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仲夏夜之梦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艾晓明

这是记忆的色彩，天空一片铁锈红。那些夜晚，是我迈出童年进入觉醒的夜晚。这种红色的焦点是悬挂在教学楼上的大喇叭，那年，我将满 13 岁，仰望大喇叭想象生活。

在我看来，喇叭是一颗巨人的头颅，它有隐藏的耳朵和眼睛，巨型铁皮凹下再突起，好像舌头从喇叭花的外延伸出来，吐露每天的意义。我们从它的语言进入一场圣战，请想想那揭开壮丽晨曦的宣战吧。

也是从那些日子起， 它在每个晚上对着校园里的家属楼说话。词语缤纷，犹如焰火爆裂在夜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个词背后，可能是“北京”、“同志们”，也可能是“路线”、“战斗”或者“司令部”...... 大概再晚一些时候，出现了“红卫兵”和“小将们”的搭配。“小将们”，现在听来我会想到同音字：豆瓣酱、果酱......可当时这个“将”字是那么响亮和悦耳。 那些聆听到召唤的青年学生，其表情的神圣和庄严，在此后的岁月我再未见过。

那些青年，他们是校园里 16 岁到 18 岁的高中学生。啊，但愿他们知道，在一个刚小学毕业的女孩子眼里，他们是多么的纯洁和英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中有些人穿上了褪色的军装，红臂章因此更加辉煌耀眼。接着，在某一个下午，饭堂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一张又一张红色的大字报，整个班级的青年宣布抛弃过去的名字，他们全体换上了新的名字，那些“革”、“红”、“卫”、“兵”、 “东”、“彪”......反反复复地组合成词，尾随在无法变更的姓氏之后。另外一些人变成了地名：延安、遵义、韶山......所有这些新的名字，是革命时代的骄子宣布他们的新生。

我要说到的是 1966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生命中的晚上如果能够重新来过，这个晚上是我想要重过的一夜。

在一个小说中，我看到，主人公有一个幻想，那就是在他迎面走过的地方，他不想要的景物全都可以任意删除。这个幻想最适合恋人们，假如可能的话，我想恋人是最不愿意见到别人的人，他们会毫不留情地删除眼前遇到的无辜景物——但愿不是我们。

如果能重返过去，我愿意重返那样一个仲夏之夜晚。那一天，母亲为我们做了一件事，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母亲在那个夏季是 48 岁，比现在的我年长 3 岁，实际上这个年龄距离可以忽略不计。在我的 45 岁，我知道自己正在老去——每日照镜，对其中的那个影像日渐没有感情，眼见那个影像越来越不像自己。从某一天开始，我意识到所谓老去的意思。或许我并不能说这是一个发现，别的人早就知道，每个人的五官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当这个比例明显放大，那种叫做匀称感的距离消失。而尤其是，在裸露的脖子上，黑色素细胞积聚，苍老就这样显形了。

若说岁月无情，我想起博尔赫斯，他是我们这个世纪一个伟大的瞎子，我怀疑他是唯一经历了死亡而从那个国度活着回来的人之一。哈姆莱特曾经质疑，没有人从那里回来，他恐怕是错了。博尔赫斯说：如果我祈祷，我显然不能提出要求，要求我的视力不衰退是痴心妄想。时间的进程是铁的环节，要求任何恩惠，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恩惠，等于是要求打乱时间的进程，谁都不配指望这种奇迹。而我要说的意思是，在时间 的进程中，我接近了母亲当年的年龄，要到这个时候，母亲才逐渐被我了解，她的影像比在我的 13 岁的那个夏天看到的更加清晰。

事实上，那个夏天我看不见我的母亲，几乎也看不见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多数时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是因为他的工作是说话，回到家里，他几乎不再愿意搭理我们——我和我 9 岁的弟弟。在有些时候，我父亲宁愿让棍子代他说话。

我的小学同学记得一件让我们蒙羞的事，她们不知为了什么哄到我家参观， 注意到在我们的床头——我想，应该肯定地说，是在我弟弟的床头，帐杆上挂着一根仔细挑选出来的竹棍。此外也许是在我们小屋的墙上，贴着一张检讨书。我现在记不清了，那是我的检讨还是我弟弟的；但是肯定他的检讨比我要多。一个 9 岁的精力过人的男孩，有什么他干不出的坏事吗?

