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苏福兵 美国瓦萨学院政治系教授
编者按：此文为昨日所发同名文章的修订版，作者对部分文字作了调整，增加了不少重要论述，使文章论理更为清晰。本号特发布该文“修订版”，以供各位朋友进一步参阅。没有读或尚未读完前一版的读者，可直接阅读此版。感谢作者的细致修订和精彩论述。本文为作者系统研究之一部分，并不代表本号对相关议题的看法，各位仁者见仁，有问题可在公号内发消息。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多年的历程。虽然国内、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在经济转型中通过渐进改革实现持续高增长的文献日益庞大，且这些文献确实有助于理解不同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不同侧面，但迄今为止既有文献仍然还没有给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并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全面解释中国转型不同阶段的典型事实及其动态变化。本文尝试提供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并在中苏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转型路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197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转型早期阶段的主要典型事实提供一个解释思路。本文希望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工业化模式的本质？中国式计划经济与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有什么相似与差别？现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文献强调中苏两国在劳动力禀赋、改革策略、集权程度等几个维度的差异，并以此来解释中国相对于前苏联更为平稳且相对成功的转型表现，这些文献是否具备足够的解释力？既有文献强调中国因双轨制、乡镇企业发展、分权型“财政承包制”带来了中国早期阶段的成功转型，但这些制度安排与现象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为什么苏联在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也尝试学习中国以及东欧各国的相关经验，却没有取得相似的转型绩效？我们提出，前苏联与中国的计划经济本质上都是以居民消费为代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实现“军工最大化”来捍卫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发展模式。由于包括能源、原材料、机械装备在内的重工业部门，以重工为基础的军工部门主要是通过中央部委实施“条条”式管理，而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与农业更多是通过地方政府进行“块块”式管理，所以此类发展模式都建立了“中央部委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尽管在苏联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都一度有过将部分原用于军工生产的资源转移并用于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情况，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也出现了从“条条”向“块块”的一定程度的转移，但总体来看此类调整仍然非常有限。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重工和军工优先发展的整体战略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而一旦这种发展战略在重工业和军工行业造就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后者就会对政府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力，既有利益分配的格局就很难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从经济管理体制上基本上都是相对集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既有文献强调的中苏政府组织形式差异及其对转型绩效的影响可能被过度夸大了。为了缓解在“大炮”和黄油”之间，或者说在“条条块块”之间配置有限资源的矛盾，从1950年代开始苏联就开始推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石油勘探与开发。特别是从1960年代之后，苏联实现了石油、天然气领域生产的巨大突破，迅速地增加了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出口的外汇收入，极大地缓解了财政预算的约束。这就使得苏联可以在一边大量进口消费品、投入更多资源增加本国消费品，尤其是农业消费品的情况下，同时投入大量资源加强苏联的重化工业以及军事产业，甚至还有条件调动更多资源在国际上支持部分亚非拉国家与西方集团进行对抗。丰裕的资源出口收入让苏联领导人开始在国际政治与军事斗争中展现出了日益强大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使得美苏之间所推动的“缓和政策”难以真正实现缓和，反而增加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给美国和中国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及战略压力，并最终诱发了1972年中美之间的化敌为友，从而根本扭转了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态势，最终极大地改变了中苏两国各自面对的军事压力，结果是两国在“条块体制”上开始出现了早期看幅度未必那么明显、但事后被证明对两国转型意义非常重大的制度漂移。基于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2010）的关键历史节点与初始制度较小差异互动带来制度漂移的思路，[1]我们提出1972年中美关系的缓和构成了中苏两国其后市场化转型的关键历史节点，中国和苏联两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出现了意义深远的制度漂移与分异，而这个漂移与分异恰恰为1978年之后中国相对平稳的渐进式市场化转型奠定了基础：1972年这个关键历史节点不仅推动和稳固了中国当时推动的行政性分权，而且还有助于中国逐步压缩军费开支，并为1970年代末期中国启动的市场化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使得中国可以利用财政收入增加城市居民的工资来提升其消费品需求，也为中国通过渐进市场化转型增加农业、轻工业消费品供给腾出了必要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与此相反，巨额的石油财富导致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集权化和“条条化”，以至于到了1980年代之后，石油、天然气的大规模开车反而给苏联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资源的诅咒”：苏联因前期过度的军事支出与对外扩张而难以自拔，日益集权化的经济体制加上军事支出上的“尾大不掉”实际上基本阻断了苏联顺利推动渐进式市场化转型的可能性。通过增加苏联的军事和战略压力，中美关系的缓和让苏联在国际军事和政治的激烈博弈中难以自拔，锁定了国内原可转用于消费品生产的大量资源。其结果是虽然8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层不仅希望，而且也非常努力地推动了与中国类似的经济改革，却因受制于强大的重工业和军工利益集团而难以通过渐进的市场化转型去增加消费品生产。于是，苏联不得不启动政治改革以扫除改革的障碍，最后改革失控并带来了1990年代初该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并为其后效果不彰的“休克疗法”打开大门。总而言之，中国与前苏联之间最初并不太大的制度差异，与1972年这个关键历史节点交互作用，为中国在1970年代晚期开启一个较为平稳的渐进式市场化转型创造了条件，但也同时基本上封杀了苏联在1980年代顺利推动市场化转型的空间。基于一个包括军工部门、重型装备、能源、原材料部门及消费品部门(轻工业和农业)的一般均衡框架，本文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思路来解释中国经济转型第一阶段的主要典型事实，包括“价格双轨制”的出现与消失，地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初始的快速增长及其最终的民营化，以及从1980年代“财政承包制”向1990年代中期集权型的“分税制”的转变，并与苏联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进行了对比。本文的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2部分分析了相关转型文献的贡献与仍存局限。第3部分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及计划经济体制集权-分权的决定因素。第4部分在中苏比较的基础上，解释了中国转型第一阶段的主要典型事实与转型动态。第五部分是结论，提出相应的分析思路可以进一步扩展并用于考察最近20多年以来的中国发展出的特定经济增长模式，及其与日本、东亚四小龙等早期“东亚发展型经济体”发展模式所出现的分歧。苏联与中国在经济转型业绩上表现的巨大分异一直在引发着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个经济体推动改革时所处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是两国转型成败的关键。这个观点认为，相比于中国农村与城市的诸多剩余劳动力，苏联在转轨开始已是一个高度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国家，没有多少空间可以轻松成长。比如，中国只有18%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而前苏联85%以上的劳动力在非农行业就业 (Sachs, Woo and Yang，2000, Sachs and Woo, 2001)。[2]根据这个观点，中国在1970年代末期开始启动经济改革的时候，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有远比苏联要多得多的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可以通过市场化被充分利用则是支撑中国经济转型后实现高增长的关键。不可否认，中国更为充裕的劳动力是中国转型早期阶段一个相对有利的条件，但同样难以否认的一点，是即使在苏联，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与集体农庄基本上都还是“大锅饭”体制，冗员众多、人浮于事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有机会推动强化劳动者激励的体制改革，那么无论是从整体劳动力的数量看，还是从个别劳动力的工作积极性的增加潜力来看，都不能说苏联缺乏进一步挖掘劳动力供应量和进一步调动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的巨大潜力。因此，把中苏转型绩效的差别主要归结为是否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至少是一个逻辑不严谨、而且实证上很难站得住脚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上述阶段论的说法只看到了中苏之间在城与乡、非农与农业部门上的劳动力比例差异，却有意地忽略了中苏两国在农业与非农行业产出比例的差距要小得多。从1952年到1978年期间，中国的工业化进展迅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增加了一倍多，而且以重工业为主。到1978年，中国工业产出占经济总量的47.9%，农业占28.2%。而1985年戈尔巴乔夫推行经济改革时，苏联经济中工业占56.4%，农业占19.4%，工农业产值比例上的差距并不是非常大。换句话说，虽然刚刚改革开始时中国工业部门雇佣的人数比例较低，但到在1978年，中国已经与苏联一样建立了一个从产值和资源占用上看都相当庞大的国有工业部门，国有部门的改革都构成了经济转型的一个关键挑战。因此，一个需要被解释的现象，就是为什么在1980年代，中国能够通过承包制为主体的利润分成改革全面推动了包括国企、乡镇企业在内的工业大发展，而苏联却难以做到？