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郭琦口述史：一个大学校长的反思（连载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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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琦晚年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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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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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曾先后主政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受到两校师生的爱戴。在去世前一年（1989年），留下一千两百七十分钟的口述史录音，最近由其外孙郭彤彤整理成书。《郭琦口述史》分上下两篇，上篇《琐记》回顾了他的童年和革命历程，下篇《大学》回顾和反思了他在大学当领导的经历。经郭彤彤先生授权，辛庄课堂公号摘录下篇的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要超脱一点好

　　这么多年在高等学校工作，作为主要负责人，我有一点体会，要超脱一点好。

　　我总认为不管青年同志，还是中年同志，超过我，取得的成绩比我大，我很高兴。

　　教师的业务，教师的水平，教师的待遇比我高，我毫无意见，而且支持，特别支持青出于蓝。比如我离开西大以后，后来的校长张岂之，声望各个方面超过我，我就很高兴。

　　拿教师来说，他取得的成绩大，取得的待遇高，我认为这是我的成绩。组织上派我到这个学校来做领导工作，如果你领导的人都不如你，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失败。如果你领导的这个学校，这些人的成绩，不管政治工作或者管理工作或者教学科研都比你大，比你优秀，那证明你领导的有方。不然，学校怎么会人才济济。

　　其次，不跟群众争东西。

　　说老实话，我们作为一个老干部，一个领导干部，本来待遇就比较好一点，跟其他的干部不一样，我还要去争的话，就损害了人家，这样就不好了。所以，我在那个集体里，总是强调这个问题。比如我到社会科学院工作以后，组织一个领导班子，我们就互相勉励一条，我们的子女、家庭问题，不给单位提出来，不要增加单位负担。我所到的单位里，比如搞教学的人，搞得好，我支持，决不会采取这个办法，我是一把手，那么所有的待遇各个方面我是最高的，别人不能高于我。我认为各是各的，你是管理领导这个学校的，我的工资就相当于四级教授。

　　那么教授呢，也有三级，有二级，有一级，越多越好，说明我学校办得好。

　　所以，就这一点，我觉得超脱一点好。

　　有两个不超脱，一个，认为自己是党的领导，到了这个单位，那就应该我最高，你们再高也不能超越我，这个是农民意识。比方泾阳县有个大队最有意思，一个大队支部书记，他说全国听毛主席的，在这个大队就应该听我的，所有的教员，供销社的，你们的待遇不能超越我，超过我的一律抹下来，因为我是领导，党的领导。

　　当然，高等学校没有这种情况，但多少是不是也有点农民意识啊。

　　再有一种是搞业务，就是搞教学、科研的人也不容易超脱，认为在这个学校里面，我就是最高水平了。作为一个业务干部，争最高水平，我认为是合理的，是很自然的，家有敝帚，享以千金嘛，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我争这个有啥意思？

　　但是作为一个领导，就不能了，那就害贤忌能了。你比方，如果我要说我是教授，而且是个够格的教授。因为1966年之前……我这里也是有开玩笑的意思，西北大学办第一期马列主义研究班，我就是教授，学校正式发聘书请我做教授，这是第一。第二，1980年代落实政策，这些研究班的同志提出来要按研究生对待，像何炼成他们提出来，要按研究生对待，后来都解决了。那么当年我这个教他们的教授，是不是也要落实一下政策呢？

　　我看没有那个必要吧。我要不要认为我不仅是大学教授，而且是研究生的教授，我争这个有啥意思？所以我从来填表不填这些东西。

　　还有比如当时学校规定教授有些物质享受，当然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一斤香油，两条纸烟什么的，我宁愿不要也行。我不要，还跑去给他们争。1960年代，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我找刘端棻，给几个要摘帽的教授高斌这几个人争半斤牛奶。

　　刘端棻就说我，摘帽是大事情，你扯出半斤牛奶就没意思了。

刘端棻

　　我说，咋个能没得意思呢？有半斤牛奶，和没有半斤牛奶，情况就大不一样嘛。

　　刘端棻批评我说，别的学校哪里有像你这样来争半斤牛奶的？你这个人，有时候太鸡毛蒜皮了，耽误工作。

　　我说，半斤牛奶对咱们可能没有多大意思，我还不喝牛奶，但对他们教师来说，具体到个人，哪有小事情呢。

　　为这个，我和刘端棻那次说的不愉快。

　　我觉得争没有意思，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管理，是领导，你争一份，就少一份，不能这样搞法。

