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荟萃丨郑永年：共同富裕与中国共产党的新使命

编者按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会议明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在6月6日举办的共享与发展研究院成立仪式暨共同富裕研究高峰论坛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郑永年教授围绕“共同富裕与中国共产党的新使命”这一主题开展了深入阐述，与此次中央会议精神高度契合。本文整理自郑教授的演讲稿。

郑永年教授演讲片段

我想从学术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即共同富裕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讲四个观点。

01共同富裕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共同富裕是我们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共同富裕不仅仅是浙江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更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实际上，对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来说，共同富裕的问题还不能也没有提上它们的议事日程，大部分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还是贫困，如何脱离贫困才是它们的大问题。中国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就是因为中国已经完成了前一个使命，即反贫困。过去40年，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世界反贫困做出了最大贡献。我们已经促成8亿人口绝对脱贫，仅18大以来就有1亿多人口绝对脱贫。这些都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在我们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之后，我们不能忘记世界上很多国家依然面临贫困，甚至是绝对的贫困。

即使对富裕国家来讲，也面临着共同富裕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虽然实现了富裕，但是还是面临着一个共同富裕的问题，即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问题。今天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面临着一个可以称之为“托克维尔难题”的问题，即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经济不发展，社会肯定贫困；但经济发展了，社会不见得稳定。经验地看，社会不稳定不见得是社会经济不发展的结果，经济发展以后反而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托克维耶尔所分析的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前的经济发展有关。马克思分析的原始资本时代也是这样。实际上，马克思那个时代，是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经济发展加速。不过，当时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因为原始资本主义导致社会分化，社会分化导致社会不稳定。今天美国和很多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也是同样一种情况。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中，美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或者说，全球化为美国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是，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被很少很少一部分人所掌控。从前美国人自豪地把自己称之为中产社会，但现在美国已经演变成为富豪社会。80年代前美国（包括大部分西方国家社会）中产达到70%左右，一个社会如果达到70%中产，那么它是稳定的。政治激进不起来，因为无论左派政党还是右派政党都要照顾到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从80年代以来，美国一方面经济发展非常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但中产阶级缩小，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萎缩到50%。民主党的奥巴马执政时美国中产每年以一个多百分点下降，为特朗普民粹主义的崛起准备了社会条件。

我们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反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面临诸多问题。第一，我们国家还不够富。我们的人均GDP从八十年代初的不到300美元提高到去年的11000美元，但离发达国家还差很多。并且我们的老龄化非常严峻，“未富先老”是基本格局。第二，我们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已经变得很大。我们所说的“社会”就是一个共同体。尽管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是绝对公平的，但如果收入和财富分化太大，那么社会很难成为共同体。其实，中国的经典说法“有恒产者有恒心”就是这个道理。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逃避了绝对贫困状态，今天我们要转向共同富裕，探索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因此，我认为，探讨共同富裕不仅是对浙江有利，对国家有利，对整个世界也是有利的。

02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执政基础

我要讲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她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一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国经典上尽管没有“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但社会主义的理念一直是中国经典的核心。从《礼记》到康有为，“大同社会”的概念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最好表述。近代中国，来自西方的各种主义在中国百花齐放，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应有尽有。但是，为什么所有其它的主义都是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上，而只有社会主义被接受，并且生存发展了，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符合中国文明的理念。

中国传统社会尽管拥有“大同社会”的理念，但这种理念仅仅为理念，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但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理念的实践具有了条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式，一直在对“社会主义”进行不断地探索和进行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是一个已经固定的概念，而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丰富和充实。它不是一个乌托邦，而是一个可以不断探索和尝试的实践。改革开放以前，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下，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在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下，我们经历了第一波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如果没有这第一波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中国也很难看到现在的工业基础。邓小平时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要改变贫穷社会主义的状况。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先富裕起来”就是为了突破“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我们可以把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主义称为“发展社会主义” (developmental socialism)。这一波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非常大的。我们从80年代初那么一个穷的国家发展到现在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现在有4亿中产；更重要的是，如前面所说，我们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使8亿人口脱贫，十八大以后不到十年我们又有一亿多人口脱贫。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宝贵的经验。

