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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誌】尼克：王浩和他的朋友们
作者｜尼克 曾任职于哈佛和惠普，后创业投资，2016年创立乌镇智库。
王浩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对哲学做过深刻贡献的学者。尽管在数学、计算机、逻辑都做过开拓性工作，但他内心把自己当哲学家，这极像哥德尔。中国接触哲学比科学更晚，胡适、金岳霖和冯友兰都属入门。如果按学术共同体的接受作为标准，胡适、金岳霖和冯友兰都不算专业的哲学家。
1921年5月20日，王浩生于山东，他祖籍是齐河县安头镇王举人庄。按说也是名门之后，他爸王祝晨是教育家，外号“王大牛”（又高又胖），是满清最后一届举人，当过七品官，1914年曾去日本做访问学者，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干过，是山东省议员，解放后还做过山东政协副主席，人称“山东胡适”。
王浩1936年以全省第二考取南京中央大学实验中学，但第二年日本人就打来了。他爸在内地领导流亡教育，他妈和他哥姐在西安，王浩辗转到西安读完高中，然后就考了西南联大。第一次录取的是经济系，不喜欢，没去。第二次又考，以第一名进联大数学系，和物理系一个叫杨振宁的住同屋。王浩在清华的朋友除了杨振宁外，还有汪曾祺。汪是沈从文的学生，小说写得好，传世之作是京剧《沙家浜》。王浩最亲近的同学要算何兆武了。何翻译了许多罗素著作，其中同李约瑟一起翻译《西方哲学史》，是毛泽东、周恩来给的任务。
王浩在联大的老师有金岳霖、沈有鼎、王宪钧。金是哲学票友，但比同辈的胡适、冯友兰更在行。沈有鼎在哈佛学过逻辑，老师有怀特海（罗素的老师）、谢佛（逻辑学家），还有蒯因（王浩后来的导师），但他读完硕士就到欧洲找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去了。王宪钧是哥德尔唯一的中国学生。牛人的圈子真是不大啊。
在联大，金岳霖开逻辑学入门课，课上基本就是师徒俩对练，金经常讲着讲着就问王浩：“哎，你小子说说咋回事啊？” 王宪钧讲数理逻辑，沈有鼎讲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有一次金岳霖想看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论文，沈有鼎当众告诉他：你数学不行，看不懂的。金挺识时务，说不看就不看呗。
王浩的高等代数课老师是杨武之，就是杨振宁他爸。老杨喜欢小王，但知道小王心念哲学，就劝他说：你有才，老实待在数学圈里吧，将来能成名成家。小王不听，说你咋不叫你儿子学数学呢。王浩还有个同学，是诗人穆旦。王浩也喜欢诗，晚年有许多读诗笔记，都没公开。
何兆武说他同王浩的关系是“平生风谊兼师友”。说到人生哲学，王浩同何兆武在联大时就讨论过。王说：人生是为了追求幸福，这个幸福是happiness而不是pleasure，前者精神，后者肉体。维特根斯坦和纪德都讲过类似的话。王浩年轻时就有创立大一统哲学的野心，但晚年放弃了。他也这样批评过罗素，说以老罗的智力，应该为哲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浩比杨振宁大一岁，但晚入联大（因为考了两次大学）一年，研究生也晚一年，去美国也晚整一年。1946年王浩被清华数学系和哲学系同时推荐公费留美。最后还是选了哈佛哲学系，导师是蒯因。王在清华读研究生时就已经同蒯因通信了。蒯可非等闲，是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之后的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了。王浩在哈佛待了八个月，就觉得该学的都学完了，想走。蒯因对他语重心长：美国可不是欧洲，没学位哪行啊。王浩又待了一年，写了篇博士论文，整个不到两年，这可比杨振宁快多了。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资格考试差点没过，此时正愁着呢，当然他博士毕业之后一路都是顺风车。王浩同蒯因经历也像，数学本科，接着干哲学。早年建树在数理逻辑。蒯因也做过计算机，有个逻辑电路的蒯因简化算法，那就是蒯爷的东西。蒯因对王浩这匹脱缰野马却有点酸葡萄，这在他的自传Time of My Life里有反映。
