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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卓婷 | 宗法正义与城邦正义

龙卓婷 古典学研究 2022-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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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为《宗法正义与城邦正义——埃斯库罗斯〈和善女神〉中的第一场论辩》,刊于《古典学研究第8辑:肃剧中的自然与习俗》(刘小枫主编,贺方婴执行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推送时已删去全部注释,有兴趣的读者请查阅原刊。感谢海南大学的龙卓婷博士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


Agōn[竞赛,斗争,争辩] 是雅典民主政治的一个关键特征。公民大会、公共法庭、竞技会、戏剧演出以及内外战争——这些民主城邦的公共体制无不具有竞赛的性质。作为尼采口中最具“残忍冷酷的特征”、有“一种老虎一般毁灭欲”的希腊人有一种天生的竞赛精神:勇争第一、拔萃同侪。想要在公共生活中拔得头筹,就必须在agōn中获得胜利。这一希腊元素也被韦尔南与维达尔-纳杰看作“悲剧时刻”的核心标志与征兆,悲剧诞生于古风观念与法律观念间的张力最不可消解的时刻:


当社会核心出现裂隙时,悲剧的转折时刻就来临了。这一裂隙如此之宽,以至于法律和政治思想,与神话和英雄传统之间的对立得以清楚地展现出来。而它又如此之狭,以至于价值的争执是痛苦的,而相关冲突将持续发生。


当社会秩序与核心出现裂隙时,悲剧通过agōn展现人的观点与冲突、责任与义务,以及人在秩序中的恰当位置。作为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忒亚》三联剧是这种agōn的典范之作:通过人与人、神与人、神与神一系列角色的遭遇、冲突与论辩,探究神义秩序与人世秩序的本质,以及民主城邦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在《和善女神》中,野蛮与文明、男性与女性、传统与变革、婚姻与血缘、新旧秩序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中所包含的暴力、激情与毁灭,都以通过一种agōn的形式得以呈现。《和善女神》核心、正式的场景突出地体现了这种agōn。本文将着重疏解《和善女神》中复仇女神与阿波罗的第一场论辩(第一进场歌,第一场),探讨古希腊竞赛文化与民主政制的关系、宗法正义与城邦正义的冲突与张力,以及埃斯库罗斯所信仰和追问的是何种正义与秩序等问题。


《奥瑞斯忒亚》1893年伦敦版书影


一、复仇女神对年轻神的诘难


《和善女神》是《奥瑞斯忒亚》三联剧(另两部是《阿伽门农》和《奠酒人》)的最后一部。《奥瑞斯忒亚》讲述的似乎仅仅是一个家族血腥复仇的故事。《阿伽门农》讲述了阿伽门农征战十年归来,被他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所弑的故事。《奠酒人》则讲述奥瑞斯忒斯为了给父亲阿伽门农报仇,杀死母亲克吕泰墨斯特拉的故事。《和善女神》讲述了奥瑞斯忒斯如何被赦免的故事。如戈德希尔所说,这样进行简单的情节概要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在古希腊悲剧传统中,复仇的叙事往往用来探讨人们正义与僭越的本质、人性,以及城邦的政治图式。在一个看重“扶友损敌”的宗法社会,复仇不仅是一种社会习俗,而且维护着某种正义秩序:“对这种由众神执行的复仇的恐惧,可以对一个人起抑制作用”。

《和善女神》的开场由三场戏组成:祈祷戏(皮提亚-阿波罗的女祭司对诸神的祈祷)、劝慰戏(阿波罗对奥瑞斯忒斯的劝慰和鼓励)、唤醒戏(克吕泰墨斯特拉的鬼魂唤醒复仇女神)。值得注意的是,《和善女神》的戏剧场景从前两部剧的阿耳戈斯城邦移到了德尔菲和雅典。在第二场(行235)前,戏剧地点发生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作为“一切未来宗教的神圣中心,同时也是全希腊法定的权威中心”,德尔菲享有某种神圣的地位和权威。这对整部剧的戏剧情节与冲突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皮提亚与阿波罗不断强调复仇女神的居所之时。在祈祷戏中,皮提亚通过向德尔菲诸神的祈祷,赞颂了德尔菲古老特权的和平更迭。德尔菲的神权从古老的地下力量转到奥林波斯的阿波罗手中,这也预示着旧秩序向新秩序的根本变化。

在这一背景下,倘若有什么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复仇女神(Erinyes)古老的正义和权威。作为夜神的无父女儿,复仇女神是最古老的老一代神祇,她代表着黑暗、邪恶与凶狠,践行着颇为严苛的古老正义法则;与复仇女神相比,奥林波斯神则更为年轻,在剧中他们象征着一种较为宽仁的统治。此刻,他们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的焦点则在于,奥瑞斯忒斯为父报仇,弑杀生母,是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还是无罪释放?问题在于,何为正义,复仇女神和奥林波斯神所秉承的正义究竟哪一种才是真正的正义?


吕泰墨斯特拉的鬼魂唤醒复仇女神

复仇女神的第一进场歌就是两方力量正面交锋的开始。当克吕泰墨斯特拉的鬼魂唤醒了沉睡的复仇女神,她们将继续担起复仇和追猎的职责(《和善女神》,行84-178)。在两部戏剧之间,她们的行动因阿波罗的阻挠(使其陷入沉睡)而中断,这在戏剧的开场中营造了一种静止的形势。此时需要一个新的、令人震撼的开端将剧中的冲突以一种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观众在开场中不断积累的恐惧、想象和期待在此时已经达到巅峰。有趣的是,复仇女神将她们先前的追猎也称为一个开场(φροιμίου),此时她们踏着凌乱的舞步,吟唱着进场歌开始她们真正的行动。

