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生活无常，但爱长青

题图：我最爱的白兰花。（摄影： 一枚）

作者：一枚

昨天2月14日，我赶在这个情人节结束前最后两分钟，写完发布了《90岁的情人节》一文。

我没想到这篇记录我90岁的高中数学老师王老师与她小她五岁的当年的学生金叔，二人跨越六十六年最终到一起相伴的故事，会引起那么多朋友们的共鸣。

好几位朋友都说：这是爱的模样。

我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未曾谋面的微信朋友Dawn留言道：

慢慢读这篇故事，人生的画卷徐徐展开，温和，真实，透着温度， 真是非常喜欢，祝福这对相知相伴的老人，也祝福在这里手捧芬芳的你❤️

来自浙江的园地读者冷雨留言说：

有爱的地方就会春意盎然。

河南的园地读者南山说：

两情若欲久长时，正是在朝朝暮暮！ 

我深以为然。

而昨日陪我一起去看王老师的我的高中老同学老万则留言补充了我昨夜忘记写在文中的细节。他写道：

金叔当时说，王老师是师长，是姐姐，是同事，是上下级，现在更多的是老伴。年长时的陪伴照顾温馨帮扶让人心暖。年轻时（上世纪50年代）知性优雅的王老师穿着高跟鞋，在金叔的心中，那是全城最“靓”的女神！

老万说的上下级，是在1968年，因为文革的缘故，县中的老师们都被分到乡下去开办学校。王老师和金叔被分到县郊的同一个乡，完全从头开始办学校，金叔是校长，王老师是他的“下级”。金叔对这个“下级”赞叹不已，因为王老师对于分给她的工作，总是特别认真地完成， 而且她几乎什么课都可以教，而且都教得好，除了老本行的数学，还有语文，音乐！

而金叔昨日提到王老师穿着高跟鞋的优雅时，他的眼睛里，仍然有着少年的光。

另有一位读者，在后台留言说， 想起来另一对老人，都是暮年再遇。

他的留言提醒了我， 我曾经也写过这对老人的故事的，在2021年3月28日， 老先生以101岁高龄离世的那一天。

当时那篇文章的标题是， 《今天，分享一个“爱常青”的故事》。

今天，我愿把这篇写在2021年春天的故事，再次分享给大家：

1、

今天早上读到了一个故事，让我特别感动。

起因，是看到一个群里，群友转发了一条消息。一位101岁的华裔老人，美国东部时间今天清晨7点40分（北京时间2021年3月28日晚19:40），在纽约法拉盛的一家安老院安详去世。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的，是群友随后分享道，这位老先生在83岁的那年，与长他3岁，已经86岁的童年挚友热恋后结婚。

老先生的这位童年挚友，正好我不久前在一部二十多年前的纪录片里看到过，片中已经70多岁的她，那典雅美丽和刚正不阿的风采，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这一对老人在八十多岁的时候终成眷属，让我不由地想起了胡发云老师在小说《如焉》中写下的卫老师和赵姨的黄昏恋故事。不过，这可不是小说，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就更加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于是我就去网上搜他和她的故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居然给我搜到了。

2、

她是1916年初，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在她出生之前，曾经有过一个姐姐，但是早夭。于是她父亲盼望能够生下一个男孩。她生下来后父亲一看又是一女孩，很受打击，就离家出走了。母亲看父亲要走，就起身去追。那个时候她刚刚生孩子不久，身体虚弱，出现了血崩，就此故去。

母亲病故，她的父亲从此更加消沉，抽起了鸦片，把房子也卖掉了，没有多久也去世了。

五岁的她被送到舅父家作养女。舅父家，在江苏省海安县。

而他，正是1919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海安县。在她成为孤儿的前一年，他的父母也在同一年过世了。而他的父母，甚至也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他的亲生母亲是当地一家大户人家的小姐，被自己的家庭医生诱奸成孕，生下他之后就吞金自杀了，他被送到当地的育婴堂，被养父母收养，并在养父母去世后，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只得到了维持生活的一点基本财产。

几十年后， 他回忆时说起自己的身世，说， “我这一生的体会，是我的出生太苦了，太特殊了......怎么说呢？我自己觉得，我能够活到现在，都很偶然的，份属意料之外。”

不过，这辛酸的身世，也让他后来有机会认识了她。

他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她也没有。他们住的地方不远，因此小时候经常一起玩。

她在被送到舅父家中之后，把父亲开书店剩下的书籍也全部搬了过去，因而从小就有了读书的习惯。“舅父无子，为了要传宗接代，有一位可怜的农村姑娘做了牺牲品。那时我和这个被压迫者相依为命。大革命的火花一度冲开了我们家乡的黑暗，在她的帮助下我争取到了上学的机会。1929年入本镇端本女子小学，两年半就把小学读完，考入泰县女子职业中学，后转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后失学一年，考入了江苏省立镇江师范。”后来，她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而他， 在被抢夺了家产之后，在一个叔叔的照料之下，读了两年的私塾，三年的小学。但叔叔同样家境贫寒，无力供他继续读书。12岁的时候，他必须开始养活自己了，他进了一个杂货店当学徒，之后在布店当学徒，后又在一家报馆里当排字练习生。他希望能够学点东西的愿望被老板用棍棒打了回去，逃了出来，变成了一个乞丐。“当我饿得实在有点发昏，才懒洋洋地挺起身子讨些钱去买点食物。”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流落的他回到海安时碰见了美孚洋行的总代理贾静斋。贾安排他读了一个短时期的图书管理，之后在1935年又聘请他担任贾与他人合办的“私立镇江图书馆”管理员。在这个图书馆里，他认识了许多的左倾青年，开始接受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础知识，并且参加了左倾青年的秘密“读书会”。