但在那些喧哗的夜晚，我们家里一片寂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晚饭后，父亲连灯都不再打开。母亲默默地收拾碗筷。而我的弟弟，夹了一床竹席说：我去游泳，然后我去平台睡觉。他就出门，不再回来。我也一样，出去游泳，但我不去教学楼的平台睡觉，那里全是男孩们。我会回家，而家里，通常一片黑暗。

父母几乎每个晚上开会，回来之后，他们坐在小凳上，每人摇着一把扇子，既不睡觉，也不说话。我和弟弟的小床在这个套间的里屋，现在我独自躺进蚊帐里，想着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我的生活将会如何开始。

关于那样一个夏天，亲爱的朋友，正如我有一天在信里告诉过你一样，有一些事情我不了解，它们却被我记住；正如我以为了解的一些事情，后来却忘得点滴不剩。

那个夏天我不理解的一件事是在游泳课上，我们全班分成小组去跳水， 我是新来的插班生，我不会水，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告诉体育老师。全班到湖边去游泳时都兴奋莫名，假如不是这样，我们将在教室里听批判“三家村”的广播， 听着听着，有人打哈欠，有人开始递条子，粉笔头从讲台上发射出来，准确地命中，伴随着班主任的训斥。

这个下午，终于没有政治报告要听，体育课如常进行。我们排着队，依次走上那个白色木架子的小跳台。女孩子们在家里就穿好了游泳衣。我记得我的游泳衣是枣红色，我在跳台上开始不停地拉那上面和下面的三角， 这件让人不好意思的紧身衣。并且，我不知道，如果我跳下水去，浮不上来怎么办呢？我已经听说了若干淹死人的故事。在这个夏天，一直都有一种传说，例如有一对男女，他们要了一只小船，船划到湖心，那个男的或者女的就往下跳；然后就没命了。总之这样的事故重复发生，仿佛湖里隐伏着水鬼一样。

我走上跳台时只是不经意地犹豫了一会，我到这个班上不算久，还没有知心 朋友，没有人知道我不会水。我看见跳台下一圈越来越大的白色的水花，心想会不会一脚踩着前面一个同学的头。我正在发愁，等着那水花下冒出我同学的头， 这时肩膀受到一击，这一击的掌力让我横着飞出去，就像被折叠到水里一样。我觉得头脸啪的一声脆响，然后脚落到了水底。

我很快就站住了，水不过到脖子。我看见在我击出的水花里，有一点点红色的水珠落下来，一滴一滴，在水里红色变成淡红的蒲公英，然后变成白色的涟漪。我的手背擦过鼻子之后脸上长出了一撇一撇的红胡子，四周欢声一片，那种叫疼痛的成人式让我吃惊。在水里仰望我的老师，老师高大健硕，他的皮肤在阳光下闪亮，他的红色短裤饱满地突起，刺 眼的红色和阳光一样，和我的脸一样热辣辣的。那种毫无准备的吃惊和热辣辣的痛感就这样沉入了记忆，沉入了在水里翻滚过的皮球一般的小脑袋里。老师也许不会想到，有一个红鼻子的小脑袋看他时诧异的眼神和热辣至今的记忆。

我想如今我已经可以解释，那个体育老师岂敢把一个小姑娘一掌击下水；正如我的父亲以后明白，为什么会在那个夏天，开始他此后十年的厄运。我想我的母亲当时也不明就里，在某个午后，这个中学的核心领导们，那些有权利挑选档案的积极分子，他们研究了几十个老师的卷宗后，明确无误地挑出了我父亲作为牛鬼蛇神的种子选手。

于是就有了一个中午，我放学后一下子看见校园里从四层楼上垂下来的大标语，上面赫然写着我父亲的名字。我要说的是，如果今天的我， 明白这标语的意义而仍不满 13 岁，我会选择不活。不活，绝不和这样的世界共存。然而，今天我真正需要反复思索的是，事实上，当时只有很少的人选择了死， 很少很少。绝大多数的人的兴奋和欢乐超过我认识他们的以后的岁月，人们多么热爱生活，热爱那个一天比一天更伟大的世界。

我想我的体育老师正是这样表达了他对时代的热爱和疾恶如仇，而我，是一个敌人的孩子。也许他看不见我脸上的鼻血，也看不见水把我的脸拍得通红，那种刺疼他怎么看得见呢？或许他根本不是出于厌恶，只是希望我们有出息罢了， 也许他只是想一掌击倒女孩子的娇气吧。他做到了，我很快就一点也不娇气了。这样一件事，我连母亲都没有告诉。