实际上，中国1980年代，不仅实现了生产消费品的农业与轻工业大发展，仅仅用了10来年时间就让绝大部分百姓拜托了赤贫的状况，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农业、轻工业大发展还让原有计划体制下（主要用于军工发展与备战需要的）相对过剩的重化工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利用，这些行业不仅没有表现出产能的严重过剩，而且还一度出现了能源、原材料供应的严重短缺，并在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导引下实现了产能的迅速增加。与此相反，虽然苏联在1980年代试图借鉴、而且也努力推动了部分与中国类似的经济体制改革，却根本没有办法在改革早期取得较为理想的经济增长绩效。与中国相似，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同样存在着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生产过少所带来的计划经济第一类低效率（资源误配低效率），以及国有企业与集体农业“大锅饭”所导致的计划经济第二类低效率（低劳动激励效率）。那么为什么苏联不能通过像中国那样通过资源再配置并激励劳动力来生产供应严重不足、百姓非常需要的工农业消费品？对这个问题，显然需要给出更加令人信服的回答。另一些学者认为中苏转型所采取的改革策略差别解释了两国转型结果的差异（Roland,2000）。[3]这些学者认为，俄罗斯所采取的“休克疗法”不仅快速私有化了原来的国有企业，而且在一夜之间了实行价格自由化，结果是“休克疗法”对国民经济会带来过大的冲击，导致了短期的经济迅速下滑，而这又进一步降低了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甚至带来政治上的强烈反弹。尤其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操之过急且设计存在重大缺陷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方案最终让少数寡头们控制了国民经济的核心部门，结果是改革后不仅经济效率难以提高，还出现了全社会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的情况。与此相反，中国的转型则采取了更加渐进的方式，改革首先从农业开始，然后带动了乡镇企业发展。在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后，再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通过赋予国有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和利润分配权极大地调动公有制企业管理层和一般员工的积极性。在中国的转型早期阶段， 计划轨与市场轨的共存不仅让市场主体、市场经济体制有时间慢慢发育，而且还确保了国企原有雇员的就业特权，这就极大程度地降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到了1990年代，当市场轨进一步壮大后，再推动价格自由化与企业民营化，全社会需要面对的震荡就会比较小，国民经济也就实现了相对更为平稳顺利的转型。与休克疗法相比，双轨策略为从传统体制买断那些潜在的抵制改革者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政治机制。上述论点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没有解释如下一个事实：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实际上一直试图推动渐进式的改革。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这一点，“最近有人批评我首先推动政治改革，而不是像中国那样推动经济改革。事实上，我从未忽视过这一点。读完我们的改革年历，你会发现，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我关注的中心，占据了中央委员会四分之三左右的精力和时间”(陆南泉等，2010)。[4]实际上，上台伊始戈尔巴乔夫就开始推动给予国有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并鼓励它们在生产中承担更多责任。此一时期，苏联以企业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在企业推动经济核算制，企业负责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选择销售部门，甚至自定产品价格，保留部分利润。此外，苏联还采取了促进私营企业及建立合资企业的政策。然而，这些在中国转型中非常有效的改革措施在苏联从未奏效：苏联内部对经济改革的抵制如此激烈，改革对企业职工的激励效果如此之小，戈尔巴乔夫最后不得不诉诸于较为激进的政治改革去拆除计划经济体制转型的障碍，结果最后是政治失控、苏联解体并打开了俄罗斯推动休克治疗的大门。因此，即使渐进改革可能是一种更可取的改革战略，为什么这个路线在中国可以成功，而在苏联却无法实现？上述“渐进改革”与“休克疗法”的解释还忽略了一点， 就是经过19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之后， 中国 1990年代推动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行政强力推动下市场化改革。与前苏联东欧几乎相同时期所推动的经济改革相比，中国在价格、财政，金融、汇率与外贸体制，乃至国企、社保、劳工体制等领域所进行的体制与政策调整，不仅推动相当快速，很多政策也相当激进。财政集权化，金融集权化、银行商业化、国企与乡镇企业民营化都是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完成了。乃至于大批公有制企业员工下岗的政策，在一些推动“休克疗法”钱苏联、东欧国家都是政治上难以想象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以“渐进改革”和“休克疗法”来区分中苏转型，乃至于区分中国与东欧改革的思路如果不是误导的，也至少是不严谨的。中国的转型经验表明，经济改革的“休克疗法”未必都是不合理的,即使1990年代的大规模下岗政策颇有本可以更审慎及完善的必要性，但1990年代大批地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的民营化，和稍早之间就同步且快速推动的财政，金融、汇率及外贸体制整体性改革，确实为上世纪末以来中国加入全球化后进入一轮“黄金增长期”创造了条件。有意思的是，在1980年代虽然不断有学者要进行“价财税”联动的整体性改革，但那个时代中国的发展转型实践却表明，各种花样繁多的价格“双轨制”、各类在农户与村集体及政府、员工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乃至不同级别政府之间普遍推行的 “承包制”，却为调动政府、企业、社会等多种主体的工作与创新的积极性，为社会资源配置从“大炮向黄油”的转移，为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有效提升，为国民经济逐步走出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1980年代这些渐进市场化的政策措施所打下额底子， 1990年代更接近“休克疗法”的整体性市场化体制改革根本无从谈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渐进改革和休克疗法可能并不是互斥的，甚至还可以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被交替采纳乃至相互促进。到底什么时候应该、或者实际上采用了什么策略，不仅取决于转型的发展阶段，还取决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渐进改革未必一定有利，休克疗法也未必一定不好，都要具体看政策出于什么样的环境条件，包括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比如，为什么休克疗法在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执行时效果不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叶利钦希望通过快速私有化来尽快瓦解原苏联执政党的经济基础。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目的而推动了过快的国有企业改革，即使在大中型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采取了向全民普遍发放“私有化券”用于购买新公司股份的措施，但结果却是大部分财富和股份最后转移到了原来上层集团中居于有利位置的少数人手中，经济的主要部门迅速寡头化，且出现了经济寡头一度控制政治格局的不利局面，结果是改革过程中既没有实现社会公平，还最终损害了经济效率。[5]因此，休克疗法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失败，是否应该归于休克疗法本身，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还有学者认为中苏转型的差异可以从两国管理体制的差异中找到答案（Qian and Xu，1993，[6] Montinola,et al,1995 [7]）。他们提出，尽管苏联和中国都是计划经济，但两国政府的组织架构却大不相同。苏联国家是建立在职能专业化原则之上的条条管理体制，中央通过各个部委对经济实行严格控制。由于国有企业所在行业的高度专业化，只有相应的中央部委才掌握管理这些企业的专门知识与资源，且专业化的部委管理还意味着协调必须在中央级别进行。与此相反，中国在国家治理上主要“块块”化管理，地方政府管理更多的企业，也掌握更多的财政资源与决策权。这个文献主要把上述国家管理体制的差异归结为两国历史的因素，如苏联的国家体制可追溯到斯大林试图降低各个共和国的离心力，而中国则有强调地方自治的治理哲学传统。此类文献强调，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对条条管理的厌恶使得改革开放前中国就更偏向于块块管理体制，而一旦改革开始后，掌握更多资源与企业的地方政府就有激励通过推进市场化进程来推动发展并获取更多财政资源。与此相反，苏联的条条管理体制则对对动员地方企业进入市场缺乏兴趣，因此难以推进市场化改革。[8]应该说，对中苏“条块体制”的上述分析确有一定道理，但可能过度夸大了两国各自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差异。苏联与中国分别被认为是计划经济“条条体制”和“块块体制”的量典型，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在中苏两国计划经济的不同时期，条块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在不同时期都出现过显著的变化。苏联在赫鲁晓夫执政之前的时期更接近于中央部委掌握主要资源、因此高度集权的“条条体制”，但赫鲁晓夫时期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央集权的程度，转而赋予地方政府、国有与集体农场，乃至国有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赫鲁晓夫时期，很多原来中央官僚的企业被下放到地方，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与财力都有所加强。比如，1950年时，苏联中央企业占总产出的比例高达67%，而各加盟共和国与地方企业只占33%，到赫鲁晓夫时期上述比例分别变成了6%和94%。只是到1965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又逐步回到了经济体制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1965年后，通过加强中央的集中指导，苏联撤销了赫鲁晓夫时期按地区原则建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重新按部门原则建立中央各专业部来加强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但即使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推动改革时，央地企业产出比例仍然分别为56%和44%，也很难说是完全的“条条管理”。苏联央地的财政比例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1946年，苏联中央预算支出占总预算80%，共和国预算支出只占20%。而赫鲁晓夫时期这两个比例分别变成40%与60%。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央地财政支出比例则一直稳定在52%与48%区间。在中国，“一五时期”是中央部委集权时期，但“二五时期”地方政府则控制了更高比例的财政资源与企业所有权。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向下调整， 之后中国又较快回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而在1960年代中期前后大幅度推动“三线建设”的阶段，更是中央政府统一调配全国资源全力支持“三线”发展，尤其是在内地进行大规模的军工建设。只是到了1970年代早期，中国才开始推动了新一轮的行政性分权。