而彼时在镇江师范就读的她，就是读书会里的积极分子。

“她那个时候很活跃，很漂亮，又有演讲的天才，所以很多人追她。”七十多年后，他这样回忆她，脸上带着微笑，“我们那个时候还组织演话剧，她就是主角。”

不过，这样的秘密“读书会”，总是容易出事故。1937年5月，他被国民党抓了起来。他挺了过去，交了一份不痛不痒的“自传”，被放了出来。“共产党看我没有出卖别人，就把我突击入党了。”那是1937年6月，他接着就奉派回到海安。

他又见到了她。在7月8日的早晨，他敲响了她家的门，兴奋地告诉他，“抗日战争开始了！”

“哪天？”她问。

“昨天。7月7日。”他答道。

“你怎么知道的？”

“文化馆有一个无线电，我从无线电知道的。” 他说。

他们一起匆匆上街去贴大字报，一起组织了一个抗日剧团。她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已经入了党，而她仅仅还只是一个党外积极分子。可是奇怪的是，就在她担任主角的话剧正在排演的时候，他突然失踪了。

3、

他并没有出什么事，只是奉上级的命令，去了上海进行抗日活动。但是到了1937年10月上海沦陷，他就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做，于是，他和许多共产党人一样，开始去延安寻梦。

他进了当时最著名的“抗日大学”（“抗大”），在那里他聆听了几乎所有中共高级干部的演讲：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张国焘、康生……“我有一个‘延安梦’，这时又真的身在延安，也就自然入梦。人在梦中不觉是梦。我们黎明起身后就开始迎着寒风劈开冰块，用人的体温把冰化成水。……我们把自己的苦行视为革命者应有的情操，因为我们身在梦中。” 他后来这样写道。

然而，没多久，当上了抗大图书馆馆长的他开始莫名其妙地遭受到了身份的审查，要求他交代家世和在国民党监狱里的表现。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入狱了。

而她，从镇江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员，接着就去参加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到了武汉。她的职业生涯，新闻，便从这个时候开始。

在武汉，她主编油印小报《老百姓》，在武汉街头张贴。1938年，她参加了台儿庄会战，并在前线徐州编辑战地小报，写战地通讯。其后又转移到贵阳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大约在这个前后，她得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赏识，把她调到重庆，跟随邓做妇女工作。

“我是在1937年参加革命的，目的是反对日本的民族运动。我发现国民党腐败，而且不民主。他们是一个一党系统，我觉得共产党会好一些。共产党那个时候的宣传对国民党非常厉害，说国民党很坏很坏，只有共产党是好的。它很民主，很平等，给所有的人都提供粮食。于是共产主义逐渐进入了我的灵魂。”后来的她，这样回忆道。

他终于被从狱中保了出来，被送进了当时培养情报干部的“枣园训练班”。1939年，他被安排进刚刚成立的新华社，担任驻延安办事处负责人。随后又很快被取消掉了领导干部的职位，被派到“白区”去“开辟工作”，接受“党的考验”。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里，他孤身闯荡，一会儿参加隶属东北军的骑二军，一会儿又流落到民间去编报纸，一会儿回到共产党又被踢出去，一会儿又组织游击队被党当成了“土匪”。就在这样的跌跌宕宕中，1940年他来到了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任朝鲜义勇军领袖的秘书。

在重庆，他们再次重逢了。“那时她在蒋夫人（宋美龄）的机关，全国慰劳总会里工作。收入比我好，每一次我去看她，她都会带我到附近的小馆子里给我‘补一补’。”后来的他这样回忆说。不过他们那个时候都不谈政治，大多数情况下只谈一些家乡的事情和故人。他们当时也不知道，原来他们那时一个在周恩来的手下工作，一个实际上在邓颖超的手下工作，都在为共产党做事。

五十年后，他仍然对当年在重庆的她印象深刻。她是他心目中的红衣少女。

“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沈醉的手下向他报告，经常有一个‘红衣少女’出没在周公馆。正要对她下手，被共产党得到了消息，邓颖超就安排她离开了重庆。”

1941年，她前往新四军，入党，成为新华社记者。

他们开始了长达50年的分离。

4、

1941年，他被通知恢复了党籍。后被派往浙江西部“开辟工作”。在富阳地区的一个小村庄，是一个三不管地带，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都有活动。每天都看见死人，但是都不知道是被谁杀的。他说，“我只有一个本能的求生欲望，逃。”