母亲在那样的夏天给了我第一件叫做胸罩的东西，那东西是白色的细布做成，在左侧有一大排扣子，这样我知道遮挡发育的方式。那东西会使胸部平整而 坚实，和一个健壮的男孩无异。我们所有的人都斜挎着书包，书包的帆布带子克制双乳不露痕迹。在那些日子，我和母亲几乎没有其他的接触和交谈，因为我不太留意。还有那个晚上，母亲很久没有回来。

那个夏天开始的夜晚，父亲和母亲同床共寝，因为我们搬进了多一个套间的住房。在此之前，我和弟弟占据了大床，我的父母也许有好几年都没有在一起。他们有时互相吼叫，因为钱总是不够用，而总是有东西要买，他们互相指责应该如何管账，或者他们为打孩子争执。我们在那个夏天之前挨过的打实属不少，母亲尤其不能忍受的是我的小弟弟挨打，可他要挨打的理由简直数不胜数。

在那个夏天，我父亲被剃光了头回来，我被学生教唆，不给他买饭。他每天自己去食堂买饭，这是必然要遇见革命学生而令牛鬼神蛇望而生畏的路程。惟有在晚上，夜深人静，我听见母亲与父亲絮语。那种声音就像蚊子一样小，断断续续。我听见他们讲述一个又一个遥远的故事，念叨着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亲人 和朋友的名字。他们的语词对我好像一种外语，陌生、奇异、不可理解。他们说: 爷爷、妈咪......

我在絮语中进入自己的梦。那些日子，我的梦是一个穿白色短裙的体操运动员，她依然是个孩子，然而她穿着那种羽翼一样的白色短裙，两只手臂向身后尽力舒展，她的一只腿向后弯曲，另一只腿在前面，她的白皙的脸靠着足尖，沉浸在天鹅湖一样的梦里。我一直在模仿那些画报上的体操动作，幻想着有那个女孩一样挺拔而优柔的形体。

那个晚上，母亲一直没有回来。我不知道我弟弟那些晚上在干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为父亲或者母亲任何一个人操心。他干过的事有一件是在某个小卖部的窗口，用铁丝挑开窗板，然后打开里面的抽屉，拿出里面的钢蹦儿和毛票， 再去买烟抽。10 岁的第二年，中学生们学会了用汽车武装自己的队伍，他学会了用刀子捅汽车胎。那个中学生武卫队的司机，他在我家里用杯子砸破我父亲的头，我弟弟就去捅他的汽车。中学生提着刀追上来时，我弟弟说他飞过了一条救命的壕沟。那沟，他说，肯定宽过两米。

就在那样的一个晚上，我弟弟目睹了母亲不可告人的一幕。他说，可怜。30 年以后，他对我说及此事，吸了一口烟，良久不语。再说，还是两个字：可怜。

他说，他看见妈妈，失手打碎了毛主席像，这一下，父母面面相觑，而且，用如今文坛上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就叫：失语。

他们大眼瞪小眼，站了好一会儿，仿佛那碎像的声音震破了耳膜，要到那声音完全听不见了，他们才恢复神志。这时， 我父亲肯定知道，他绝不可以有任何动作，他已经是一个没有动作权利的人。我的母亲，居然拿起了一个扫把，把圣像的碎片扫进了撮箕，然后找了几张报纸， 把撮箕里的东西包了起来，叠了又叠，放进了她上班装红宝书和笔记本的布兜里。

以下是我的想象，但以弟弟的回忆为本，和事实不会有什么差距：

我看见母亲若无其事地走出家门，而她的小儿子，她最宝贝的儿子，这个顽劣的男孩像往常一样跟在她的身后。母亲在那样的晚上必然要去单位开会学习，儿子有时跟着母亲走一会儿，会讨到三分钱买冰棍。现在母亲无心理睬他，只是说：你别跟着我，你不要跟人打架，你快回去吧，妈妈今天没有钱给你。

母亲在郊野的小路上走，那些路旁，曾经是大片玫瑰盛开的苗圃，但玫瑰早被铲除，种上了宝塔般的小柏树。我的弟弟，手里捏满了从树上掰下来形状不规则的柏树之籽，不弃不舍地跟着母亲。

母亲站在一个水塘边停下脚步。这时，只有夏天的青蛙，我故乡的夏夜，那些不眠不休的青蛙，像婴儿一样无忧无虑，任性长鸣。还有我的弟弟，母亲溺爱而无钱打发的小男孩，在柏树林子里穿来穿去。我的小弟弟，他又瘦又黑，一个夏天也不穿上衣，就像一条塘鱼。弟弟圆睁着的黑眼睛盯住母亲的手袋。这个手袋里，装着能置全家于弥天大祸的玄机。

