）十二月间，福建同安县陈姓人到广东海康地方看相。海康县人林添申邀陈姓至家看相，陈姓告以入会好处，遇事可互相帮助，传授暗号开口即说‘本’字，以三指取物，并将身带天地会旧表一纸，交给林添申收存。林添申因贫苦难度，起意自行纠伙结拜。于嘉庆六年（1801）六月内，与方庭相等共七人，议定每人出钱三百文，交给林添申买备酒肉，于七月初七日在村外僻静地方结拜。林添申取出表文给众人阅看，表文内有‘复明，万姓一本，合归洪宗，同掌山河，共享社稷，一朝鸠集，万古名扬’等语。” [6]

案例二

“福建漳浦人欧狼……嘉庆十九年（1814）六月间，欧狼因贫难度，稔知添弟会的手诀暗号，乃起意结会，先后纠邀谢乃贵等三十六人入会。六月十五日，在霞浦县天岐山空庙内结拜，俱拜欧狼为师，取名‘父母会’。会党结盟时拜天为父，拜地为母，父天母地，此即后世‘父母会’得名的由来。欧狼传授三八二十四洪字口号，问从哪里来哪里去？答从东边来西边去。问从哪里过？答从桥下过。以及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等暗号。欧狼被拿获后，奉旨正法。父母会中所藏小书内有‘李朱洪’‘万和尚’等名。” [7]

⋯⋯

在这些例子中，反清传统是显而易见的，但除了案例四之外，其他的均无煽动叛乱之嫌。无论如何，他们没有一个足以发动叛乱的持久组织。

从个人层面出发，我们只能猜测这些人参加这些仪式的原因。乍看来，自家人掌握切口和手语，可以免遭土匪劫掠。此外，成员遇到麻烦，可以得到帮助。所需的帮助各有不同。有一个案例，某个添弟会抢掠杀人，但受到一个在衙门当跑腿的成员包庇，免被起诉。另一个案例，广州府的一个三合会在收割之时，要挟破坏农作物，向地主索取地租的10%～20%作保护费。并不是每个地主都自愿参与，一位参加了四川一个组织达八个月之久的商人，声称土匪杀了他的门房，并逼他参加拜会仪式；他后来当上了土匪头目儿子的老师，并且管理组织成员的纪录。在江西省，有些会社在收割之时收规，地主有时也参与，以便缴保护费。这些例子之中，没有任何一个有煽动推翻政府的意图。案例四是个例外，发生在太平军已经扰乱了地方政治序之后，很多组织——不论是土匪还是义军——都刻意用拜会招兵买马。 [10]

礼仪之所宣示的内容十分不同，但案例一至三所见的切口、暗号和拜会，不外三种意思：自命天地会的那些组织及其变种，有同一的根源；它们均锐意恢复明室；维系持久的关系。因此，一个组织的成员可以合理地预期其他组织的成员施予援手。

已经出版了的小册子，让我们对这些礼仪所宣示的东西有更多的了解。几套在拜会中使用的问答，完整地保留下来，其中一部分见于案例二。案例三的八角图形是天地会凭证——“腰凭”（系在腰间的凭证）的一部分，在古斯塔夫·舒勒格（Gustave Schlegel）和萧一山的书中有录载。八角图形里写有诗歌和怪字，而在萧一山的书中，八角图形上写上了天地会的不同分堂以及与每个分堂相关的名字。案例三中的马绍汤很可能翻印了这个腰凭。 [11]

同源的故事是拜会仪式的核心，具备不同传统合流的种种特点。这个故事称天地会源于若干少林僧人，这些僧人曾帮助康熙皇帝征服了一个名为西鲁的国家。但康熙后来背信弃义，攻打少林寺，把寺院烧成平地，除了五个僧人外，统统给杀光。五个僧人逃了出来，遇上了五个反清义士，一起誓言反清复明。于是，五个僧人称为“前五祖”，其余五人则称为“后五祖”。这十个人以及他们后来纠集的人，遇上了陈近南，陈近南为他们引见明朝皇帝的后裔朱洪英。此外，陈近南帮助过郑成功在台湾抗清。这些不同的故事之间松散的联系，意味着多个叛逆传统在天地会的文献和仪式逐渐成型的过程中合流了。 [12]