他逃回了重庆，在那里创办了一份名为《自由东方》的杂志，讨论东方民族的解放问题，甚至收到过后来成为越南领袖胡志明的“读者来信”。

后来，他又跑到上海。在那里，他被当初救他出狱的恩人痛斥，“你要重新做人。如果你不回到革命的道路，将来一定为反动派所利用。”

他被惊醒，又逃亡去了香港。凄惶之中到达香港的他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卖字为生”，出版了多本专著。后又创办杂志。

1983年，他移民去了美国。

5、

在他逃离上海的时候，她也来到了上海。她已经是新华社华东分社的副总编辑，后来在1949年的10月1日，她还上了天安门。

“在开国大典之前，天安门广场啊，一片乱草。那个乱草足有半人多高。哎，就在开国大典之前，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义务劳动，把天安门前的一片荒草全部锄完。那个时候的青年啊，对解放军解放全中国，那个热情简直是冲天万丈。” 后来的她，这样回忆道。

1950年，她接手担任了某杂志的主编。销路最好的时候，是全国排名第二的，仅次于《中国青年》的杂志。别的杂志向中央要津贴，她不要，还上缴。

然而反右开始了。杂志1958年3月8日召开了一次党支部扩大会议，她被宣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紧接着就是下放到了湖北涿鹿县“喂猪”，编县志。后来又被分配到辽宁省编《鸭绿江》杂志。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再次发配到内蒙古的沙漠里插队。

整整20年。

直至1978年平反。

6、

1979年，平反后的她回到了北京。她复出了。重新出任了复刊之后的杂志的主编。

十年后的那个春天，73岁的她受到美国方面的邀请，到美国来参加一个关于“五四运动”研讨会。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她就不能再回去了。

7、

1990年春，他无意中在一本杂志上看见了她的照片。岁月经年，两个人都早已换了名字，他还是一下子认出了她，自己记忆中的那个“红衣少女”。

两位失散了50年的朋友终于得以再次相见。

后来，她在一首诗写道：“青梅竹马来相会，竟是斑斑白发人。”

1997年左右，他们开始了同居的生活。

2002年，他们决定结婚。

在结婚宣言里他们这么说道：

我们相识了70年，从幼年的孤苦伶仃，一生中的艰辛，多少辛酸的故事，值得我们怀念。

我们一个梦接着一个梦，为了共同的理想，为了民主和自由，接受挑战，不断地接受挑战。我们忘记了，彼此说一个‘爱’字。

我们跌倒又爬起，又跌倒，又爬起。一个在北京办......，一个在香港办.....连接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天各一方，还不知道谁是谁。原因是我们都改了名字。我们多次逃过了死神的召唤，居然都活到了八十多岁。

感谢美国这片土地，使得我们又重新团聚。从此，我们互相扶持，安度晚年。

8、

2004年4月，她开始出现老人痴呆症前兆。

为了便于治疗照顾，家人安排她入住纽约皇后区法拉盛一家安老院；身体比她健康的他，申请到附近一家老人公寓，一有机会就去看她。

她对昔日的许多人与事都记不起了，一些亲近的人来探望她，她眼神一片茫然，不认识对方是谁。有时客人刚来一会儿，她就不停地跟对方“再见”。

然而，她却总还能认出他。每次见面，他总是情不自禁拿起她的手往脸上摩挲；而她，一脸满足地笑着，令人动容。

每次要告别的时候，他都拉着她的手不忍离去。

9、

2009年1月19日， 她在纽约的安老院安然去世。享年93岁。

2018年7月， 朋友们在纽约为轮椅上的他，举行了盛大的百岁生日庆典。他仍然思维敏捷。

2021年3月28日晨，他在睡梦中安详去世。享年101周岁。

他们此刻，在天上，一定已经又相聚了。

希望常青。

爱，常青。

10、

上面的这些文字，是我在三年前的2021年3月28日写就的。今天拿出来再读，我仍然感动不已。

和王老师与金叔相似，这一对老人也是在人生迈入暮年八十多岁的时候，才终于走到了一起。并且，也都是老先生要年轻好几岁。

只是他们这一生，历经了更多的磨难，更坎坷。

所幸的是，暮年的他们，终于还是走到了一起，彼此陪伴了人生最后的一程。

三年前我曾在文中写道：

是的，生活无常，黑白经常颠倒，善恶经常难分，好人做善事，还要被泼脏水，被质问，去一遍遍解释，“交代”。

这实在是让人悲伤。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坚持善，不退。因为爱长青。希望长青。

在这个乍暖还寒，气温急剧变化的正月里， 我在家乡陪伴着我年迈的父母， 珍惜着与他们共处的每一刻时光，重温着这一个个爱长青的故事。

是的，无论外面的天气是晴是雨，是高温还是严寒，我们的心都仍然可以是春天。

因为——

爱长青。

（一枚，2024年2月15日 夜）

【作者简介】一枚：安徽人在北美，两个孩子的母亲。基督徒。一枚园地耕耘者。

相关阅读：

---

聆听良知，坦鸣心声。
我手写我心。

投稿邮箱：[e-mail]

往期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