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斯楞 | 杨支柱的关键词
本文的关键词是：境遇。这是在《杨支柱：莫言没说什么》一文里看到的。杨老师这篇文章，看上去蜻蜓点水，细读细品，信息量并不小，意味也深。文章在提出“境遇”之前，还有两个关键词发人深省。
一是“沉默”
这里是指由恐惧造成的沉默，在知情者中，这种沉默或许告别了恐惧，并为个人的立场保留了无声的表达，即：抵制和反对，这在人云亦云中姿态鲜明。另一种沉默是自我保护的不敢说话，是暂未告别恐惧的噤声不语，仍然可以保留态度，暂归为可能摇摆的中立姿态。
恐惧能让人沉默，相反的，也能让人开口，这种开口在历史上见怪不怪，数不胜数，即杨老师说的“人人亦云的马屁、假大空、落井下石”，杨老师还说，这比沉默更可恶，且在体制内外已成痼疾和风气。我以为这个风气不是一日之风，是在曾经的运动中蔚然成风，并以相当浓重的色彩承续至今，毛星火之猖獗就是这种基因。
二是“沉默的权利比说话的权利更根本”
这句话引人进一步的思考。沉默是语言表达的退路和自我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被斩断，沉默将不被允许，即：不许不说话。
杨老师说“不许不说话比不许说话更可怕”。所以胡思杜必须批判他老爸，他老爸的徒子徒孙也必须一个个登场开批，于是孩子举报家长，学生举报老师。杨老师说的这个“根本”被瓦解了。思杜老爸的“面包自由说”早就预料过种局面了，所以他理解自己的儿子：他没有不说话的权利。
胡适说的就是境遇。
不许不说话，不是课堂上挨个答题的那种尴尬，而是面临着被强迫导致难以自保的风险。上点年纪的人见过，处于这个境地，弱小无力的个体，为了生存，大多会放弃自己在沉默中暗含的态度立场。这种立场原本是属于自己的，包括自己的观察、认知，当然也包括自己的人格尊严。
这个人格尊严的得与失，均是从杨老师所说的“根本”中得来的不同境遇。这个境遇向前一步就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80后），向后一步就是我父亲（40后）成长的那个特别时期。这个境遇缩小一点只限于知识分子，扩大一点则是无限的广阔天地。
在这向后一步的广阔天地里，绝大多数人纷纷呈现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牢固人生观：好死不如赖活。人一旦放弃了自己坚持的努力和勇气，至于活成啥样，那就只能由着境遇说了算。境遇是毫无表情的，失控了就像狂风暴雨，在境遇的眼里，人不过是行走的皮囊，于是境遇疯狂起来，毫无节制的淬炼这些挣扎的皮囊，草原上的干羊肉就是这么风干的。
相反的一个观念正是百年前的舶来品：如果连自由都没有，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个观念不那么容易接受，至今仍然是人类或者说东西方难以逾越的鸿沟。
但偏偏就有那么一些极少数人，并不畏惧肉体的痛苦和消失。他们一咬牙就把腰脊给挺起来了。甚至不惜以生死，诠释西方这个观念的大义。谭嗣同首当其冲。陈天华、秋瑾乃至遇罗克、林昭，个个年轻，个个有才，绝顶醒悟的大才华，为泱泱中华传播了另一种生而为人的意义。丁东老师在《打油诗里有文章》一文里说，谭嗣同为了变法维新，不惜舍生取义，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人格楷模。
变法维新，就是为了改变个境遇而已。值得吗？历经126年，令人向往的答案仍然只在少数人心里。
莫言不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该封神，这也绝不是真正的文学大师所希望看到的；毛星火的血性也自留了5年的保质期，像他一样的八千人也好一万人也罢，统统是这个尿性。
胡适被无数人痛骂了数十年，鲁迅也常年招人不待见。但他们都能说话，不想说也可以不说。甚至不说话被鲁迅说成是振聋发聩的“沉默啊沉默……”如此境遇，与今大不相同。
杨老师的原文是：
管谟业（莫言本名 - 编者注）本人的确不缺保护，但“莫言”的境遇的确是个重要信号。沉默的权利比说话的权利更根本，不许不说话比不许说话更可怕。而现在，想保持沉默已经越来越难了。
他说“莫言（非管谟业）”的境遇是个重要信号，我虽然是80后，但是对这个信号的了解是，这个信号从未真正停止过。它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爷爷我父亲或许都领教过。我觉得，杨老师说的这个境遇，更值得人们花精力关注。
民国中央研究院评选第一届院士的时候，要不要把郭某若加进来就产生了争论，最后结果是他获得了一个像样的待遇和境遇，位列人文组一席，不是不考虑郭先生当时别致的学术和社会活动（包括政见）表现，而是尽量不把矛头最终指向个人，而尽可能的对事不对人。
如果按照“对人不对事”的逻辑，儿子没有不说话的权利，胡适也有点责任。这就涉及到杨老师提到的关键词，境遇。
毛星火能把矛头指向个人，能把血性玩儿成缓兵之计，原因是没个规矩正儿八经的发挥作用。诉诸于法律是可选的，但如果双方都能光明磊落的站上公堂，似乎更有希望看见这个规矩究竟是个牌坊，还是人们赖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工具。这个规矩，正是人们所处境遇的根本所在、根本保障。
墨菲定律的担心果不其然，郭先生发达后，面对曾经把他当人看的一些“留下来的同僚”们，他竟然既不许人家说话，也不许人家不说话，分明就是不给活路。但凡那些知识精英有任何一个能像今天的毛星火这般安然无恙，那就说明他们曾经维护的那种境遇多少还剩下一点。可惜啊，郭先生享受了一种根本保障的境遇，但等到他换了新境遇之后，却活生生自觉放弃了先前那境遇给他的尊严，活得一点也不像样了。
所以，境遇是何其的重要。
珍妮特·兰金在所有议员都投票同意美国参加二战的情况下，坚决地投下了反对票，“不为战争投票”，这就是她的调调，也是她的自由。在三亿美国人都对日军产生仇恨的时刻，她公然唱出了反调。美国国会为她提供了怎样的境遇呢？一是让她把话说完，把票投下；二是为她立了一尊青铜雕塑，以永恒纪念这个行为闪烁的自由精神，这不就是肯定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价值吗？
对于吃瓜的人来说，谁当院士、谁投反对票或许都无关痛痒，但是任何一个人，倘若能够安然生活在这样一种境遇中，想说就开口，不想说就闭口，而并不因此经受丝毫的担惊受怕，人们也就不在乎莫、毛他们私人之间的争执了。
【作者简介】呼斯楞，80后蒙古族，传媒人，自媒体人，一枚园地耕耘者。个人公号：星星下山
聆听良知，坦鸣心声。
我手写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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