华德（J.S.M.Ward）和斯特林（W.G.Stirling）的著作The Hung Society，or The Society of Heaven and Earth 一书载有皮格灵（W.A.Pickering）19世纪晚期在新加坡亲睹拜会仪式的记录，起源的故事在拜会开始的时候重述了一遍。据小册子所示，在向新人的仪式提问中，多处提到起源的故事。例如，在广西发现的1811年的小册子里，有以下的问答： [13]

问：尔衫袖然何有大小？

答曰：左边穿袍，右边穿钾（甲）。

问：尔穿甲去那（哪）里？

答曰：将去与清兵交战。

问：因何事情？

答曰：因为江山之事。

问：尔胜败如何？

答曰：头三阵清兵败走，后三阵失落小主（即朱洪英），特来访主到兄家。

一直问下去，答案透露参与战斗的人数达一百零八人，其中包括小主。这些人便是攻打西鲁的少林僧人。

案例三所引的诗，也与起源的故事相关。五祖曾各散东西，后来又聚首一堂。同时，成员贴身藏有“洪英”，这一方面是指朱洪英，另一方面是指腰凭。这种关系持久不变，直至赶走满人，恢复明室为止。 [14]

从上引四个案例看来，每个天地会组织均通过与一个既有组织接触而成立，但在接触过后，那个“父母”组织就不再与“子女”组织维持任何关系。不同组织的成员之间没有互通消息，也没有协调可言。这样说来，天地会甚至不是一个“网络”。“网络”这个词语往往用来指个别单位互不从属，但相互之间却又并不完全无关。这些组织的统一仅象征性地存在于传说的层面；我们甚至无法证明土匪真的放过了懂得切口或手印的人。 [15]

因此，把每个天地会都认作一个“香堂”，组织上划一，包括了“香主”“大佬”“二佬”“红棍”“柜匙”“草鞋”等位置，是相当误导的。尽管舒勒格指出，划一的组织普遍见于东南亚，而且至少在一部咸丰时期（1851—1861）的回忆录中提到过，可是有关的描述也许更适用于那些经营可观生意的组织，这些组织给在东南亚的矿场和农场工作的移民和他们在乡下的族人提供保护。案例一至四显示，很多组织在中国本土都是很小的，成员不过从几个人到六十人。 [16] 此外，通过拜会仪式授予的成员资格只是象征性的：“入”会的新人并不随之成为特别职务组别的成员，而仪式的主礼人是传统的执持者，而非特别职务组的领袖。换言之，天地会传播的不是一个划一的组织，而是一套礼仪和传统。 [17]

半文盲环境中的文字

有些影响天地会传统传播的因素，存在于个别组织的结构和它们的信念。天地会容许改宗归服。至于个别成员在遇到困难之时可以得到整体的支援，这样的信念也自然地具有吸引力。另外，其秘密性质有利于组织团结。天地会的这些方面已有不少论述，但有一个方面还没有引起很大注意的，那就是书写被用作组织工具。 [18]

由于核心教义书写在腰凭之上，所以书写有助于向新人传播天地会传统。凭证并非天地会的发明，而是衙门替每家每户所做的保甲登记的一个变种。由于乞丐和运输工人不在户口之内，有些官员便发给他们称为腰牌的个人登记凭证。 [19] 因此，历史学家看来像是“会员证”的东西，对于一个天地会成员来说可能不止于一个登记的记录。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明白重要的是会员凭证的暗号，而非腰牌的制造。

参与拜会仪式的人获分发腰牌，上书天地会的基本教义。这些教义是文件的标准部分，用诗歌和暗语来表达。腰牌有内部性质，尽管其中包含好些汉字，这些字也不是用标准的写法来写，却不难辨认。因此，腰牌可以作为天地会口语传统的定点参照，以及参与会中秘密的一个标志。

然而，很多参与拜会的新人必定是文盲。那些文字不但向他们传递讯息，也宣示权威。腰凭上的诗以及小册子的问答里所包含的许多其他的诗，并不是为了说明天地会的历史而录载的，而是为了证明不同组织有同一的根源。 [20] 由于大多数的参与者都是文盲，于是识字的便得以主导了仪式，并成为腰凭和小册子的翻译者。根据华德和斯特林的说法，在拜会仪式上新人无须回答那些问题：问题由主礼人（老母）提出，由引荐人（舅父）代答。 [21] 仪式因此有戏剧性质，某些懂得剧本的人，便替不懂的演出。新人当然不是纯粹的观众，他们既到场并且愿意接受仪式，也就参与了传统的再创造。演员和观众的共同参与，在华南地区的乡村戏剧中相当常见。 [22]