虽然有这些变化，整体来看，一直到1978年之前，中国依然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地方政府即使占全国财政的比例较高，但其财政自主性并不高，国有企业基本还是按照中央制定的计划进行生产。实际上，当时主要领导人在1970年代初期下放中央企业时，就强调中央仍然是一个“计划制造工厂”，地方政府与下放的国有企业都必须执行中央所制定的计划，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生产，基本上还是由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所决定，地方与企业基本上需要按照上级政策执行。[9]因此，简单的“条块两分”过度夸大了中苏两国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即使与苏联相比，中国在1970年代的经济管理体制要相对更分权一些，但这种分权仍然是一种行政性分权，是对计划经济中央计划模式的幅度有限的调整：中央仍然在政策制定、产业发展方向、资源配置上掌握主导权。地方政府及其管理的企业，也只能在在中央整体的产业政策导向下行动。虽然这种行政性分权为中国后面市场化改革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并不必然带来中国1970年代末期的渐进市场化转型。如果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就推动了行政性分权，就不能过度夸大两国计划经济时期所出现的经济管理模式差异。因此，要真正理解计划经济下的“条块”问题，除了看是否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了行政性分权外，还必须深入到产业的层次进行分析。换句话说，“条条官僚”和“块块管理”所分别对应的主要产业目标或对象是有所区别的，因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条块之间相对重要性的变化，来自于苏联、中国计划经济不同时期中央政府最大化产业目标的变化，而不同的目标对应着相应的产业。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更为准确的认识，才能真正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本质及其中“条块转换”的运作机制。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本质与“条块转换”的运作机制“计划经济”这个名词通常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相联系，意指中央政府集权化的国家计划、行政决策以及生产资料公有制。科尔奈（2007）[10]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如下定义，计划经济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通过集权式计划、行政式管理与定价、国有企业与集体农场来配置资源，而这很容易带来严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结果是国有企业与集体农场员工缺乏工作与创新激励，经济出现严重短缺，尤其是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但上述考察并没有对社会主义计划者最大化的目标给予明确的界定。众所周知，苏联与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都建设了一整套包括机械装备、能源与原材料部门在内的重工业体系。重工业毫无疑问都是两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的发展重点所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与中国都没有选择像大部分采用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工业化的国家那样首先通过发展轻工业进行资本积累，待轻工业有所发展和城市化有所启动后再发展重工业，而是在人均收入起点较低时就直接抑制居民消费并进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投资。比如，在1930年代，苏联把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私人消费的份额从80%压缩到50%，中国一五计划的投资率也超过了30%，而在1957年之后的大跃进时期还进一步提高了投资率来强化重工业投资。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重工业大发展都带来了农业与轻工业的相对份额收缩，有时甚至是绝对值的收缩。林毅夫等（1999）[11]的研究提出，上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首先会在一个劳动力丰富的经济体带来计划经济第一类低效率，即 “资源误配低效率”：把稀缺资本配置到资本密集、却只能带来很少就业的重工部门，就人为抑制了轻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因此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而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政府又不得不推动“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模式，包括扭曲性的宏观价格体系、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以及在农村与城市分别建立人民公社与国有企业这类剥夺自主权的微观运营机制，结果是计划经济中还普遍存在着由企业“软预算约束”与“大锅饭”体制所带来的计划经济第二类低效率，即 “工作激励低效率”。由于转型经济学主流文献对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主流文献往往过度强调了以上计划经济的第二类“工作激励低效率”，而对计划经济的第一类“资源误配低效率”重视不足，尤其是对这两类低效率都内生于计划经济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认识不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理论确实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逻辑的理解。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理论仍然还需要回答以下一个重要的问题：重工业装备与能源、原材料本身只是中间产品，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计划者的最大化目标本身。如果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是通过把百姓私人消费压制到基本生存水平来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那么全力投资并大量生产这些重工业中间产品的目的何在？难难道仅仅是为了所谓的产业和技术“赶超”？更重要的是，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产业和技术接近，甚至在一些部门实现了赶超后，为什么大都仍然没有选择让这些技术主要用于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消费品生产？显然，大规模发展重工业后，不可能让生产出来的这些机械装备与能源、原材料等中间产品没有最终的用途，否则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就无法实现闭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压缩百姓消费来发展重工业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强化军工产业和（当前及未来的）武器生产以捍卫得之不易的新生社会主义政权。如下图1所示，苏联计划体制本质上通过以制私人消费的“黄油”为代价来最大化政府消费的“大炮”。重工业优先发展所生产出来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主要用于制造“大炮”，而农业与轻工业消费品的生产只需要确保维持老百姓的最基本生存水平，而这就需要尽可能地压低用于消费品的重工业中间产品投入。一般而言，在此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会人为地提高销售给能源、原材料、消费品部门（农业与轻工业）的机械装备价格，而相对压低农业，工业消费品乃至能源、原材料价格，这样就会出现只有重工业装备部门才能积累高利润，而在其他部门都基本维持零利润的情况。政府再把装备部门的利润上缴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用于给财政去采购武器生产所需的装备、能源原材料与劳动投入，另外一部分用于未来的扩大再生产投资，最终实现一个跨期的 “大炮”生产最大化。当然，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武器生产更新换代很快，加上包括机械装备与能源、原材料在内的重工业体系有相互循环的产业特点（即开采更多的能源原材料需要更多的机械装备， 生产机械装备也需要更多的能源、原材料），所以对“军工最大化”这个目标本身不要过于机械地理解为同样质量、品种武器的单期最大化，而应该理解为跨期武器生产，或作为武器生产基础的重工业（装备、能源、原材料）能力的跨期最大（优）化。在上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下，由于军工、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行业主要由中央的各个部委进行“条条”式管理，而农业与轻工业消费品生产则更多交给地方这样的“块块”来实施管理，结果必然是原型的“军工最大化体制”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条条体制”。总之，“军工最大化”才是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本质所在，而集权型的“条条管理”是这个经济体制的基本表现。但如前所述，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在各自计划经济时期的某些阶段，都会对这一原型进行某种程度的偏离。比如，苏联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以及中国从1970年代早期到1978年之间，都出现过政府适度降低了军工以及为军工服务的重工业比重，并同时将部分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用于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情况。也正是因为消费品生产主要由地方政府实施“块块”化的管理，上述资源从“大炮”向“黄油”的转移必然使国民经济的管理模式从集权型的“条条管理”调整为更为“块块”化的管理模式，其中一般都伴随着中央或上级“条条化管理”的重工业企业被下放到地方进行“块块化”管理，并为地方政府管理的农业与轻工业企业提供中间品投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条块转换”的本质是资源在“大炮”与“黄油”之间的资源配置转换。但整体来看，在苏联与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即使有过经济管理体制“从条到块”的相对调整，但总体来看这种从“大炮”到“黄油”的调整幅度仍然是非常有限。实际上，最大化军工生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任何过于激进的调整都会遭遇中央“条条部门”和相应的军工—重工业联合体的强烈抵制，这恰恰是赫鲁晓夫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推动相关改革与调整之后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也是赫鲁晓夫1960年代中期被迫下台的一个主要原因。