王浩在哈佛Fellowship的最后一年去了瑞士苏黎世高工（爱因斯坦就是那毕业的）找伯奈斯（Bernays)。伯老曾是希尔伯特的助理，但1933年被炒，因为他的犹太血统。伯老是现代集合论的一个主要奠基者。王浩那时是想遍访最牛的人。伯老曾经教过一个中国学生：莫绍揆，也是中国逻辑的先行者。莫先生后来每在国内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王浩就在《符号逻辑杂志》（JSL）上写一篇评论，让国外学界尽早知道莫先生的工作。
伯奈斯在哥廷根有个学生：根岑（Gentzen)。根岑是证明论奠基者之一。伯奈斯被炒后，外尔当了根岑的导师。根岑用另一种方法证明哥德尔定理。他早年参加过纳粹“冲锋队”，成名后被认为是雅利安数学家。后去布拉格大学教书，二战一完，就被盟军抓起来，饿死在集中营里。王浩对他评价很高。他在伯奈斯那干了一年，回哈佛做助理教授。父亲来信劝他回国，北大马寅初校长来信聘他为教授。王浩想搞实际工作，开始摆弄计算机。此时朝鲜战争开打，中美关系紧张。而英国同中国刚建交，他就接受牛津的聘请。1953年执教牛津，1956年在牛津升为Reader。
哲学没有诺贝尔奖，但有两个最高荣誉：一个是哈佛的威廉·詹姆士讲座，另一个是牛津的约翰·洛克讲座。詹姆士讲座人中最著名的要数罗素，也有非哲学家，如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兼计算机学家司马贺（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洛克讲座人中则有乔姆斯基，普特南（也是数学出身，曾参与解决希尔伯特第十问题），克里普克（模态逻辑语义学奠基人）。王浩是1954年第二届约翰·洛克讲座人。这讲座1950年设立时，第一届原定请维特根斯坦的，但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只能小班讨论，大讲堂里扯啥哲学。就拒绝了。但主办方还是请了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兼朋友波斯玛来讲维特根斯坦哲学，以后都是讲座人讲自己的哲学。
英国最高学术荣誉组织有两个：皇家学会和英国科学院。皇家学会基本是给自然科学的，英国科学院也兼顾人文学科。那时中国人当选英国科学院院士的有陈寅恪、夏鼐、赵元任，王浩是第四个。王浩1952年就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院士（注意：这个AAAS同出版Science的科学促进会AAAS不是一回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除了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盛行，钱学森在美国被软禁，最后也是绕道欧洲回国的。杨振宁他爸给杨振宁写信，请他回国。有一种说法是老杨给小杨的信是托张文裕（后回国创办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带的，其实是托王浩转交的。王浩他爸也给王浩写信，敦促回国。王浩打小就思想左倾，同情革命。五十年代一堆在美国的学人都纷纷回国，为建设新中国出力。王浩琢磨：我一个学哲学的回国能干啥。那时计算机刚出现，计算机理论都是从逻辑的分支演化出来的。王浩一开始是做自动机理论，他在坡斯特（Post）的模型上提出“王浩机”，在这个模型上编程已经很接近现代的汇编语言了。
王祝晨（王浩父亲）给王浩写信的同时也给金岳霖和冯友兰各写了一封信，说：我儿子数学学得挺好，是你们把他从数学引到唯心主义歧途了，好孩子全叫你们教坏了。王浩积极准备回国，但不久，王祝晨被打成右派了。王浩很纠结，最后决定回国的事儿还是缓缓吧。王浩最终没有回国的另一说法是当时有个访问英国的代表团，团员有金岳霖等，副团长是经济学票友许涤新。许见了王就摆出一副领导样子说：听老金说你学问不错啊，跟我回国，啥事都包在我身上。王浩心说：你算老几，跟我指手画脚的。就决定不回了。但我觉得他爸打成右派是主因。
