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兆武（1921-2021）
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德国的浩劫》一书的作者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是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顾治（G. P. Gooch）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史学界最令人瞩目的人物；布赖萨赫（Ernst Breisach）也称他是当代德国历史主义的首席代言人。迈内克于1863年10月30日生于萨茨威德尔（Salzwedel），1954年2月6日死于柏林。幼年时，迈内克曾目睹普法战争之后德军入布兰登堡门的凯旋式；以后，他亲身经历了俾斯麦的统一、第二帝国的强盛及其经济的和工人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德国的残破和分裂。他是少数见证了整整一个世纪德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之一。
迈内克早年是德国历史学派大师德罗伊森（J. B. Droysen, 1808—1884）的入室弟子，出入于这个学派多年。在他早期一系列的历史学著作中，主要包括19世纪初德意志民族反拿破仑侵略的解放战争（Befreiungskrieg）的历史及其领导者之一博因元帅（Feldmarschall von Boyen）的传记两卷。1901—1906年他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这时他的研究兴趣转移到政治理论和思想史方面来；1906—1914年他转任夫赖堡大学教授。这两座莱茵河畔的著名学府，使他有机会长期密切地与天主教会和法国文化相接触，并使他自己原来出身于普鲁士学派的思想越来越多地感染了自由主义的色彩。1914年他转任柏林大学终身教授。1859年德国历史学家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 1817—1895）创办了有名的《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这个杂志上继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历史政治杂志》（Historisch-politische Zeitschrift），成为从兰克以来一系相承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大本营；西贝尔和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3）曾相继担任它的主编，把它作为宣扬德国民族精神的喉舌。1893年，主编职务由迈内克接班，从此他一直担任这个杂志的主编，长达四十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政治上拥护魏玛共和，观点也逐渐转变，对自己以往对国家理性（Staaträson）的信仰发生了动摇。早年他曾信仰第二帝国的统一理想和普鲁士的传统，把国家政权当作是道德理想的体现；但这时，西欧自由主义和法国文化逐渐在他的思想里占有了更重要的地位，他日益强调历史文化的人文价值或人道价值，并谴责权力政治。这时他已经预感到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危害性，他察觉到国家理性（这其实是权力政治的别名）中的“恶魔”性因素一旦失控，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他赞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并主张与西方联盟，而不是对西方采取敌对立场；但他仍然维护德国的民族本位文化，而不同意西方化。不久，法西斯当权，强化了思想专政，极力把绝对服从领袖这项原则贯彻到一切学术思想领域里去，历史学自然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法西斯在思想上强行一致化（Gleichschaltung），当然会遇到根深蒂固的德国传统史学的抵抗；而作为这一传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的迈内克，遂于1935年被解除了德国传统史学重镇《历史杂志》的主编职务。在法西斯专政时期，迈内克始终坚持自己的反法西斯观点，身心都受到损害。当时，他有许多朋友、同事和学生纷纷流亡国外；但他本人不肯流亡，因为他相信自己留在国内可以为德国人民和德国民族文化的传统更多作一些贡献。他和贝克（Ludwin Beck）将军是好友，对贝克参与1944年反希特勒的密谋是知情的，虽然他并未参加直接行动。
早期的迈内克是一个青年兰克派（Jungrankeaner），这一派不同意以经济基础或物质基础来解释人类精神的历史，所以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史观。他和兰普雷喜特（Karl Lamprecht, 1856—1915）两位历史学家之间所进行的那场德国史学史上的有名论战，足以表明他当时的思想立场。他毕生的著作中，有一小部分是属于历史考订或纪事性质的，但大部分则是致力于探讨思想本身的历史的，这些著作背后透露出来的一种基本观点就是：思想或观念才构成为历史的动力。历史学中的“历史主义”（Ｈistorismus）一词，历来有着不同的用法和不同的含义【译者注：例如，波普尔（Karl Popper）所反对的那种历史主义（historicism），指的是历史决定论；它和这里所说的历史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迈内克认为在史学史上，是浪漫主义摒弃了古典意义的理性，从而开辟了历史主义的道路的。