文字和口语传统的结合，不限于天地会，白莲教、武术团体以及地方道教信仰，也是如此。 [23]（有关“道教”一词的使用，见本书第55页注④）这些文字的使用，虽然不足以说明天地会在19世纪的传播，但却的确能说明为什么不同地方的习惯如此相似。清政府的解释是“这证明了不同的组织都是隶属于一个庞大的组织”，但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共同文献的统一作用。

反叛的传统

很多反叛传统自清初起便已秘密存在，而更多的却是被冤枉的。例如，珠江三角洲的戏班仍保留了明朝的服式，并在“杨家将”这种广为人知的戏里暗藏反清的主题。 [24] 1752年，一个叫马朝柱的人以恢复明室为口号在湖北发动起义，而这个人在1814年成为江西一个天地会的祭祀对象。 [25] 义军的传奇故事即使在他们失败之后，仍在农村流传数十年，而他们也成了天人之间的中介，像那些名将节妇那样。

然而，清初是否有一个为天地会所独有的反叛传统？尽管天地会上溯自己的源头至康熙时期，可是在当时的材料中，迄今并未发现什么宗旨或组织，足以作为19世纪天地会特定反叛传统的先行者。主张天地会反叛传统始自康熙时期的意见，主要是以起源传说为证据，而这个证据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联想而已。秦宝琦和刘美珍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章，以及蔡少卿的早期著作，均认为天地会的起源要迟得多，是在乾隆中叶。庄吉发虽然并不同意，但他也指向一个较晚的源头，尽管那不是天地会自己的源头。 [26]

严烟的供述是天地会源头争论的中心。严烟因与1786年台湾的林爽文叛乱有关而被捕，他承认把天地会的仪式教给了林爽文，他自己则是从陈彪那里学来的，而陈彪直接或间接学自万和尚，俗名万提喜。在1811年的小册子中，万提喜是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的别名。根据严烟的供述，天地会出现的时间更早，由两个人创始于四川。 [27]

四川总督马上回报说，该省官员曾与啯噜匪帮周旋，但对于天地会却未有所闻。有人根据这个说法，主张天地会可能源于啯噜。但是，却未闻啯噜在那个时候有任何反叛传统，也未见对于这个想当然的联系的任何解说。 [28] 清官员找到万提喜的儿子，他供称父亲又名洪二，懂得手语，死于1779年。其他的供述也指洪二是天地会的创始人。 [29]

秦宝琦和刘美珍指出，没有一个被捕者提到与少林僧人和平定西鲁有关的起源传说。他们更认为，1811年的小册子也不过是传说的一个原形，后来加入了不少东西。他们说，传说可能大部分来自万提喜的改宗归服，而万提喜是创始人当中唯一确凿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能肯定林爽文没有利用起源的传说：他所使用的祭文提到传说故事中的一些名字。 [30] 但无可否认的是，19世纪初期并不像后来小册子里说的那样，强调起源的传说和复杂的仪式。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天地会基本上发展于19世纪。

另一方面，庄吉发强调天地会的起源远早于万提喜的年代。他同意天地会源于地方武斗中多姓氏组织联盟的说法。朱、洪和万这些杜撰的姓氏，是为了联盟而采用的。这些联盟开始于康熙之前，绵亘康雍乾三朝而历历可辨。 [31] 可是他们没有反朝廷的意思。他们采用滴血为盟的仪式，以“劫富济贫”为号召，但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意图“反清复明”。因此，庄吉发、秦宝琦、刘美珍彼此的侧重点或许不同，但庄吉发非但没有排斥，反而补充了秦宝琦和刘美珍的主张。天地会传统的不同线索起源，开始于不同时期；多姓氏联盟始自万提喜，但大约在他的年代已转向反朝廷，而也只是在那时，天地会才形成今天的历史学家所看到的形态。

19世纪的演化

审讯者问严烟，天地会成员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他答道：

……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有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 [32]