在复仇女神进场前,雅典观众实际上早已熟知她们的形象。在剧外,荷马和赫西俄德早已描述过复仇女神的可怕形象。在《阿伽门农》和《奠酒人》中,他们也已经通过戏剧人物和歌队之口得知了复仇女神的具体形象。不过,只有具备预言能力的人(卡珊德拉、歌队)和被她们追赶的人(克吕泰墨斯特拉、奥瑞斯忒斯)才能看到他们。在《奠酒人》剧末,复仇女神仍然只是一个幻影,是神智失常的奥瑞斯忒斯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她们象征着奥瑞斯忒斯内心的痛苦、恐惧与罪恶的良知。只有在《和善女神》中,她们才不再是奥瑞斯忒斯的情感的人格化或象征,而是真实存在的实体。

通过皮提亚和阿波罗的描述,雅典观众大概了解了复仇女神的可怕形貌:戈尔戈、哈尔皮斯、老妇人、年迈的孩童(《和善女神》,行46-54,行69)。不过,直至此时,观众才真正看清楚她们的容貌。她们的颂歌开始于对自身处境的悲痛和对年轻神祇的谴责。进场歌采用了一种抑扬格和五音节音步(iambic-dochmiac)交织在一起的韵律,营造了一种悲愤、激昂的戏剧氛围。这种格律表达了复仇女神极其急切和愤怒的极端情绪,这将继续激发观众的恐惧。进场歌以三个感叹词开始,ἰοὺ ἰοὺ ποπάξ.[啊!啊!哎呀!],-άξ这个后缀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表达,这个在悲剧中极为少见的词语是为了突显复仇女神的急切心情。紧接着她们三次使用“受苦”的表达:


啊!啊!哎呀!姐妹们,我们受苦了(ἐπάθομεν)!

我们受了这么多苦(παθοῦσα),却是徒劳!

[145]我们经受了剧烈的痛苦(ἐπάθομεν πάθος),唉,

不堪忍受的坏事。

野兽挣脱了罗网,逃跑了:

睡眠控制了我,令我错失追猎。(《和善女神》,行143-8)


ἐπάθομεν …παθοῦσα… ἐπάθομεν πάθος,通过不断重复再次突出了受苦主题。复仇女神的受苦当然并非来自一种普遍的对于人世生活的顿悟,而是对她们自身处境的悲叹。这似乎验证了尼采的那一说法:“悲剧的合唱队或歌队并非如施莱格尔所说的那样代表了悲剧的理想观众,而是体现了悲剧中一种萨提尔式的神秘热情和冲动”。复仇女神的确是埃斯库罗斯笔下甚至整个古希腊悲剧中最独特的歌队:既作为歌队又作为戏剧角色出场,并且形象怪异、面容凶狠,令人恐惧。不过,给人类带来恐惧和痛苦的复仇女神自身也在受苦,这带来某种戏剧性的反讽。这不禁令人想起《奠酒人》中的δράσαντα παθεῖν[犯罪者必受苦](《奠酒人》,行313)以及《阿伽门农》中的πάθει μάθος[智慧自苦难中得来]《阿伽门农》,行177)的法则。观众当然能从歌队的悲叹中感受到一种恐惧和震颤。作为地下神灵,复仇女神身上本身就带有一种原始混乱和提坦神般的生命意志和力量,她们所呈现出来的毁灭性力量更是令人恐惧。如今她们的受苦,更加深了观众对自身命运的有限性和偶然性的悲叹。


阿伽门农的面具

复仇女神所受的苦难是何种苦难?根据克吕泰墨斯特拉鬼魂的描述,睡眠和劳苦(πόνος)是消耗复仇女神可怕力量的共谋。因此,她们所受的苦难来自她们自身的遭遇:追猎的劳苦,又被睡眠控制,错过了对奥瑞斯忒斯的追猎。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她们古老的特权受到践踏:

啊,宙斯之子!你就是窃贼!

年轻的神践踏了年老的神灵,

给乞援人以尊荣,这个敢于不敬神

且仇恨父母的人。

一位神,却偷走这个弑母者!

谁敢说这样做公正?(《和善女神》,行149-154)


复仇女神称自己为年老的神灵(γραίας δαίμονας,行150),而非女祭司和阿波罗口中既非野兽、亦非神明与凡人的生物。她们世系古老,因此代表着那公正而又神圣的古老传统。在此,她们使用了这个罕见的动词καθιππάζεσθαι[践踏,欺凌],认为阿波罗践踏了她们古老的荣誉(τιμή)。这种践踏来自奥林波斯神对弑母者的护佑:在复仇女神看来,一位触犯神律(ἄθεον,行151)且侵害父母(τοκεῦσιν πικρόν,行152)的人不仅获得赦免,还得到了奥林波斯神的尊重,这违背了古老的正义法则。阿波罗作为一位神,却偷走一位弑母者,行偷窃与欺诈之事,这怎么可能是公正(δικαίως,行154)。

复仇女神再次提到公正、正义,这可以说是整个三联剧的主题。问题是,复仇女神所秉持的究竟是何种正义?她们的面容凶狠残忍、形象怪异可怖,她们是否仅仅是“诅咒的力量、被遗忘的杀戮魔力的符号”?正如阿波罗在第一场论辩中所说,她们的“整个形状”是说明她们是谁的“方式”(πᾶς δ᾽ ὑφηγεῖται τρόπος μορφῆς,行192-3)。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复仇女神指责年轻神践踏了她们的古老职权。何种职权?在传统上,复仇女神是谋杀、伪誓以及其他严重错误的复仇者,在《奥瑞斯忒亚》中,她们惩罚三项重大罪行——不敬诸神、不敬主人和宾客、不敬父母(《和善女神》,行269-72,《阿伽门农》,行748-9,《奠酒人》,行701-9)。在《和善女神》中,她们则宣称,她们只关注“血缘凶杀”(《和善女神》,行212),是父母权利的维护者,守护着家族血缘、炉膛的圣洁。似乎,她们阴暗兽性、野蛮嗜血的一面被掩盖了,而是在寻求一种公正,她们不仅仅是嗜血的复仇恶神,而是古老的正义对新秩序下正义原则的拷问。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525 B.C.- 456B.C.)