王浩是机器定理证明的奠基人。他在1958年夏天写的程序在IBM-704上, 只用九分钟就证明了罗素《数学原理》中一阶逻辑的全部定理。但人工智能的创始人Newell, Shaw 和 Simon（司马贺）一年前在兰德公司写的程序“逻辑理论家”（Logic Theorist）也证明了《数学原理》第二章五十二个定理的三十八个。在机器定理证明领域，“逻辑理论家”没什么影响。而王浩的工作则为他赢得了1983年定理证明里程碑大奖。司马贺在他回忆录里酸溜溜地说王浩的工作抵消了“逻辑理论家”应得的荣誉。司马贺的酸葡萄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年他们哥仨以“逻辑理论家”写了篇文章，投给《符号逻辑杂志》（JSL），被拒了。当时JSL的主编是科里尼（Kleene）。科里尼是邱奇（Alonzo Church）的学生、图灵的同学、递归论的创始人之一。他给司马贺的拒绝信里说：看不出把一本过时的逻辑书里的定理重新证明一遍有啥价值。真不知道如果王浩的论文交他手里会是啥结果。王浩聪明，论文投给CACM（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和JACM（Journal of the ACM），都是经典。
司马贺给罗素写信邀功，老罗回信，不咸不淡：“我相信演绎逻辑里的所有事儿，机器都能干。”这话，现在看起来，有点过了。目前，一阶逻辑的机器证明还是一件难事。王浩的算法之所以比司马贺先进在于：王浩依靠数学算法，而司马贺等则企图模仿人。这代表了未来人工智能的两个不同方向。王浩1983年机器定理证明里程碑奖的演说里提到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哥德尔和彭罗斯（Penrose，伟大的霍金的数学合作人）认为：目前的机器不能取代人，而图灵则提出图灵测试：机器如果可以通过图灵测试，就可认为是有智能的。王浩貌似在两个极端徘徊。这令人惊奇，依照王浩一段时间的唯物倾向，他应该认可图灵测试才对。他也许看到了我们没看到的。
Newell和Simon在1956年标志AI诞生的达特茅斯会议上预言：十年内计算机下棋程序将击败人。但这迟至1997年才发生。那年，最牛棋手卡斯帕罗夫号称要捍卫人类尊严，但他败给了IBM“深蓝”。那一天，我和一图论女教授聊天。她说这没什么，下棋是有限的，但定理证明是无限的。这给我印象很深。王浩在接受定理证明里程碑奖时称司马贺等人的工作是不专业的。尽管定理证明没有达到早期AI创立时的预期，但也成果丰富，除了吴文俊在几何的突破外，在逻辑定理证明里，项索引、项改写等都有长足进步，而且在数学、逻辑之外都有应用，如程序与芯片验证，数学知识搜索等。
王浩在五十年代初期“王浩机”的工作之后，就再没有染指机器模型的工作。在六七十年代的计算机理论的刊物上充斥着各种机器模型的论文。王浩看不大起这种论文，他说：作者不过是找个借口向做实际工作的工程师吹牛说他们是理论家，但又回头向真正的理论家小声说我们在干实际工作。
王浩在逻辑领域里奠定自己地位的是通过研究他导师蒯因的《数理逻辑》（简称ML)。首先，他发现可以用更弱的公理导出更多的数学（这一成果成为他博士论文）。后来又发现ML有问题，王浩对之作了修正。王浩自己没把这当回事，但蒯因则认为这是王浩在逻辑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王浩在牛津的职位是Reader，这不同于讲师（Lecturer)。在英国大学里，一个系一般只有两到三个教授职位，只有在教授退休后才可以补缺。Reader实际相当于美国学校的正教授了。王浩1960年从牛津休假一年，回到美国，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主要从事计算机理论和定理证明的研究。王浩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结束后，于1961年给导师蒯因写信说想回哈佛教书。哈佛为此专门为王浩设立一个计算理论的讲席：Gordon McKay数理逻辑与应用数学教授。王浩重回美国学术界。晚年在接受采访时，有人问到他同蒯因的关系，他笑答“太复杂了”。政治上，王是左派，蒯是右派。
蒯因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两页专门讲王浩。他用“常年郁郁寡欢”（persistently unhappy）来形容王浩，这不光说他的学术追求，也指他的个人生活。很明显，王浩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并非一帆风顺。王浩早期的个人生活，目前找不到更多的描述，这大概是最接近的了。
