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甲：25岁生日那天我一个人领了结婚证
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
文/陈行甲
那一次我在中山待了五天。我们有两天基本闭门不出，就是关在家里做饭和说话，从早上说到中午，从白天说到黑夜。霞那时和一个女同事住着两室一厅的套房，女同事已放寒假回老家，霞就住她的房间，我住霞的房间。晚上我们会拥抱说晚安，然后我把霞送到同事的房间门口看着她微笑着关上房门，我再回霞的房间睡觉。
五天后我和霞一起坐广州到武汉的火车准备各自回湖北的老家过年。我们没有买到卧铺票，霞说她这几年也是很少抢到卧铺票，每次春节往返湖北黄石老家也都是只能买坐票。那时从广州到武汉火车要十几个小时，记得那次是在广州下午七点钟上车，第二天十点多到武汉。火车上我一整夜没睡，让霞靠着我，或枕着我的肩或枕着我的腿睡觉。眼前的霞疲惫得像一只玩累了的猫咪，乖乖地一会儿伏在我的肩旁一会儿躺在我的怀里，我握着霞的手，小心地护着霞安睡。火车哐当哐当地走着，窗外不时掠过一点灯光，我半抱着霞不停地流泪，心里想着霞这几年受过多少苦，而我终于可以为我的爱人做这么一点点的事情让她在旅途中安心地睡这么一小会儿了。
到了武汉我和霞就分东西两个方向各回各家，她回黄石，我回兴山。那年的春节我们又是电话又是信，不停地讨论着我们的下一步未来。事实上那次考研的感觉很好，虽然竞争也比较激烈，但是我相信自己的实力，再加上确实复习得很好，考试发挥自我感觉也很顺。霞也感觉到了我的状态，很是高兴，所以我们基本上已经在乐观地规划下一步的学习和工作安排了。
然而，命运跟我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三月份考研成绩发榜，我的总分是337，比面试分数线315分高出22分，在所有报考这个学院的全国考生中总分第六，而这个学院的招生名额是十个。但是，当年考研和高考最大的区别是，高考只有总分这一个录取分数线，而研究生考试除了总分以外，还有单科分数线。九五年考研的单科分数线是45分，而我的政治是44分。
多年后，当我从政被中共中央表彰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之后，我曾在一次跟巴东一中的孩子们座谈学习体会时，回忆自己高考和考研两次被政治这门课拖后腿的囧事，自嘲地说事实证明我的政治是及格的，是当年的政治老师出题出得太偏了，搞得我怕了政治课这么多年。事后的玩笑好像很轻松，当时可是天都黑下来的感觉。就这政治课差的1分，死死地把我挡在录取之外。
当年事实上有一个补救的机会，就是可以缴8000元的培养费读自费研究生。当时我的月工资是122元，8000元对我是一个天文数字。我的父亲逢人便说他最自豪的事就是儿女读书争气，没额外花过他一分钱。面对辛劳俭朴的父母，我无论如何打不开这个口找他们要8000元供我去读自费研究生。那时霞的工资几乎是我的十倍，在广东的几年，她多少有了一点积蓄，霞提出来由她来出这8000元钱。我几乎是第一时间拒绝了霞的这个提议，一是内心里那隐隐的大丈夫气作祟，想着花女朋友的巨款去读书怎么有脸；再说也确实觉得气恼，就差1分，哪怕差多一点我也好想一点，这1分要拿霞辛辛苦苦攒的8000元去买，内心那个堵啊，自责得恨不得去自残。
从三月到四月，我整个人几乎处在梦游状态，看着很清楚的前方，突然路又被堵死了，而且是这样一种吊打加调戏的堵法，让人沮丧得心如死灰。霞很着急，又是信又是电话，我拒绝了她给我出钱以后，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九五年四月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阴天，早上上班后我就收到一封信，是霞写来的，打开一看，有六页纸。霞在信中通篇没有说分手两个字，但是那种对我们的未来不知所措的痛苦彷徨分分明明地表达出了分手的意思。我把信叠起来放进信封，我的身体是麻木的，我的头脑也是麻木的，像一个挨了重锤打击被打蒙了的倒霉鬼又挨了一重锤，已经感觉不出痛了。