歌队回想起刚刚做的那场噩梦:


我在梦中受到责骂,

像一个驭夫在鞭笞我,

紧抓着刺棒中央,

打在我的心上,打在我的肝上。

我感到鞭打者公共的打击,

这沉重的,一阵沉重的寒冷。(《和善女神》,行155-161)


她们将克吕泰墨斯特拉鬼魂的责骂看作一种公共的鞭打(μαστίκτορος δαῖου δαμίου,行160),这着实令人惊讶。一位仅仅代表着个人复仇欲望、也仅仅在个人的层面上进行复仇的女性鬼魂(克吕泰的鬼魂)的鞭笞,如何能成为一种公共的鞭笞?唯一的解释是复仇女神自己的转变,她们原始的、吸血鬼的形象,开始向一种正面的、文明的属性转变。在这段自白中,她们感受到的鞭策、悲痛和寒冷完全来自她们的内脏或灵魂(φρένας[上腹部],暂译为“心”,λοβόν [肝脏],行159)。伯纳德特正确地看到,“复仇女神的内脏彻彻底底是人类的,并且,完全为内疚所败坏”。她们再次谴责年轻神践踏正义的行为:


这就是这些年轻神的行为,

他们以完全的力量僭越了正义。

座位上滴着血,

从头到脚都滴满血!

我们看到大地的脐石沾满血污

这血污在它身上实在可怕!(《和善女神》,行162-167)


第二曲次节(行162-67)对第二曲首节(行157-61)的回应是显而易见的:在格律结构、断字的排列,甚至几个关系紧密的语音和句法都很相像。这意味着,她们内心遭受的鞭打,正来自年轻神对正义的僭越。复仇女神指责年轻神祗δίκας πλέον[僭越正义],δίκας πλέον的确切含义是“超越了应当属于她们之物”。阿波罗作为预言神,却让弑母的血污污染了自己的神殿。因而,他“违背了神律,给凡人以尊荣,/破坏了古老的分配(παρἀ νόμον θεῶν βρότεα μέν τίων /παλαιγενεῖς δὲ μοίρας φθλισας,《和善女神》,行171-72)”。在这两行诗句中,违背神律(παρἀ νόμον θεῶν)必须与μέν/δέ(既/又)引领的两个分句连起来读,“给凡人以尊荣”并非“对抗神律”,之所以如此,因为破坏了古老的分配。


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

何为古老的分配?实际上就是宗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宗法传统就是最初的事物,是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一种习俗或律法。对于整个城邦而言,祖先的传统融汇着从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共同生活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它也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合理性。对于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人而言,古老的东西都是神圣的和值得尊重的,因此是不可改变的。祖先的传统足以将共同体成员维系在一起,通过这种传统的共同生活方式,人们保持着行为和信仰的同一性。正如迈尔所看到的那样:


律法的任何改变、任何对祖传下来的东西的无视和偏离,都隐藏着这样的危险:破坏律法的权威,使得律法的偶在性、个别律法中的非理性以及恣意性公开展露出来;怀疑律法的不可侵犯性,使得律法丧失其不容破碎的性质,都会损害律法的实际作用。


然而复仇女神的古老正义法权正在经受质疑和毁坏。在此她们使用的μοίρας[分配]与Μοίρα[命运女神]是同源词,因此赋予了“分配”一种人格化的特征。在第一合唱歌中,她们唱道:“这就是严厉的命运女神/分配给我们的职权/我们将永远掌握”(《和善女神》,行333-5)。再次强调她们所属律法的持久性和不可侵犯性。在进场歌的最后,她们又提到另一位复仇者,哈得斯:


他(阿波罗)令我痛苦;却也救不了他(奥瑞斯忒斯);

逃到地下,也永远不能让他获得自由,

他的污染未受净化,在那里,他将获得

另一位复仇者,临到他头上。(《和善女神》,行174-177)


奥瑞斯忒斯在光明神阿波罗这里无法获得解救。即使他逃到下界,哈得斯的力量也仍然会临到他头上。进场歌以哈得斯作结,这一点耐人寻味。从一开始,我们就提到德尔菲与复仇女神之居所的对立:光明之所与下界的幽冥。德尔菲的光明与哈得斯的黑暗再次形成对比。作为古希腊悲剧中一支独特的歌队,复仇女神也仍然包含歌队的原初含义:从词源学意义上而言,chorus意为chora(Ort/place,处所),复仇女神的处所是下界和冥府。对诸神和人类而言,不仅冥府,还有大地,而复仇女神把冥府当成了整全的chora。对人类而言,冥府隐而不显。


2020年3月28日莎士比亚剧院《奥瑞斯忒斯》剧照

复仇女神歌队的合唱歌即是人类chora隐而不显的那一部分,亦即某种道德必然性和命运必然性的东西。这种必然性就呈现为复仇女神恶狠狠的复仇形象、命运女神冷酷严峻的面孔和哈得斯的阴暗力量。正如莱因哈特所言,正因为复仇女神与城邦的分离——在起源时间上和实际位置上的分离——才使得她们被看作是一种确定的敬畏或恐惧。人是否只能听命于这种必然的恐惧和一种必然性的命运?实际上,此时城邦的政治秩序正面临着双重危险:倘若仍然践行复仇女神那种严苛的正义法则,阿耳戈斯城邦和阿特柔斯家族都面临着混乱无序与毁灭;倘若改变或颠覆这种宗法传统,“世界将陷入全然没有法度的状态”。是否有解决之道?我们是否能够期望一个文明与理性社会的到来,在这个社会中,有某种东西能够与命运的必然性相对抗?无论如何,这种必然性寓于一种旧的传统之中,而这种传统正面临着新秩序下一系列原则的冲突和挑战。在接下来的情节中,两股正义秩序的冲突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阶段。