他本人之作为当代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言人，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但是同时，由兰克奠基、中间经过德罗伊森、西贝尔和特赖奇克等人发扬光大而在西方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这一德国历史主义学派，也终于因法西斯的迫害而使它这位最后的代言人成为这一悠久的学派的鲁灵光殿。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研究呈现了一次重点转移，从传统的以政治史为史学研究中心，转移到以研究思想文化史为史学研究中心。在这方面，迈内克也是其中代表人之一。这一次重点转移，和他本人前后的思想变化，同样都反映出德国历史学派本身内在的思想危机；相形之下，法西斯的迫害则只是一个外因。事实上，自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上层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或者调和如下三种相互矛盾着的潮流：即（一）日益强烈的、几乎是压倒一切的民族主义的国家理性，（二）随着迅速的工业化而来的、不断在壮大着的工人群众运动，（三）在十八九世纪之际达到其高峰的德国古典文化的传统。对于迈内克，正像对于他同时代的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特罗什（Ernst Troeltsch, 1865—1923）等人一样，他们一方面既眷恋着德国历史文化的传统，一方面又深切感到必须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改革与进步的问题，并且同时使这二者还能适应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利益。于是唯一的出路似乎就只有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就转而赞成魏玛共和，实质上是走着一条温和的、保守的改良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德国的浩劫》这本书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魏玛共和究竟应不应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对法西斯的崛起和专政负责？是魏玛共和本身引致了法西斯专政，还是法西斯政权扼杀了魏玛共和？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推及于历史，那么人们就可以问：是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有着某种“恶魔”式的因素，从中就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政权吗？还是，法西斯对德国历史文化传统完全是一种外来的偶然因素，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也就是说，并不是德国历史文化传统引致了法西斯，而是法西斯摧残了德国历史文化传统。再进一步，这或许就可以追问到困扰了历来许多历史哲学家和历史科学家的一个问题：即，历史上的重大事变究竟是必然的呢？还是纯属偶然？迈内克对德国的浩劫的答案，采取的是后一种观点。他认为法西斯专政和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两者毫无瓜葛，法西斯专政对于德国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且在本书的结尾，他还深情地寄厚望于德国的古典文化，认为它是一剂医疗劫后创伤的灵丹妙药。从兰克到迈内克的这段近代德国史学思想的主潮，通常被称为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已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或观点，而且同时还是一种人生哲学、历史哲学和世界观。历史主义，在当时的德国，就意味着要摆脱或者背叛西方两千年来的“自然律”观念的支配或束缚。历史主义者企图以多样化的、丰富多彩的、内容上各不相同的具体历史经验，来取代认为世界上有着永恒的、绝对的、统一的、唯一的真理那种观念。在这一基本点上，迈内克和特罗什是同调；两位历史学家都认为，一切历史研究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进行的，所以就要受到历史现实的制约，而不可能有脱离具体历史条件之外或之上的客观真理或普遍规律。这实际上就取消了普遍的真理或真理的普遍性。于是，历史上所存在的一切就都只能是特定的、特殊的、个别的、个性化了的存在。此外，并不存在什么普遍性。在迈内克和兰普雷喜特的那场有名论战中，后者是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上攻击德国史学思想中的唯心主义传统的。迈内克虽然反对兰普雷喜特的实证主义思想，但同时也表现出他已不完全同意新兰克派的立场，他认为新兰克派在历史研究中标榜客观如实的态度，实际上是在回避道德伦理的和政治的义务。兰克的思想中本来就包含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个方面。19世纪末的青年兰克派或新兰克派，主要的是继承了兰克的保守主义那一面，可以说他们更靠近于特赖奇克的民族主义倾向；而迈内克则更多地继承了兰克的自由主义那一面，在思想上可以说是更靠近于瑙曼（Friedrich Naumann, 1860—1919）的政治社会路线。如果说迈内克早年曾是一个青年兰克派，那么中年的迈内克由于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和正统的兰克学派有了分歧，并且由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而往往被人列入新康德学派。毫无疑问，在思想路线上，迈内克受到了新康德学派、特别是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和韦伯等人的影响。