现在我们到了下一步，就提出了共产党第二个百年的社会主义如何定义，如何实践的问题。十九大提出来中国未来“三步走”，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这一步已经实现），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实现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是社会主义基本现代化，还是全面现代化，内容非常丰富，但“共同富裕”肯定是一个核心内容。在世界范围来看，贫穷社会是不可持续的，是一定会消失的，但是一部分人过度富裕、多数人富裕不起来的社会，像英美的这种经济体，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今天把“共同富裕”提到议事日程就是在这个新时代重新界定社会主义。别忘记了，邓小平完整的表述是:让一部分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把世界上的“贫困社会”和“富而不平社会”做个比较，我们探索的共同富裕是有世界性的意义的。

03共同富裕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我想讲的第三个观点就是：共同富裕就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我们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从发展的视角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80年代，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流行，大家都在读芝加哥学派自由主义作家哈耶克的书《通向奴役的道路》(The Road to Serfdom)，作者说计划经济是一个“乌托邦”。但是，80年代以后，西方新自由主义盛行，资本太过于主导经济生活，演变成为另外一个“乌托邦”。经验地说，国家太过于主导经济和资本太过于主导经济，两者都会是“乌托邦”。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共同富裕，我们已经脱离了“贫穷社会主义”，现在要走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我们提“共同富裕”不是要制造另外一个乌托邦，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探索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理想。在这方面，我们还是需要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很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说要消灭私有制的，但是这个已经证明为行不通。我们自己也走过了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计划经济，现在我们放弃了。今天中国是一个混合经济体，既有国有资本也有民营资本，也有国有民营的混合资本。我们已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新，正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才使得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

今天世界性的问题表明，我们需要继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马克思对社会的分析，把社会分为两部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这个分析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是对的。但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加以发展的。我们今天讲“社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共同富裕”，它的主体就是人民，就是社会。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可以加入一个社会变量，或者社会结构变量。经验地看，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而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上层建筑。从北欧社会的实践来看，经济结构跟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而非原教旨主义式的意识形态。只有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公平社会的理念。我们追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政治，但也要考虑社会结构问题。我们要好好总结改革开放以后的经验，在哪些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在哪些方面需要做继续的贡献。

04浙江实践的普遍意义

我想讲的最后一点是浙江实践的普遍意义。这次第14个5年规划把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就是这个背景。浙江是我老家，我也经常回去考察，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就是研究浙江经验的。在“共同富裕”方面，我觉得如果从东亚文化的角度去看浙江经验更有意义。比起其它省份，浙江的发展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实现了公平的发展。这种状态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早期发展类似。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在早期实现了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公平。尽管每个经济体的发展方式不一样，但都实现了基本社会公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一些经济体社会公平的恶化是在八十年代之后，因为一些经济体跟随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八十年代之前，这些经济体都做得很好。这些经济体都没有经历像欧洲那样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平地实现了社会公平。

无论是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经济学，都可以对浙江经验进行好好总结。就社会公平问题，人们一直在讨论“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这些都很重要。浙江能走到现在这一步，表明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我自己的观察有三点。第一，主要是“上不封顶”，发财赚钱不应当封顶，鼓励大家赚钱赚得越多越好。第二是个“保底”，即要把基本社会服务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好，“保底”社会。浙江在这些方面尽管也存在着不平衡，但较之其它省份要做得好。第三是“做大中产阶层”，建设橄榄型社会。

浙江为什么能做到公平发展？如果再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浙江处理好了很多重要的关系，包括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内资与外资的关系，政府跟市场之间的关系，大型企业与中小型微型企业之间的关系，制造业跟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等等。例如，浙江发展过程中，内资占据主导地位，而广东是外资占据主导地位，而内资与外资对当地社会尤其是社会共同体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研究“共同富裕”，但不能把它视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我们一定要尽量总结我刚才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公平发展”的经验和欧美发达国家“富而不公”的经验，我们既不能搞贫穷社会主义，但也不能搞“富而不公”。“共同富裕”不能走回“共同贫困”的局面。所以，尽管这个研究院叫“共享与发展研究院”，但我认为把“发展”放在前面更为合适，“发展与共享”。现在中国的主要问题还是需要继续把蛋糕做大，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之上把蛋糕分好。我们既不能学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光做大蛋糕而分不好蛋糕，也不能学印度只讨论如何分好蛋糕却没有人做蛋糕，我们要走出中国自己的共同富裕道路。我觉得把浙江作为一个切入点来研究，至少从学者的角度，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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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先后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博士，1995-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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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湾区评论

编辑：邢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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