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荟萃丨李实——全球化中的财富分配不平等：事实、根源与启示

浙大共享与发展研究院 2022-06-09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探索与争鸣杂志 Author 李实

本文源自《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8期，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教授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开启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掀起了一股政策变革的思潮。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纷纷仿效英美的做法，导致国家的财富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相关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市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家庭财产分配的差距扩大。

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恶化无疑对社会发展和稳定带来了一定冲击，甚至使得一些国家频繁出现社会动乱。社会贫富悬殊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社会分裂。这种分裂先是表现为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差距，然后是不同人力资本上的差异，接着是生活方式的不同，最后是价值观的差异。这时社会将进入到一种易发社会冲突的状态，而且会是一种持续冲突的状态。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抗议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如2011年始于美国而后在全球蔓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发出了反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不满政府补贴大企业的呼声，呼吁政府增加民生支出，增加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又如，2020年美国警察暴力执法事件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全美抗议运动，不仅是一场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运动，也是底层民众对长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一种抗争。当一个社会存在过大的财富分配差距，存在着制度层面上的分配不公，一些社会矛盾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小冲突就容易演化为大冲突。

收入、工资、财产：分配不平等的三个维度

几年前OECD出版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处于分裂之中：为什么收入差距持续上升？》，对15个OECD国家的收入差距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14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平均上升了14%；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其中9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上升，只是上升幅度有所减缓。

在这些国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不同的研究结果都显示，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收入差距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水平，不同收入阶层具有大致相同的收入增长，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几乎保持不变。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代表的共和党执政以来，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出现了持续上升的过程，至今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最新的一篇文章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测算出美国长期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68 年的 0.386 上升到 2018 年的 0.483。这是一个很大幅度的上升。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教授的研究，2018年美国最富的10%的人均收入是其余90%中下层人群人均收入的9 倍多；而处在收入分布金字塔顶端的最富的1%和0.1%人群的平均收入是90%中下层人群的 39 倍和196 倍。

而收入不平等只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维度，另一个维度是工资分配的不平等。美国工资差距同时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过程。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不同工资组员工的工资增长率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异。有数据显示，在1979—2018年近40年间，美国工资最低的90%员工的工资实际增长率仅为24%，而工资最高的1%和0.1%员工的工资增长率却高达158%和341%。显而易见，这种高工资人群和低工资人群的工资增长率的不断拉大，最终结果是他们之间工资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进而推动了收入差距扩大。

在考察收入分配的变化时，我们不能忽视财产分配的变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与财产分配具有紧密的联系，二者相互强化，更大的收入差距会带来更加不平等的财产分配差距，反之亦然。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家庭财产占有的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上升。根据美国财产分配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沃尔夫（E.Wolff)的成果，1983年财产最少的90%家庭占有的全社会财产的份额是32%左右，财产最多的1%家庭的财产份额是34%，比前者高出2个百分点；而到了2016年，前者的财产份额下降到22%左右，后者的财产份额上升到近40%，二者相差18个百分点。

过去40年西方国家财富分配不平等日趋严重的问题激发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其中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Piketty）的研究尤其受到关注。他在2013年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极大激起了西方学术界对西方国家财产分配问题的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财产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也非美国所独有，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都出现了类似的财产分配不平等上升的问题。如阿尔瓦雷德等的研究显示，法国最富的1%人群的财产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6%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28%，虽然在此之后有所降低，但2010年后仍处在22%以上。同样，在此期间英国的最富的1%人群的财产份额也上升5个百分点左右，最富的10%人群的财产份额上升了7~8个百分点。

对于发展国家来说，各国收入差距的变化有所不同。一些从全球化受益的国家也经历了收入和财产差距的扩大，中国是一个代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也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印度是另一个受益于全球化的经济体，也出现了收入（消费）差距扩大的过程。印度学者古什（J.Ghosh)在一篇文章中论及到，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印度城市中最富的20%人群的消费份额增加了40%，农村中最穷的40%人群的消费份额只增加了6%。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印度的消费差距和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在新世纪开始后，印度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继续扩大。在2004—2012年期间，印度消费支出差距的基尼系数从0.384上升到0.395，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0.536上升为0.543。

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公共政策调整：

加剧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三大要素

面对工资、收入、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严重化趋势，一些学者试图加以解释却缺乏共识，笔者尝试从大量的研究文献概括出几点共识。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全球化，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巨大变革，是导致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两极化的主要原因。它们不仅改变了全球的利益分配格局，对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产生了影响，也对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为了参与全球竞争，国内公共政策也作出重大调整，不得不面对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的挑战。

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表明，经济全球化主要还是商品贸易和资本的全球化，特别是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资本流动的一般趋势往往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从资本相对过剩的国家流向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从资本收益率低的国家流向资本收益率高的国家。在劳动力不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资本的国际间流动会带来国际间劳动力就业的变化，资本流出国会失去就业机会，而资本流入国会增加就业机会。

