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美联盟的脆弱与虚伪

编者按：本文原题目为《世界的多样性：新背景、旧同盟》，阿隆撰，邱立波译，原载《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科耶夫等著，邱立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为方便阅读，本次推送删去部分注释，有兴趣的读者可查看原书。

“传统友谊”（traditional friendship）这种说法是宴会和外交发言里面常用的语言。当把这个说法适用于美法关系的时候，它大体是合乎实际的。当18世纪英、法两国开战的时候，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还不存在。在这两个民族的共同回忆里面，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了反对英国而缔结的美、法联盟，一直都占有一种独特的位置，而1798年两国在海上的不宣而战则实际上已经被忘记了。

法国之所以会进行干预，会支持北美的殖民地，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一种现实的政治态度，取决于对英国的敌视，同时也取决于对被记入了《巴黎条约》的失败进行报复的渴望。美国的独立战争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民族的史诗，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英雄式的起源。法国哲人对那些美国开国者的影响，以及发生在美国的那些事件反过来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都是非常深刻的，以至于两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并且也是不无理由地把它们的友谊和共同使命看作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美国在1917年加入协约国武装（the Allied Powers）并且打破了协约国各国所喜爱的平衡的时候[1]，就连官方的陈词滥调都表现出某种特定的意义。美国人喜欢这样想：现在应该轮到他们来拯救世界了（拉法耶[Lafayette]，我们来了！）。而法国人因为还在按照十八世纪的眼光来解释美国的介入，所以他们就没有看到这一事件的真实含义。

这些官方的神话丝毫都没有编造的成分，但这些神话无论是对于法美之间的理解，还是对于它们的共同行动来说，都不能构成一个让人满意的基础。二十世纪的美国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制宪元勋们的意识形态，就如同“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词语仍然被书写在法国各个市政厅入口处的上方一样。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延续性掩盖了这两个社会里面所发生的许多具体变化。美国的技术文明（以及这种文明的无休止的发展，还有它强烈的生产、创新和打破所有数量及效率方面的记录的欲望）与法国文明之间的距离，跟它与英国文明和德语诸国的文明之间的距离相比，要更大一些，因为法国文明一直都试图用各种旧制度框架的旧瓶装现代工业的新酒。

当法国人和美国人在1917年至1919年这样一个时间相遇的时候，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那种已将他们隔离开来的距离？因为缺少证据，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不想冒然地下一个结论。35年之前，研究公众舆论的现代技术几乎还没有被运用，并且美国军队在欧洲也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因此，当时的风土人情是非常不同的。在历史学家们看来，潘兴将军（General Pershing）的军队所实施的增援，对于“完成任务”来说是非常必要的。[2]但尽管如此，说到底，法国军队才是联合部队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法国战士的英雄主义精神，还是指挥官的的能力，甚至还有军队装备的质量，都是不容怀疑的。那些临时拼凑起来并且也没有什么战斗经验的美国军队，都非常乐意接受三年多来一直都在从事这场农民和工程师的战争的法国军官的建议。法国的大炮和飞机都是最先进的，并且美国炮兵所使用的也都是法国生产的、1940年被撤到英国去的75s大炮。至于双方的误解，即便说有，也没有引起什么影响，并且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

从外交的观点来看，1917年至1918年的法美联合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联盟，从而也没有熬过后来对于和平的失望——在大西洋的两岸，失望的内容的是截然不同的，但同样都很深刻。在法国，美国遭到了人们的指责，因为美国脱离了本国代表主动发起的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因为它对战败的德国表示了太多的迁就；因为它阻止虽然胜利但却已经精疲力竭的法国获得正当的赔偿和必要的保障。在美国，人们都感觉到，欧洲人已经沉沦在争权夺利的罪恶里面，他们正在操弄不可告人的、玩世不恭的阴谋，背离了自己曾经主张过的原则，而目的则是为了满足那些已经被写进秘密条约的野心。美国拒绝参与堕落欧洲的尔虞我诈，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美国部分公众舆论甚至后悔当初参与战争，他们还将美国参战的责任推给那些借款给法国和英国的银行家和垄断资本家。