当我们审视自己的历史时，常常忽略国际背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闹“文革”的时候，全球形势动荡。知识分子的良心在几个事件中体现：越战，第三世界革命，学生运动。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事件，那就是1970到1972年的保钓（保卫钓鱼岛）运动。在这些运动中，简单的分类就是左中右。哈佛哲学系，蒯因、古德曼是保守派，而他们学生辈的王浩、普特南（身兼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是铁杆左派，他们总站在学生和被压迫人民一边。王浩为红色中国呼吁，普特南则参与了进步工党（毛派政党）的建党伟业。他们和邻居乔姆斯基呼应，普特南和乔姆斯基屡遭政府和校方骚扰。
这个大背景下，王浩辞去哈佛教职，去了洛克菲勒大学。若干年后，王浩远离政治。普特南这样一个铁杆左派居然在1994年六十八岁时举行了犹太人的成年礼皈依犹太教（注：犹太人成年礼应是在十三岁生日）。我觉得普特南太幽默、太反讽了。只有八十多岁的乔姆斯基还在坚持自己的革命和批判立场。我每次想起王浩、普特南、乔姆斯基这哥仨，都感慨不已，嗨，谁没有过革命和爱情啊：“阳光灿烂的日子。”如果以这三个人为原型写部小说，一定很好看：幻想破灭，但心还在。
洛克菲勒在理工科里没什么名气，但它在生物医学方面大名鼎鼎，目前就有六位诺贝尔奖得主任教，不少于哈佛、伯克利吧。它同其他学校建制也不一样：没有系，只有Lab，一名教授就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Lab。当时洛克菲勒雄心勃勃，想在数学和哲学方面也有建树，请了王浩建立王逻辑Lab。王浩先后网罗了Jensen，D.A. Martin，Kripke，Donald Davidson等，豪华的逻辑学阵容。但八十年代洛克菲勒迫于经费压力，缩减其他领域的开支，在Martin离去后，逻辑Lab只剩王浩一个光杆司令了。这个实验室毕业了若干逻辑学博士，但都是由Martin和Kripke这两个没博士学位的人指导的。能将这些人拢在一起实属不易。Kripke十七岁高中时就证明了模态逻辑完全性定理，十九岁还在哈佛读本科时就在隔壁麻省理工教研究生数理逻辑课挣零花钱。他大学一毕业就被哈佛聘为教授，还被邀参加Junior Fellow。哈佛哲学系有史以来只有二十个Fellows，蒯因、王浩名列其中。
1970到1972年的保钓运动将海外华人团结起来，其中有亲共、反共、台独。台湾李登辉之后的所有政治人物当时都参与其中，马英九那时是跑腿的。运动主要领导人都是知名知识分子：任之恭、杨振宁、王浩、田长霖。陈省身开始时保守，但在学生丘成桐等鼓动下，后来也参与了。有一名来自台湾的女文青也参与了保钓运动，她叫陈幼石，当时在哈佛读比较文学，一开始极端反共，但后来在运动中同王浩相爱，遂改变政治立场，变成铁杆亲共派。1972年美国决定将钓鱼岛交给日本，保钓运动失败。但王、陈收获了爱情。陈幼石一部大著后在大陆出版：《韩柳欧苏古文论》，有些影响。
1972年，中国在毛周领导下开放，物理学家任之恭组织了美国的左派华裔科学家访华，开启了中美的学术文化交流，为中国后来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周恩来接见了任之恭代表团，其中有杨振宁、王浩等。王浩此时有点急功近利，他放弃了自己的哲学追求，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那时科学院请王浩讲数学和逻辑，哪知他一上来就讲辩证法，台下一堆科学家云里雾里。王浩、杨振宁在海外华人媒体中也大肆宣传“那十年”的伟大成就。但1976年之后，他们才看到真相。为此王浩还被国内那时挨整的知识分子所不齿。
王浩1979年写了一篇文章总结自己那几年的经历。他最后一次参加政治活动是1979年中国国庆，华主持，王浩和那时的太太陈幼石位列嘉宾。他后来很后悔自己中断了同哥德尔的讨论。1976年，他又恢复每周一次同哥德尔讨论。《从数学到哲学》在学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哥德尔和王浩都很失望。