二、阿波罗的正义观


随着阿波罗的再次进场,两股正义势力的争斗也正式上演。这场争斗可以追溯到宙斯与提坦神之战,尽管在开场中皮提亚再三强调新旧秩序的和平更迭。这些神话在《和善女神》中已经成为隐匿的背景。在前两部剧中,复仇女神原本是宙斯正义原则的神圣代理人,然而,这些旧的观念和原则似乎已经与宙斯新政权宽仁的统治原则格格不入,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法权制度。争斗的双方已经反目成仇,而阿波罗对复仇女神的态度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派系的纷争。在他看来,复仇女神是凶残野蛮的种族,属于至深幽的地下世界,因此不应在光明的世界中现身。她们所代表的旧法权——基于自然激情的复仇式正义,已经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毫无价值的残余,应该永久地走下历史舞台。阿波罗手握弓箭,驱赶复仇女神,威胁她们离开德尔菲神庙。他言辞傲慢且带有严厉的斥责:


出去!我命令你们!快点离开这个居所,

让预言的内室获得解放,

以免中了这带翼的发亮的蛇,

从黄金铸成的弓弦中发出,

将让你们在痛苦中吐出来自人的黑沫,

呕出你们吸来的成块状的血!

这个家不是你们适宜靠近的;

你们该去那个判处砍头、挖眼,

充满凶杀的地方,种子被毁坏,

年轻人的男子气遭毁灭,切断四肢,

进行石击刑,被钉住脊背,

在痛哭中呻吟。你们难道没听见

你们喜爱的何种节日

惹得神明憎恶吗?你们形状的样式

说明了这一点。像你们这种形象应住在

饮血的狮子的洞穴,而不应在预言所

把污秽擦在那些靠近你们的人身上。

走开,没有牧人放牧的畜群!

没有神明会喜爱像你们这样的兽群。(《和善女神》,行179-97)


科纳彻把这一次论辩称为“第一次审判”或“德尔菲审判”,而论辩双方——复仇女神与阿波罗也将成为战神山法庭审判中的论辩对手。阿波罗用“带翼的发亮的蛇” (πτηνὸν ἀργηστὴν ὄφιν)威吓她们,责令她们立即滚出他的神示所。在他的描述中,他作为光明神的形象与复仇女神的黑暗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手握“黄金铸成的弓弦”,“带翼的发亮”的箭矢蓄势待发,在他的想象中,复仇女神中箭之后“在痛苦中吐出来自人的黒沫”和“吸来的呈块状的血”(《和善女神》,行181-4)。


被复仇女神追赶的奥瑞斯忒斯

阿波罗再一次描述了复仇女神作为嗜血复仇者的可怕形象。她们不适宜接近德尔菲神庙,甚至任何文明的城邦。她们要去的地方是野蛮人执行各种酷刑的地方:一个充满砍头、挖眼、凶杀的地方,年轻人受到阉割、残肢、石击刑的迫害,甚至被刺穿脊背钉在木桩上,在这个地方痛哭和呻吟不绝于耳(行186-190)。希罗多德在《原史》中记录了这些惨绝人寰的酷刑,那些属于波斯人的残酷行为,希腊人无法接受且并不熟知。阿波罗似乎把复仇女神看作野蛮人,刚刚光明与黑暗的对立于是变成了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对立。

这并非阿波罗第一次对复仇女神表现出的轻蔑态度。在采用诡计让复仇女神陷入沉睡后,阿波罗也曾描述过奥瑞斯忒斯的形貌和来源。他称她们为“可憎的处女们”、“老妇人”以及“年迈的孩童”,她们凭罪恶而生,居住在幽暗的塔尔塔罗斯(《和善女神》,行64-73)。值得注意的是,阿波罗从男性的视角对复仇女神的憎恶比剧中其他角色都来得更为彻底。在对复仇女神的描述中,他一再强调她们的女性身份(κόραι通常指年轻、美貌和纯洁,-παιδες指女孩,μείγνυται也暗指两性之间的交往)以及与这重身份极不相符的外貌和形象。

在此,阿波罗与复仇女神的冲突突显为男性与女性的冲突。正如复仇女神的形貌和居所决定了她们是谁,阿波罗的男性特质也决定了他看待问题和行事的方式。但是,阿波罗的偏狭态度并非出于理性或审慎的思考,而是一种天然的厌恶与激情的愤怒。阿波罗坚持认为,让奥瑞斯忒斯获得赦免势在必行,此时复仇女神成为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绊脚石,因此,他用侮辱性的言辞和暴力威胁将复仇女神驱赶出德尔菲神庙。

阿波罗对复仇女神的谩骂带有派系的偏见,这让我们怀疑,他对复仇女神行为的判定是否是夸大其词,用以败坏复仇女神的名誉(τιμή)。他从她们的形象判定,她们只适合住在“饮血的狮子的洞穴”(《和善女神》,行193)。在“劝慰戏”中,阿波罗曾经宣称,所有的神明、凡人和野兽都不愿与复仇女神为伍。按照伯纳德特的解释,她们可以住在狮子的洞穴中,或许意味着,“并不是所有野兽都对她们退避三舍。真正对她们恨之入骨的,只有奥林波斯诸神。”


与阿波罗盛气凌人的态度相比,复仇女神的回应态度要温和得多:


阿波罗王啊,轮到你听我们的回答了!