尽管有这些纷争，法美两国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过去关系的延续。这些关系建立的基础，有来自官方和民间人士对于他们之间永久友谊的信赖，有颇为有限的商业关系和人员联系，还有一种未曾明言的确信，即：当世界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还会再度站到同一个阵营里面。

过去15年所发生那些事情，在法美两国的关系史上，几乎可以算是一个极端的突变。尽管两国人民一直在追求的目标都是相同的，但由于两个基本的原因，总体的情势却已经完全不同。一方面，就法国和美国在世界政治当中所处的地位而论，中间的鸿沟已经加宽。另一方面，法国人和美国人相遇已经不下几十万次，甚至已经不下几亿次，然而不幸的是，彼此的了解并没有必然地产生相互的尊重。在某些方面，因为他们比以前更加了解对方，他们反倒越来越不喜欢对方了。情形正如今天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般的美国人和一般的法国人似乎生来就没有办法融洽地相处。每一方都比较容易看到另一方的缺点，而不是那些积极的品质。

在法国短暂停留过的美国士兵带回国内的、关于法国的印象，几乎都没有什么好话。在那些接受调查的人里面，有46.9%的人认为，自从已经熟悉了法国人以后，自己变得更加不喜欢法国人了，与之对照，更喜欢法国人的人只有23.1%。最常听到的对法国人的抱怨一般都跟以下几点有关，一是肮脏的外表和生活环境（31.4%），二是贪婪和“唯利是图”的态度（28.6%），三是不诚实的个性（27%），四是懒惰并缺乏进取心（19%）。相反地，在喜欢法国胜过喜欢英国、德国或者意大利的人里面，有49.2%人都会提到法国人的热情好客。

如果强调一下美国士兵开始认识法国时法国的处境，那么，这些数据的重要性也许就可以降到最低了：也就是说，在结束了4年被占领的生活之后，法国已经被黑市交易折磨得满目疮痍，贫困不堪，整个法国对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都充满了恨意，不仅对曾经破坏自己家园的敌人充满恨意，而且对用炸弹毁坏自己房屋、有时甚至连墓碑都要炸毁的解放者也充满恨意。但尽管如此，另外一些人的研究以及我自己的观察也让我认识到，上面所引证的那些数据不应该被轻轻地放过。

二战期间德军占领下的法国巴黎街头

一般的美国人因为对自己的价值体系不抱任何的怀疑，也因为美国社会已经为他们树立了一个民主的典范，所以，从总体来说他们都倾向于对法国社会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而对德国社会则持一种迁就的态度。对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目前在法国真实存在的那些价值是几乎都是看不见的，但法国人的缺陷却很容易就变得很显眼。要说出美国社会给几百万的普通法国人造成了什么样的印象，是很困难的。那些已经到过美国的法国人带回来的是一种非常良好（47%）或者说相当良好（38%）的印象，从而使得总共有85%的人对于美国的印象或多或少都是良好的，但是，如果不进一步了解这少数旅游者的构成，那么，人们是没有办法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的。更多的法国人熟悉的都是驻扎在本国的美国士兵，尽管士兵和平民之间的接触颇为有限。就总体而言，杜兰德外长（M. Durand）关于美国和美国人的理念，更多的是来自他所读到的东西，特别是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而不是来自于直接的经验。

