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家升：粪殇——右派师生的生死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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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2017年11月，作者重访门口塘农场旧址。 此地曾作为文革的“五七干校”，如今招牌仍在。

作者：茆家升

【写在前面】

2006 年春节前，我再次见到难友方后高时，他已是七十有四的古稀老人了。只见他头发花白，满面沟壑，颀长的身躯也佝偻了。

四十八年前，我们在同一生产队劳动，那时的英俊少年，已经难觅踪影。但当我们回忆起农场岁月时，他依然思路清晰，语言明快，还是当年那般的古道热肠和愤世嫉俗。

一别近半个世纪，我俩都老了。老人本该多说些欢乐的话题，免得徒生许多伤悲。但是，我们毕竟是在那非常时期结识的，话题总会回到过去。

这次我是衔命而来，要为一些基层小右派和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做几份记录。后高兄对无为城乡情况十分熟悉，是我最理想的向导，他也乐于为之。

我首先想了解的是无为一中李信鹏老师之死，他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1、李老师之死

李信鹏老师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他是我们无为一中的 化学老师。无为县城很大，人口有十多万。一中规模也大， 好几千学生。反右之前，一中的教师队伍很棒，有许多名牌大学毕业生。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毕业生个个是宝，可惜反右之后，很多老师被打倒，从此一蹶不振了。

我在无为一中读书时，未和李老师单独说过话。李老师主要教高中部，我初中毕业，考上芜湖农校就走了，他那时不一定记得我。毕业后我回无为农业局工作，也没有和李老师打交道的机会。只是反右罹难，又一起发配到这荒山沟来， 我和李老师在同一个生产队，当然就亲近起来。

李老师话不多，但看问题很尖锐。他对我说的一些话我也听不懂，懂一点也不敢乱猜乱传，那是犯大忌的。但听李老师说了后，我的内心平静多了。他对我这么信任，我也很高兴。那时他也才三十多岁，体质瘦弱，从未干过农活。我二十来岁，又是学农的，我帮帮他是责无旁贷的。

李老师虽说体力弱，一般性的劳动还能坚持，只是有些农活他做不下来。比如有一次施肥，从猪场挑来的粪肥半稀不干的，里面有猪粪尿、未沤烂的死猪，活蛆乱爬，恶臭难 闻。舀这样的粪已是受大罪了，可是那个红眼黑牙黄胡子的梁队长，硬说用粪瓢是修正主义，他要我们用双手捧。那是人干的活吗？臭气直冲脑门不说了，徒手伸进满是死猪烂肠 子的粪桶里，大大小小的蛆虫，顺着手臂直往身上爬，能把人恶心死。

我看到李老师在一旁直搓手，就是不敢往粪桶里伸。我就小声对他说，你蹲地上，就说肚子痛，你的任务交给我。 

我帮他捧完了，李老师总算逃过了一劫。

1959 年深秋，秋收结束了，按农业规律应该进入冬闲季节。可是场里要持续的“大跃进”更“大跃进”，加大我们的劳动强度。不问天晴天阴，每人每天要交八十斤粪肥。牛头山矿区有优质的人粪肥，你们赵家岗离那里近一点，我们罗家冲过去近五十里，来回就将近一百里。而且还是去偷粪， 哪里是说偷就偷得到的?

深秋夜长日短，那天刚亮，李老师他们十来人就出发了。 天黑以后，我才见到难友们陆续归来。他们挑得都不多，最多的也不过六七十斤。李老师和我同一个宿舍，我眼见外出的人一个个都回来了，就是不见李老师的踪影。我心中十分不安， 挨个问与他同去的人，他们都说李老师还在路上。他积到的肥很少，一路上都是担惊受怕的样子。

我听了十分着急，心里想着，李老师步履蹒跚，有气无力一步步往前捱，还不知要走到什么时候。

等到小半夜了，李老师还是一直没回。我预感可能大事不好，急忙向作业区领导汇报。领导要我邀几个人，一路去查找。我们走到张家大庙附近，见到一个人倒在路边，已经没气了。 再一细看，正是李老师。他身边倒着他的扁担和两只粪筐， 筐里的粪肥还在散臭气。

那时死个把右派，跟死个小猫小狗没什么区别。还不能议论这种事，当时的说法是避免扩大影响。

人死了要埋，我先找到农场领导批条子。拿着批条我找到焦山长，焦是位热心人，他急忙四处找木料。场里确实存有几方大圆木，焦说那是准备盖马厩用的，谁也不敢动。我们就四下找木板，找了一堆长长短短厚薄不一的板料，勉勉强强拼凑成一副薄皮棺材。