实际上，最大化军工生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任何过于激进的调整都会遭遇中央“条条部门”和相应的军工-重工业联合体的强烈抵制，这恰恰是赫鲁晓夫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推动相关改革与调整之后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也是赫鲁晓夫1960年代中期被迫下台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在中国，当时主要领导人对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原型下中央官僚集团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中国的政治运动为什么会从195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也只有到了1972年，潜在的政治挑战都消失之后，主要领导人毫不犹豫地再度推动了行政性分权。这次分权行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不要再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官僚及重工-军工集团。但即使在经历了这轮行政性分权之后，虽然中国重工与军工体系在整个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消费品生产所投入的资源也有所增加，但中央仍可以通过中央的政策、计划来保持对整体经济与资源配置的较强控制，并没有彻底地放弃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百姓的生活消费水平仍然不是中央政府最大化的目标。如果真正理解了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最大化“大炮”生产而压制“黄油”生产的道理，那么就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本质上就是放弃“军工优先”的目标，同时放开消费品生产的市场准入，利用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将原来被“大炮”生产锁定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逐步转移到消费品生产上去。这个过程显然有助于充分利用原来被压制且浪费在农村、城市里的大量劳动力并调动其生产、创新的积极性来改善百姓生活。因此，军工以及军费的压缩就构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成功实现渐进市场化转型的一个关键前提。如图2所示，中国正是因为1970年代之后逐步降低了军事开支，而苏联军事开支的迅速增长从196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中期，相当长时间苏联以不到美国一半（甚至只有40%）的经济体量支出了超过美国的军事开支。正是中国与美国在1972年实现了关系缓和，才有可能在此之后逐步稳定甚至降低军事支出，逐步增加向农业与轻工消费品投入与产出，也才有可能在文革结束之后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同时开始逐步增加城市职工工资收入来提升城市居民对新增农业与轻工业消费品的有效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军工生产与相关投入的压缩也腾出了更多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转而用于增加农业与轻工消费品的生产及市场化供给，最终在1978年后开启了一个相对顺利的渐进式市场化转型。
为什么中国可以从1970年代开始逐步降低军事开支的比重，而苏联却不能做到？这当然与苏联在1960年代之后的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开发以及19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额外收入有关。换句话说，虽然短期内丰富石油资源带来的额外财富给苏联带来了经济增长与政府收入增加等诸多好处，却最终成为苏联推动渐进式市场化转型的“资源诅咒”。实际上，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就已经意识到竞争双方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再次发动世界大战只能确保相互摧毁，所以苏联195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试图调整斯大林过于重视“大炮”而轻视“黄油”的政策，希望与西方通过“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来展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竞争。但这种和平竞赛实际上就意味着社会主要国家必须通过增加消费品生产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这也就必然会面临有限资源在大炮与黄油生产之间的配置矛盾。如果没有额外的资源，就不得不通过削减军工支出来增加消费品生产， 而削减军工又面临着相关中央部委与重工—军工联合体的强力抵抗。为缓解这个矛盾，苏联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从1950年代开始就推动地质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勘探与开发石油、天然气资源。苏联希望通过石油、天然气出口来缓解政府预算的压力，这样就可以在持续发展军工的同时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但不得不说赫鲁晓夫的运气实在不太好，只是在他1965年被迫下台后，苏联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包括秋明油田在内的多个世界级油气田才开始大规模投产。尤其是1965年后，苏联在西伯利亚开始开发大批超大型油气田，石油产量突飞猛进。1960年苏联的石油开采只有1.45亿吨，但1970年就达到了3.53亿吨，尤其是1966年-1980年间石油开采量每年都增加2200-2700万吨，成为苏联石油开采增长最强劲的时期。到1975年的时候，苏联石油产量就已经超过美国，一跃而成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1980年代甚至一度达到6亿吨的水平。苏联的石油财富随着1970年代国际石油危机及之后的油价快速上涨进一步增加。在1960到1970年间，国际石油价格维持在1.8-2美元一桶的水平。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与西方跨国公司议价成功，1973年先涨到接近3美元一桶。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国家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导致国际油价急剧上扬四倍，暴涨到接近12美元一桶。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国际油价一度攀升到39美元一桶。在国际油价暴涨的背景下，苏联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出口石油占据世界出口总量的30%。1973─1982年期间苏联能源出口总收入增长了14倍。在1980年代，苏联一半左右的外汇收入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一半以上的外汇支出用于进口粮食与食品。正是因为1960年代中期后西伯利亚西部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帮助赚取了巨额的石油财富，苏联才有财力在不过度牺牲私人消费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其国防建设和面向国防的重工业发展。也正是因为石油出口增长赚取了大量外汇，苏联虽然也不断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但由于传统的集体农庄并没有让更多的投入转化为持续的产出增加，反而是滋生了一个巨大的低效率农业机械与其他农业投入生产既得利益集团。结果是苏联不得不花费更多的外汇收入直接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大量食品与轻工消费品来，确保国内消费品的供应，从而在美苏之间的生活水平竞赛上不过度落后。从1970年代开始。苏联逐步成为世界最大的谷物和消费品进口国，甚至40%以上的食品依赖进口。如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从赫鲁晓夫时代的相对分权化后退，到了勃涅日涅夫执政时期又回到了更为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为之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动市场化的转型制造了基本上难以克服的阻力，成为“从大炮到黄油”为基本目标的市场化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在1965-1982年的勃涅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大规模地推动了国防建设，同步扩张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以参与全球争霸。据估计，苏联军费开支浩大，虽然官方公布的军费大约占财政收入的16%， 但有些学者估计军费要占到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0 % -25%（Pipes，2001）。[12] 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集权化，尤其是苏共领导层更被巨额的石油收入冲昏了头脑，开始在各个方面与美国竞争，并以经济、军事支援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渗透。在中东、亚洲、非洲、拉美，苏联都积极扩张，资金耗费巨大且增长迅速。依据尼克松在1988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中给出的测算，即使不包括苏联对东欧卫星国的援助，苏联上世纪80年代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达到每天3,500万美元，全年累计高达128亿美元，其中越南35亿美元，古巴49亿美元,尼加拉瓜10亿美元，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30亿美元。恰恰是巨额石油财富所带来的苏联对外扩张性行动，不仅让苏联在全球各地陷入耗资日益巨大的泥潭，还使得中美两国都开始感受到巨大的战略与军事压力，并从1960年代末期就开始逐步走近以对抗共同的敌人。1950年代前期，中国因朝鲜战争与美国开始陷入敌对状态，但中苏之间原本非常亲密的同盟关系也因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美苏关系的一度缓和，对中国“大跃进”时期政策的不同看法，以及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话语权的冲突等因素逐步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到1960年代中期，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出现了紧张关系，甚至与苏联的关系紧张程度远甚于与美国的关系紧张程度。同两个超级大国关系同时紧张的结果，就是中国不得不在“大跃进”后国民经济刚有所恢复时，就不得不全面推动“三线建设”，将靠近北方与沿海的重型装备工业以及军工产业大幅度向南方，尤其是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在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等内陆省份的山区大规模建设重工业与军工基地，为此耗费了大量的财政与经济资源，却无法实现产业技术的升级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改善（Naughton,1995， 2007）[13]。一直到1970年代初，“三线建设”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而且基本完全以中央集权的方式安排工业投资，这就必然带来中央条条管理体系，包括重工、军工行业的资源分配权加大，而这并不是当时主要领导人所希望看到的情况。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加速了国际战略的调整，很快实现了与美国及整个西方关系的缓和，并借基辛格与尼克松先后访华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逐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因此，中国非常成功地降低了所面对的外部军事压力，同时为推动相对稳固的行政性分权创造了条件：正是因为国际军事压力减缓及1971年后军方地位有所下降，以及1966-1976年期间中央部委的控制力下降，中国才有条件、也更加容易地实现了对“三线建设”投资的大幅度压缩，并同时将很多控制相当资源的国企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此后，地方政府开始掌握了更多的国有企业和对应的财政收入，自然就可以利用更多的资源来增加消费品生产，尤其是农业消费品的生产。一个传统的观点，是中国到1976年末时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自1972年以来，随着与西方关系逐步正常化带来的军事压力下降，中国就已经开始将部分装备与能源、原材料产能从为军工生产服务转移到为生产更多消费品提供投入。