你自己并不只是这事件的帮凶;

你做了所有事情,罪过由你自己负责。(《和善女神》,行198-200)


复仇女神称阿波罗为阿波罗王(ἄναξ Ἄπολλον),对他致以礼貌和尊敬。然而她们声称,阿波罗是整个弑母案的罪魁祸首,应该为所有罪过负责。阿波罗让她们详细地陈述整件事情(《和善女神》,行201),复仇女神谴责阿波罗“颁发神示,让这个异乡人(奥瑞斯忒斯)弑母”(行202)。阿波罗避重就轻,声称自己只是颁发神示,让奥瑞斯忒斯为父报仇(不同于弑母)。双方进入激烈的论辩之中。

冲突的关键仍在于,阿波罗颁发神示,让奥瑞斯忒斯为父报仇,弑杀母亲,是否正义?让我们回到奥瑞斯忒斯出场后对阿波罗说的第一句话:“阿波罗王啊,你知道什么不是不正义(《和善女神》,行85)”。奥瑞斯忒斯赞颂阿波罗知晓τὸ μὴ ἀδικεῖν[不是不正义之事],而非τὸ δίκαιον[正义之事]。意思是说,阿波罗知晓弑母行为并非不正义,亦非正义。

奥瑞斯忒斯能够执行为父报仇而弑母的神谕,不仅来自于他对神明的虔敬,也来自他对阿波罗的信赖。阿波罗曾威胁奥瑞斯忒斯,倘若他不为父报仇,他将受到来自他父亲之血的复仇女神致命的追赶与袭击,遭受疾病折磨、疯狂与夜间的恐惧、受铜鞭鞭打、被驱逐出城邦和神坛、剥夺献祭的权利、受人蔑视,在孤独和悲戚中死去(《奠酒人》,行269-296)。奥瑞斯忒斯面临着两难的道德困境:作为阿特柔斯家族唯一的男性后代,他必须肩负起为父报仇的重任,但是杀死他父亲的却是他的生身母亲。他是否会质疑或者至少曾经质疑过阿波罗神谕的正当性?一贯坚持理性道德的阿波罗为何会发出复仇的命令——何况弑杀的对象还是他的生母?难道正义的法则可以毫不顾忌自然的血缘吗?那正义的利刃一定要再次伸向阿特柔斯的家宅,践行这一法则背后无法摆脱的恐惧吗?奥瑞斯忒斯曾明确表达他强烈的困惑:“这样的神示,我能不信吗?/即使我不信,事情也得做。”(《奠酒人》,行297-99)。正如库恩斯所言,“奥瑞斯忒斯陷入家族的命令,对他父母、家神和亡父的复仇女神的责任,以及奥林波斯神的诫命的罗网之中。”


奥瑞斯忒斯杀死克吕泰墨斯特拉

然而,奥瑞斯忒斯所面临的冲突仅仅是戏剧情节极小的一部分。在《和善女神》中,人的位置是次要的,他们的冲突不过是更重要的冲突——神与神的冲突的反映。这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阿波罗(以及他背后的宙斯)是否关心过奥瑞斯忒斯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在奥林波斯神的眼中,正义与道德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联?在《奠酒人》中,几乎所有神明都为奥瑞斯忒斯的复仇护佑。阿波罗甚至亲手策划了这场复仇,在奥瑞斯忒斯的整个行动中,他从未质疑弑母的正当性。阿波罗知晓弑母行为并非不正义,亦非正义。与其说阿波罗不关心人类的伦理困境,毋宁说是因为整个三联剧已经设下了一个更广阔、更深远的城邦目标。换言之,奥瑞斯忒斯的弑母行为之所以发生,就是为了法庭的审判。

然而复仇女神声称,阿波罗不仅要为奥瑞斯忒斯弑母的罪过负责,而且他还接受一个沾染着鲜血的杀人犯进入他的神殿。阿波罗回答自己是为乞援人提供庇护(在悲剧传统中,宙斯是所有乞援人的神)。复仇女神称她们自己为护送者(τὰς προπομπούς)护送奥瑞斯忒斯来到德尔菲,这与她们实际上的追猎者身份构成了戏剧性的反讽。阿波罗说他辱骂她们的原因是她们不适合接近他的居所,而复仇女神则说,“这是分配给我们的职权(τοῦτο προ στεταγμένον)”(行208)。阿波罗的态度与其说是感兴趣的追问,毋宁说是轻蔑的嘲讽:“什么荣耀(τιμή)?高贵地夸耀这特权吧(κόμπασον γέρας καλόν)”(行209)。复仇女神回答说,她们的职权就是驱赶弑母者。

实际上,阿波罗不仅为奥瑞斯忒斯提供庇佑。在开场中,阿波罗已经为他举行了净罪仪式。阿波罗用猪血代替人血为奥瑞斯忒斯净罪,清洗奥瑞斯忒斯弑母的血污。尼科尔斯提醒我们,阿波罗用动物的血而非人血进行献祭,这一点的重要性不可忽略。它意味着,在人的世界中,除了暴力流血还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戈德希尔所言,“祭祀建立了‘世界’的等级体系——祭祀将与神明世界(接受祭祀)和动物世界(提供牺牲)对立的人类共同体制度化了。”阿波罗采取一种更为理性和文明化的净罪方式,这与复仇女神仰仗暴力、血腥复仇的解决方式完全相悖,这也是为什么奥瑞斯忒斯的赦免仪式得不到复仇女神的承认。自然的诉求让位于更具政治性的理性,开启了一种更为文明和公开的正义。梅耶认为:


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忒亚》三部曲实际上讲述了文明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这是 一场从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摆脱出来并走向城邦正义的巨大变革,是由自给自足的孤立 个体向相互依存的公民的身份的转换,也是由个人及家族的自治发展为融合各方力量的 城邦建制的过程。