王浩在后一本著作《超越分析哲学》中改变了方法，通过评论先哲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在该书中，王浩评论了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和蒯因，可算现代哲学的学术史。他评论逻辑：大部分物理学家赞同基础物理在物理学的核心地位，却很少有数学家对逻辑持相同的看法。王浩的这种通过第三方来兜售自己哲学的方法在Reflections on Kurt Godel中表现得更突出。康宏逵先生将此书译为《哥德尔》，Reflections其实是王浩的哲学方法。他1979后在国内只讲数理逻辑，绝口不提辩证法。他的讲义后来编成《数理逻辑通俗讲话》，金岳霖题写书名，这书其实并不通俗。
王浩在《读书》上有文回忆：“有几年光景我慢慢改变自己想法，对心目中马主义的有些部分，特别是有关其具体应用方面，发生了若干疑问，心里异常苦闷。大约到八一年的样子，我开始承认自己的训练和能力不适于研究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大哲学，最好还是善用自己熟悉的材料，做些一砖一瓦的工作。对马主义仍希望能汲取其中我自己有能力消化的某些精华。同时对中国传统哲学也开始学了和想了一些。当我屡次觉到自己的哲学工作不能结合自己关心的人生问题时，也对冯先生所说的中国哲学的吸引力，有了较以前为深的感受。”由于失去信仰，王浩经历了艰难的思想转变期。他的智力伴侣哥德尔也于1978年故去。这段时间他同老同学何兆武的交往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愉悦。王浩每周都要同何兆武通很长时间电话。
事业的成就的同时，他又开始了一段新恋情，并迅速结婚。妻子是捷克裔诗人兼舞蹈票友汉妮（Hanne Tierney）。从朋友的反映看，他心情愉快，制定了庞大的写作计划。他想写三本书：人能够知道什么，人能够干什么，人追求什么。他、汉妮和何兆武同去德国海德堡时，何告诉王浩山里有条当年黑格尔散步的“哲学家小道”（Philosophers' Walk），何和汉妮休息，王浩自己走了一趟，何问王感觉如何，王说：from nothing to nothing（从无到无）。
王浩其实是个文艺青年，没事也喜欢写诗，还喜欢金庸。王曾被陈之藩所在学校请去演讲，王一看陈之藩的铭牌在办公室门上，就进去和他聊，结果两人掐起来了，王喜金庸，陈不喜。最后王竟忘记演讲的事，害得老师同学在那瞎等。
1995年5月13日王浩因淋巴癌逝世，离七十四岁生日还有一周。王浩计划的三本书中，只写了“人能知道什么”，就是《超越分析哲学》，副标题是“尽显我们所知领域的本相”（Doing Justice to What We Know）。其他的，只是搜集了素材，写了若干片段的文章。我理解他在《超越分析哲学》中的方法，即：边思边史。作为结束，让我引用哈佛哲学家查尔斯·帕森斯（Charles Parsons）在JSL上的纪念文章：“王浩和哥德尔的对话是两位思想家野心的共鸣，一个从西方传统中找根；另一个尽管披着西方的外衣，但内心从来就是中国的（never ceased to be Chinese)。”
学术生涯与爱国情怀
——王浩先生访谈
受访人｜王浩
访谈人｜张奠宙
来源｜清华大学网站
（原载《科学》2007年第6期）
原编者按：王浩（1921—1995），20世纪杰出的逻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系，后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生，1945年毕业。1948年获哈佛大学理学博士。他是华人学者的优秀代表，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1952年当选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1983年获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与美国数学会共同授予的首届“里程碑奖”（Milestone Award）。1987年被清华大学聘为荣誉教授。以下是我国数学史研究专家张奠宙教授在1991年专程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访问王浩先生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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