大约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办公室的电话响起了，我感觉自己已经没有了接电话的力气。平时办公室有四个人，那一刻很奇怪，三个同事都出去办事去了，只有我一个人。我撑着桌子走到电话机旁边拿起电话，是霞。霞说是行甲吧，我说是我，霞沉默了一会儿说行甲你最近几天可能会收到我的一封信，收到后千万不要打开，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已经收到了，是今天早上收到的，我已经看过了，电话那头又是沉默，大约过了三秒钟，或者五秒钟，总之是很短的沉默，霞说行甲你等我，我过你那里来，我说哦，霞说我辞掉这边的工作，我到你那里来，我沉默了一两秒钟说好的，那边霞就挂了电话。
后来霞告诉我，那天她是在街头用磁卡电话给我打的电话，因为她怕在办公室打电话被人听见。放下电话她骑着自行车狂奔回单位，一路上泪流满面，她觉得自己做了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7
九五年的夏天，霞决定放暑假后亲自来兴山看看。我知道霞从小在城市长大，没到过山区甚至没去过农村，所以提前做了很多铺垫，告诉她这里的山有多高路有多远，好让她提前有充足的心理准备。霞笑着说你不要吓我，我是吓不倒的。六月底的一天，霞从广州白云机场坐飞机到离宜昌一个多小时的农田包围着的土门军民两用机场，我赶过去接她，当时飞这种小地方的支线是前苏联的那种小飞机，飞机上也就坐二三十人，原本上午十点半到的飞机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半才到。霞抱着一小筐荔枝，这是她给我母亲也是她未来的婆婆准备的见面礼。霞见到我惊魂未定地说途中遇到强对流天气，小飞机一度颠得心惊肉跳，全靠胸口抱着的这个筐压惊了。
那时从宜昌到兴山还要坐六个小时的山路上的公共汽车，山路九曲十八弯而且颠簸不堪，霞一路晕车晕得昏天黑地，路上吐了六次，司机没停车的时候就伏在车窗上往外吐，车子一停就下车吐，吐到后来已经是把黄胆水都吐出来了。我在旁边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不停地轻轻拍霞的背或者抚摸她的背，等她吐好了能稍微消停一会儿了就抱着她让她眯一会儿。霞后来说那天在车上她一度时刻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可以印证这个说法的是车子快进县城的时候司机不知为什么事停了一下车，霞马上坚持着下了车，说什么再也不上车了。我只好上车拿下行李，就这样拉着霞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用了个把小时走回家。到了我家楼下，霞又歇了一会儿才跟着我爬上五楼的家。母亲听见脚步声已经早早打开了门，霞振作精神笑着走向母亲说阿姨好，母亲又是喜悦又是心疼地迎上去抱住霞。
那时的兴山老县城高阳镇离三峡蓄水淹掉还有八年。同在三峡库区且同是鄂西山区挨着的巴兴归三县有这样一句民谣：巴东的城一大片，秭归的街一条线，兴山的衙门像猪圈。老县城的街从头走到尾大约十分钟可以走完，用破旧两个字来形容算是客气的，实际上最配得上的词应该是破破烂烂。看着眼前的高阳镇，我给霞绘声绘色地描绘八年后三峡大坝二期蓄水淹掉老县城，我们将搬去的平地起高楼的新县城古夫镇会是什么样子。霞后来说在来兴山之前对山区县城是什么样子已经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是实际来了眼前的县城还是远远地跌破了她的预期。看着我卖力地试图引进未来的图景来填补眼前的失落，霞忍不住抿嘴笑，说就算不搬也没什么呀，我要过这里来是因为你在这里，这里好不好和我有什么关系啊。霞这样说我一下子安心了好多。
我带着霞走了一遍“猪圈街”，小县城一下子好多人知道了县政府经协办的大学生陈行甲带了个广东女朋友过来了。小县城本来人不多，像我这种回到县里的大学生更少，本来在小县城里就有一定的关注度，霞虽然去广东几年晒黑了一些，皮肤不像以前那样白得吹弹可破的样子，但是霞有一种盖不住的气质，有一种跟骄傲完全不沾边的贵气。所以当听说这个女孩子要调到兴山来工作，大家基本上像听天书。听办公室同事讲当时曾听见一个聊天的场合有人说起陈行甲的广东女朋友要调到兴山来工作，一个在场的副县长打着哈哈说怎么可能呢，开玩笑的吧？