1802年，清廷从北京委派高官那彦成前往广东调查博罗县的一次起义，描述了牵涉其中的添弟会如下：

添弟会名起源于福建漳泉，粤之惠潮与之接壤，沿习既久，遂成土俗。粤省民人多聚族而居，其客籍寄居者，均系无业游民，性复犷悍，聚党成群，遂结拜添弟会，遇事互相帮助。会内亦间有本处之人，而系客籍者十之八九。其土著民人因客籍结会，恐被扰害，又因深山耕牛，难得牛只，被添弟会偷窃，亦各于乡内纠众立会，每户按年派钱，存为公项使用，名之曰牛头会。两会之人彼此争竞，积怨构衅，互为仇敌，已非一日。此次归善、博罗、永安三处滋事，归善添弟会系陈亚本为首，纠党数百人，欲抢劫牛头会村庄，尚未起事，即被……拿获。 [33]

18世纪末19世纪初还有其他相同模式的例子。在这段时间，很多天地会看来基本上是互助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分为两类：与林爽文叛乱相关的供词显示，他的很多被捕的同伙都身在地方上的市场网络之中，严烟是卖布的、另一个是卖酒，还有一个是卖吃的，另外还有几个在广东的戏班子工作；博罗的组织是另一类，是农村中参与械斗的多姓氏组织。 [34]

秦宝琦驾驭北京的资料十分出色，他整理了嘉庆、道光两朝（1796—1850）96个天地会组织领袖关于该会宗旨说法的案例，发现其中26个是为了在遇到困难时寻求协助，15个说希望捞钱，39个想打劫富人，5个为了拒捕或准备反抗，只有11个是想攻打城市、打出自己的旗号以及造反。 [35] 庄吉发详细讨论了嘉庆、道光两朝75个案例，其中一些显然具有反朝廷的意识形态，但到道光末年却只有几个积极造反。 [36]

从现存档案中，很难看出这些组织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与西鲁故事中的起源传说距离是否很大。但我们确实知道，万提喜与这些组织关系密切。在1806年发现的一个文本中，他名列土地神，并与其他神明和天地会创始人一起成为祈福的对象。在庄吉发所引的几个例子中，万提喜的名字均题在灵牌上，并安放在拜会仪式的神坛。 [37] 据悉，这个传统在更大的地理区域流布。初时基本上是在福建和与之毗邻的广东地区，至嘉庆（1796—1820）初年，广西、湖南和江西都有天地会的组织。而在广东，至嘉庆末年，已遍布整个珠江三角洲。 [38]

天地会日益与抢劫和走私等犯罪活动扯上关系。但这种关系不一定是证据充分的，例子不一而足。一份备忘录指控小刀会、三合会和三点会在广东打家劫舍，地方官员抗议，说这些名称在广东闻所未闻，即使结拜也是一种普通的制度。 [39] 把犯禁的组织与犯罪扯上关系，是清朝官员的惯常做法，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是法律让官员们对天地会产生偏见。

然而，有颇强的证据证明一些偷运鸦片的组织可能采用了天地会的方式。在道光朝（1821—1850）的材料中着重提到的与天地会活动有关的地理区域，就是从广东和福建到江西的主要内陆路线，也就是由江西的南安和赣州到福建邵武一带。福建的太平帮和广东的长生帮，联合起来成为红会。有人看见红会的会众在这条路线上用竹篮运鸦片。福建人在钮门上缚上红绒线，而广东人则缚上绿绒线。他们说自己是首领，有两三万“兄弟”，让人想起天地会。一个叫林福茂的，因当首领而被捕，他被指散发红旗和红衣。 [40]

有些材料也提到天地会可能参与贩运私盐，但却没有提供证据。 [41] 鸦片贸易急速扩展时，可观的收入可以令这些盘踞在重要贸易路线上的组织变得非常强大。叛乱不是这些材料中的一个要素。而那些终于起来造反的组织与这些走私犯没有关系，进一步证明叛乱和普通犯罪是两回事。

