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字诚之,江苏常州人,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一生的著述包括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五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八部专史:《先秦学术概论》、《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史》、《吕著史学与史籍》和《文字学四种》;三部史学论文、札记及讲稿的汇编:《论学集林》、《吕思勉读史札记》、《吕思勉遗文集》,以及十多种教材和文史通俗读物。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秦始皇尽灭六国,事在公元前221年,自此至公元189年,董卓行废立,东方州郡,起兵讨卓,海内扰乱分裂,共四百年,称为中国的盛世。在这一时期之中,中国的历史,情形是怎样呢?“英雄造时势”,只是一句夸大的话。事实上,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正因其能顺着时势进行之故。“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倒是真的,因为他能决定英雄的趋向。然则在这一个时期之内,时势的要求,是怎样呢?对内方面,在列国竞争之时,不能注全力于内治;即使注意到,亦只是局部的问题,而不能概括全体,只是一时的应付,而不能策划永久。统一之后,就不然了。阻碍之力既去,有志于治平的,就可以行其理想。对外方面,当时的人看中国已经是天下的一大部分了。未入版图的地方,较强悍的部落,虑其为中国之患,该有一个对策;较弱小的,虽然不足为患,然亦是平天下的一个遗憾,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亦有其应尽的责任。所以在当日,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对内建立一个久安长治的规模;(二)对外把力所能及的地方,都收入中国版图之内,其未能的,则确立起一条防线来。在古代,阻碍平天下最大的力量,自然是列国的纷争。所以秦并吞六国之后,决计不再行封建,“父兄有天下,而子弟为匹夫”。郡的设立,本来是军事上控扼之点。六国新灭,遗民未曾心服,自然有在各地方设立据点的必要。所以秦灭六国,多以其地设郡。至六国尽灭之后,则更合全国的情形,加以调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当时的郡守,就是一个不世袭的大国之君,自亦有防其专擅的必要。所以每郡又都派一个御史去监察他(当时还每郡都设立一个尉,但其权远在郡守之下,倒是不足重视的)。要人民不能反抗,第一步办法,自然是解除其武装。好在当时,金属铸成的兵器为数有限,正和今日的枪械一般,大略可以收尽的。于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县),铸以为金人和钟。最根本的,莫过于统一人民的心思了。原来古代社会,内部没有矛盾,在下者的意见,常和在上者一致,此即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后世阶级分化,内部的矛盾多了,有利于这方面的就不利于那方面。自然人民的意见,不能统一。处置之法,最好的,是使其利害相一致;次之则当求各方面的协调,使其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此即今日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原理。但当时的人,不知此理。他们不知道各方面的利害冲突,所以有不同的见解,误以为许多方面,各有其不同的主张,以致人各有心,代表全国公益的在上者的政策不能顺利进行。如此,自有统一全国人的心思的必要。所以在《管子·法禁》《韩非子·问辨》两篇中,早有焚书的主张。秦始皇及李斯就把它实行了。