三、宗法正义与城邦正义


戏剧最核心的冲突——两股神性力量正面交锋,也让奥瑞斯忒斯的困境在两股力量的对抗中达到高潮。一方所秉承的是古老的宗法,另一方则有更广阔的城邦目标。冲突双方的依据都有自身的完整性与局限,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些冲突及其冲突的化解将“正义、行动以及政治问题”囊括在内。在复仇女神声明她们的职权是“驱赶弑母者”后,阿波罗立刻谴责复仇女神太不尊重婚姻的盟誓:


你们太不尊重司婚姻的赫拉与宙斯的

盟誓,认为毫无价值。

你们的言辞也不敬重库普里斯,

凡人最大的情爱来自于她。

因为那命中注定的、男女的婚床,

比誓约更重大,受正义看护。

如果他们互相残杀,你们却很宽容

既不施以惩罚也不愤怒地监管,

我要说你们驱逐奥瑞斯忒斯并不公正。

因为我看到你们非常关注这件事,

对另一件事却显然无动于衷。

女神帕拉斯会监管这个案子。(《和善女神》,213-224)


阿波罗这段简短的讲辞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阿波罗对婚姻神圣性的强调,他宣称,“因为那命中注定的、男女的婚床,/ 比誓约更重大,受正义看护”(εὐνὴ γὰρ ἀνδρὶ καὶ γυναικὶ μόρσιμος / ὅρκου ᾽στὶ μείζων, τῆι δίκηι φρουρουμένη,行217-8);第二部分是他对复仇女神的再次指责,认为她们追猎奥瑞斯忒斯“并不公正”(οὔ…ἐνδίκως,行221),因为她们对这件事非常关注(即奥瑞斯忒斯弑母违背了血缘的神圣性),对另一件事却掉以轻心(即克吕泰莫斯特拉弑夫违背了婚姻的神圣性)(行222-3)。对这两部分内容的解释也相应出现了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出现在行217-8中。这两行按字面意思解释,“因为那命中注定的、男女的婚床,/ 比誓约更重大,倘若它由正义所引导”。然而,阿伽门农并未让正义引导他的婚床,从某种程度上他并未尊重婚姻盟誓的神圣性。因此,编校者们认为,必须将φρουρουμένη看作一种解释或描述,而非一个条件分词。


阿波罗雕像

尽管如此,我们似乎仍然面临着解释上的困难,婚床重于誓约是什么意思?婚姻的盟誓与誓约究竟是什么区别?凯恩斯断定,这里所说的誓言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契约,而是克吕泰莫斯特拉和埃奎斯托斯发下的誓言(科纳彻也反驳了他的观点,婚床自然要比他们的誓言更重大,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因此强调这一点毫无意义)。这里的誓约(ὅρκου)究竟指的是一般的契约(佩里)、还是克吕泰莫斯特拉与埃奎斯托斯所发的誓言(凯尔斯),还是法庭审判中的宣誓(科纳彻)?按照科纳彻的说法,这个段落可能永远成为一个谜了。

第二个困难则出现在行222中的οἷδα。按照字面意思,行222-3的翻译应该是“我看到你们非常关注这件事,/ 对另一件事却无动于衷。” οἷδα意为“知道”,说阿波罗“已经了解”复仇女神的行为,这对他而言是荒谬的。Headlam的翻译是:“在一件事中我看到你们机敏地看管。”然而,οἷδα并非“看到”,而是“知道”,即已经看到。凯尔斯认为,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解决这个困难,埃斯库罗斯是被灌输早期制度精神和知识的诗人,οἷδα是一个古风时期的司法表述,它的同源词是ἴστωρ[一个明智的人、知晓正义的人、法官]。因此阿波罗要表达的意思是,“(从你们刚刚发表的言辞和争论中,)我已经认识到,你们对两次犯罪的态度不一致,我把这个事实记录在我心里,在一个ἴστωρ的方式之后。”

在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的优先性上,阿波罗和复仇女神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复仇女神认为,血缘关系应该放在首要的甚至唯一的位置,因此她们打算严厉地惩罚弑杀生母的罪行,却放任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弑夫之举。在《和善女神》中,复仇女神宣称她们关心“血缘凶杀”,与《阿伽门农》和《奠酒人》相比,她们在此剧中所关注的问题似乎更为狭窄。根据伯纳德特所言,“《和善女神》中的复仇女神,既是《奠酒人》中的复仇女神,又不是那种复仇女神。”复仇女神不再仅仅是“诅咒的力量、被遗忘的杀戮魔力的符号”,她们在隐秘地、逐步地发生着变化。复仇女神与血缘的关系,一方面,这对于她们的存在目的而言至关重要,与血缘的关系才能让她们在剧末从诅咒、惩罚的力量转变为赐福的神灵;另一方面,如欧文所说,“阿波罗与厄里倪厄斯在根本上是对立的,而埃斯库罗斯则需要找到与这个情况有关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尖锐的对立”,也用以表达,阿波罗关注婚姻而忽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血缘,是有问题的。

复仇女神受“母亲之血”(αῖμα μητρῷον,行230)所激励,惩罚玷污家族血缘的罪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克吕泰墨斯特拉与复仇女神信奉的是同一理念或法则——她们都依恋家宅、住所、土地,依恋共同的血缘,她们是家庭炉膛的守护者;根据弗劳蒙哈夫特,克吕泰墨斯特拉名字的含义就是著名的记忆(κλύστος),而复仇女神也是有记忆的神(μνήμονες,《和善女神》,行383),从根本上说,记忆就是那血债血偿的家庭正义的关键部分。


