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世界极速缩小到地球村，跨越太平洋、大西洋的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可以在clubhouse随意串门交流，如同村头广场或街头灯下人们溜达唠嗑。在这个大背景下，跨文化的边界似乎不再明显，人们依着自己的文化栏杆，懒散地打量着不远的对方，不再陌生，不再好奇，无需用心理解了。旅行者如此，学者如此，社会活动家亦是如此。我想起人类学家格尔茨的文章 “From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收入论文集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by Clifford Geertz. NY: Basic Books, 1983）论文集）。当年看到文章的题目，就引发了我的好奇和阅读冲动。社会科学研究者，特别是人类学家或其他田野工作者，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进入观察对象的思维世界和情感生活，知其思、感其情，把握他们思考、感受和认知的角度，即所谓“从当地人角度来看世界”。虽然格尔茨关注的是人类学知识，但其中道理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社会科学知识。
这篇文章以人类学界轰动一时的一个事件为引子。1967年，已故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遗孀将他从事田野研究时的私人日记出版发行。之所以称之为“私人日记”是因为人类学家在从事田野研究时通常有记录详细的工作笔记，以为研究工作的第一手资料。在此之外，马林诺斯基还另外记录了自己心情感受，想来是仅供自己过目的日记。日记中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些当地人—颇有不敬之词。发表以后，引起人类学界轩然大波。如果研究者带有“偏见”来看待当地人，应该如何评价他们作品的学术意义？格尔茨借此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研究者无法完全依当地人那样思考、感受或认知，那么，关于当地人思考感受和认知的人类学知识何以可能？在这里，“当地人”与“外来人”的关系成为关注点。格尔茨提出了“近距经验”（experience-near）与“远程经验”（experience-distant）一对概念，前者指当地人根据自己生活经验而来的思考和感知；后者指外来人—旅行者、牧师，特别是研究者—用来服务于各自目标的诸多概念。两者间不是质的不同而是量的差异；从知识角度来看，各有优劣。例如，将“害怕”（fear）与“恐惧症”（phobia）对比一下，前者偏于直观感受，后者困于抽象术语。格尔茨认为，人类学研究的理想是找到两者间的平衡点。人类学研究以及由此而来的外来人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接近“当地人”思考和感知的方式和途径。作者以自己在三个文化背景下的田野研究为例，讨论这样一个命题：作为外来人的人类学家，如何把握“当地人”思考和感知的方式和途径。我们看一下格尔茨如何从外来人角度认识“当地人”的思维世界的。他的聚焦点是，当地人是如何定义“自我”（how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define themselves as persons）。我们可以通过认识、解释（interpret）当地人定义自我的各种方式（语言，形象，行为）来认识他们的视角。第一个田野调查，位于印尼的爪哇（Java）。当地人虽然生活艰辛，但有探究精神世界的兴趣。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内在”（inside）与“外在”（outside）是一对重要概念。对于当地人来说，内在与外在之分不同于我们通常熟悉的“灵魂”与“肉体”之别，而是两种并存共生但平行独立的秩序。当地人追求的是，“内在”情绪的宗教约束，“外在”行为举止得当。若内在与外在均修炼得当，则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品质。与此相应的则是文化上的品味，即优雅与粗鲁之分。按照格尔茨的话来说，这里体现出的“自我”，是一个没有举止的感受与没有感受的举止相并列的两元概念。举例来说，当地一位年轻男子在青梅竹马的妻子意外去世后，将心中痛苦起伏的情绪按捺熨平，用平静的口吻为妻子缺席向他人道歉。对于学者们来说，他们自身的文化中行为与感受密切融合互动，正是外来人的经历使得他们有独到的角度来感受爪哇人的“自我”建构的力量。第二个例子来自巴厘（Bali）。与伊斯兰教化的爪哇人不同，在巴厘（Bali），当地人受到持续的印度教影响更大，其文化上的自我概念也很是不同。在这里，人们附属在一个等级制度之中，其中有各种角色标签和等级地位，人们在这些角色地位中穿梭来往，但这个制度本身稳定不变。格尔茨的例子显示出“远距经验”观察而来的抽象能力。在巴厘岛，人们间关系按照各种出生次序来安排（first-born, second-born），但这个秩序安排并不是以具体个人或经历（如死亡）不同而调整，而是稳定不变。也就是说，所谓自我，只是在大的社会等级结构的位置中临时扮演的角色。角色超越自我，秩序高于个人。在这样的社会中，通常有关于社会角色的丰富概念词汇。这让我想起中国社会中复杂多样的亲属角色以及他们背后蕴含的地位关系意义。摩洛哥（Morocco）是第三个田野地点。在这里，格尔茨注意到人们表达自我的一种独特的语义形式，即显示不同群体及个人的分类从属关系，如某地人，某某家族，等等。这种从属关系进而结合进入当地人的姓名，体现了他们的身份。有趣的是，这些身份标签只有在面对外界时才显示出来，在群体内部互动时则隐而不见。也就是说，名字称谓所体现的自我概念是相对的；在不同情景下、针对不同的群体关系而各有不同。在格尔茨看来，这一自我概念恰恰适合了摩洛哥多元融合但又各有边界身份的文化状态，使得人们一方面保留了各自的身份印证，但又不影响多元文化中的交融互动。三个不同的文化，三个不同的自我。多年前组织学新制度学派创始人John Meyer特别关注自我（personhood），认为西方的理性制度环境塑造了新型的“自我”，理性、独立、自以为是。记得我们一起讨论“reputation”项目时，他时常回到personhood这一概念上，指出个人的自我意识如何影响了他们在信誉市场上的行动。也许这正是外来人的特有角度，是这里讨论的 “自我”概念的的大背景。格尔茨以三种不同文化中的不同“自我”认知，说明了一个道理，人类学的理解来自从整体到局部又从局部到整体的往返映照，来自“贴近经验”与“远离经验”两个过程之间的互动。不仅要有“进入”的近距感受，而且还能有“跳出”的远程俯瞰，才能获得人类学意义上的理解。若不深入其中，则粗枝大叶，无从体会；若过于沉浸其中，则一叶蔽目，不见森林。认识“当地人”的视角，不意味着必须进入（获得）当地人的视角。“外来人”可以有特定的概念和思路来比较认识“当地人”的思维、感受和认知。因为外来人的不同视角，或许更有助于看到“近距经验”所看不到的方面，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重要的是，通过有心的文化解释，在不同距离的经验找到平衡，理解和解读当地人的视角。不久前听讲座，关于中国民营企业到非洲国家创业经历的故事和研究。学者们正跟踪研究这些正在发生的投资或开发等事件活动。与针对跨文化的经济活动的研究活动相比，格尔茨在这里的讨论似乎更属于“基础研究”：提炼基本分析概念，开发思考角度以认识不同的的行动逻辑。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研究工作，应用研究能走多远呢？其实，许多互动都有“外来人”与“当地人”之别，包括学术研究工作。对于学者来说，其研究对象—村民、外卖小哥、企业家、政府官员、农民工、异国他乡投资环境中的工人，还有不同文化中的学者—都是“当地人”，有各自的思维、感受和认知。学者需要怎样的努力才能在“近距经验”与“远程经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更好地把握当地人的思维、感受和认知呢？这些努力又怎样成为社会科学知识的一个部分呢？
本文来自周雪光教授的微博，特别推荐购买文中涉及的著作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欢迎点击关注👇
👇 点阅读原文查看推荐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