这种资源配置“从大炮向黄油”的转移，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表现为向地方的行政性分权：随着更多中央和省属企业被下放，地方政府开始掌握了更多的资源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农业机械、化肥，也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投资，结果是中国的农业生产在1978年改革之前就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当然，此一时期中国农村并没有推动“联产承包制”这样的市场化改革，但国际安全及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已经开始让中国能从1970年代前期开始就逐步调整“条条”式的集权型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也腾出了适度增加生活消费品生产的空间。从数据来看，中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970年的2165万千瓦增加到1978年的11750万千瓦，化肥使用量从1970年的351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884万吨，粮食产量也从1970年的2.4亿吨增加到1978年的3亿吨（国家统计局，2010）。[14]在这一时期，消费品生产，尤其是农产品的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有所上升，为动乱结束后进一步推动渐进市场化转型奠定了资源基础和体制基础。如果一定要找到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时期，那么这种说法用来描述1957年推动“大跃进”之后的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应该更加贴切。在苏联，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时所出现的情况正好相反。当时苏联领导人非常明确地了解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市场改革后取得的快速的经济增长，也相当明白中国通过改革所带来的快速增长有效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因此，戈尔巴乔夫自执政伊始后就高度重视中国的改革经验，多次派遣各类苏联学者来中国取经。苏联还仔细研究了中国在贸易、工业乃至于农业方面的改革政策，只要是在本国政治上可行的改革政策都进行了推动，比如成立合资企业，建立经济特区或集体企业合法化等。应该说，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政策，不仅比苏联更早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更进一步，而且还借鉴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少做法，但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措施却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主要还是因为苏联以军工、重化工、能源、原材料、乃至农业机械及化肥生产部门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比中国强大得多。恰恰是因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进行的多次政治运动极大地弱化了中国计划经济模式中的“条条管理”体系，极大地弱化了相应的重工和军工集团，才使中国在1972年之后相对容易地推动了经济管理的行政性分权。而苏联的情况正好相反，正是因为之前的石油财富大爆发使得该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集权化，苏联中央各部委以及其所管理的军工体系以及重工业、能源、原材料产业国有企业变得更为强大，政府依赖石油出口收入对这些行业进行了巨额的补贴和投资，结果反而出现了一个“尾大不掉”的局面。到1980年代中期，一旦国际石油价格快速下跌，苏联的石油外汇收入就大幅下降，但政府对重工、军工行业乃至农业部门的巨额补贴与投资却存在巨大的刚性，根本难以压缩下去，结果是政府预算赤字快速上升，然后就不得不印钞票来弥补赤字，而这又先后带来严重的隐性和显性通货膨胀。正如中国经验所表明的，要推动有效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必须大幅降低对重工业与军工行业的巨大投入与补贴，这样才能减少这些行业对政府财源与经济资源的过度占用。不幸的是，作为一个新任且较为年轻的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根基相当有限，没有太大的实力去触动庞大的重工与军工集团的利益，就自然难以通过削减补贴或降低投资来调整资源在“大炮 ”与“黄油”之间的既有配置格局（Miller，2016）[15]。以苏联的国防支出与军工体系为例，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试图压缩军工支出并推动经济体系的“非军事化”，但“非军事化”恰恰是苏联经济改革的“最困难的部分”：苏联的重工、军工综合体如此之强大，军队在政治上实际上有权去否决任何重大的经济改革。甚至当1989年苏联预算赤字已经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0%后，苏联军方还一直在抵制戈尔巴乔夫对军费的削减。当时苏联军方刚刚建造了两艘新的航空母舰，还正在建造第三艘，苏联政府要削减军费变得非常困难。如戈尔巴乔夫的助理乔治·阿巴托夫所说，戈尔巴乔夫“明白我们必须推进非军事化，但是我们面对来自苏联军队将领们与军工综合体的强大抵抗，因此需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全力的帮助和支持，去呼吁政府削减军事开支”。从数字来看，苏联经济确实就是被军费消耗和各种利益集团给掏空了。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终于让苏联的国防开支停止了增长，到1990年和1991年，苏联的军费才开始有轻微下降。如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2月所指出的，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军事化的经济体和最大的国防开支”，但他却很难能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削减这个庞大的国防开支，因为这样的调整可能意味着军方会发动政变。除了重工与军工集团外， 苏联其他行业的利益集团也非常强大，比如苏联的集体农场、国有农场及相应的政府管理部门，一直得到政府的巨额补贴，但其运作效率却非常低下。而为了保证继续获得政府的补贴，这些部门非常顽强地反对改革，坚决抵制农民个人租赁土地，还想尽一切办法去游说政府以确保持续的财政补贴（Miller，2016）。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苏联，几乎所有行业都试图在政治博弈中开足马力确保其补贴不会被削减。苏联的能源工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其天然气行业在改革过程中基本上毫发无损，但却每年因浪费与腐败损失数十亿美元，但这个行业实在太强大了，根本不愿意实施任何强化竞争和提高效率的体制改革。四、如何理解中国1978-1990年代中期的主要转型事实？一个被国内外学术界广为接受的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农民通过土地改革致富后，就自然有了更多现金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但城市的国有企业却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无法提供更多的轻工业消费品。因此， 在1980年代初期政府放松了对轻工业行业的进入管制后，乡镇企业就开始了大发展，然后进一步带动了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在这个视角下，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自下而上”，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渐进过程：改革先从计划体制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开始，在体制外创造增量，然后一步一步走向计划经济的硬核，也就是国有企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国有企业。因此，可以称这个改革委为“边缘革命”或者增量改革（科斯，王宁， 2013， 吴敬琏，2010 ）。[16]应该说，上述说法对中国转型的观察和中国19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历程确实比较符合，因此也确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个解释要全面成立，就必须要解释为什么其他很多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没有、或者根本无法踏上与中国类似的改革路线？尤其是是考虑到中国1980年代早期改革的成功如此之明显，为什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可以在本国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加以仿效？更重要的一点，是从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角度看，这个解释还必须回应如下的一个问题：在中国进行农业改革之前，几乎所有城市家庭基本上都是“月光族”，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家庭几乎所有的收入都用于消费，家庭的储蓄几乎微不足道。如果看统计数据，那么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总量仅为210亿元，还不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6%，不到国家总储蓄额的1160亿（主要是政府、企业储蓄)的20%。全国人均的家庭储蓄只有20元左右，对其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统计上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中国改革初始阶段如此低的城市居民工资收入，以及基本可以忽略的居民储蓄，显然难以支付联产承包制之后大幅增加的农副产品，尤其是考虑到新增农副产品是按市场价格销售的，而市场价又往往远高于计划价。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联产承包改革及乡镇企业发展后，全社会对农业与轻工消费品的巨大购买力来自何方？下图3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首先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后，军事压力开始下降，中国就可以逐步减少军工支出，并在1970年代就逐步开始增加消费品的生产，这在一定程度改善了计划经济里的第一类低效率，也就是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但直到1978年之前，无论是城市里的国有企业，还是农村里的人民公社，都仍然推动的是“大锅饭”体制，所以计划经济里的第二类低效率，即工作激励低效率，仍然难以实现有效改善。