在古希腊语中,表示家庭的词语是ἐπιστιον,可以直译为“环绕圣火的人”。祭火只能由拥有共同血统(有同一祖先)的人所供奉。每个家族只能祭祀与其血缘有关的死者,在祭礼中,只有其家庭成员可以参与,杜绝任何外人参与。倘若外人参与祭祀,会让地下的死者不安。与此同时,子孙后代有向他们的祖先亡灵祭祀的职责,若有所疏漏,是对先人死者最大的不敬。家族祭祀所祭奠的就是家神,就是那些与家庭成员拥有共同血统的地下亡灵或与这一血缘有关联的神明。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教或宗法被认为是古代家庭的组织原则:一个家庭不仅拥有共同的血缘、家宅、土地、墓地和炉膛,他们也信奉同一个神,参与共同的祭祀。在《古代城邦》中,库朗热谈到:


古代宗教是家庭型的。家庭向某人介绍另一个人时,不说:这是你的弟兄。而是,这是个外人。他不能参加你家的生活祭祀,他不能接近你家的坟墓;他的神与你的不同,不能诵同样的祷词;你的神不接受他的祭祀,而视他如敌人;他因此也是你的敌人。


梅因也认为,古代社会的“单位”是家族。可以把古希腊罗马人的“家族”、“大氏族”和“部落”看作“从同一个起点逐渐扩大而形成的一整套同心圆,其基本的集团是因共同从属于最高的男性尊属亲而结合在一起的家族”。从家族到氏族再到部族,最后形成统一的政治体。根据这一理由,梅因提出,“政治共同体是因为来自一个原始家族祖先的共同血统而结合在一起的许多人的一个集合体。”一切古代社会都会认为他们来自同一个原祖,除此之外,他们无法想象出任何其他理由会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因此,血缘也是共同体的政治作用的唯一依据,在早期政治共同体中,所有公民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社会集团和共同体都是以共同的血统为根基的。凡是对于家族是正确的,对氏族、对部落、最后对国家也都是正确的。

原始的法律也正发轫于此:由于共同的血统而结合在一个家族中的人们,他们实际的结合,是因为他们共同服从于其最高在世的尊亲属。这种宗法的集合体,才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最原始的根基。梅因看到,在血缘与国家长久失掉联系之后,仍然可以在家族私法中寻找到宗法的残迹。它甚至可以看作法律“最重要和最持久特征的真正渊源”。复仇女神所贯彻的血亲复仇观念,正是这样一种私法的遗物。在古希腊氏族社会中,尽管家族构成城邦的基础,但是家族是封闭性和排他性的,因而是独立自足的。因此,一旦家族内部发生命案,氏族或城邦法律对此也是无能为力。氏族法律或公力救济只能处理那些家族与家族之间的犯罪,而对家族内部发生的犯罪行为的解决只能凭靠暴力、武力或私力救济。

在古代的人们看来,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复仇是一项公认的义务。所以,一旦一个家族中出现流血事件,家族的其他成员就负有神圣的义务为他复仇,复仇引起复仇,然后引起再复仇,如此循环往复、永无休止,直到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被杀死。流到地下的血必须要用新鲜的血来偿还,这是一条法则(《奠酒人》,行400-4)。在这非常残酷的复仇法则背后,凛然站立着复仇女神,复仇女神所执行的正义法则属于宗法的维度,她们拥护家庭伦理秩序,对家庭这一领域实行严厉的道德和宗教原则。


然而,这一古老正义法则此刻正面临这样的危险:根据这一法则,奥瑞斯忒斯必须受到惩罚;奥瑞斯忒斯是阿特柔斯家族唯一的男性后代,是家族土地、财产、祭祀权力和王权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对他的惩罚,同时也意味着阿特柔斯家族与阿尔戈斯城邦的双重毁灭。我们很快看到,复仇女神的职权“只是部分的正当”,倘若她们对阿伽门农之死毫无关心,只因“那不是与杀人者同血缘(ὅμαιμος)的血”(《和善女神》,行212)。按照伯纳德特的解释,“复仇女神由那些不能构成整全的部分构成”,而阿波罗通过呼吁婚姻——宙斯与赫拉的“盟誓”来呼吁整全,“似乎,城邦就是复仇女神能够为之献身的那种整全”。复仇女神只关心血缘和家庭,实际上是只关心组成整体的部分;阿波罗则关注婚姻和以婚姻的友爱为基础的城邦,这来自于他对某种类似于城邦的整全的渴望。在《政治学》卷一中,亚里士多德谈到,“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上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以身体为例,如全身毁伤,则手足也就不能成其为手足……”

问题是,宙斯与赫拉的婚盟究竟意味着什么?阿波罗诉诸于阿芙洛狄忒(库普里斯),称“凡间最大的情爱(τὰ φίλτατα)来自于她”?作为爱欲与性欲之神的阿芙洛狄忒能否支撑他有关婚姻神圣性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自然的爱欲是对神圣婚盟的反叛。在《奥德赛》中,阿芙洛狄忒屈从于“无视道德规范的爱若斯”,背叛她与赫斐斯托斯的婚盟,与战神阿瑞斯通奸。在《柏拉图的<会饮>讲疏》中,施特劳斯区分了复仇神与奥林波斯爱欲的差异,复仇神致力于一种属己之物的爱,这种爱导向了家庭的产生;而奥林波斯神则是因人类爱美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对“永恒的美、不死的青春,恒久的力量,自己身体的美”。复仇女神的复仇激情恰恰来自于一种对属己之物的爱,因为属己之物被剥夺,她们才会奋起而复仇,复仇恰恰是这种带有私人性的爱的一体两面,在《奥瑞斯忒亚》三联剧的特殊情境中,她们这种对属己之物的爱只会导致家庭和城邦的毁灭;而阿芙洛狄忒之所以与阿瑞斯通奸,来自她对跛足的丈夫的嫌恶和对阿瑞斯身上力量与美的永恒追求。

