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章：千古善良人——忆高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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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章
算起来，我在陕西师大中文系读书和工作，长达八年半之多。读书的时候，高斌先生没有给我代过课，我没接触过。1961年8月我毕业了，留校任助教，被分配在写作教研组，高斌先生就在此组。首先知道的是沉重的话题，教研组有十数人，其中历史反革命分子一人，右派分子二人（后来又来了一人）。高斌先生是个右派，不过已经摘帽子了。
斯时反右已过了4年，人们已稍稍冷静一些了，我的一个中学时期的同学和我一起谈论的时候，曾说：“右派都是些有本事的人，没本事当不了右派。”我含笑点头。远的不说，就说我上学时的情况吧，一个高年级女生，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一下就把我震住了；表演舞蹈，也让人感到充满动人的魅力。但人都说，她是一个没戴上帽子的右派，内控右派。系上的朱宝昌老师是个帽子最为高大的右派，他发表在《延河》上而招致他戴上右派帽子的《杂文、讽剌和风趣》，学校搞反右展览时，其手稿我透过展台玻璃看过。后来我从图书馆借来那期《延河》，读了又读，由衷地在心里呼叫：看那文笔，当今之人，几人可以赶上！
那么，高斌先生是怎样的右派呢？
高斌先生那时已40多岁了，黑黄的脸，上课时总戴着老花镜，看学生的时候经常是微低着头，眼睛从老花镜的上框外看出来。这几乎成了他的经典动作。在教研组的业务会上，高先生常有精辟之语。他非常推崇朱自清、夏丐尊和叶圣陶。但如果发生了争论，他一般只是摇摇头，吸着烟斗，不言语了。个别老教师自恃不是右派或反革命，时不时对高斌先生表示不屑，甚或出言不逊，高斌先生都忍了。不知当时别的助教如何，反正我是很同情高先生的。人在难处啊！那时教师都在自己的宿舍办公。高先生还没有结婚，他的宿舍好像日久不打扫，充斥着一个单身汉的凄清和悲凉。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发黄了的书籍，不少是线装书。他总是伏在案头批改学生的作文。他伏的地方非常有限，只能勉强容下红墨水、作业本和挥笔的胳膊，案头的其它地方都被书和作业本层层叠叠地摆满了。他批改作文很认真，连写字也很认真，笔迹是一笔一划的极规范的小楷，有眉批，有总批，总批一般较长。我们青年助教要是去了他那儿，他总是即刻停下手中的工作，歪过身子，和我们交谈。他是一派作为贱民的落魄落寞的样子。在教研组一起共事了四年多时间，我从未看到他对任何人有过敌意或不恭。我想象不出1957年鸣放时他会说些什么。我曾暗暗地想，这样的人，怎么能和“恶毒地向党进攻”联系在一起呢？
高斌先生不讲究穿戴，很少见他穿上一件崭新的衣裳。他的烟瘾特大，嘴上总不离烟，衬衣或裤腿上常能看见被烟碴烫下的小孔。有一次，他忽然拿出他年轻时候的照片让我们看，好像是在英国照的，西装领带，英俊倜傥。展示照片时他虽然笑着，但我分明能从他的表情里品摸出有一股深刻的苦涩。我知道他是在怀念美好的青春年华，我能理解他对他目前状况的无奈和不甘。他无家无室，但工资尚能拿到110多块，有钱没有花处，所以过些天，他总会独自坐公共汽车进城去吃那么一顿。对这一点，我们又似乎有点儿羡慕。我们那时每月只能拿58块5。
按照通例，每个助教都要”跟”一个老教师。所谓跟，一是协助他工作，具体地说就是帮他批改作文；二是跟他学习，学习的途径主要是听他讲课。我虽然跟的不是高斌先生，但我发现他的讲课，他的从字、词、句以至到结构谋篇的分析范文方法，很有学头，于是就经常听他的课。他能把范文分解成零件让人窥出艺术的奥妙。他能把一个好句子为什么要那么写，改个写法会又是什么效果，颠来倒去地讲上半个钟头，能给人许多启发。助教本应像学徒一样，一般好几年都不能上讲台，但写作课需要的讲课老师很多，所以我们其实在当助教的第二年就独立开课了。我的学生对我的讲课反应蛮不错，我知道，我是主要得益于高斌先生。而且我想，我的后来所从事的文学工作，也有高斌先生学识对我的滋养。所以，高斌先生是我不能忘记的一个历史人物。
不久，落实政策了，气氛稍稍宽松一些了，系上好心的党总支书记丁淑元女士，充满了当时少见的人性化的爱心，主动牵线，促成了高斌先生晚来的婚姻。很有点浪漫情调和温暖氛围。先生似乎焕发了远走英伦留学似的青春，宿舍整齐了，干净了，并且有了可爱的儿子。老来得子，他有多么高兴！即使1957年把他错整了，他对党还能有怨言或不满吗？
但生活却是诡异而可怖的。好景不长，一夜间好像到处冒出了阶级敌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
批判《海瑞罢官》的期间，我被省上的一个关于双职工一方不在西安另一方就要外迁的莫名其妙的政策，要调到延安去了。接到通知我就走。我还在途中的铜川 ，就听见大喇叭上高分贝地喊叫着揪出“三家村”了。 接着是北大校长被揪出，西安交大校长被揪出，陕西师大校长被揪出。我到了延安后，更见了一件糟心的事情。有一户姓李的人家，在党中央刚到延安的时候，曾腾出自已的一孔窑洞让毛主席住，四清运动中，他被补订为地主成份，这时候随着文革风暴的狂啸，人们便把他扫地出门，说：“你这个地主，怎么能玷污毛主席住过的窑洞？”他一家遂被赶至农村，下场悲惨。我头晕了，真不知一个好端端的社会怎么能够成为这样！就在此期间，我听到一个令人悲痛和震惊的消息，高斌先生自杀了！我心里太不平静了。一个规距得连大气都不敢出的人，一个那么善良的人，一个刚刚对生活重新生出希望的人，怎么会畏罪自杀呢？他能有什么罪？现在想来，高斌先生死得太冤了。
高斌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事业，忠于职守，才情横溢，但他不懂政治，甚至不懂生活，光一个1957年，就把他吓破胆了。胆小是善良的伴生物。善良人几乎都是胆小的，何况一个千古善良之人！高斌先生不会伤害任何人，只会被别人伤害。用现在的话说，他属于真正的弱势群体，应该得到关爱和保护。但那是一个只知酿造仇恨的年代。面对血淋淋的现实，造反派高唱：“文化革命好！就是好 ！就是好！就是好！”文化革命史无前例，伟大创造，气势磅礴，横扫，横扫，横扫，连老革命都不放过，高斌先生一定想，还能容我这草芥似的知识分子这贱民再活下去吗？忍辱偷生也不行了！于是，他偷偷去郑州看了看爱妻和爱子，偷偷地把存折放在爱妻的枕下，立即返回西安，但他大概连校门也未进，就在离师大不远的烈士陵园上吊自尽了。他死得那么决绝，那么悲惨，那么令人心里疼痛，就像老舍和傅雷的死。他没给人们留下任何遗书。他能说什么呢？他大概总记着那年鸣放时是因没管住嘴巴惹的祸，他决意要永远不再向这个世界表露心迹了，尽管他心里那么悲苦那么委屈。他那样的死法应该是我们民族的永远抹不去的耻辱。
高斌先生死了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但我曾经多次想起他。我想，如果不是那个残暴的年代，高斌先生现在也许还应该在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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