这些新康德学派的代表人物都着意于思想史的研究，而迈内克致力于思想史研究【作者注：也有人（例如克尔Eckart Kehr）认为迈内克之治思想史，是由于他面临着是拥护还是反对权力政治这一困境而企图逃避的一种表现。】又特别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19世纪以来的两条主线，这一见解在本书中也有所阐发。这一重视思想史研究的倾向，对于德国乃至整个西方青年一代历史学家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例如，20世纪在西方史学界蔚为大国的法国年鉴派，就曾深受这一德国学派的思想影响，伊格斯（Georg Eggers）乃至认为不考虑德国历史学派的遗产，法国年鉴派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尽管年鉴派所谓的“理解”（comprendre）已经超越了他们之前的德国历史学派多少不免拘束于考据观念的那种“理解”（verstehen）的含义。由兰克奠定的德国历史学派虽然以史料博洽、考据精详而闻名，但并非不讲究理论思维。不过这个学派理论思维的路数是针对黑格尔学派的路数而发的，并且与之背道而驰。黑格尔学派认为历史就是精神通过一系列辩证（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的历程而展开并实现它自己；反之，历史主义学派从兰克到德罗伊森、狄尔泰和迈内克都认为精神并不体现为一个辩证的过程，而是体现为个别化或个性化的形态。这就是说，历史是由许多个别的实体所构成的，每个个别实体的本身都有其内在的、独立的结构和意义，而绝非只是过眼烟云般的流变过程的一个阶段而已。每个个人是个体，每个国家、民族或社会也都是个体，所以他们或它们就都要服从个体化的原则。个体性或个性化的原则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现象，它是一种深刻地植根于现实性之中的观念。迈内克第一部重要的理论性著作《世界公民国度和民族国家》（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于1908年问世，书中他对比了自由主义的世界公民（Weltbürger）的理想和黑格尔所宣扬的普鲁士的国家精神，探讨了两者之间的歧异。贯穿着这部书的中心思想是德国历史学派所强调的现实精神性（der realgeistige）：即，国家乃是思想之个性化或个体化的体现，而且总的来说，普遍的观念也只能体现于具体的个性之中。显然地，这一历史主义的唯心史观过分强调了思想的功能，亦即观念之作为历史主体的功能，从而无视于盲目的物质力量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它也没有能很好地解释历史上所出现的一幕又一幕的“理性的狡猾”（die List der Vernunft）。而另一方面，德国历史学派也和西方的、尤其是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不同，他们认为个人的自由只能是置诸国家的框架之中才有意义。此外，根本就不存在像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种绝对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此后的十年中，迈内克曾就这个主题写过二十多篇论文，于1918年结集为《普鲁士与德国》（Preussen und Deutschland）一书。第一次大战摧毁了迈内克之希望能调和强权与精神这二者的向往，他多年的理想破灭了。大战后不久，他于1924年写成《近代史中国家理性的观念》（Die Idee der Staaträson in der Neuern Geschichte）一书，表现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深沉的幻灭感。此书所探讨的问题仍然是强权与道德两者的关系这一老问题，但在思路上则有所创新。他认识到了过去被奉之为神圣的国家政权，不仅可以创造文化，也同样可以毁灭文化。这时候，他对于强权中的“恶魔”因素已有了更深一层的看法。虽然他仍然在设想着所谓国家理性可以成为一座沟通政权（kratos）和道德（ethos）的桥梁，但在他内心的思想里却又毋宁说对此是颇为悲观的。这部书标志着他思想上的另一次转折，因为他已经明确察觉到kratos和ethos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那种冲突似乎是内在的、永恒的。所谓国家理性是不是有此权利可以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或者说，我们在政治权威的利益之外和之上，是不是还有独立的道德准则？国家政权真的享有一种超乎个人理性之外和之上的理性和道德吗？这就是他这部书所要回答的问题。当然，他还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国家理性”的神话，但他在大量考察了近代西方政治史和思想史之后，却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国家权力的运用应该有一个限度，那就是应该以保护公民的权利和福利为其限度，而不可超出为这一目标所必需的限度之外。从而，他就力图以道德理想来为政治权力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于1513年问世，它把政权的基础由神圣转到世俗，它向国家的内部去寻求国家的重心，而把道德理想和价值判断完全驱逐出政治思维的领域之外。《近代史中国家理性的观念》一书，则通过马基雅维里以后四个世纪的历史来探讨政治现实和道德理想的关系，作为他长期从事思想史研究的总结。全书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为：所谓国家的政治利益往往是和道德原则相矛盾、相冲突的。顾治高度评价了这部书，认为自从狄尔泰之后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以如此丰富而又绵密的见解来分析人类的意识和行为的。然而在这里，在迈内克的身上也表现出了一场历史学家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人格分裂。