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丨一个中国人在菲律宾，关心世界气候
“冰川融化”“北极穿短袖”“全球最热”……每到夏季，关于气候变化危害的新闻就会频繁登顶热搜。
实际上，全球气候已进入紧急状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报告指出，2010年至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年平均排放量处于人类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宏大议题之下，人们似乎觉得自己只能“蚍蜉撼树”。然而，在气候变化的背后，极端暴雨、粮食短缺、淡水匮乏等各类灾害频发，切实地影响到了每个人。
“我从来不觉得气候变化离人们正常生活很远”，十余年来，王晓军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倡导、行动，“化石能源资源枯竭，让曾经靠山吃饭的百姓失业；大气污染严重，让城市居民难行……我们都体会过环境破坏的痛”。
在山西教书6年，去美国游历后回到北京成为一名媒体人，再到绿色和平工作了10余年，在菲律宾创办了NGO，王晓军一直在做出改变，书写他自己的“气候故事”。
▲王晓军在马尼拉和当地NGO倡导低碳绿色出行
01
近在眼前的贫困
20世纪末的山西吕梁，“煤炭黄金十年”还没来，有几个县城穷得叮当响。
那时的王晓军大学毕业没几年，一直在城里教书。趁着暑假的空闲，他跟着世界银行的扶贫项目调研组，走进了吕梁地区沿黄河边的贫困县里。
路很难走，先是在又窄又旧、坑坑洼洼公路上绕，而后要在河沟里拐进山路，再爬六七里的坡路，才走到高高的村里挨家挨户调研，有的山村仅有20多户人家。
正午的夏日，照在裸露的黄土坡上，野酸枣树丛生。调研组一行人正往山上走，突然乌泱泱一群人往山下冲——一个孩子在土崖边摘酸枣的时候坠落了下去，村民正抱着孩子准备去镇上医院。
归途上，王晓军看到一位母亲抱着孩子，在拖拉机上恸哭。这一幕刺痛了他，其实村里距离镇上诊所不算太远，但山路崎岖，耽误了救治的时间。
车上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感知到了贫穷也是“致命”的。后来，一位西班牙的朋友对王晓军说，“吕梁有这么多又高又穷的地方，自然环境恶劣，还很缺水，这不适合人类居住，应该都移民出来”。
“移民”——这是王晓军很反感的词汇，规劝人们离开世代生存的故土，抛却熟悉的生活方式，搬迁到所谓更好的地方，这或许基于友好的建议，但其中暗含着傲慢与冲突。他说，“背井离乡绝非解决问题的良方，设身处地帮助村民改善生活条件，才是更有人情味的方式。”
王晓军一方面珍视“乡土情怀”，另一面向往“诗与远方”。他在课堂上为那些迷茫的学生们讲述外面的世界，未来是由自己去书写的。无论如何，这两个月翻山越岭式的调研，让“公益”走进了王晓军的视野，也影响了他的职业轨迹。
02
未讲完的“煤炭”故事
21世纪初的山西吕梁，“黑金时代”已至。吕梁煤炭储量惊人，有超过420亿吨的探明储量，脚下一半的土地都有煤，城市在快速发展。
彼时，王晓军从山里走了出来，花100美元买辆自行车，沿着加州铁路，在美国的山川、沙漠里漫无目的地穿行。“我很难接受一眼望到尽头的生活，青年时代的最大思考就是不断体验这件事本身。”
在美国游历了四个月后，回到了北京，此后他做过农业项目的翻译、财经媒体的记者……直到2005年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一份中国风能展望报告，勾起了王晓军的兴趣。
“作为山西人，从小到大听的最多的是煤炭资源，风能在当时很新鲜，仍处在发展的观望期”，成长于煤炭之都王晓军，开始向往风与阳光。他很快就加入了绿色和平，成为媒体部门的负责人。
十余年间，王晓军接触了各类环境保护议题，包括气候类、能源类、森林类、农业类等等，其中有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也有关注电子垃圾的项目，“可以说，我的环境意识是在绿色和平工作期间培养起来的。”
▲2006年在绿色和平，王晓军所坐的沙发是由纸板做的
2009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让世人看到了遏制“气候变化”的艰难局面，也看到了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危机。绿色和平开始重点发展气候组，王晓军也更重视气候变化议题。
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举世瞩目，被寄予厚望，有人说这就是人类应对变暖“最后一次机会” 。当时的王晓军也在酝酿一个故事，“我们从2014年开始策划一部纪录片，想讲述黄河沿岸的能源故事。”
纪录片计划拍摄一个小学毕业的小男孩，跟着妈妈将骑着单车跨越2000多公里，从靠近黄河源头的龙羊峡水电站出发，会经过山西、内蒙古的众多煤矿。
与此同时，也会看到甘肃、宁夏有不少光伏发电项目，以及山东的风电建设，最后骑到东营入海口。“这是一个交织传统化石能源与新能源的故事，回顾中国过去的能源开采，立足当下的能源建设，展望未来的能源发展。”
在壶口走点采风时，他们的越野车经过下雪的路面上打滑翻了车，另一侧挨着悬崖，全车的人都心有余悸。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王晓军等人筹备的纪录片没有拍摄。
▲壶口车祸后三个月重新从壶口继续调研
这个故事就一直埋在王晓军的心里，很难忘掉。后来，他来到了菲律宾，问当地的孩子，你们知不知道煤？他们摇摇头。王晓军说，那是一种乌黑发亮的、十分漂亮的石头，闪耀得像黑色的金子。
“如果你们有兴趣，有一天，我带你们到中国山西看看。”
03
在海外讲述环保里“人”的故事
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创造了全世界工业发展的神话，却也留下了危机四伏的隐患。
人类燃烧化石能源释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直接导致了全球无人能幸免的气候变化，且愈演愈烈。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的《2021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温室气体浓度、海平面上升、海洋热量和海洋酸化等四项关键气候变化指标创下新纪录。
“菲律宾平均每年遭受20次台风袭击，海平面上升幅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是近年来受极端气候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在离开了绿色和平后，王晓军基于多重考量，选择到菲律宾注册NGO，继续讲述他的气候故事。