把关涉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书、百家语”都烧掉,只留下关系技术作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的,所许学的,只有当代的法令;有权教授的人,即是当时的官吏。若认为始皇、李斯此举不合时代潮流,他们是百口无以自解的,若认为有悖于古,则实在冤枉。他们所想回复的,正是古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之旧。古代的情形是如此,清朝的章学诚是发挥得十分透彻的(坑儒一举,乃因有人诽谤始皇而起,意非欲尽灭儒生,并不能与焚书之事并论)。以上是秦始皇对内的政策。至于对外,则北自阴山以南,南自五岭以南至海,秦始皇都认为应当收入版图。于是使蒙恬北逐匈奴,取河南之地(今之河套),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东起现在朝鲜境内(秦长城起自乐浪郡遂城县,见《汉书·地理志》),西至现在甘肃的岷县,成立了一道新防线。南则略取现在广东、广西和越南之地,设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大略桂林是今广西之地,南海是今广东之地,象郡是今越南之地);取今福建之地,设立了闽中郡。楚国庄蹻所开辟的地方,虽未曾正式收入版图,亦有一部分曾和秦朝交通,秦于其地置吏。秦始皇,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其实这是冤枉的。看以上所述,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这亦非他一人所能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据以实行的。这只要看他用李斯为宰相,言听计从,焚诗书、废封建之议,都出于李斯而可知。政治是不能专凭理想,而要顾及实际的情形的,即不论实际的情形能行与否,亦还要顾到行之之手腕。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北筑长城,南收两越,除当时的征战外,还要发兵戍守;既然有兵戍守,就得运粮饷去供给;这样,人民业已不堪赋役的负担。他还沿着战国以前的旧习惯,虐民以自奉:造阿房宫,在骊山起坟茔(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都穷极奢侈;还要到处去巡游。统一虽然是势所必至,然而人的见解总是落后的,当时的人,怕并不认为合理之举,甚而至于认为反常之态。况且不必论理,六国夷灭,总有一班失其地位的人,心上是不服的,满怀着报仇的愤恨和复旧的希望;加以大多数人民的困于无告而易于煽动,一有机会,就要乘机而起了。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秦始皇帝以前210年,东巡死于沙丘(今河北邢台)。他的大儿子,名唤扶苏,先已谪罚到上郡去(今陕西绥德县),做蒙恬军队中的监军了。从前政治上的惯例,太子是不出京城,不做军队中的事务的,苟其如此,就是表示不拟立他的意思。所以秦始皇的不立扶苏,是预定了的。《史记》说秦始皇的少子胡亥,宠幸宦者赵高,始皇死后,赵高替胡亥运动李斯,假造诏书,杀掉扶苏、蒙恬而立胡亥,这话是不足信的(《史记·李斯列传》所载的全是当时的传说,并非事实,秦汉间的史实,如此者甚多)。胡亥既立,是为二世皇帝。他诛戮群公子,又杀掉蒙恬的兄弟蒙毅。最后,连劳苦功高、资格很老的李斯都被杀掉。于是秦朝的政府,失其重心,再不能钳制天下了。皇帝的家庭之中,明争暗斗,向来是很多的,而于继承之际为尤甚。这个并不起于秦朝,但在天下统一之后,皇室所管辖的地方大了,因其内部有问题而牵动大局,使人民皆受其祸,其所牵涉的范围,也就更广大了。秦始皇之死,距其尽灭六国,不过十二年,而此祸遂作。秦始皇死的明年,戍卒陈胜、吴广起兵于蕲(今安徽宿县),北取陈。胜自立为王,号张楚。分兵四出徇地,郡县多杀其守令以应。六国之后,遂乘机并起。秦朝政治虽乱,兵力尚强;诸侯之兵,多是乌合之众;加以心力不齐,不肯互相救援;所以秦将章邯倒也所向无敌。先镇压了陈胜、吴广,又打死了新立的魏王。战国时楚国的名将,即最后支持楚国而战死的项燕的儿子项梁,和其兄子项籍,起兵于吴,引兵渡江而西(今江苏之江南,古称江东。古所谓江南,指今之湖南)。以居巢人范增的游说,立楚怀王的后裔于盱眙(居巢,今安徽巢县。盱眙,今安徽盱眙县),仍称为楚怀王(以祖谥为生号)。