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郭琦口述史：一个大学校长的反思（连载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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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琦晚年生活照

编

者

按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曾先后主政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受到两校师生的爱戴。在去世前一年（1989年），留下一千两百七十分钟的口述史录音，最近由其外孙郭彤彤整理成书。《郭琦口述史》分上下两篇，上篇《琐记》回顾了他的童年和革命历程，下篇《大学》回顾和反思了他在大学当领导的经历。经郭彤彤先生授权，辛庄课堂公号摘录下篇的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是分裂的

　　讲完超脱这个问题，顺便扯一些我这一生写的几篇文章的背景情况。回头看这些文章，我总结一句话，多为应景之作，有针对性了。以此，也算作下篇《大学》的结语吧，也就不另外如上篇那样单设结语部分了。

　　大体上，前期我写了一个有关民主问题的小册子，就是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9月出版的那个《论民主的阶级实质》。

　　这个小册子就是反右以后，针对当时一些对民主的错误看法写的一本小册子。今天来看，里头有不可避免的也是我缘于我个人思想局限性的“左”的东西。但是总的来说还是站得住脚。比如我提出来民主在西方的政治、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都不是固化了的，而是一直都在发展变化着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之间的关系不是分裂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这些问题。

　　再是1959年我写了一篇“认真读书”的文章，针对当时很不重视读书，学校办的以劳动为主了的这个情况。

　　另外，师范教育我强调一定要着重提高水平。不要认为综合大学培养的是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师范学院培养的是历史教学家、语文教学家，主要搞教学就行了。我认为师范大学要能够对整个教育提高质量，必须要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这个学术水平不能低于综合大学。这是牵扯到高等学校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有人强调高等师范教育联系的是中学，这是对的，但我认为有片面性。中学教什么，大学里就学什么。我说不对。我有一篇文章，是在这个背景下写的。

师范教育同样要提高学术水平

　　前面我提到过当时张际春的事情，当时给他谈了我对咱们国家高等师范教育的思考，随后就写了《批判“师范教育特殊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这篇文章，发在光明日报上。我在文章中，主要是否定过去为师范而师范的师范教育特殊论，我提出了师范教育不能仅仅面向中学，而要面向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当时尤其要面向农村的经济建设。师范教育同样要提高学术水平，不能只满足于教学方法的研究。

　　我说高等学校应该面对农村的经济建设。

　　因为当时我们整个师范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是分配到农村去的，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县城、公社、大队，就是农村基层干部的文化素质。要面向这个东西，而不仅仅局限到面向中学。

　　面向中学啥意思？就是中学教什么，你学什么。我认为教学法不宜多，要少一点。你本身对历史不精通，学那样多历史教学法有啥用处？你讲语文不行，又不能写又不能研究，你读教学法这个东西有啥用处？后来1965年开半工半读会议，蒋南翔很赞同我的这个意见，最后师范院校起草小组吸收了我参加。蒋南翔给说，你这个观点了不起，很独特，而且有道理，北师大的党委书记就不懂，咱们过去学习苏联，教育方面，教学法方面的课程要将近三分之一，太多了。

蒋南翔

　　董纯才和陆定一俩个人听完我的发言，给我戴高帽子，说我这是提出了咱们中国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

　　谈不上教育思想，顶多算是我的一个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理念而已……

　　师范大学的教师要提高科研水平、学术水平。学生要提高专业水平，然后怎个教，是第二步。你可以在工作实践当中去提高。

　　哪个教了我大学校长的工作法了？也没有哪个教我讲演。怎个讲演，你慢慢就摸到这些窍门了。关键是你要站得高，研究得深，自然而然讲演就有内容了。光说手怎个办，眼睛怎个办，姿势怎个办，内容是空虚的，干瘪瘪的，人家不听。

　　但是现在再回头想一想，看一看，我也有另外一个方面的错误，是不是我对教育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这一点我也要反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在西大的时候，我认为应该“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还是走在前面的，西北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在1979年9月编了一本书叫《科学与实践》， 1980年6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给这本书写了一个序，题目叫“坚持实践第一的基本观点，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这个序，其实是在1978年10月《西北大学学报》上就发表了，大概有五千多字。解释了一下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我主要是从怀疑论的角度给予了论述。

　　再就是“为钱正名”的时候，我组织了个讨论，我上头都介绍了。再有就是我写的几篇文章，针对改革开放，西方外来思想渗透进来，谈了谈我们既要坚持改革，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几篇文章分别是1980年3月6日《西北大学校刊》上发的“组织学习邓小平同志报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984年第1期《西北大学学报》发的“重视对矛盾特殊性的研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5年《社会科学评论》第5期发的“新技术革命与社会科学”；《人文杂志》1986年第3期发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它”等。

我写“新技术革命与社会科学”

　　当时《第三次浪潮》轰动一时，这个托夫勒还写过《预测与前提》。

　　《第三次浪潮》是美国著名未来学者阿尔文·托夫勒1980年所著一本书，书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约一万年前开始；第二次浪潮从工业革命阶段开始；第三次浪潮即为当今的信息化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

　　这个书很快翻译到国内，销量上千万册，给咱们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带来极大的思想震撼。继《第三次浪潮》之后，托夫勒又写了《预测与前提》一书，重述《第三次浪潮》一书的基本观点，并论述了第三次浪潮思想形成的根据以及未来学的研究方法等。