根据多个民意调查的结果，法国舆论对美国的态度，要比美国舆论对法国的态度宽松一些。法国人加在美国人身上的积极性的品质，明显地要比那些消极的方面更加重要。在法国人眼里，美国人进取，实干，他们的国家强大，富有，年轻，也富有朝气。当然，法国人对美国人的评价要比美国人对自己的评价差一些。法国人对美国人的评价，无论是在聪明的方面，还是在大度的方面，都不如美国人对自己的想象来得高。最重要的是，有三分之一的法国人——这个比例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高——认为美国人“专横跋扈”。这个事实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如果人们考察的是法国舆论的整体，而不只是画室的舆论、知识分子的舆论或者是那种受共产主义宣传影响的环境当中的舆论，那么，法国人对美国的评价是非常良好的——比美国对法国的评价要好得多，而跟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评价一样好——但是，美国在世界政治当中扮演的角色除外。即便是在那些对共产主义和苏联持敌视态度的法国人中间，对美国外交的某些方面持批评态度的人也相当多。即便是那些反殖民主义的法国人也在用他们反殖民主义的思想批评美国。即便是那些拥护大西洋联盟（the Atlantic Alliance）的法国人也认为美国人的反殖民主义的思想是狭隘的、自说自话的，他们还认为美国人太过痴迷于军事手段，而这些手段的必要性其实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大西洋联盟

美利坚先生（Mr. American）对法国、英国或者德国的态度，并不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和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本身。尽管美国人在民主问题上有自己喜欢的理念，但这些态度甚至连间接性的影响或许也没有太多。但是，法兰西先生（M. Français）在国际事务里面对美国人的态度，更多的是内在于整个情境当中的那些现实困难的结果，而不是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

1918年之前，美国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代表了一种区别于法国的秩序的强国，然而两个国家在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不同。两国在人口、工业潜力以及军事力量等方面的对比，专家们不是不知道的，但政治家和普通人却没有认识到；并且这种对比在当时也没有被融入到人们日常的思考方式中去。正如后来的事态所表明的那样，环境将这些物质要素的后果大大恶化了。作为二战的一个后果，在过去的十年里，法国已经衰弱了而美国则已经强大了，而所有这些变化都超出了原先统计数据的预计。

对美国来讲，法国在它的盟友当中最多排在第三位，首先是排在加拿大之后，因为美加联盟对于美国的领土安全是非常必要；其次是排在英国之后，因为英美之间在语言、传统以及国家利益方面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且对于法国来说，甚至连这个第三名的位置都不能保证；因为西德和日本也是候选人。在华盛顿看来，如果法国能与西德在一个统一的欧洲里面结合在一起，那么她应该还是一个不那么麻烦的盟友。

但尽管如此，在过去的十年里，法国在美国外交里面还是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让美国感到麻烦的地方，法国的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在亚洲还是在欧洲，法国的地位都是关键性的。如果没有法国，就不可能组织旧大陆的防卫，因为波恩共和国（the Bonn Republic）的重新武装需要得到国民大会的同意。如果没有她，东南亚将会面临对共产主义渗透的危险，因为抵抗越盟（Viet Minh）需要法国远征军的参与。换句话说，在过去的十年里，法国所扮演的外交角色明显超出她的实际能力。

欧洲军团

法国的反对党一直都在极力抨击政府屈从于美国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的东西很多，并且也已经有一些国外的观察家以另外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对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历史进行了解释。从1946年到1949年，是法国领导人首先对美国人解释说，印度支那战争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在美国方面，无论是舆论还是政府，一开始都是不太愿意接受这个观点的。1950年，是法国领导人为了避免正面回答要不要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而首先创建了欧洲军团（the European Army）。华盛顿变得可能比法国还要关心发生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是从1950年开始的。华盛顿变得比大多数的法国部长们还热心于欧洲防卫共同体（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是从1951年开始的。无论是企图使印度支那战争胜利结束的皮杜尔外长（M. Bidault），还是竭力想让欧洲防卫共同体获得批准的舒曼外长（M. Schumann），都没有要屈从于美国人命令的想法。他们所遵循的政策是那种在他们看来最有利于法国的政策，并且为了推行他们的政策，他们还寻求美国的支持。那些在这过程当中看出了向美国国务院屈从的人们，往往都是那些期望另外一种政策的人。那些所谓的对华盛顿卑躬屈膝的谴责，首先是用来反对当权对手的利器。