夫妇的结合-婚姻当然“远不是性爱或临时的情爱,将夫妇合为一体的是——同一种祭祀,同一种信仰的伟大力量”。根据博学的波吕克斯所言,古人用来表示婚礼一词并非专名γάμος,而是用τέλος,其含义是神圣的礼仪。婚礼是可以说古代乃至一切圣礼的典范。婚姻是家庭乃至城邦的第一种制度。婚礼意味着,男性要将一位异族的女性引至家族的圣火前,与她共享同一种祭祀和祭词——这是他最珍贵的祖传之物。婚姻通过盟誓建立了一种纽带,一种与血缘相对立的契约类的纽带。当然,它也规定了新加入的女性的义务(例如,传宗接代,对丈夫忠诚)和戒律(例如,禁止通奸和谋杀)。戈德希尔看到,在父权制社会中,oikos[家]的持存——其代际的持续和财产的状况——都依赖于对家中女人恰当的限制(在西文中,“恰当的”(proper)、“财产”(property)与“规范”(propriety)在词源上是一致的)。因此,“婚姻是社会的基石。”


古希腊陶瓷画:婚礼的准备

在柏拉图的《法义》中,雅典异方人谈到,在所有的城邦中,立法者要制定的第一项法律即是婚姻法,而且这是恰切的,基于正确的东西。人必须在30岁和35岁之间结婚,这样人才能够分有不朽:通过留下后代并永远这样持续着,通过婚姻和生殖人分有了不朽。因此,婚姻不仅决定了oikos的持存,而且决定了polis的持存。这也呈现了雅典异方人的另一个问题,城邦的整个立法究竟是源于自然(血缘)和机运,还是出于技艺(制度,包括婚姻制度)?雅典异方人说,正义之物,“它们由技艺和礼法产生,与某种自然毫不沾边”。婚姻是人类凭靠立法的技艺,制定的第一项法律,当然是整个城邦的基石。

同阿芙洛狄忒一样,阿波罗天性也有“某种东西与永恒紧紧结合在一起”,他致力于一种“更高而包含更广”的城邦善业,这种善业最根本的是追求“人类的种的存续”和polis的持存,而阿芙洛狄忒式的爱欲即是这种对“种的存续”的追求。对血缘和家庭的关注,或者对属己之物的爱,只能让人限制在一个狭隘的空间之内,对无血缘的他人的爱在横向是维持一个城邦共同体的纽带,在纵向上则是维持城邦的长足延续和发展。因此,宙斯与赫拉的婚盟指向的是政治和城邦。

然而,阿波罗的论辩是否令人信服,他对婚姻神圣性的强调能否成为驳斥复仇女神行事不公正的充分理由,这仍然值得怀疑。从事实上而言,婚姻神圣性的观点只能论证克吕泰墨斯特拉弑夫之举不正义: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克吕泰墨斯特拉的罪行更为重大,她用通奸行为玷污了家庭炉膛的圣洁,又用个人的复仇和僭政让整个城邦陷入恐惧和混乱。然而,她也是出于正当的理由:为维护自然的血缘惩罚阿伽门农献祭女儿的罪行。因此,复仇女神与阿波罗之间的冲突也突显为男性与女性的冲突:复仇女神关注血缘,或许代表着女人“对这些事物的尊重——具有延续性、继承性的事物”,阿波罗则更热衷于“崭新的、广泛的、自主的事物”。两者之间的对立是一种家庭血亲纽带(宗法)和社会政治义务(政治或城邦)的对立。


论辩(冲突)双方并未相互说服。阿波罗告诉复仇女神,追赶奥瑞斯忒斯只会让她们吃更多的苦头(πόνον,行226),复仇女神回答说,“不要这样说来削弱我的荣誉(τιμὰς…σύντεμνε,行227)”。阿波罗回答,他不会接受这荣誉(行228)。然而,就算阿波罗轻视复仇女神古老的特权,但这一特权此时仍具权威。在论辩的最后,阿波罗与复仇女神再次宣布他们各自的立场:复仇女神宣称,尽管她们敬重阿波罗在宙斯王座旁的伟大,但她们受克吕泰墨斯特拉之血的引导,将继续追逐奥瑞斯忒斯;阿波罗则宣称,他将保护并引导奥瑞斯忒斯,因为“无论在凡人还是在诸神中,乞援人的/愤怒都是可怕的,倘若她们遭到背弃”(行233-4)。人与人、人与神、神与神之间的冲突再次以论辩的形式突显。

男性与女性、传统与变革、婚姻与血缘、新旧秩序之间的冲突,以及在这种冲突之中包含的暴力、激情与毁灭已经达到高潮。冲突双方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而且这场冲突太过尖锐而深刻,足以颠覆神性秩序和人性秩序的基础。Agōn作为民主制的一种基本文化背景,埃斯库罗斯正是将民主制下的真正冲突和危险通过一种戏剧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在悲剧中,论辩本身或许就是冲突与危险、暴力与无序的征兆。

通过agōn,或许可以寻求某种中道的解决之方让双方的诉求都得以实现:在论辩中,阿波罗宣称,雅典娜会监管这个案子。一个代表着雅典城邦精神的女神——适度、正义和民主的雅典娜,她为解决这场冲突建立了一个公共法庭。一种更高的、更具公共性的agōn——法庭诉讼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伟大契机。在三联剧的最后,诗人通过复仇女神之口赞美了polis、婚姻的律法、婚生子的生育,也赞美了一种和谐的秩序。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人、孩子和父母共同维护着一个统一的整体,雅典城邦中洋溢着生机勃勃、热情欢快的公共欢呼(ὀλολυγμός)。埃斯库罗斯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具有沃格林所说的同样的柏拉图处境:深历无序之经验,去追问真正的秩序。


作者简介



龙卓婷,文学博士,任教于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古典诗学与政治哲学、古希腊戏剧、近现代政治哲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埃斯库罗斯悲剧与西方法律思想起源研究”,在《古典学研究》《江汉论坛》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译作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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