项梁引兵而北,兵锋颇锐,连战皆胜,后亦为章邯所袭杀。章邯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北围赵王于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北强南弱,乃是东晋以后逐渐转变成功的形势。自此以前,都是北方的军队,以节制胜,南方的军队,以剽悍胜的。尤其是吴、越之士,《汉书·地理志》上还称其“轻死好用剑”。项梁既死,楚怀王分遣项籍北救赵,起兵于沛的刘邦即汉高祖西入关(沛,今江苏沛县)。项籍大破秦兵于巨鹿。汉高祖亦自武关而入。此时二世和赵高,不知如何又翻了脸,赵高弑二世,立其兄子婴,婴又刺杀高,正当纷乱之际,汉高祖的兵已到霸上(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子婴只得投降,秦朝就此灭亡。此事在前206年。既称秦之灭六国为无道,斥为强虎狼,灭秦之后,自无一人专据称尊之理,自然要分封。但是分封之权,出于何人呢?读史的人,都以为是项籍。这是错了的。项籍纵使在实际上有支配之权,形式上决不能专断,况且实际上也未必能全由项籍一个人支配。项籍既破章邯之后,亦引兵西入关。汉高祖先已入关了,即遣将守关。项羽怒,把他攻破。进兵至鸿门(在今陕西临潼县),和高祖几乎开战。幸而有人居间调解,汉高祖自己去见项籍,解释了一番,战事得以未成。此时即议定了分封之事。这一件事,《史记》的《自序》称为“诸侯之相王”,可见形式上是取决于公议的。其所封的:为(一)六国之后;(二)亡秦有功之人;(三)而楚怀王则以空名尊为义帝;(四)实权则在称为西楚霸王的项籍(都彭城,当时称其地为西楚。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这是模仿东周以后,天子仅拥虚名,而实权在于霸主的。分封的办法,我们看《史记》所载,并不能说它不公平。汉朝人说:楚怀王遣诸将入关时,与之约:先入关者王之,所以汉高祖当王关中,项籍把他改封在巴、蜀、汉中为背约。姑无论这话的真假,即使是真的,楚怀王的命令,安能约束楚国以外的人呢?这且不必论他。前文已经说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的,观于秦、汉之间而益信。封建政体既已不能维持,于是分封甫定,而叛乱即起于东方。项籍因为是霸王,有征讨的责任,用兵于齐。汉高祖乘机北定关中,又出关,合诸侯之兵,攻破彭城。项籍虽然还兵把他打败,然汉高祖坚守荥阳、成皋(荥阳,今河南荥泽县。成皋,今河南汜水县),得萧何镇守关中,继续供给兵员和粮饷。遣韩信渡河,北定赵、代,东破齐。彭越又直接扰乱项籍的后方。至前202年,项籍遂因兵少食尽,为汉所灭。从秦亡至此,不过五年。事实上,天下又已趋于统一了。然而当时的人,怕不是这样看法。当楚、汉相持之时,有一策士,名唤蒯彻,曾劝韩信以三分天下之计。汉高祖最后攻击项籍时,和韩信、彭越相约合力,而信、越的兵都不会,到后来,约定把齐地尽给韩信,梁地尽给彭越,两人才都引兵而来,这不是以君的资格分封其臣,乃是以对等的资格立分地之约。所以汉高祖的灭楚,以实在情形论,与其说是汉灭楚,毋宁说是许多诸侯,亦即许多支新崛起的军队,联合以灭楚,汉高祖不过是联军中的首领罢了。楚既灭,这联军中的首领,自然有享受一个较众为尊的名号的资格,于是共尊汉高祖为皇帝。然虽有此称号,在实际上,未必含有沿袭秦朝皇帝职权的意义。做了皇帝之后,就可以任意诛灭废置诸王侯,怕是当时的人所不能想象的,这是韩信等在当时所以肯尊汉高祖为皇帝之故。不然,怕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汉初异姓之王,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这都是事实上先已存在,不得不封的,并非是皇帝的意思所设置。汉高祖灭楚之后,即从娄敬、张良之说,西都关中,当时的理由,是关中地势险固,且面积较大,资源丰富,易于据守及用以临制诸侯,可见他原只想做列国中最强的一国。但是事势所趋,人自然会做出不被思想所拘束的事情来的。不数年间,而韩信、彭越都以汉朝的诡谋被灭。张敖以罪见废。韩王信、英布、臧荼,都以反而败。臧荼之后,立了一个卢绾,是汉高祖生平第一个亲信人,亦因被谗而亡入匈奴。到前195年汉高祖死时,只剩得一个地小而且偏僻的长沙国了。天下至此,才真正可以算是姓刘的天下。其成功之速,可以说和汉高祖的灭楚,同是一个奇迹。