李沅发的案例显示，造反是地方环境逼迫出来的，并不是任何组织的总体倾向。李沅发1849年在湖南新宁发动起义，那里的天地会组织基本上与地方斗争有关。称为“黑红会”的组织，在该地已经存在了许多年。1849年，李沅发成立了把子会，其时他33岁，未婚。 [42] 根据他的供述，那年的雨水破坏了庄稼，结果谷物涨价。但是，有钱人拒绝低价出售，而县官也没有要他们这样做。赈灾的粮食不多，而乡绅也想在丰收时收取高息。李沅发在这个时候招揽成员，并结拜为兄弟。一个晚上，他纠集了300人，进了城，占领了监狱。到了这个地步，他们除了造反之外，别无选择。他们迫使很多人入伙，并给每人分派了一块红布或蓝布作记。据悉，一些与他一起的组织打着写有万云龙（万提喜的别名）名字的旗帜。天地会被视为策划造反，但那些叛乱分子只是在乱事发展开来以后才采用天地会的仪式。 [43]

仪式的作用在太平天国期间有所改变。广东和广西几近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很多类似李沅发的组织公开打斗，抢掠邻村。 [44] 强大的首领称为米饭主，理所当然地可以分得到手下抢掠所得的东西。并不是所有这些组织都采用天地会的传统，从有限的资料看来，尽管这些组织都用上了“堂”字，但是否都非常有组织性，却并不清楚。 [45]

洪大全该是天地会的首领，但有关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的传统史学夸大了他的重要性。由于天地会并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独立的组织，因而不可能由一个单一的首领代表。此外，这些组织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并不遵循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简又文指出，他们并不与太平军拜祭同样的神明，他们有不同的标准和政治信念。 [46] 有些组织依附了太平军，而别说罗大纲，洪大全的组织也一定被完全吸纳到太平天国。然而，很多其他的组织都没有加入，有些则仍然建立其天地会王国。不过，大多数并没有超出它们的地方格局。 [47]

广西的地方传说提到宁入太平军不入天地会的理由，其中说三合会是盗贼，但拜上帝的人则是公平的，不抢当地人；又说加入三合会须付钱，但加入拜上帝会则天须。还有，拜上帝会拜的是基督教的上帝，是个男性形象；而三合会拜的则是“母亲”，是个女性，而上帝看来一定较强。这最后一点显然歪曲了天地会的传统，但却代表了对待不同信仰的态度。 [48]

这些故事表明，民众在困难时期是有选择的。广东秘密社会成员在两广总督衙门的供词（现存放在伦敦的公共档案馆）显示，拜会仪式实际上是用作招募的方法。上面讨论过的案例四就是这样的供词，但是，仪式的作用在其他的一些例子中更为清楚，这些例子出自1853年广东附近一个叫陈洸泷的人的组织。

陈洸泷一直在李村外面卖白鸽。 [49] 他在六月二十一日发动了一次起义，林敬联参与其事，但不过在前一天才参加了拜会仪式，而且陈洸泷并不在场。参加仪式的人在二十一日与陈洸泷会合，仪式中的“母舅”充当“先锋”，“老母”充当元帅。林敬联负责指挥一支队伍，他显然夸大了这支队伍的人数，但他每天获发一笔钱作伙食。林亚聚，六十岁，在陈洸泷的一队里，负责拜祭庙宇，他参加了七月十五日的拜会仪式。林敬联和林亚聚的组织都是在洪顺堂的旗帜下建立的。据林亚聚所述，附近的乡村在闰七月给义军送烧猪和其他东西。陈洸泷和他的一些手下在第一次拜会仪式之后，几乎马上到了乡绅高长年的家，逼他参加拜会仪式，而陈洸泷在仪式中看来不过是个旁观者。高长年被迫付给陈洸泷几千两银子，但他只能用他的当铺作抵偿，陈洸泷以折扣出售他的货品。高长年在第一次给官员审问时承认参加过拜会仪式，其后又否认了。他的获罪显然是因为他参加过仪式，而那可能就是义军的其中一个目的。

陈洸泷的组织在他十二月逝世之前，曾与官军交战多次。组织成员向他烧香，让他的家人把他的财物搬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并且接受他的一个族人当首领。同时，官员则下令毁他的祖坟，而当附近的村民这样做的时候，林姓的人——显然与陈洸泷有关系——来到，与他们动起手来。林亚聚和林敬联在打斗期间被捕。 [50] 如果其他叛乱组织与陈洸泷的在组织方式上相同，那么它们看来便是天地会拜会仪式上所募集的一些小组织的集合。必须注意这个募集所含有的强烈宗教意味：拜会仪式所建立的同志关系，凌驾于宗族和乡村关系之上。