只要盟国之间的力量彼此不平等，这一类的谴责就一定会出现。一个人的主张只要跟美国的外交立场同调，那么，他很快就会被怀疑是在屈服于强权的压力。杜兰德外长为了向自己证明国力的衰弱并没有削弱他的独立和尊严，总是要迫不及待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跟所有的盟友说不。杜勒斯先生（Mr. John Foster Dulles）的那些恐吓性的、诱惑性的或者保护性的言论，总是会在法国政治里面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位国务卿对于阿登纳总理（Chancellor Adenauer）的偏爱却没有妨碍后者的选举胜利。

法国议会

美法关系当中的这种心理倾向只有一部分跟物质资源方面的不平衡有关；而当美国人和法国人考虑到各自国家命运的时候，这种倾向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来自于法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和美国人对现状的满意。关于这种对比，世界和平基金会和巴黎方面为阿登堂会议所做的预备性报告里面揭示得最为清楚。美国社会是乐观的，而被乐观情绪所控制的基金会秘书处，在各式各样的、由专家所提出的关于美国社会的解释里面，做了一个选择。比如说：

在每一个方面，通过沟通、教育、新闻出版以及所有由社会所控制的社会性的、技术性的和政治性的力量，人们都可以理解各种关于……社会议题的合理提案。

考虑到人们在理解精神错乱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人们或许可以假定说，在今天，各种神经官能症已经不象以前那样成问题了……尽管当然还存在一些错综复杂的、非理性的力量，但是在美国，这些疾病的发病原因不象在欧洲那样，很多都可以归结为陈腐而愚蠢的传统。

在最墨守陈规的家庭里面，几乎总是会有一个背叛者，一个对现状提出批评的人。一个新政民主党人（New Deal Democrat）的儿子可能会变成年轻的保守主义者，一个贵族的儿子可能会变成工人领袖，在南部圣经地带（the Bible Belt）的清教徒家庭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个自由论者[3]，而大商人的儿子则可能成为艺术家或者精神病专家。过不了一代人，美国人个性里面内容和构成方面的差异，很快就会表现出来。

尽管很多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会热衷于从事技术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智力方面的追求和非物质的成就，因为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和更加多元了。美国的音乐和艺术正在迅速赶上那些古老的、长久以来一直把这些方面的追求看作是自己的专利的社会。

如果人们在这些行为领域将美国人和法国人做个比较，那就可以得出一个尝试性的、初步的假设，即，在那些跟家庭和个人生活没有直接关联的问题上，美国人比法国人受的教育更好，并且也更加感兴趣；他们比法国人更多地接触那些跟自己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他们在生活经验和生活方式上比法国人更少一些地方性；在观点、态度、记忆和外在的行为方面，他们比法国人更少一些老套；他们比法国人更加容易容忍那些对自己和自己观点的提出批评的理念。

美国的教育

的确，在少许后面一点说到上层阶级的时候，报告做了一点限制：

美国的精英可能跟物理学、社会科学和工业社会的那些实践方面有着更多的接触，法国的精英则似乎对美学、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信息更加熟悉一些。但是，法国精英跟法国那些不太有特权的集团之间的距离，要比美国大得多。如下的结论似乎是必然的，即，美国的大众在兴趣等方面要比法国的普通人宽广一些，至少从我们所看到的材料来看是这样的。

我并不想指责整个的美国舆论或者所有有教养的美国人，指责他们在上述引文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肤浅的、很自然地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自我满足。有很多美国人对于体现在下面这些说法之中的那种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其实是心存疑惑的：即，这一代人要胜过前一代人，但却没有下一代人好；教育可以灌输智慧和宽容，并且还可以溶解那些就其本质而言必然僵化也必然贫乏的传统。讨论这种乐观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或者脱离了现实并没有多少意义。美国的这种成功意识，正如法国人的是失败意识一样，都是一个事实。