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坚持认为从一个人的个性深处所得出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不道德的；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又不能不痛苦地看到政治权力的现实需要总是毫无道德可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他于1936年写成了另一部著作《历史主义的兴起》（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这部书是从广泛的西方思想史背景上考察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到兰克学派和浪漫主义的史学思想，并特别考察了对于启蒙运动的“人”的观念的背叛。他那基调仿佛是在说：一切时代和一切思想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平等的、等值的。《世界公民国度和民族国家》一书预示着魏玛时代的到来，而《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则是伴随着魏玛时代的消逝。《历史主义的兴起》是作者一生史学事业最后的一部巨著，这一年他已73岁。此后的21年，他便以对德国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式的观照而终其余年。这部书虽然被认为代表悠久的德国历史主义的一个思想高峰，但是他那个中心问题——即权力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却始终没有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本人的基本倾向是要推崇个人和个性的尊严以及其中所孕育着的不断进步和不断发展的能力；这一倾向也始终是德国历史主义思潮的一个主要内容。这种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可以溯源于18世纪后期的康德和赫尔德（J. G. von Herder，1744—1803），中间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最后在迈内克的这部书里得到了详尽的阐发。这种历史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它不相信绝对价值或实证主义或客观规律。历史是人创造的；如果历史是被规定好了的话，那就谈不到人的创造了。这种历史主义自然不免带有相对主义的乃至不可知论的色调。迈内克也感到了这个缺陷，所以他要努力维护个人良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借此以弥补这种缺陷。所谓的国家理性——即法国人所称之为raisond'etat的，迈内克也在使用这个法文术语——也就是马基雅维里主义，这种主义仅仅着眼于考察政治权力本身的运动规律，而把其他一切伦理的、道德的考虑置之于度外。但是它却恰好忽视了伦理道德正是人生之中、因而也是历史之中所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权力原则和道德理想这两者如何能统一的问题，就成为长年困恼着理想主义或唯心主义历史学家的一个中心问题。长期以来德国的理想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史学传统的解决办法是把国家认同于道德观念的体现，从而使两者得到统一。迈内克在1908年的《世界公民国度和民族国家》一书中，也是把德国的统一当作是民族国家观念的发展的结果。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已经摒弃了这一观点。《历史主义的兴起》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重点在于强调历史现象的单一性和个别性，而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有客观的规律。作为德国历史主义的晚期代言人，他虽然继承的是一个悠久的传统，然而他在书中随处都流露出来的思想彷徨，却表明了这个传统的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翌年，1946年，迈内克以83岁的高龄写出他晚年的压卷之作《德国的浩劫》。这部书从两个世纪的德国历史文化背景着眼，对于导致法西斯专政的原因做出了自己的答案，它是思想史家的迈内克在历尽浩劫之后对德国历史文化所进行的反思和再评价。书中虽然并没有正面论述传统的德国历史学派，但在他对历史的重新理解和批判之中，却在很大程度上蕴含着这一点。这部书并非是宏篇巨帙；它不是一部纪事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出之以个人回忆、理解和感受形式的史论，或者说文化批评。如果说，每一个时代的历史著作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历史时代精神的记录；那么，每一个时代的史论或文化批评就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历史时代精神的反省和自我批判。本书以个人的、非正式的、但不失为深刻的沉思的笔触，概括评论了自歌德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直到法西斯覆亡为止的德国思想文化的全景。作者不纠缠于考订细节、缕述史实，而是径直探讨一些重要历史线索背后的思想潮流。他这种论述思想文化史的演变的个人风格，是读者们在他的许多著作里所熟悉的，但是代表他晚年最成熟思想的这部史论，或许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部。在这部书里，历史真正的精髓和动力不是求之于社会的组织形态，而是求之于人们思想深处的观念。它又不只是一部史论，它同时还是历史学家本人暮年的思想总结。