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作者｜周雪光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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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去法国旅行，想读一些与法国历史有关的书籍预热一下。打开Amazon 网上书店搜索，不料展示出来的法国史书籍大部分都与法国大革命有关，可见这个事件在法国史上的地位，于是想到了这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法] 托克维尔 著冯棠 译；桂裕芳 张芝联 校；商务印书馆 1997）。在iPad上找到了自己保存的电子版，上面有一些红线涂痕，以前浏览过，但印象不深了，索性重新阅读。

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对近代欧洲进而世界格局的冲击，类似于苏维埃革命对二十世纪的冲击。这本书以近距离观察和分析而闻名于世。这本书出版于1856年，距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半个世纪，其过程和影响已经充分展现，但仍在持续之中。这本书的写作正值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复辟时期。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风格介于时事评论、学术研究与政论之间，读来仍然发人深省，浮想联翩。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在大学读书时就接触过，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似乎更有生命力了。不知是作者远见卓识，还是我们的今天距离作者的时代相去不远？

一

如作者言，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在于推翻旧制度，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视角，“关于社会地位和民事、政治法律准则的崭新观念，如人类生来平等，因此应废除种姓、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人们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高无上，同一规章制度…”，“它们是大革命最经久最实在的功绩。”（P 46）

法国大革命的特点是，其精神超越国界，引起欧洲各国的响应和传播，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作者提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具有一般意义，如同宗教教义那样。“法国革命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始终追溯到更具普遍性的，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正因如此，法国革命既能为一切人所理解，又能到处为人仿效。”（52） “伟大的新事物在于，那样众多的民族竟达到这样的水平，使他们能有效地使用这些手段，并轻而易举地接受这些准则。”（53）

我想，这是今天阅读这本书仍感其充满活力的原因所在，即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和见解，具有一般性意义，超越了一时一地文化背景的特定界限。

二

这本书的主题是，追溯法国大革命的渊源，特别是与旧制度之间的关系。正如特克维尔所说，大革命与旧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孕育于旧制度之中。作者的讨论集中在这样一个悖论：与其他时期和其他国家的各种革命不同，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打碎了旧制度的方方面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但与此同时，她又是建立在旧制度的基础之上，因此带来了特定的发展路径。作者写道，“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次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

也就是说，欲认识大革命及其随后的制度，需要发掘它的历史渊源。

作者的中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是在旧制度中央集权基础上发生的，并且继承了这一制度。特克维尔的讨论大致如下。法国的中央集权建立在近代国家的基础之上，早在17世纪后已经走上了绝对国家（absolute state）的道路。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在于王权的专断权力。书中追溯了国王与司法机构关系，提供了详实证据。在大革命前夕，司法机构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王权；但王权可以超越司法机构，将诸多权力揽在王权名下，而且没有遇到抵制。法律约束官员，但王权超越法律。作者引用当时王权官员的解释：“普通法官须服从既定法规，他们必须镇压违法行为；但是御前会议永远可以出于实用目的违反法规。”（93）

由此想到，史学家孔飞力在《叫魂》中提及的君主专断权与官僚权力间关系来自韦伯的叙述，而韦伯的讨论正是基于欧洲经历。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西欧正处于绝对国家（absolute state）的时期。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e State）一书对此有深入的讨论。

与绝对国家权力扩展相对应的是贵族和领主实际权力的衰落但其特权持续的状况。托克维尔提出，这一状况激起人们对贵族与特权的更大厌恶与抗争。一个与此相关的观点是，贵族存在有助于制约王权专制，也提供了解决地方性问题的机制。随着贵族的没落，专制国家大权独揽，加强政府科层组织，因此“政府由统治者变为监护人“，各种地方性问题导向国家权力，使得民众与国家直接关联起来。民众对领主的反抗隐含了对绝对国家的抗争。这个观点与史学家蒂利关于法国社会抗争运动的研究发现不谋而合，但比后者早了一个多世纪。

在我看来，特克维尔笔下的法国贵族的这个功能，在中国历史上是由家族和地方绅士承担的。这一重要差别为历史上的中国国家建构打上了鲜明烙印。

托克维尔提出，革命摧枯拉巧地扫除中间阶层，则更有利于专制权力，“因为这种平等的表面便于权力的执行”（47），便于走向中央集权。正因为此，托克维尔反复强调一个道理，“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34）

然而，这种中央集权具有“既脆弱又强大”的两面性。法国在大革命后王朝复辟与重建共和的反复交替，似乎验证了托克维尔的这一命题。这本书写作时期正值拿破仑三世王朝复辟，作者自我放逐，笔触下不时流露出悲愤和失望色彩。随后的历史表明，大革命精神战胜了短暂的王朝复辟，在随后的共和国历程中发扬光大。但托克维尔说的对，即使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辨认出法国历史留下的深深痕迹；与此同时，大革命的精神也成为历史遗产影响着当代社会。