要收集法国人不满的证据是很容易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只要引用一段由一些法国代表团的成员所提出的初步报告就可以了：

法美关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过去十五年里面一直都在折磨着法国人的那种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会不会消失。循着这个方向，人们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在它变成支配世界的力量之前从来没有被打败过、它的财富和力量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增长的国家的、容光焕发的乐观主义，法国人总是会觉得自己已经有些衰落，因此，他们也经常会处于一种跟一个孤独的、被误解的人类似的精神状态。在这个国家里面，言论的自由是巨大的，社会的约束也比所有的地方都要少，所以人们就可以从揭发自己的缺陷、不足和错误当中取乐。但是，出于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反应，他们又不愿意由别人来指出这一类的事情，即便他们通过法国新闻那种夸大其词的、受虐狂到一种偏执地步的舆论，也证明了别人的观察都是正确的。

Vintage Romantic French Couple Clip Art

法国浪漫主义艺术作品

这样一种对照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它反映了两个国家具体情境上的差异。但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反应往往会过分地夸大事实，而这些事实其实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解释的。让我们假设一个检察官正在宣读一份针对美国政策的诉状：

美国参战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欧洲被希特勒的暴政统一，但它接下来又把一亿欧洲人转手交给了一个今天连他们自己都认为是跟第三帝国一样糟糕的暴政。难道美国没有能力挽救那些他们许诺以自由前途的人么？实际上它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在1945年的时候，它是全世界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并且还吹嘘说自己的实力远在已经被胜利和大片国土的长期沦丧折磨得精疲力尽的苏联之上。但是，美国更感兴趣的是把孩子带回家，而不是要确保欧洲实现正义的和平。

亚洲的情形更糟。美国人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打败了日本帝国。1944年底，日本曾经通过莫斯科寻求和平，当时这件事情华盛顿还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海军已经被摧毁了；她的商业舰队葬身海底；她几乎已经完全跟自己曾经征服过的地区断绝了联系，因为就象英国一样，如果没有了战时的海运她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她的城市一片废墟。所以日本已经精疲力尽了，随时准备要投降。原子弹的轰炸任何用处都没有。而战争被拖延到1945年夏的结果是让苏联可以在最后一刻干预进来，并且还可以在一个它没有作出丝毫贡献的胜利里面瓜分利益

1944至1948年正是美国人的实力所向披靡的时候，但美国人却让苏联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东欧，让共产党控制了中国。“美利坚，傻巨人”（the United States, birdbrained giant）的说法目前正风行于各个民主国家，这难道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么？

我并不认为这份诉状的指控全都正确。实际上，它也有不正确的方面，并且也没有考虑到在民主制度的外交行为身上其实也施加了很多的限制。我说这席话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想指出，美国的外交行动通常也会以失败而告终，但美国人在意识里面却会竭尽全力地忘记问题的这一方面。

在过去十年里，对自己的成功自豪不已的美国，与因为1940年的战败和其他方面的厄运而垂头丧气的法国，不得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地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行动。共同的命运和联合的行动一直都是存在的。双方的军队和人民在登陆法国和大规模的去殖民地化期间一直都是和平共处的；联合行动先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接着又针对战败的德国和苏联，也都是有的。战后的时期可以很自然地分为几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都是既有问题，又有独特的氛围。