这亦并不是汉高祖所能为,不过封建政体,到这时候业已自趋于没落罢了。以一个政府之力统治全国,秦始皇是有此魄力的,或亦可以说是有此公心,替天下废除封建,汉高祖却无有了。既猜忌异姓,就要大封同姓以自辅,于是随着异姓诸侯的灭亡,而同姓诸国次第建立。其中尤以高祖的长子齐王肥,封地既大,人民又多,且居东方形胜之地,为当时所重视(又有淮南王长,燕王建,赵王如意,梁王恢,代王恒,淮阳王友,皆高帝子。楚王交,高帝弟。吴王濞,高帝兄子)。宗法社会中,所信任的,不是同姓,便是外戚。汉初功臣韩信、彭越等,不过因其封地大,所以特别被猜忌,其余无封地,或者仅有小封土的,亦安能“与官同心”?汉高祖东征西讨,频年在外,中央政府所委任的,却是何人呢?幸而他的皇后吕氏是很有能力的。她的母家,大约亦是当时所谓豪杰之流;她的哥哥吕泽和吕释之,都跟随高祖带兵;妹夫樊哙,尤其是功臣中的佼佼者;所以在当时,亦自成为一种势力。高祖频年在外,京城里的事情,把持着的便是她,这只要看韩信、彭越都死在她手里,便可知道。所以高祖死后,嗣子惠帝虽然懦弱,倒也安安稳稳地做了七年皇帝。惠帝死后,嗣子少帝,又做了四年。不知何故,为吕后所废而立其弟(吕后女鲁元公主下嫁张敖,敖女为惠帝后。《史记》说她无子,佯为有身,取美人子,杀其母,名为己子。惠帝崩,立,既长,闻其事,口出怨言,为吕后所废。此非事实。张皇后之立,据《汉书》本纪,事在惠帝四年十月,至少帝四年仅七年,少帝至多不过七岁,安有知怨吕后之理)。吕后临朝称制,又四年而死。吕后活着的时候,虽然封了几个母家的人为王,却都没有到国。吕后,其实并无推翻刘氏、重用吕氏的意思,所任用的,还是汉初的几个功臣,这班人究竟未免有些可怕,所以临死的时候,吩咐带北军的吕禄、南军的吕产(禄,释之之子。产,泽子),“据兵卫宫”,不要出去送丧,以防有人在京城里乘虚作乱。此时齐王肥已经死了,子襄继为齐王。其弟朱虚侯章在京城里,暗中派人去叫他起兵。汉朝派功臣灌婴去打他。灌婴到荥阳,和齐王连和,于是前敌形成了僵局。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乃派人运动吕禄,交出兵权。吕禄犹豫未决,周勃用诈术突入北军,运动军人,反对吕氏,把吕禄、吕产和其余吕氏的人都杀掉。于是阴谋说惠帝的儿子都不是惠帝所生的,就高帝现存的儿子中,择其最长的,迎立了代王恒,是为文帝。齐王一支人,自然是不服的。文帝乃运用手腕,即分齐地,封朱虚侯为城阳王,朱虚侯之弟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城阳治莒,今山东莒县。济北治卢,今山东长清县)。城阳王不久就死了。济北王以反被诛。汉初宗室、外戚、功臣的三角斗争,至此才告结束。当时的功臣,所以不敢推翻刘氏,和汉朝同姓分封之多,确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封建不能说没有一时之用。然而异姓功臣都灭亡后,所患的,却又在于同姓了。要铲除同姓诸侯尾大不掉之患,自不外乎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一语。这话,当文帝时,其实是已经实行了的。齐王襄传子则,则死后没有儿子,文帝就把他的地方,分为齐、济北、济南、菑川、胶西、胶东六国(济南治东平陵,今山东历城县。菑川治剧,今山东寿光县。胶西治高苑,今山东桓台县。胶东治即墨,今山东即墨县),立了齐王肥的庶子六人。又把淮南之地,分成三国。但吴、楚仍是大国,吴王濞尤积有反心。晁错力劝文帝以法绳诸侯,文帝是个因循的人,没有能彻底实行。前157年,文帝死,子景帝立。晁错做了御史大夫,即实行其所主张。前154年,吴王联合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造反,声势很盛。幸而吴王不懂得兵谋,“屯聚而西,无他奇道”,为周亚夫所败。于是景帝改定制度,诸侯王不得治民,令相代治其国。到武帝,又用主父偃之计,令诸侯得以其地分封自己的子弟,在平和的手腕中,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一语,彻底实行了。封建政体反动的余波,至此才算解决。从秦二世元年六国复立起,到吴、楚之乱平定,共五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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