因此，在传统国有企业与人民公社体制不调整的情况下，上述“从大炮到黄油”的资源配置调整，或者说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只能带来短期的经济与产出增长，这是因为调整资源配置增加消费品供应的效应是一次性的。这恰恰就是苏联赫鲁晓夫时期以及中国在1972-1978年间推动行政性分权时所出现的情况。特别是中国，1970年代中消费品供应总量的增加基本上都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消耗掉了，人均实际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改善，但起码防止了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以及严重经济危机的出现。实践表明，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中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和百姓生活水平的连续性提高，就必须推动可以同时改善计划经济两类低效率的市场化改革。而1978年之后中国推动的“联产承包制改革”就是这样的改革，因为它通过“包产到户”极大提高了工作激励效率，但不能忽视的一点， 是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同时要伴随着农业机械，能源、化肥等农业投入的增加，只有这样才让中国在5-6年之间就基本解决了困扰国民经济三十年之久的农业消费品生产不足问题。进一步来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要通过渐进市场化改革取得成功，必须要同时增加对消费品的有效需求和消费品的有效供给。而中国转型早期的经验恰恰表明，两者都离不开国际环境改善后的军事压力降低：正是军工和为军工服务的重工行业压缩后，政府才能够腾出部分财政支出用于增加城市居民的工资，才有可能增加转型早期对消费品的有效需求；而军工与为军工服务的重工业压缩后就腾出了相当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用于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如是，一个渐进的市场化改革才可以启动。渐进市场化还有一个往往被忽视的如下好处：就是政府能通过超发货币来增加居民的收入，但同时又不带来过高的通货膨胀。实际上，1977年开始，国务院就开始上调部分职工工资，1978年更是全国职工普调一级工资，之后每年全国工资都进行一定程度的上调。而从19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开始推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扩大了企业财权，也在增加职工工资的同时开始发放奖金。尤其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在城市公有制企业全面推动建立以承包制为主的多种形式经济责任制，企业职工资金由企业根据经营状况自行决定。在承包制下，职工工资与奖金都出现了快速上涨，同时带动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实际发放的上涨。因此，企业承包制的广泛推行，导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日益倾向于企业和职工，政府也开始出现日益增大的显性与隐性财政赤字。由于中国转型早期的“洋跃进”投资过大，一九七九年中国的财政赤字达到170亿元这个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第二年仍保持高位（128亿元）。但是，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公开预算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8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都保持在2%的较高水平，而如果加上隐蔽赤字，即央行直接超发票子并通过专业银行向企业输血的部分，则可能达到10%的水平（黄佩华等，1993）[17]。事实上，自1978年以来，在长达十年的经济改革中，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始终显著大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加通货膨胀率之和（Yi，1990）。[18]除了1988年的价格改革期间，中国整体的通货膨胀率还是相当温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因为渐进市场化改革伴随着显著的货币化过程：更多原来没有货币化的生产要素被组合起来生产出了更多市场所需要的商品，而这些投入与产出扩大都对现金产生了巨大需求，使得大量的货币超发后并没有带来等量的最终产品需求，从而没有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具体而言，如果相当多的消费品由于货币超发而出现了超额需求， 而产品供应不能马上跟上的话， 那么市场价格就会很高，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平均利润率也会较高，那么现有企业就会想办法扩张产能，新的企业也会想办法进入该行业，无论是扩张既有产能还是新企业进入都需要持有相当数量的、以现金为主的货币去购买包括劳动力、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在内的投入品，而只有当生产完成，产品销售出去之后才能以现金方式获得回款。只要产品利润率较高，企业扩产和企业新建的过程就不会停止。在从金融系统获得贷款受到一定约束的情况下，各个企业会倾向于将所获得的利润的大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与投入品采购。此时，因上一期利润带来的现金就不会主要被用于提高收入和增加消费，而是会更多地被用来扩大再生产。换句话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或者说从“大炮”生产向“黄油”生产的转换过程中，只要消费品生产的产能还相对短缺，那么政府超发的货币就会在加大市场需求后以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被有效地用于刺激供给，而供给增加的过程中生产厂商必须持有大量的现金购买更多的生产投入，这些现金并不会直接和马上带来对消费品的超额需求，反而会增加消费品的供应升。因此，这一阶段政府即使超发货币后也不会带来过于严重的通货膨胀。换句话说，一旦可以通过压缩“大炮”而启动以“黄油”生产为目标的市场化转型，政府就可以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获得相当可观的铸币税收入，这些收入被投入到经济中去后，可以为增加产品供应和改善居民生活创造条件，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上升就可以实现。换句话说，只要渐进市场化开始启动，生产出来的各种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且产量不断增加，货币化过程就给政府带来了较高的铸币税收入，政府就有空间超发货币但并不带来恶性的通货膨胀。在中国转型早期的1980年代，铸币税甚至可以达到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却没有出现恶性通胀（Geneviève Boyreau-Debray, 1998），[19]就是因为生产者需要大量现金来扩大再生产，而不是获得现金后主要用于分配后再用于消费。一旦到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不少消费品产能出现了相对过剩，行业利润率开始明显下降之后，生产者持有现金并扩大再生产的激励就会逐步下降， 政府通过货币化为改革创造空间的机会就减少了，超发的货币就很容易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而这也正是198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所出现的情况。总结一下前面的讨论，如果国际战略环境没有因1972年这个关键历史节点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就很难在1972年之后推动比较稳固的行政性分权，在1978年之后也将很难通过压低军事支出来给城市职工增加收入，并在农村改革早期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也就不会带来对更多消费品的市场需求；也只有在压低军工支出之后，中国才能把更多的装备、能源与原材料产能从生产“大炮”转向生产“黄油”。因此，没有1972年国际环境变化为军工收缩这个“自上而下”变化创造出来的有利条件，中国很难在1978年启动“自下而上”的市场化改革，更不可能出现因市场化及货币化带来的消费品市场供需两旺的局面。相反，一旦压缩军工后的市场化过程启动，就会出现如下一个良性发展：城市工人的初始工资增长带来了对农产品的有效市场需求，农业改革则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引导更多的机械、能源、原材料产能转移到农业生产上来；而农业改革的成功以及公有制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加上伴随市场化货币化进程，快速增加了城乡居民的现金收入，带来了对轻工消费品的旺盛需求和地方乡镇企业、国有企业的大发展，并最终带动了军工压缩后上游腾出的重工机械、能源、原材料产能的充分利用。中国的上述情况与苏联的1980年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苏联当时也超发了大量货币，家庭储蓄相当可观，但由于该国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被中美关系改善后不得不日益增加的“大炮”生产所锁定，完全无法有效地增加消费品的供应。与此同时，苏联对外扩张带来的财政窟窿日益增大，又导致消费品进口上的捉襟见肘，结果是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通过增加利润分成来强化工作激励的国企改革都难以奏效：即使获得更高的收入，苏联百姓也难以在市场上购买到所需的消费品。正因如此，苏联的渐进市场化转型根本无法有效启动，只能在几乎太多选择的情况下走向1990年代初的全面的政治经济体系崩溃。中苏两国在计划时代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集权的方式动员资源去最大化武器生产来确保政权生存。然而，1960年代中期后苏联的石油大发现和1970年代后油价上涨，大幅度放松了苏联政府的财政预算约束，不仅使苏联可以直接进口消费品以保持一定的国民消费水平，而且还让该国进一步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理，并在国际关系上表现出巨大的侵略性，苏联的经济体制进一步集权化，且其所面临的国际政治与军事压力进一步加大。当1980年代国际油价下滑后，军工扩张与国际卷入的成本日益提高并锁住了大量资源，渐进市场化的改革没有成功的可能。在苏联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只有寻求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正常化，反而降低了自身军事压力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农业生产，中国的经济体制有条件开启一个从“从大炮转向黄油”的行政分权，并为1978年后的分权型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中苏之间的较小制度差异，与1972年这个关键历史节点的互动，可以很好地解释中苏在推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推动经济转型的不同道路。由于以上所揭示的历史原因，到1970年代早期，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比苏联相对要更为分权。但需要记住的一点，是这种分权只是一种行政性分权，是在计划体制下将部分资源从生产“大炮”转向生产“黄油”，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市场性分权。可这种行政性分权与军事压力下降、军工支出降低结合起来，恰恰为中国从1970年代后期开启一个相对平稳的渐进市场化转型创造了条件。上述分析框架有助于解释中国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渐进式市场化转型第一阶段的主要典型事实与转型动态。首先是相对温和通胀下的价格双轨制及其在1990年代早期的并轨。如前所述，正是渐进市场化伴随着货币化，政府就可以超发大量货币却不用担心恶性通胀，而超发的很多货币在承包制为主体的政府-企业利润分成改革中很容易转化为职工日益增高的工资与奖金收入，带来了对各类消费品的巨大需求。在超发货币快速提升消费品需求，而消费品供给只能逐步增加的情况下，消费品市场上市场价高于计划价的双轨制就自然出现了。与此相反，那些原来用于军工生产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因为军工产业压缩而被释放出来，就可以转而用于生产更多的工业与农业消费品，所以这些装备在转型早期并不会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甚至很多机械装备部门因为原计划价过高还会出现市场价格低于计划价的情况。随着更多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扩张消费品产能，消费品市场价与计划价逐步靠近，双轨开始逐步并轨，消费品生产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开始增加的时候，能源、原材料短缺才开始凸显，结果是这些行业的价格双轨往往会在消费品价格双轨之后才出现。到1990年代初中国政府收紧了货币供应总量之后，消费品以及大部分装备、能源、原材料等中间投入的双轨定价就基本消失。其次是地方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的兴衰。大部分转型文献认为，非国有（non-state）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是推动中国转型期增长的关键所在，这些企业基本上是市场导向型，因此解决了计划经济下那些困扰国有企业发展的低工作激励问题（Qian, 2017）[20]。需要指出的一点，用“非国有企业”来刻画中国1980年代大规模发展的乡镇企业并不非常准确。事实上，除了温州等少数地方外，1980年代中国各地涌现的大部分乡镇企业都是典型的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与这些公有制乡镇企业的主要差别，就是前者为县与县以上政府兴办的公有制企业，而后者为乡镇与村集体兴办的公有制企业。应该说，经济转型早期的中国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推动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而且还新建了更多的国有与乡镇企业。