第一个阶段差不多可以延续到1947年，这个阶段从人员的层面来说，包括了美国军队和死气沉沉的法国人民之间的摩擦，这支军队给法国带来了解放，但这也是一支铺张浪费，讲究饮食，对民居和墓碑不太在乎的军队。从政治的层面来说，这个阶段的特点法国一直在努力想恢复自己在各种大国会议当中的地位。第二个阶段，从1947年初战时联盟的破裂一直延续到1950年7月，这个阶段的主要事件有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和冷战初期的一些事件。在这个阶段，法国人一直都没有达成共识。其实只要有某个比较大的少数派倾向共产主义，这样的共识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并且，即便在共产主义的圈子之外，仍然有一部分法国人一直都在怀疑马歇尔计划的用心，也一直都在害怕丧失法国的独立地位。但是，在1947至1950年间，美国盟军在没有要求法国重新武装的情况下为法国提供了安全上的保障，同时还极大地帮助了法国的重建。即便是柏林封锁（the Blockade of Berlin）似乎也没有惊扰法国的舆论或者引发法国人对战争的真正担心。

北朝鲜的入侵打开了一个新的阶段。战争的恐惧到处蔓延，至少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面是这样，同时美国也想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由此在法国就导致了1950至1954年间关于欧洲防卫共同体（EDC）的漫长辩论，美国也卷入了这个辩论，因为它支持亲欧洲的党派，同时也施加压力要求法国批准欧洲防卫共同体。与此同时，越来越不受欢迎的印度支那战争被或明或暗地归罪于美国和大西洋联盟。1954年8月，法美关系的危机在法国拒绝接受欧洲防卫共同体的时候达到了顶点。几个月之后，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s）签署，于是平静再一次降临，两国的关系再度恢复了通常的那种盟友形式，这种形式，大多数的法国舆论都认为是必要的，而美国舆论也将之作为美国国家利益——这一利益要求防止苏联的势力扩张到大西洋沿岸——的一个自然结果接受下来。

尽管如此，这个联盟一直以来都因为误解而显得很不平稳，有时甚至是风雨飘摇。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误解的源头在于双方民众对于对方所抱有的那些理念。无论这些理念是真是假，它们都表达了一种真实的意识。法国人不喜欢美国人对他们的印象，而美国人也不喜欢法国人对他们的印象，并且，这些印象都是很难改变的，因为决定这些理念的，更多的是每个民族的性格和价值观念，而不是这些理念想要表现的那个目标。因此，那种对于是不是太过屈服于美国人的意愿的敏感，那种对于法国独立地位的关切，那种对不可企及的中立的怀念，那种即便知道美国人言之成理但仍然对之表示愤恨的情绪——所有这些态度或者心态，不管有没有根据，都是来源于环境，跟教育的影响没有多大的关联。

阿登堂会议的任务不是为了检查这些“误解”。这两个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把它们当成是人所共知的，是已经存在着的。他们的目标毋宁是为了把真正的问题，即这种真实存在的观念分歧（对于这些分歧，上述那些感情既想掩盖又想表达出来），明确出来。所有出席阿登堂会议的美国人和法国人都认为，法美联盟，或者毋宁说，美法联盟乃是其中一个因素的大西洋联盟，是值得期许的，并且他们也把这种情形当作一个事实来看待。但是，他们也试图确定这两个国家的观念或者利益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破坏了双方的共同行动或者说连累到双方的共同行动的。对分歧的寻找主导了所有讨论的组织形式，正如它主导了这个报告一样。

这两个国家对于苏联的威胁有不同的看法么？在德国政策的问题上，他们能够达成一致么？他们如何展望他们的防卫组织？他们在殖民地问题上是有深刻对立的么？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他们在世界上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是把他们拉近了还是把它们分开了？大西洋联盟的意义何在？

注释

[1] [译按]当指美国在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2] [译按]潘兴将军（1860 - 1948）美国将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负责指挥在欧洲的美国远征军，并担任陆军总参谋长(1921 - 1924年）。
[3] [译按]圣经地带：对美国东南部地区的一种非正式的称谓，在这个地区，保守性的福音派清教信仰在文化当中有颇大的影响。

推荐阅读

 ● 刘小枫 | 美国“遏制中国”论的地缘政治学探源

（编辑：Rose）

欢迎关注“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相关人士联系本公众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