只有在太平天国时期，天地会的传统才首次广泛被公开的造反活动采纳。这个时期广东的大多数造反组织都是细小而零散的，现在除了在正式的官方文件内，已经没有可能逐一追溯它们的历史。但是，19世纪以后粤剧戏班仍持续不断流传的故事显示，其中一些组织的影响是久远的。演员李文茂造反成了粤剧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李文茂的造反牵连到粤剧公会佛山琼花会。佛山是个戏班中心，因为戏班从那里乘“红船”出发，前往珠江三角洲各个乡村演出。 [51] 这种做法远在太平天国之前已经确立。李文茂在1853年造反，其时佛山船家陈开已经造反。根据戏班的传说，李文茂和他的不少手下都是演员，他们在佛山的几个月都是身穿明服，即戏班的标准服式。李文茂与陈洸泷会师，但旋遭官军击败，避走广西，在那里建立大成国。义军在广西占领了多个县，直至1858年被官军穷追猛打。李文茂逝世，组织溃散，一些手下加入了太平军。 [52]

与天地会相关的西鲁故事，记录在1811年广西发现的小册子中，显然早于李文茂造反。因此，粤剧传统与天地会传统之间的相似，不是由于共同的根源，便是由于粤剧把人家的传统借用过来。例如，红船分为“天船”和“地船”，与天地会相对应，而这可以说就是基于以“天”和“地”命名的常例。[53] 细看共同的根源方面，西鲁故事里的僧人是少林和尚，而在粤剧传统中，戏台上的武功也是由少林武功而来。粤剧传统在追述康熙火烧少林寺的时候，把清政府在厉行镇压时破坏佛山，当作“火烧琼花会”。不但天地会成了粤剧传统的一部分，粤剧传统也暗地里渗进了天地会。新人在拜会仪式上被问到他们象征性地乘坐来参加仪式的是什么船，而他们须说出船上供奉的神明：船头供奉的是华光，船尾的是天后，船舱的是关帝。众所周知，华光是戏行之神，天后是水上人之神，而关帝则是合道与义的武圣。这个部分的提问未见于1811年的小册子，而这正可能是由于粤剧传统融进了天地会的传统。 [54]

太平天国之后，天地会在广东、广西和福建农村地区的影响，似乎又恢复到了嘉庆、道光时期那样。但是，在这些省份的农村以外，其影响则是一个谜。我们必须把贸易路线的变迁、沿海城市的发展，以及移民情况考虑在内。天地会传统成了一种有用的组织工具，只是那些组织的意图改变了。

根据张之洞的回忆，以及其他材料的确证，后太平天国时期天地会在广东、广西的活动范围，是由惠州府到珠江三角洲。 [55] 其他地方，特别是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也有天地会的零散材料。 [56]由于汽船的出现，沿海交通取代了内陆贸易路线，通往江西和湖南的路线已不再重要，而贸易中心也转移到了广州、香港、厦门和上海等沿海城市。不断有组织与地方械斗和抢掠有关，不断有人因谋反而被捕， [57] 海南岛的一份材料说明天地会的职称是“大佬”“二佬”“红棍”“柜匙”“草鞋”等，可与舒勒格稍早于这个时期之前不久在东南亚收集到的材料互相参证。 [58]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1902年的洪全福，公然造反一如以往绝非这些组织的目的。 [59] 然而，到1902年，海外的“秘密社会”逐渐开始有兴趣支持革命或无政府团体。 [60]

天地会的传统在海外华侨中间占主导地位，对于国内的组织也必定有影响，只是具体的证据至今还不多。众所周知，移民到东南亚、美洲和澳洲的华人，在19世纪急速增加。尤其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由于当地的影响，天地会的成员和组织也必定发展至一个国内也难以完全了解的地步。不过，我们也不可把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天地会视为完全是后太平天国的发展。这些组织在1825年首次被发现的时候，据称已经存在了二十年。 [61] 1853年在厦门起事的小刀会似乎是由一个从新加坡返国的本地人创立的。香港的地方传统也声称，香港的黑社会在1900年之前是由一个从东南亚回来的潮州人带领的。洪全福显然是在香港通过强大的海外关系获得资助，而这些海外关系了解秘密社会的活动。 [62] 海外华人既与祖国保持着强大的联系，倘说他们没有其他的接触，那是难以想象的。