新建的公有制企业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公有制企业的不同，主要集中消费品生产部门，如服装、鞋和日用品等，即使有少部分企业生产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之类的中间品，也是面向最终消费品生产的。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开始依据市场价格进行生产并获得利润，而地方政府也开始通过利润分成对公有制企业的经理层与员工进行物质激励，这就改善了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的“工作激励低效率”。更重要的是，消费品生产的增加对上游重工业部门的产品如煤炭、钢铁、机械装备、电力等也产生了巨大需求，轻工业大发展带来了重工业大发展，这也让作为计划经济主体的重工业部门及国有企业更容易去接受市场化改革，甚至很多军工企业还可以通过提供机械装备以及直接生产耐用消费品来获益，这显然大幅度地降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阻力。在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转型中，计划与市场的双轨不仅反映在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的并存上，而且在国企内部也分出了“计划轨”生产和“市场轨”生产两个部分。事实上，1980年代中国的大部分国有企业不仅没有被私有化，反而还进一步发展壮大了。恰恰因为这个发展壮大本身主要是国企内部为市场生产的那部分产品增长所带来的，所以这些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并没有阻碍、反而还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实际上，直到1980年代末期，中国绝大部分轻工消费品，乃至能源、原材料、甚至是部分重化工业装备产品，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产品供不应求实际上就意味着只要有办法组织起新增产能，基本上无论建立什么产权性质的企业都可以实现盈利。也正因如此，包括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内的各类公有制企业，只要采用某些可以与利润挂钩的劳动绩效激励机制，就可以较好地调动企业经营层和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换句话说，在产能不足，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即使是公有制企业，只要找对了市场需求，就可以充分利用经济中充沛的劳动力组织消费品生产并获得利润。而作为这些公有制企业所有者的各级政府，就完全可以通过“承包制”等多种激励方式进行利润留成，通过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而非所有制的改革去激励企业管理层及工人努力工作。只要消费品供不应求，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就不是一个太大问题。实际上，相比于私营企业，甚至因其可容忍一定程度的冗员，公有制企业更有利于转型初期的社会稳定。换句话说，中国的改革首先是通过军工压缩来转移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去支持更为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生产，这本身就改善了计划经济中的“资源误配低效率”，并带来早期农业和轻工行业的较高利润，而这个利润本身又可以通过承包等方式用于激励农户及公有制企业雇员努力工作，这就进一步改善了原有计划经济中的“工作激励低效率”。在中国，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都是先通过放开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业进入管制，充分利用丰富劳动力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生产更多消费品来首先改善计划经济的第一类资源误配低效率，再利用第一类低效率改善后出现的利润与购买力来激励劳动者来提升第二类低效率。这种以第一类低效率改善为第二类低效率改善创造有利条件的良性叠加机制，恰恰是中国早期并没有推动企业私有化、但却仍可获得高速增长的关键所在。显然，消费品生产行业的产能不足、消费品供不应求只是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对于典型的市场经济而言，只要没有人为设置的、过高的行业准入管制，产能就会很快扩张、并迅速出现行业平均利润趋近于零的常态。也正是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各地国企与乡镇企业不断扩建、新建，中国消费品乃至于能源原材料的短缺局面开始得到根本扭转，制造业全行业平均利润也从早期的30-40%较快地下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原来那种生产什么都能赚钱的好日子结束了。一旦盈利变得日益困难，公有制企业不可避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负赢不负亏”、“所有者缺位”等基本矛盾就会开始凸显。当时，地方政府、企业与银行之间存在特殊的关联。为了保税收、保就业，地方政府往往会为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进行担保以便于后者从银行贷款。这样，当产能过剩后，这些具有“软预算约束”的地方国企和乡镇企业就很容易给中国的金融系统带来了不断增加的坏账。到1990年代前中期，当中央政府意识到其中蕴含的重大金融风险并逐步采取措施断奶后，地方政府通过破产、改制乃至直接民营化去“甩包袱”的行动就自然而然地展开了。显然，制造业产能不足、产品供不应求只是社会主义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不可能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只要没有人为设置的过高行业进入管制，行业产能就会迅速扩张、并带来行业平均利润趋近于零的常态。此时，以私有产权为特征的民营企业一般而言就是一个占优的所有权制度安排。正是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之前和同期各地国企与乡镇企业不断扩建与新建，以及宏观紧缩的政策，中国的消费品、能源、原材料的短缺局面开始得到了全面扭转，制造业全行业平均利润率也从早期的30-40%较快地下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此时，要有效激励公有制企业的管理层和工人努力工作，政府就必须不断提高企业利润留成的比例。实际情况也恰恰如此。当这些竞争性行业平均利润趋近于零时，承包合同中企业利润留成比例已经趋近于100%（诺顿，2007）。[21]到1990年代中期，当中央政府意识到其中蕴含的重大金融风险并采取果断措施对亏损的地方国企与乡镇企业断奶后，地方政府通过破产、改制乃至直接民营化的“甩包袱”行动就自然展开了。上述讨论要说明的关键一点，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早期，政府并不一定要快速、全面地推动私有化，而完全可以在转型早期消费品生产供不应求时通过降低消费品生产行业的进入管制来改善计划经济（第一类）资源配置低效率，而这又将创造可以让政府、企业、员工共享的利润，尤其是将员工收入与企业效益有效挂钩，就可以大幅度改善传统计划经济的（第二类）工作激励低效率。当国民经济中的消费品短缺现象逐步减少，甚至产能开始过剩时，公有制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就会开始凸显，那时候再推动企业的民营化都不为迟。此时，国民经济已取得了可观的增长，各级政府开始具备较为雄厚的财力来为那些下岗职工买单，甚至还可以为利用部分财力，利用因经济增长而不断壮大的金融系统为公有制企业带来的坏账买单。在经济增长后，不断壮大的民营企业还可以为下岗职工的就业转换提供有效的减震，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经济转型中可以总结的宝贵经验。最后，这个框架还有助于解释1980年代中国财政的相对分权与1994年后的再集权。一般认为，1980年代以“分灶吃饭”为主要特点的“财政承包制”， 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在“财政承包制”下，通过设立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和其他调剂收入等形式，中央与省、省与更低级政府形成了“分灶吃饭”的财政格局：下级与上级政府约定未来一定时期（如省与中央是三年）的财政收入固定上缴额（或补贴额），而超额部分给予地方较高的边际分成。关于中国转型的主流经济学文献认为，高边际分成比例所带来的激励推动了地方政府大办国企与乡镇企业。但如果仔细考察中国1980年代的“财政承包制”，却很容易发现这个体制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上级政府有很大自由裁量权去单方面更改财政承包合同。比如，这个体制在1980年代就至少有三次调整，而每次调整中央都会扩大地方的固定上缴部分，而为缓解地方政府的抵抗，对超出固定上缴额度的部分，还往往会调高地方的边际分成比例。比如，地方在上一轮“财政承包制”合同下，约定每年向中央固定上缴X亿，超过X亿的部分地方与中央四六分成，但一旦三年承包期满，中央看到地方税收增加很快，就会大幅度提高每年固定上缴的数额为Y>X，而超出部分地方可拿七成。甚至还出现过某些年份中央因财政困难找某些发达省份借钱，但次年不仅不还钱，反而要求按上年借款水平来每年上缴固定额度的情况。有意思的问题就来了：既然包括中央在内的上级政府可以凭借其对地方的压倒性权力提高固定上缴的集中收入，为什么1980年代地方还有积极性去大办国企与乡镇企业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上述反常的现象。首先是彼时地方政府与本地企业的特殊关系。当时地方政府以所有者身份大办国企与乡镇企业，地方政府自然可以控制企业的现金流，加上各地税务机构基本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上，后者可直接决定当年从本地企业收缴多少利税及相应隐藏多少利税收入。在1980年代，各地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把肉烂在锅里”：即地方可以隐藏企业利润或故意减税来藏富于企业，抑或干脆将本该收缴的预算内收入转为（与本地公有企业账户关联的）预算外收入，后者可以完全由地方政府掌控并自行支出。地方还可以直接通过行政命令要求企业为地方政府本来应该负责的支出项目买单并直接计入企业成本，如此降低企业利润后的应缴利税自然减少。显然，一旦企业利税被税务系统全额上收，未来就可能被中央以改变财政承包合同的方式拿走。而上述地方政府直接兴办国有与乡镇企业并控制其现金流来隐藏利税的能力，自然也就大幅降低了上级政府过度集中收入的可能性。其次，在中央有权力单方面修改财政承包合同“财政承包制”下，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本地公有企业发展的第二个关键原因，是地方自办企业主要集中在下游消费品生产部门，而这些部门的发展会直接增加对上游能源、原材料、重化工装备行业产品的需求，而上游行业国企又主要掌握在省与中央手里，并直接向省级政府与中央政府缴纳相应利税。因此，如果在“财政承包制”下上级政府过度进行攫取，其效果除了迫使地方更多“藏钱”外，还会最终降低地方政府发展本地公有制企业的积极性，进而降低地方的下游消费品产业对中央、省级上游重化工企业的带动效应，后者可以向中央利税的缴纳自然减少。换句话说，上级政府的过度汲取行为将带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效果。总之，1980年代的政企关系以及制造业产业的上下游关系，共同决定了当时的政府间关系必然是相对分权的。在这一体制下，中央既无必要、也很难做到过度地集中收入：正是地方拥有下游消费品制造业企业，中央拥有上游能源、原材料、重化工装备制造业企业，在整体产能短缺时下游增长会带动上游，中央即使光靠自有企业的发展也可加快增加收入，就没有必要通过过度“抢钱”来引发地方政府的“藏钱”行动。因此，虽然当时上级政府有不断改变财政承包合同的行动，但这些行动始终没有过度，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不断调整财政承包合同的行动也不那么担忧：毕竟你要想多拿，我就会多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1980年代相对分权的“财政承包制”，与其说是当时经济迅速增长的体制基础，不如说是当时特定转轨路径下政府—企业、上游—下游两个关系所内生的结果。事实上，当中国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产能过剩后，地方国企与乡镇企业的利润就开始迅速下降。在中央不断调整财政承包合同的压力之下，地方自然倾向于藏匿更多收入到预算外。同时，地方所有的下游制造业增长缓慢必然会带来上游重化工业增长的失速，并让中央财政受到了“双重诅咒”：无论是地方分享部分，还是央企独享部分都增长缓慢，中央收入占总预算收入比重从1980年代中期的一半以上急剧下降到略高于两成。