母亲不再理他，从包里拿出那包东西，她也许试着甩手，看能投出多远，她只有一米五几的个子，她从来没有练过投掷，一定试着甩了多次那包东西扔不出去。我弟弟从柏树林子里跳出来说：妈，看我来。

我弟弟，一下就把那包神圣之物投进了水塘中央，如果不在正中央的话，我相信他会跳到水里把那些他认识的鱼都叫醒，活吞了这圣物。

母亲一定愁颜舒展，轻快地到班上开会。这样一个机密，只有她和我弟弟两人分享。此后许多年，我深感母亲热爱弟弟，一定肇因于若干类似机密。

母亲一个晚上没有回来，我的父亲，整个夜晚坐立不安，这是他们之间的另一个秘密。后来父亲说，母亲午夜过后终于平安到家，简直是一个奇迹。

许多年后，我重复了母亲那个晚上的行程。我离开家乡城市已有许多年，我也忘了为什么那次我错过了最后一班车，只好步行回家。在宽阔的马路上，人迹稀少，我一个人在走。街灯明亮，道路悠长。我走过一片一片黑黢黢的树影，心里空荡荡的，不知为什么一个人行走。

类似的经历在我此后的一生里注定会有重复。记得有一天，痛失一位朋友，我却要赶去一个有关的工作会议，在公交上，满目人群，全都遥远陌生，车仿佛可以去到任何地方，除了天国。我急着下车，换乘出租车， 眼泪兀自流淌。我的母亲和我的朋友，他们在不到一百天的日子相继离开人世，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失去挚爱亲朋，接下来活着是怎样的况味。我在一个人的旅途上想着，现在可有一位朋友可以想念？我指的是在人间，不是天上，不是隔着墓墙，没有回应的悼念。在那种夜晚，我想到我的母亲，她在那个晚上经历了何种伤感。

母亲在那个晚上怅然若失，仿佛失去了一个孩子，她是我的姐姐。我的姐姐是母亲在前夫去世之后生下的遗腹子，这是另一个悲伤的改事，我不在这里讲了。

母亲和父亲在家里被抄后第一件想到的事是告诉姐姐，请她赶快把那些老旧的照片处理了，因为我门家的老照相簿全被抄走。那上面外祖父穿着国民党将官军服，凛然难犯。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千娇百媚，全都像我几十年后在图书馆看到的民国年代的老照片的模样。我的姐姐，我们这辈人中唯一在外祖父身边度过童年的孩子，穿着荷叶边的毛线裙子，羞怯地缩在母亲身旁。孀居的母亲，战乱中拉扯着这个孩子的母亲，忧伤而清秀。

我的 1965 年出嫁的姐姐，进入了一个城市职员的家庭。她在晚饭后见到母亲，听说家里已被查抄，直如惊弓之鸟。天色见晚，姐姐请母亲离开，否则她得按要求去向居委会汇报，她被迫要去汇报母亲的出身、继父的现状。在此之前， 她在家信里提到继父，直呼其名，如此才符合划清界限的概念。那时我也不是个好东西，我也一样不叫父亲了。母亲面无表情离开大女儿的家，公共汽车此时已经收班，她独自从城市的街区走向郊野。

昨天晚上，我再次回到母亲弥留的日子。护士拉着母亲的臂量血压，母亲面无表情。我明白，护士将要吐出的几个字是时间：2 点 10 分。这是属于母亲的终点。我也明白，我不会再嚎啕大哭，用噪音向隔壁左右的病人报告噩耗。我在梦中等待护士宣布时间的终结，我想我要静默地站在母亲一边，拉着母亲没有失温的手，守护她最后的沉寂。

就像在那个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的夜晚，母亲平静地离开我的姐姐，一步一步， 挪动她瘦小的身影，穿过黑暗的树荫，走向我们。在她经过的省委大院，红卫兵沿路盘查行人，无数女人的长发散落一地，好多人的裤子因为尺度不对被剪开，回答何种出身的问题时，一些答案招来怒斥和皮带。而母亲若无其事地走在路边和树下，道路分岔之处，她还要走过有着池塘和田埂的土路。最后看见夜色中的校园和教工的宿舍楼。

我想那天晚上也许有天使出现，母亲最后不是行走，而是在他们的羽翼下，像一片夜云一样潜行。树叶轻垂，晓风低吟，母亲无恙归来， 恍然若梦。

（1998年初稿于广州）

【作者简介】艾晓明：学者。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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