三

这本书中对历史上法国王权与政府体制有精辟的观察和讨论，与中国历史上的情景似曾相识。在“第六章 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中，作者描述到，旧制度中的政府很少进行最为必要的改革，但不断地更改某些规章或法律；法律不断制定和更改，但在执行过程中则大打折扣，为基层官员所变通。“政府不断允许人们援引例外，而不按它自己的命令办事。它很少破坏法律，但它每天都根据特殊情况，为了办事方便起见，悄悄地将法律向任一方向扭曲。”（105）  旧制度“条规强硬严峻，实行起来软弱松怠；这是它的特点。”（106）

权力与压力是对称的：“18世纪屡屡发生饥荒，在饥荒时期，各财政区的居民全都求助于总督，似乎只有从他那里才能得到粮食。的确，每个人都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

集权导致社会的同质性和单一化。首都成为法兰西中心，“汲取全国精华”。“思想动力只来自中央。巴黎已经吞噬了外省”，外省人士“甚至不敢有主见，除非他们已经知道巴黎在想些什么。”（ 113 ）贵族与资产阶级被排除公共生活之外，不知治国之道，官僚们也不知道。“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180）

托克维尔注意到，各省间以及各省内的人们, 不同阶级的人们，至少是比平民百姓更高地位的人，变得越来越相似，尽管他们的地位各异“（117）。”一个比以往世界上可能见到的任何社会都更为密集、更为一致的冰冷的社会。” 他们又分割为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这些不同团体尽管极端微小，仍在不断向细微分化；它们每天都在清洗内部可能存在的异质部分，以便缩简为单一原素。” （133）作者将这一状况称为“集体的个人主义”。（134）

这个描述让我想起马克思关于法国农民像是马铃薯的比喻：用袋子装起来则成为一体，而一旦倒出来则成为一个个毫无关联的个体。这是因为，人们个体化导致公共空间和公共意识的缺失，专制制度使他们彼此孤立，情感消沉。因此，作者特别倡导自由精神，认为其可以增强人们的公民感和参与公共生活的愿望。

我们从以上图景中看到，民众们四分五裂，闭关自守，王权四处扩展，强大有力。为什么会产生大革命呢？作者提及，历史上习俗风尚，包括人们的反抗精神，使形形色色的特征保留其坚固性和鲜明性。（146）正因为此，托克维尔认为，自由对于大革命更为重要，但又指出，“这种不正规的、病态的自由为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准备了条件，那么，这种自由使法国人比其他任何民众也许更不适于在专制制度的遗址上，建立起和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156）

特克维尔特别讨论了法国文人的作用。与英国文人不同，法国文人不参与公职，但关心政治。在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他们追求理性和自然然则来取代统治社会的传统习惯。这一思想在18世纪深入民心。与英国不同，在法国，政界与理论界毫不相干，（181） 更为理想主义。而这些理想主义色彩一旦与民众相结合，就会迸发出巨大的冲击力。因此，作者特别倡导自由精神，人的权利，因为如此才能免受专制暴政的摧残，不会酿成暴力迸发。

四

多年前我在巴黎附近枫丹白露的法国工商学院访学半年。那时的经历让我感到，法国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政府的突出位置，单位制福利，等等。这本书道出了这个感受背后的道理，法国大革命没有摧毁旧制度的高度集权体制，而是继承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共和国。也因此延续了高度集权的一系列特点。中法虽然在文化与政治传统上相去甚远，但有类似的中央集权架构，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因此表现出诸多类似的特点。

在托克维尔的笔下，欧洲他国特别是英国为认识法国大革命的特点提供了一个比较框架。而托克维尔的讨论也可以为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一个比较框架。阅读期间不时在托克维尔的描述中看到历史中国的影子，也想到两者不同的方方面面。例如，法国的文人与中国的士大夫，法国的贵族与中国的家族制，法国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与中国文化中的礼制传统，等等。

正文后面的注释也极有价值，特别是关于罗马法、大革命前夕贵族陈情书，理性的角色等。例如，作者提出，“有人说，十八世纪哲学的特点是对人类理性的崇拜，是无限信赖理性的威力，凭此就可以随意改造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尚。”但那不是人类理性，而是积极倡导者自以为是的理性。作者指出，前一种理性“导致了自由”，而后一种理性“只不过发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260）这一见解颇为深刻，让我联想到了“有限理性”的学术文献。

一点感受。有些翻译字眼的表达，中文读下来，意思模糊，找到英文（对法文原文）的翻译查看，才感到表达到位了。这里说的不是中文翻译问题，而是关于某一制度或做法在英文中更能找到相关的背景感受，而中国文化距离欧洲历史遥远，虽然中文翻译无误，但中文词语表达常常难以帮助读者带入彼时彼地的历史情景。

培根名言道：读史使人明智。托克维尔道出了其中的道理，“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104）  因此，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各种大戏表演的来龙去脉，从原作来认识复制品。这些历史脉络也让我们看到了大潮流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因此坦然对待之。

这本书属于我所欣赏的那类言简意赅又回味无穷的“大家小书”。希望有一天读到（或写出）关于中国的这样一本书。

—End—

本文来自周雪光教授的微博，特别推荐阅读相关著作。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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