天地会也扩展至中国其他地方。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853年在上海的起事基本上是由广东人组成的小刀会。我们必定会同意哥老会不是天地会的直接延伸，但哥老会的山堂（一种入会仪式）、凭证和旗帜却比较近似天地会的传统，反而不像太平天国前的档案中常有提及的嘓噜或白莲教这两个被认为是哥老会前身的组织。 [63] 但我们不能肯定大运河的青帮是否有类似的组织模式，而这方面可以启发更多的思考。 [64]

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特有的起源传说和一套暗语为特征的天地会传统，可能是在福建和邻近的广东的几个府的微弱开端发展起来，影响到广大的地理区域。在这期间，尤其因为在太平天国之时，天地会的传统为地方组织所接纳，因而其信条中的造反因素也加深了。不过，采用这些信条的组织却不一定与造反活动有关。

正统与异端的分歧

戴玄之指出，天地会的不少仪式都是由正统道教而来的。 [65] 什么才算是道教，从来都是个问题，戴玄之只是粗略地运用这个词语来指他视为中国民间宗教的信仰和习惯。参加天地会仪式的人，也像参加乡村仪式的人一样，是在寻找一种知觉经验以及自身的行为宗教认可。在拜会仪式中与天地会创始人同列的神明，也是乡村道士所接受的，至于那些插在木制米斗中央的灯、剑、镜、秤、尺、剪刀和算盘，则是道教打醮仪式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问答部分是拜会仪式的主体，是天地会独有的，但符咒和神秘的文书则叫人想起道教的做法。因此，天地会的传统为何是异端的问题，与道教地位的问题密切相关，尤其因为道教奉行于乡村，也存在于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当中。

尽管清政府对于不影响到政治秩序的非儒家信仰一般相当宽松，但正统中国信奉的是儒家，而很多乡村宗教以及为乡村宗教服务的道教仪式，都是异端。问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清王朝的儒家秩序之中，皇帝及其臣僚高居着沟通天人的位置，而道士在其仪式中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两者的分别，不是宇宙论的分别。清朝末年，道士已经可以接受反映尘世官僚架构的层层神明，然而他是在直接拜祭中向上苍禀告，而儒家却是强调皇帝或其主持老百姓祭典的代表的角色。无论清朝官员私下的信仰如何，他们至少在理论上是反对道教在社群中间所举行的醮会的，因为涉及道教的社群仪式很容易便威胁到国家的象征性权威。 [66]

清代的民间宗教与国家的正统颇不相同，因为民间崇拜较接近道教的，而非儒家的天人观点。民间宗教突出神明对人类一切活动的认可，所以接近于魔法。个人通过祷告、祭奠，以及运用宗教符咒，感通于天。民间宗教的很多方面，清政府虽无法与之妥协，但也不能视若无睹。舍难取易的办法，就是只把那些公然宣示造反的教义，或与曾一度造反的组织有关的民间宗教打成乱党。官员无须深究一个教义是否会煽动造反，因为他们只需看看这些教义是否与法律的定义相符。

本文认为，叛乱的教义不一定是指向造反。然而，天地会的传统碍于其叛乱的性质，不能整合到官方的宗教系统中。魏斐德指出，天地会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合法性源头。 [67] 此外，由于天地会尊崇明朝皇帝，于是便与清政权不两立：在天地会的参照系统中，清政权是不合法的，而由于天地会是合法的政治秩序的支持者，于是便可标榜得到社会伦理和正统神明的认可。这个信仰系统对于那些自觉是罪犯的人必定相当吸引，因为他们是忠于明室的叛乱分子，遂得以摆脱清政府的宗教垄断，自行安排神明的庇护。

天地会自我形象中的合法性，当可解释这个组织为何不与大多数具有合法地位的社会习惯对立起来，却坚持实行这些社会习惯。天地会的规条并不反对孝亲、敬老，更大的忠贞——效忠明室，反而是以经过调适的形式遵行这些道德规范。 [68] 甚至可以说，成员间的兄弟之谊并不是对三纲的破坏，而是调整；因为一个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成员，其对别的成员的关系也一定等同于兄弟的关系。组织的确先于家庭，但经过拜会仪式，组织已形同家庭。就天地会的情形看来，即使是一个异端的思想也不能避开社会的符号结构。正统与异端虽然在当前的目标和重点上并不相同，但在正当性申辩的需要方面，彼此所采用的基本概念——“纲常”——却是与中国文化相通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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