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资本来说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也就吸引着更多外来资本进入。这样一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了更高的增长率，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了大发展，就业率大幅度提升。在贸易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国家对外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到发达国家，而且由于其具有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会不断增加出口，逐步替代了发达国家本国生产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发达国家低技术工人的就业困难和工资水平的下降，从而进一步带来了工资差距、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的扩大。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发达国家往往都是资本输出国，又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国，它们的资本的确会从资本全球化过程获得丰厚的收益，而它们的低技能工人难免会在贸易全球化中受到伤害，这些工人的就业变得越来越困难，工资水平停滞不升，甚至有所下降。因此可以说，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结构和资源分布情况下，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对于资本是好事，但是对低技能劳动力未必是好事。这也是为什么从2010年开始，西方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游行示威，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浪潮的原因。

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许是另一种景象，外来资本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经济加速增长，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以后，工资和收入开始上升。从这个意义来讲，一些发展中国家引入资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时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赢家”。这也导致全球利益的再分配。比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大幅度上升，使得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

引起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不平等上升的另一个诱因，是高科技的加速进步。从长期看，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但从短期看，科技进步对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发达国家一般具有更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又有雄厚的资本实力作为支撑，科技进步更容易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特别是高科技带来的一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变化。更准确地说，新技术进步带来了潜在的市场机会，而资本是将这种潜在机会变为实际利益的驱动器。

新兴产业不仅靠新技术支撑，更需要高科技人才的加入。在资本的支持下，大量的新兴高科技企业为了吸引人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会不断提高工资水平和增加激励手段。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高科技企业高端技术人员收入报酬不断上升的现象。与此同时，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自然会影响到传统行业的就业和工资增长。在这些行业中工资增长是缓慢的，甚至是下降的。而且，在产业结构发生急速变化时，就业结构由于受到劳动力自身禀赋的牵绊不能及时调整，这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传统产业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水平。

新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冲击是机器替代劳动。一些研究发现，最易于被新技术机器替代的职业是那些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办公室的文职人员，从事重复性、常规性劳动的员工等，而这些人员大多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失去工作以后，即使重新找到工作，其就业的稳定性和工资收入水平也会大不如前。这导致了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就业岗位的“极化”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中等收入群体萎缩。

一些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三个原因，是其国内公共政策导向发生了转变。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形成了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到了80年代受到诟病。为了提高效率，提升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它们对税收和福利制度进行了整改，以适应全球市场的竞争。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的支出，几乎成为所有高福利国家的不二选择。

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也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 教授的近期著作《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 中进行了很好阐述。他认为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市场力量的影响，但更主要是由政府政策导致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使得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不利于穷人”。这些变化包括对金融部门的放松管制政策，不断弱化公司治理制度，为富人提供补贴、漏税避税、寻租和获取垄断利润的政策和规则，以及取消和削弱针对穷人和中低收入人群的政府福利项目，等等。不言而喻，这些政策转向的最大受益者是高收入阶层，而受到伤害的是中低收入阶层。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收入差距的变化原因则有所不同。它们除了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之外，更多的受到本国经济和社会体制及其公共政策的影响。在世界几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有的国家经历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如中国和印度，也有的国家在近十多年经历了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如巴西。比如，20世纪80年代巴西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曾超过0.6，然后从21世纪初开始巴西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2000—2011年基尼系数年均下降1.3%。巴西取得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发展和再分配政策力度的提高。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上技术人员的供给，缩小了高技能员工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政府对低收入人群增加转移支付又会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中国收入分配的启示：共同富裕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来说，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引以为戒。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也经历一段时期的收入差距快速扩大的过程，虽然最近几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但是收入差距仍处在一种高位水平。而且，由于最近20年中国居民财产积累速度惊人，财产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变得愈发突出。

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许多中低收入人群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未来经济趋于中低速增长，加上外部冲击因素的增多，中低收入群体能否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就是一个问号；如果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否仍能保持社会稳定也是一个问号。

为了消除这些变量，我们必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重点是解决市场不完善和扭曲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在再分配领域，重点是强化税收的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性，加大对低收入人群和相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的力度。

总之，我们应该从现在起未雨绸缪，改变发展理念，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顺利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李实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收入分配、公共政策、贫困、劳动力市场等。先后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20余项，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研究项目等10余项，出版著作2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以及《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曾三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1994年、2010年、2017年）、联合国人类发展奖（2007年）、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2010年）、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2011年）、杜润生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2015年）、第八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2018年）等。目前兼任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中国薪酬研究会副会长、德国劳动研究所（IZA）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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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8期

推文编辑｜徐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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