霞就这么做了决定，她回广东再教完一个学年就辞去那边的教职，调到兴山来，我们在这里结婚。霞做这个决定时，她的父母都还完全不知情。霞在兴山呆了一周时间，然后带着我回黄石去见父母。我后来听岳父母讲，最开始在电话里听到霞要辞去广东的工作调到山区的决定，心情完全是崩溃的，不知道女儿哪根筋搭错了，以为女儿碰到了高明的人贩子。他们在见到我之后，改变了思想，接受了女儿的决定，最关键的因素是岳父在见到我之后特别喜欢我。
岳父本来说得上家世显赫，他的父亲担任过国民党时期大冶县的县长，那时没有地级市一说，省直接管县，而大冶县是全省重镇。岳父的父亲曾任国民党省政府高官，岳父就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省政府西迁恩施的时候，所以他的小名叫恩恩。这个曾经辉煌的家世后来成了岳父一辈子的桎梏，他尽管才华出众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为人友善办事公道，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极其卖力，但是入党提干的事永远轮不到他，他的一生基本上是不得志的一生。所以霞的父亲对这个有出息的女儿的培养非常下功夫，对霞的成长抱有期待。对于女儿的任性选择，岳父在没见到人之前完全不同意，可是见到人之后又变为完全同意，因为在看到我之后觉得我老实踏实中又有一点聪敏劲儿，把女儿交给我可以放心。
在后来的人生中，我和岳父之间超越了一般父子的关系，已经是一种很深的友谊。我和岳父在一起谈天说地总能说到一块儿去，他只要看到霞偶尔跟我拌个嘴，永远是站在我一边批评霞的，搞得霞比较郁闷，说你有没有搞错，我是你亲女儿呢，你怎么跟他比我还亲。岳父病重住院时我在宜都市担任市长，工作繁忙之余经常抽时间去医院陪他，每次他都会怜惜地让我在病床旁边的行军床上躺着休息一会儿。岳父去世时我和霞在他的病床边为他送终，他看着我紧紧地抱着他哭泣的女儿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我想他是放心地离开人世间的。
那年的冬天霞从广东寄给我所有相关的手续，让我在兴山拿了结婚证去广东接她，就算是顺便旅行结婚了。我去高阳镇民政办领结婚证的时候，去了两次都碰到工作人员下乡办公室没人，第三次去终于领到了结婚证。当办理结婚证的一个姓向的大姐站起来双手把结婚证递给我，说陈行甲同志祝贺你啊，我激动地站起来双手接过，才留意到结婚证上标注的当天的日期，1996年1月8号，这一天居然就是我的生日，我的25岁生日。后来到单位上请婚假的时候，张阿姨看了我的结婚证，说小陈你结婚时满了25岁，算是晚婚，可以请18天晚婚假了，否则就只能请3天假。
那年的寒假我兜里揣着结婚证坐火车到广州转中山，去接我的新娘。我和霞先是在中山拜访了霞的单位领导，和霞的同事还有好朋友一起吃了一顿饭，算是向大家宣布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们去深圳和珠海旅游了一圈。我们已经计划好九六年暑假霞调回兴山与我团聚，所以我们还有半年时间的夫妻分居，还不太适合要小孩，可是孩子还是意外地向我们走来了。我曾经提出我们是不是先不要这个孩子，等调到一起工作了再要不迟，否则霞一个人这半年太辛苦了。可是霞非常坚持，她说她感觉到了孩子的心跳，孩子的命也就是她的命了，无论多么辛苦也要生下这个孩子。霞暑假调回兴山工作时已是五个月的身孕，一般女人会遇到的剧烈妊娠反应期，霞是一个人在中山度过的，结果老天照应，霞自始至终没有出现恶心呕吐想吃酸东西的妊娠反应。奇妙的是我在霞怀孕两三个月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明显地每天恶心呕吐，还想吃酸，母亲欣喜地说农村老家有这个说法，丈夫这是在帮着妻子“害喜”，会减轻一些妻子的痛苦。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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