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的故事，让TA决定帮助更多失语者｜Transtory
受访人Frances（图片由本人提供，下同）
文｜Erry
（本文根据受访人Frances的经历而写作）
出走的母亲
Frances（音译为「弗朗西斯」）出生在浙江的一个小镇，从小就在父亲对母亲的拳脚中见证了父母婚姻的失败。
母亲是家庭暴力的幸存者，从一段婚姻里死里逃生之后，她决定走出小镇，带着Frances到更大的城市生活。
而正是母亲决然出走的勇气以及对于教育的深刻理解，从根本上改变了Frances的生活。
一位母亲，带着自己一个年幼的孩子，从一段失败的婚姻里败走，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小镇——在既往的叙事里，TA们是悲惨的，是生活无依、颠沛流离的；但是出走之后，母亲却实现了人生的某种飞跃。
她带着孩子住过安置房，也曾事事拮据，但最终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实现了阶层的跃迁。
Frances的母亲从前是一名中学数学教师，后来投身教辅行业，获得了较大的成功。
看遍了因为学习和内卷而迷茫崩溃的孩子，尽管当时经济并不十足宽裕，但她还是决定把Frances送往国外读书，让TA得以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
跟父亲离婚后，母亲不再谈及感情，而是一门心思发展自己的事业，对于感情很是看淡和豁达。
正是基于这样的经历，从小母亲就告诉Frances要自强要独立，培养TA的个性，磨炼TA的品质。
母亲觉得自己身为女性，身体上的弱势让自己历尽艰辛，因此从小把TA作为男性来培养，让TA穿男孩的衣服甚至是内衣，不让TA穿文胸，不让TA留头发——Frances在高中之前一直留着寸头，在学校常常被认作「铁T」。
Frances一开始自我认同为男性，在二元性别浓厚的环境里，高中时期TA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性别焦虑，想要通过HRT（激素替代治疗）获得一些群体认同。
赴国外求学后，TA有了更强烈的社会性别意识，也看到了性别的多种样态，现在确定了非二元的自我认同。
母亲从来不问TA情感问题或者性取向，二人充满默契地从不提及。
其实母亲并不在意Frances是否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她曾经告诉Frances，人这一辈子最终的事情是做自己，有没有爱人、组不组建家庭这件事情不能强求。
幼时的Frances
看见更多的「二毛」
Frances目前在国外某大学读流行病学，用医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角研究公共卫生问题，关注人群中各种疾病的风险因素。
从前，TA作为一名理科生，并不了解人文社科的知识。学习了流行病学之后，TA开始从社会学的方法和视角研究HIV等疾病。
Frances还记得有门课上，教授是一名研究中国性工作者的学者。
教授给学生们讲述自己团队做无国界医生时在赞比亚、阿富汗发生的故事，这让Frances了解到人类学的内容和情怀，被人类学所打动，TA的很多观点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身为性少数群体的一员，Frances在此刻真正意识到，自己可以亲力亲为地为这个群体做一些事情。
在做HIV相关研究时，Frances了解到了跨性别者李二毛的故事，感到深深的悲痛和震撼。
原来在镜头囊括之外的角落，在记录难以抵达的远处，有一群生存环境更加恶劣的底层跨性别者，在疾病、灾厄与饥饿之中苦苦挣扎。
以前，性少数的话语权更多地集中在中产阶层，而李二毛的故事则让TA看到了更具悲情色彩的底层生命故事。
每次看到这个故事，TA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Frances开始对田野着迷，希望到更为下沉的场域里真实地与「人」去接触。
还记得小时候，Frances曾跟母亲住在一所拆迁安置房里，旁边就是一处红灯区。Frances学周围人的样子对过路的女人们指指点点，说自己看不起发廊的小姐，母亲却低下头轻生地告诉她「要尊重每一种生活」。
掌握了知识以后，Frances更加希望给予这些女性一些实际的帮助。
信念燃起，步伐也随之展开，TA随公益组织在南方某大都市的城中村为性工作者普及女性生殖健康知识。
亲身接触下来，Frances意识到她们并非洪水猛兽，而是跟为数众多的普通人一样，有亲情、友爱，有世间惦念。
Frances至今还记得在给她们进行妇科疾病科普时，有一位不到40岁的女性说：「一定要给我的女儿打上九价宫颈癌疫苗。」
受访人Frances
坦荡而自洽的生活
哈佛大学的保罗·法默是一名医生兼人类学家，他常年奔走在世界各个贫困地区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曾在海地农村给艾滋病合并肺结核患者做治疗。
有人对他说：「你应该去休息，应该去巴黎。」然而，他的回答是「巴黎没有我的病人」。
保罗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少数群体争取权利最难以跨越的门槛是经济上的贫穷」。
保罗一直是Frances所景仰的人物，TA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拥有这样的胸怀，并真实地拥抱每一个人。
读大四时，一位关系很好的朋友突然因车祸去世，那段时间里TA情绪崩溃，接近抑郁。
也许，这就是看到了佛教里所说的「无常」。从那之后，TA看到了生活的本质，开始想要过一种与自我和解的生活方式：坦率、随心，追求内心深处的自洽。
回国后，Frances在云南大理的民宿做了义工，衣着朴素，食物简单，闲来无事就在院子里观察苍山和云的变化，与失意的客人闲聊。
那段日子是Frances心目中「几年来过得最好的一段时间」。
Frances觉得一直埋头在书本里的自己是懦弱的，作为性少数群体的一员，自己却没能为这个群体发挥出力量，加之平时在网上看到的纷繁复杂的讨论与无休止的辩论，TA感到深深的虚无，希望自己是真正去做事的人。
在未来，Frances希望回到国内，到性少数群体和别的弱势群体的组织中去工作，下沉到更为广阔的田野中去，与人真实地接触，尽己所能帮助更多身处困顿的人。
Frances（图右）与朋友的合影
故事结尾Frances想说的话
研发了小儿麻痹症疫苗的波兰科学家阿尔伯特·沙宾说过，一个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人。
沙宾在知道有能够减轻痛苦的知识被束之高阁的时候，内心是无法平静的。
沙宾没有为他研发的小儿麻痹症疫苗申请专利，而我在知道抗艾滋病药物如何能拯救人的同时，也想到李二毛这样热烈的生命，因为错失艾滋病诊疗机会和对生活失去一切希望而离开我们。
看到在生命的最后她没有任何支持，在那一刻我内心作为人的那一部分，和沙宾一样开始变得愤怒、失望，想去推进改变。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改变并不是天神降临，也许只是几句话的温暖。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我深谙这其中的道理。
我也读过很多跨性别群体中挣扎的社群成员自己为自己进行生殖器切除手术的故事。
我希望将来我是将泪水化为力量，从帮助身边的人开始，而不是让这些击垮自己。
关于受访人Frances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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