　　托夫勒就谈到，他是早年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他罢过工，他觉得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他走另外一个路子了。

　　我看了托夫勒这两本书之后，觉得他这个说法不准。针对他这两本畅销书，我写了一篇文章“新技术革命与社会科学”发在《社科评论》上。韩理洲看到文章，对我女儿说，“哎呀，你爸爸的思想还新，好多名词我们都不懂。” 他韩理洲是专门搞唐代文学的，不大了解，情理之中。一些老战友也看到了，韩天石来西安，就讲我这个文章他看到了，说，郭琦呀，你不得了，那时候咱们在川大，让你写文章，你不写，跑去唱歌赶时髦呀！现在你写文章了，还是赶时髦呀！

　　在这篇“新技术革命与社会科学”一文中，我主要是既肯定了托夫勒分析资本主义的好多新东西；同时又提出来受托夫勒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的观点的影响。所以我就在文章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他。我认为即就是到了今天，还有针对性。另外我在“新技术革命与社会科学”一文中，还讲了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大胆地开放，不怕西方外来思想进来，我们应该来做个纱窗，等于我们自己主观上搞一个空气清洁器。就是打开窗户，既要开放，又要安上纱窗，防止腐朽的东西进来。

　　我这篇文章就提出了这样的两个观点。

　　我的思想深处，是站在不同意全盘西化的立场上的，所以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全盘西化是没有出路的》，毕竟在过去的实践中，全盘西化派在中国还是都失败了嘛。

做人难，难就难在平易二字

　　再一个就是纪念江隆基的那篇文章。

　　江隆基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便被康生等人迫害致死了。前年，1987年吧，我到兰州大学去参加他的一个纪念活动，回来就写了 “学习江隆基同志平易近人务求实效的作风”，发在《人文杂志》上。

江隆基

　　我在文章中说了一个主题，对他无论在什么条件下皆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品质予以了评价和激赏。

　　我主要谈关于实事求是，我深有体会，就是我上次讲的，正常情况下容易实事求是，运动一来，就不容易实事求是了；常态下实事求是容易，急剧的政治变化下实事求是就难，变态下不容易实事求是；领导欣赏你、信任你、重视你，容易实事求是，领导怀疑你，像江隆基，说他严重右倾，把他贬职，到了这个时期，他还实事求是，坚持抵制“左”的东西，这就不容易了。

　　所以我觉得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组织上不信任你的时候，或者你并不是很顺利的时候，你还坚守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品质。

　　文章中我也说到了江隆基同志平易近人这个特点，我记得是我是这样写的：做人“难就难在平易二字，平易就是要保持自己的自然本色，胸襟坦荡，表里如一，对人以诚，平等对待”；“和同志相处，除工作外无私交”，“对干部应有的关心和探望，是从领导岗位应有的责任出发，不包含其他的目的，更无亲疏厚薄之分”；“同领导交谈工作时，认识到什么就谈什么，绝不见风行事”；“与同志交，淡如水，久而弥甘”……

　　总之，我从内心里很倾佩江隆基的这个人的作风，居高位而不骄其下，处困境而不降其志，令我敬重。除了有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之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书生本色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

　　总体上我几十年来写的文章都是有针对性的。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后来，从西大到了社会科学院，我抓了一条，就是陕西省情的研究，陆续编了两本书，一本是《陕情要览》，一本是《当代中国的陕西》。

　　《陕情要览》我写了个序《陕西上下古今谈》在《人文杂志》发了，总的还是鼓励陕西咋个上去。有人看了，觉得还有可读性。

　　司马迁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凡起事者往往起于东南，而守事功者往往是在西北，今天就面临这样一个情况，各方面经济起步最发达地区在东南沿海，但是，最后还是西北。

　　我的观点是，如果西北不振兴起来，全中国的现代化肯定搞不成。

西安老照片

　　如我这样的一批人正在或者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是谢幕的时候了。

　　但现在我还是能想起来我初中的时候读梁任公……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这一批人，好像大家都有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小时候就有了。到了现在蓦然回首，这个意识还在，虽然继续着笃信马克思主义，但传统的有些东西丢不掉——以天下为己任，希望我们国家一天比一天好。

　　同时呢，也算是一种感慨，或者发点牢骚，我认为每个人在总结自己的一生中，总是会有牢骚。

　　我念一首诗，是左思的《咏史》，我请刘自犊给我用篆书写成六条屏，就挂在我卧室。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说明一下，“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针对我的话，不是说我觉得我没当大官，是指我的一个遗憾，前面多次讲了，我个人在学术上留了遗憾，有些牢骚。这一点，我不隐瞒。

　　最后呀，感谢张安民、田岗、贺克毅、蔡光阑、姜秉正，耽误了大家将近三个月时间。本来把你们几个叫来，是谈谈上面让搞我和几个老同志的教育思想的文章，请大家出些主意，一谈就敞开了，拜托光阑和克毅把录音整理一下，那个什么我的教育思想的文章，给人家交卷，三个月了，咱们的文章素材，我觉得很丰富了，拜托秉正了。

　　今天大家不许走，面条都换回来了，在家里吃饭，都准备好了，吃芹菜肉臊子面。

连载完

作者简介：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1957年3月，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陕西师范大学，他仍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文革"中遭受迫害。1977年夏，被派来到西北大学，1978年6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3月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党委书记(1978.6-1984.7.19)，1983年12月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任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唐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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