问题的核心，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表述：这场浩劫及其成因，是不是为德国文化的精神所独具、所固有？抑或，这一现象并不必然只限于德国文化，而是某种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东西，也可以同样地为其他民族文化所共有？（难道其他民族就没有、或者不可能出现法西斯吗？）而且，是否随着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破产，导致浩劫的因素就永远消失了？这些问题是值得深思的，是摆在德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学家们面前必须给出答案的。这些因素之中，有哪些是应该溯源于民族性及其思想文化的素质的，又有哪些是应该归咎于特定的社会物质条件的？两者之间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吗？历史学家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的，还有这样一个比较历史学的问题：何以其他同时代、同等发展水平、面临着同样的或类似的社会经济境况的民族国家，例如英国，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本书所特别指出在冲击着当代德国的两大浪潮——交相激荡之下，就可以较为平稳地渡过，而在德国却出现了纰漏，并终于引致了法西斯？迈内克本人对于德国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的感情是太深厚了，他不能承认法西斯专政是出自德国历史文化中的某种必然。他认为那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完全是一幕偶然，和德国的历史文化丝毫没有瓜葛。然而，如果历史上的重大事变纯粹出于偶然，这又怎么可能说得通呢？迈内克对此所做的答案是：如果我们追溯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场浩劫的根源并不在德国的古典思想文化之中，而是在于人们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法国革命的乐观主义的幻灭。因此可以说，它并不是继承了德国古典文化，而是背叛了德国古典文化。因此，这就不是一个德国历史文化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文化的问题。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和德国的历史文化之间并没有任何内在的有机联系；所以它对德国就不是一幕必然，而是一幕偶然。例如，他举出了兴登堡个人的错误和弱点，等等。或者，从更深一层的思想文化背景来说，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法西斯专政，乃是由于政权与精神文化、世界公民理想与民族国家利益互相冲突而未能一致的结果。迈内克本人似乎从来就不曾感到过（或者不肯承认）德国古典文化中的唯心主义思想传统会有什么内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和同时代的特罗什就表现出明显的分歧。迈内克在反对和谴责法西斯的同时，却全盘在为德国传统文化而辩护，并且是在辩护德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或指出过，其中也可能有某些东西有朝一日会成为德国的祸根。他认为成为祸根而毒害了德国民族和人民的，完全在于普鲁士军国主义中那种马基雅维里的精神，而不是什么别的。他全心全意维护德国古典文化的理想，认为这一理想和法西斯的实践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即使在德国民族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也没有动摇过自己对德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信心。他不肯承认在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里，正如在任何历史文化传统里一样，总是会有好的和坏的——尽管最微妙、最棘手而最难于解决的正好在于，好的和坏的往往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的。他虽然承认非理性的“恶魔”原则似乎在历史上起着主导作用，可是他又不承认它和德国古典文化传统之间有任何牵连。这个思想矛盾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并在他晚年定论的这部史论之中也随处有着鲜明的反映。当然，书中也表现出作者暮年以劫余之身对自己早年所信奉的教条以及早年对国家权力和伦理道德的一致性的那种乐观态度产生了怀疑；所以说起话来，早年那种充满信心的肯定语气已经消失了。无论如何，这部代表他晚年看法的书，其中所运用的思想方式和研究路数是有其特色的，并且是值得思想史的研究者参考和批判的。同时，作为作者个人的思想总结，它也不失为当代德国思想上和史学上一份有价值的文献。也许，本书的中心论点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如下。二次大战结束时，西方思想界流行的看法是：希特勒国社党及其所造成的浩劫，乃是德国近代历史文化的必然产物。迈内克则挺身为德国历史文化而辩护；他要论证那只是出于历史的偶然，而非必然。这里就涉及到，历史上的重大事变究竟是出于偶然抑或出于必然这个问题。本书第八章专门讨论了历史中的偶然与必然。偶然论抹杀了历史发展的内在的合规律性，而必然论则又取消了人类意志的作用和价值。如果说，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而表现的；那么也仍然需要回答：必然性何以要采取这样一场浩劫的偶然形式来表现它自己。迈内克的论述正面触及了这个问题，虽则远远未能真正解答这个问题。迈内克一生追求的是能在互相矛盾和冲突着的思想之间找到调和，他要调和国家政权和个人价值、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历史传统和社会进步、文化精英和劳动群众、德国精神和世界公民。