面对严峻的财政形势，以及进一步规范化税制、调整政府间财权事责的需要， 1994年中央政府干脆单方面推翻了“财政承包制”，重起炉灶实施了更为集权的“分税制”。中央对制造业引入了很难逃避的增值税，并一举拿走其中的75%，还独享乐关税与消费税，只给地方留下了当时税额不大的营业税、所得税及另外十几个小税种。这样，中央占全国预算内收入的比重很快超过一半，之后也一直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显然，1994年“分税制”的顺利推动表明，中央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甚至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实际上，“分税制”改革初期，中央曾承诺未来相当时期内政府间财政关系将保持稳定。但当本世纪初中央发现地方所得税增加较快后，又于2002年开始推动所得税分成。2003年后，所得税的中央分享比例高达六成。本文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整体性分析框架解释中国1978年-1990年代中期的市场化转型过程。我们首先指出，前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以牺牲居民消费为代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手段的军工最大化。尽管在苏联与中国计划时代时期的某些阶段，都存在将部分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从为国防部门服务转向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情况，也对应着经济管理模式从“条条管理”略微偏向于“块块管理”，但这种调整其实只是非常有限的行政性分权，其增长效应也因无法提高劳动者的工作与创新激励表现为短期和一次性。整体来看，苏联与中国在计划时代本质上都是相当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与地方政府相比，中央部委在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方面一直占据着更为主导的地位。因此，既有文献中关于政府组织形式差别(中国块块管理与苏联的条条管理)及其对转型绩效的影响可能被夸大了。本文还指出，苏联特别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大规模开发，导致1960年代中期后该国在国际政治、军事领域变得日益咄咄逼人，而这又引发了中美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在1972年后开始缓和关系，后者在降低中国军事压力下降的同时，逐步增加了苏联的军事压力。本文提出，1972年这个关键历史节点与中苏初始制度较小差异的交互作用，使得中国与苏联在其后各自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时走上了分歧的道路：一方面，通过降低军事压力与开支，这个交互作用不仅帮助中国实现了较为稳定的行政性分权，并为1978年后中国实现相对平稳的渐进式市场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个交互作用使得苏联的经济体制进一步集权化，造就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军工、重工利益集团，整体的经济管理体制也进一步僵化，并同时增加了苏联的军事压力，并让苏联在国际政治与军事斗争中难以自拔，锁定了大量宝贵的资源。结果是苏联在1980年代根本无法推动以增加消费品生产为目标的市场化改革，而不得不等到1990年代初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全面崩溃，最终为效果不彰的休克疗法打开了大门。本文提出的解释框架还有助于理解中国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的主要转型动态，包括价格双轨制的出现与消失，地方国企与乡镇企业早期的快速壮大与最后的私有化，以及从1980年代分权型的“财政承包制”向1994年更为集权型“分税制”的转换。类似的思路甚至可以分析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第二阶段转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逐步发展出来一个以投资驱动与出口导向为主要特点的新增长模式。这个模式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日、韩、台的“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而且也取得了与日、韩、台快速增长时期相当的经济增长率。但中国在收入不平等、环境污染、社会稳定、城市土地利用多方面的表现却要差很多。如果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在劳动力、资源禀赋等初始条件方面与日、韩、台非常相似，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发展绩效上的重大差异？我们的研究表明（陶然，苏福兵，2021），[22]虽然1992年“南巡讲话”后中国重启了市场化改革进程，而且随着后来的地方国企、乡镇企业改制，财政与金融改革，以及中国加入WTO等进程，中国也逐步构建了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经济体制安排，但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个有待全面完善的市场化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分别保持了金融部门、制造业上游与非金融高端服务业、城市商住用地领域的“三领域行政性垄断”；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国际和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有力支持了 “一类市场化竞争”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并最终为各级政府取得税收收入，为上游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地方土地储备部门抽取高额的垄断租金创造了条件。虽然中国的当前发展模式也推动了一定时期的高增长，但同时还带来了不断扩大的收入与财富差距，因压制劳工、强制性征地与环境污染所致的社会不稳定，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与投资，外汇储备过快增加，货币超发，城市土地利用结构扭曲，商住与工业用地价差不断扩大，资产泡沫与国际贸易冲突等近年来日益凸显的结构性问题。如果未来不能通过体制改革来建立一个更全面、更平衡的良性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仍然存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注释：
[1]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12
[2] Jeffrey D. Sachs, Wing Wo and Xiaokai Yang，2000，“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0, vol. 1, issue 2, 423-479；Sachs, J. and Woo, W.T., 2001,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4:1, 1-50；Jeffrey Sachs, Wing Wo and Xiaokai Yang，“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0, vol. 1, issue 2, 423-479[3] Gerard Roland,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Politics, Firms, Markets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4] 陆南泉等，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5] Qian, Y., & Xu, C. (1993).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2), 135-170.[6] Montinola, Gabriella, Yingyi Qian, and Barry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no. 1 (1995): 50–81.[7] 陆南泉、张础、 陈义初 ，《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 [8] 杨继绳， “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 二十一世纪》， 2016年8月号，总第一五六期 [9] 杨继绳， “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 二十一世纪》， 2016年8月号，总第一五六期 [10] 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 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1] 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2] 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01 by Weidenfeld & Nicolson。[13] Naughton, Barry.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Naughton, Barry.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4] 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2010， 中国统计出版社 [15] Chris Miller. The Struggle to Save the Soviet Economy: Mikhail Gorbachev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6. Pp. xvi, 244[16] 科斯、王宁著，《变革中国：市场经济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远东出版社，2010。[17] 黄佩华、K.黑蒂、胡永泰， 《中国经济改革与财政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18] Yi, G. 1990. "Inflation and price insta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Elsevier, vol. 1(2), pages 155-165.[19] Geneviève Boyreau-Debray, "Money Demand and the Potential of Seigniorage in China" , Working Papers 199821, CERDI(1998). [20] Qian Yingyi, 2017 How Reform Worked in China: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 to Market. MIT Press[21] 巴里·诺顿 ，《中国经济 转型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22] 陶然、苏福兵，“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两个备择理论假说和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 ，《比较》 2021年第三辑， 总第11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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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精简版发表于 《二十一世纪》（2019年二月号，总171期）。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 ：两个备择理论假说和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1）
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 ：两个备择理论假说和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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