目前，国内NGO走出去的并不多，其规模在百余家左右，像王晓军这类直接在海外注册的机构更是凤毛麟角。
People of Asia for Climate Solutions（亚洲气候行动者组织），从名字上就能看到倡导的理念，王晓军解释道，“People，这是代表着我始终关注人的故事、当地人的感受；Solutions，意味着我们更关注解决方法，而不是制造气候变化的恐慌和焦虑，改善气候是有章可循的事情。”
菲律宾当地的居民对于NGO、非营利组织这些概念都比较熟悉，接受度也比较高，“他们很欣喜有一个中国人跟他们一起做环境、能源、气候变化类的议题。”
▲王晓军骑车去考察菲律宾一个光伏发电厂
可以感觉到，中国近年来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愈来愈大，尤其是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后。据统计，2013至2020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1398.5亿美元，全球数十亿民众的生活生计因此而改变。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领域建设，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取得了明显进展，王晓军认为，民心相通是难度较大、较为复杂的重要一环。
于是，亚洲气候行动者组织聚焦于“人”，采访了那些住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旁近的村民，了解他们的感受与真实反馈。
2019年，他们特别联合了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8家NGO，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项目，最后将采访并编撰成书——《一带一路：在希望的田野上》。
王晓军说，“实际上，这些东南亚国家都十分渴求这些一带一路的项目，他们长久以来的需求终于被看见了。根据村民反馈来看，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和道路交通也广受欢迎”。但是，调研组却发现，村民对于当地政府的信息不透明、沟通不顺畅有不少怨言。
例如，菲律宾的卡利瓦河水库项目能缓解1300万人的用水危机，但是周边居民并不清楚建设计划；斯里兰卡的港口建设，也让一些老渔民的生活受到影响……
“如果把项目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都归结到中国头上，这是很不公平的”，调研组看到，这些微小的声音因为种种原因被“屏蔽”了，甚至有些东道国会有意切断或阻断当地民众和中方的沟通。
▲采访菲律宾受到卡利瓦大坝影响的原住民
如何讲好关于“人”的故事至关重要。恰恰在这个过程中，NGO是有效的“传声筒”，也是及时的“警示器”，能够传导真实的声音，让项目在运作过程中更平稳、规范。
04
面对气候问题，大家都是“战友”
从煤烟滚滚走向绿水青山，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国的能源故事正谋新篇。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到，“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和风电设备制造国，光伏和风电装机容量均居全球前列，是绿色低碳能源领域当仁不让的领军者。
“中国抛出了绿色低碳发展的‘绣球’，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王晓军说，如何接住、传好这只绣球，是所有相关方都要认真考量的事情，这些角色包括东道国自身、中国海外企业、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以及来自民间的声音和建议。
在多方协调过程中，NGO会起到“牵线搭桥”的关键作用。王晓军所创办的亚洲气候行动者，一方面会对中国的企业做出倡导，另一方面会与菲律宾、印尼、越南等政府进行的沟通，“能源转型不能纸上谈兵，需要真刀真枪做好。东道国的政府和人民也需要做好充分准备，不应该出现中国企业已经准备齐全，却卡在了各种政策、规则、限制之外的遗憾情况。”
最近，亚洲气候行动者就联合中国能源行业的媒体，组织了一场座谈会。在论坛中，一位东南亚专家表示，“只有中国才真正理解东南亚各国所面临的严峻的气候危机，也只有中国有意愿、技术、知识和资金来提供长期的气候解决方案”。
这类论坛可以让中国的资方、政策制定者、企业与东南亚国家相关方充分交流，向外界传递了中国的积极态度。可见，NGO不仅能以独到视角发现社会问题，也是沟通各方的“粘合剂”，提供更丰富多元的对话渠道。
“越来越多走向海外的中国企业，摒弃了过去的姿态，开始俯身倾听多方声音，开始关心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王晓军很欣喜地看到，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的龙头企业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水平越来越高，他们在走向国外时既紧张又兴奋，希望在盈利之外提升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在气候变化的大问题之下，NGO与能源企业是同盟，也是战友，“在对企业进行社会责任的倡导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针尖对麦芒，彼此采取敌对的态度，而应该把两股细绳往一起扭”。
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议题上，王晓军坚持了十几年。其实，这是一个“残酷”的职业选择——做环境保护类倡导的公益人多是体验过环境破坏之痛，因此对绿色、美好的未来充满希冀；但在解决问题中往往面临令人沮丧、沉重的时刻，“我们有时候就是在哄骗自己，用心里那一点点的不甘心，钓着自己往前走。”
▲筹备“哥本哈根倒计时”活动中拍摄
他的母亲一直理解支持这份工作。2009年，王晓军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参会之前，远在山西的母亲问他什么是气候变化，弄清原委后说道，“煤炭有污染，又有其他东西替代，那就别烧煤了吧！”
那次会议上，一些发达国家推诿责任，导致协议难以达成。王晓军想起了母亲简短的回答，如果大家都像我的母亲这么开明，问题就好解决了。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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