这个工作在有些地方是做得比较好的，例如他提出唯有通过德国文化的民族化才能真正丰富世界的文化；另有的地方则远没有成功，例如他对歌德时代的古典文化就缺乏具体的分析。晚年的迈内克在经历了浩劫之后，痛定思痛，已经更深入地体会到了国家权力中的“恶魔”成分了；这时候，他仍能以一种真诚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在向往着精神文化和政治权力之间可以达到一种更高的、更健全而美好的平衡和统一。全书的结论仍然念念不念德国古典文化的永恒价值，寄希望于这一高度的精神文化能够东山再起，它不仅将复兴德国民族，并将对世界作出它的独特贡献。或许这可以看作是不失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温柔敦厚之旨吧。对于一般读者，这种想法会多少予人以不切实际之感。但对于像迈内克那样一个从深厚的德国历史主义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而言，这却正是须臾不可离弃的头等大事。这部书许多地方闪烁着一种老年的成熟的智慧，然而它也难免老年人那种恋旧的心情，乃至一切都率由归章的思路。迈内克1954年去世，享年92岁，已来不及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和全世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变化。假如他能活到今天并能思考的话，书中的许多观点将无疑地会有所改变。或许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他就不会提出那些发思古之幽情式的建议，并把它们看作是德国民族精神生活的唯一出路了。然而作为事实、作为历史，并不成其为真实的东西；作为思想、作为史论，却又有其真实性并因而有其价值。其中所反映的德国老一代的史学思想，那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见证。这部书曾被《美国政治学评论》评为写出了德国历史的内在冲突。它和另一部著作，即李特尔（Gerhard Ritter）的《欧洲和德国问题：关于德国国家思想的历史特点的考察》（Europa und die deutsche Frage: Betrachtungen ǔber die geschichtliche Eigenart des deutscher Staatdenkens），在西方被认为是德国思想自我反省的两部代表性的著作。此后在他一生最后的几年里，他没有再写任何专著，只有几篇文章和讲演。1948年他写了一篇纪念1848年革命一百周年的文章，1949年又写了一篇评论德国历史所走过的错误道路的文章。两篇文章继续提出要高举解放战争时期的那种崇高理想的旗帜。一个历史学家不但同时也必然是一个思想家，而且还必须首先是一个思想家，然后才有可能谈到理解历史。对历史理解的高下和深浅，首先取决于历史学家本人思想的高下和深浅。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首要的条件并不在于材料的堆积而在于历史学家本人的思想方式。历史之所以可能成为人们的知识，乃是由于历史学家的思想之创造性的劳动的结果；历史学家本人思想的高度和深度要比其他任何条件都更积极而有效地在形成着人类知识中的历史构图。清理史料只不过是机械性的工作，只有历史学家的思想才能向一大堆断烂朝报注入活的生命。所以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就成为历史学中带有根本意义的一环，而史论的重要性就并不亚于历史著作的本身。读者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估价和评论这部德国思想文化史论。本书1946年初版于威斯巴登（Wiesbaden），最初英译本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Sidney B. Fay，1876—1968）翻译的，1950年出版于哈佛大学。费在中国历史学界不是个陌生的名字，早在几十年前，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就被列为大学历史系的近现代史参考书。费对此书采取了意译的方式，译文不大忠实于原文，还有不少遗漏和失误；当然，原书行文的风格和思想的翳影有时候是译文所难以精确表达的。迈内克晚年任柏林大学校长；他去世后，柏林大学的迈内克研究所于1957—1963年出版过他的一套《选集》，共六卷。1969年赫茨费尔德（Hans Herzfeld）编订的《迈内克全集》在斯图加特出版，是迄今最完备的结集。关于研究他的专著，可以提到贺佛（Walter Hofer）的《历史学和世界观：迈内克著作研究》（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Weltanschauung: Betrachtung zum Werke F. Meineckes München, 1950）。关于他本人的著作以及对他的研究，《历史杂志》174卷，503—523页上载有一份完备的目录。中译文是根据赫茨费尔德编《迈内克全集》（Stuttgart, Koehler Verlag, 1969）第八卷、第三编，323—445页所载《德国的浩劫：思考和回忆》（Die Deutsche Katastrophe—Betrachtungen und Erinnerungen）一书的原文译出的。有个别地方，为补足全句的意思，增译了一些词句，这些都在文中以方括号形式标出。翻译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文杰和甘阳两位同志的鼓励和帮助，并此致谢。
本文为作者为《德国的浩劫》所撰写的译者序言。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特别推荐购买原书阅读完整内容。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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