　　但是，对于其他类似的人搞的话，我也没有一点意见。但我自己不去争。啥都有你的？行政对你有利，你就去行政上头要点东西；教育有利，你又去搞。我只是行政干部。像评职称，比方，当个县长，他是学农的，评个农艺师，领导农业的，啥都不是，评个经济师？听说某一个党委副书记，申请研究员，既不能讲，又不能写。要我说，能讲能写，已经是个万金油干部了，你就是能讲能写的行政干部，我自认为我自己是能讲能写的，写不是指啥，就是写一般的报告。作为专业来说，教马列主义我还教了几年。不要去争了，现在党政干部去争这个东西呀，最脱离群众，我看呀争到最后，有可能把我们的事业就争没有了。

我本来有志于搞学问

　　关于我自己，在我的口述引言部分我讲了，我是万金油，这里我再重复一下。开始是谁说我是学者型干部呢？是孙达人，其实我一点意见也没有，我认为他是公平的，但我也惭愧的很，我认为我有志于搞学问。

　　我这个人特点是啥？

　　老干部认为我是个学者，是个教授。知识分子认为我是个领导干部、党政干部。具体来说我就是——外行看我是内行，内行看我是外行，我是属于这一类的人。

　　我也不是说我不能搞学问，确实我认为单位的任务太重了，无法搞学问，你一搞，势必误旁的工作，就是我这样全心全意地搞都还搞不成。

　　我觉得比较公允的说法还是爱学习，而且还愿意增加一点新知识，什么知识都愿意增加一点。

　　我1977年出来工作之前的十年，师大的干部说我：“像你这个年龄，成天还在那儿读书，还要攻读马克思主义，啊呀，不多，不多。”

　　田文棠（注：田文棠，陕西师大历史系魏晋思想史学者、教授，西安统计学院党委副书记。）跟我开玩笑：“老郭呀，你读这个马列干啥？人家不用你，你在那读干啥嘛。”

田文棠

　　我当时说，按你说学习是为了做官？读书是为了做官？正因为我现在闲着，人家不用我，没有事情，我就自得其乐，就学习。

　　我正因为此，这十年没有荒芜。当然啰，我今天一想，如果当时就专门搞历史，可能现在的成绩要大一些。

　　再一个是我这个人，有些事情可以推了，我可以不搞，特别是这一两年，我又不在职了，组织上让搞啥，我有推的理由，搞点自己的东西。但还是推不掉，最近写《杨明轩传》，组织上叫我牵头。咋个子办？推不掉，一来我和杨明轩有交往，二来我不牵头搞，怕搞不好。我这个人，有时候还有些舍我其谁的意思，也不好。

杨明轩

　　另外，我这些年写的东西都是从工作的需要，研究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写的。但是如果我少些舍我其谁的意思，专门去搞点历史，我认为我不是不可以写出点著作出来的。我也有计划，和朱宝昌谈过写上五本关于汉史的著作。他说他这些年写的论文我每篇都看了，他要回报我，让我写一部分他就看一部分，和我扯平。这几年我也是空闲下来，列了详细的提纲，去年冬天动笔写了一点，但身体又不行了，住到医院了，现在又要编书，恐怕还是搞不成了。

　　总归是组织上叫我担担子，我就担了。

　　1977年之前，我有些灰心，对有些了解我的人，我就给他们说了我的一个态度。

　　我说，以后组织上再叫我出来工作，我决不会像在师大这样卖力气搞，我搞得越多，被整得就越厉害。

　　张安民最有意思了，他说：“不可能，你要哪一天又工作了，你一样的积极，你不可能不积极。”

　　张安民还是比较看得准的。

　　果然如此，在西大我的工作时间安排是一天三班：上午开会，下午工作，晚上工作一段，不回家，晚上就住在那儿，星期三回家。

　　这几年大体上每天晚上10点钟开始，就进入我的学习时间。到了那个时间，头脑也就清醒了，不会少于三个钟头到四个钟头。所以我的知识就是从这儿来的。我看一篇稿子，审查一篇稿子，总要找原文来对，要作个印证。

　　我自认为我是工作认真，好学的。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四川乐山人，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延安鲁艺和中央研究院。1957年3月，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陕西师范大学，他仍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文革"中遭受迫害。1977年夏，被派来到西北大学，1978年6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3月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党委书记(1978.6-1984.7.19)，1983年12月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任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唐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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