给李老师装殓时，我还找出他最珍爱的一件皮背心，给他穿上了。我想他在另一个冰冷的世界里，胸前要多一点暖 气。

可惜棺材板子短，还不到一米六。李老师身高在一米七 以上，入殓时真是费了很多事。我心说，对不起老师了。李老师的头是低着的，两腿是蜷着的，两个膝盖好像是下跪的 姿势，还是一副低头认罪的样子。只能说，好歹有副棺材去埋，也算入土为安吧。这总比曝尸荒野，任狗啃狼拖要好一 点。

李老师的家属来不了，中国历来有师徒如父子一说，只能由我来为李老师办后事了。那时形势十分严峻，今天李老师死了，下一个还不知是谁。我们那时还是单身，而李老师是有家室的。我就想到，总有一天，他的老婆孩子要来寻找 亲人。我要是活着，还能帮帮忙；如果我也饿死了，谁能记得李老师埋在哪里呢?

我就想到，要给李老师的葬身之地做个标记。后来传成我给李老师立碑，那是夸大了。我只是在山上找到一块大一点的石头，手里也没工具，就用一根大铁钉，在石头上凿了字。我不知道李老师生年，就凿了三行:

殁于一九五九年十月

李信鹏老师之墓

学生方后高立

我刚把石头埋好，就挨了批斗。那天晚上，全作业区开批斗大会，说我为右派分子树碑立传，阴谋反攻倒算。又说我记下的是一本变天账，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干部说要把我批倒批臭，还要加重处理，杀一儆百！

那火力把我打懵了，如何加重处分，不就是送劳教劳改吗？这个作业区已经送走了好几个人，听说很快就饿死了。 我要是也被送去，还有活命吗？我才二十几岁。想到这里， 我全身冒冷汗，腿肚直打颤。哪里知道问题这么严重，要是想到了，借十个胆子给我，我也不敢去给老师送葬啊。不能老师饿死了，再搭上我这个学生......

在大批判中发言的，有管理人员，也有所谓的难友，都是落井下石。能明哲保身不说话的，已是很难得的了。其实，当时和现在我都不恨他们，都是运动作的孽，谁都想活下去。 轮到我算我倒霉，恨谁也没用。

哪里想到，在这种气氛下，居然有一位难友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人就是徐毅。他语调平和，声音也不高，全场马上肃静下来了。 徐毅说，这是件平常的事，方后高又没有说李老师永垂不朽，又没有说李老师有什么丰功伟绩。称李信鹏为老师，自己是学生，都是实际情况。石头上凿几个字，也只是留个记号，免得以后家属来找不到地方。依我看这没什么错。

徐毅这么一说，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连同主持批斗会的人，都无话可说了。批斗会匆匆收场，我也松了口气。 我心中对徐毅很是感激，一时不知怎说才好。

2、君子徐毅

徐毅和我不是一个生产队，平日我们也很少打交道。但我们知道他资格老，十三岁就参加了抗日儿童团，那时的说法叫红小鬼。据说他被划右派是因为反赫鲁晓夫。他为人有君子之风，仗义执言，管理干部也有点怵他。他患过肺结核，听说曾因此大咯血，在你们科里住过院，现在还好吧?

你说过，徐毅是在宣城县副县长位置上离休的，还是住在宣城。他是个豁达的人，自己开玩笑说，反右之前就是副县，离休时还是副县。从做官角度看，不算是成功人士；从做人的角度看，应属极大的成功。

“文革”时听说小张要整徐毅和你们，我疑虑重重，弄不清怎么回事，就过江去找到小张。我问道，你是不是受到什么压力，何至于难友相残。我特别提到说，徐毅在农场对小张你也是很爱护的，为何你翻脸不认人？

你猜小张怎么说，他 说徐毅真的有问题。什么问题？他说，徐毅多次赞扬于谦，于谦是明代的兵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赞扬于谦，不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吗?

我想这就是胡说了，不过小张有把柄捏在我手里。“文革” 前他有一天到无为来，我俩逛街，在新华书店他看到郭沫若新出的诗集《百花齐放》。他翻开诗集，越看越气，拿起笔在 书上写了几笔，又把书放回架上。我当时也未留意，不知道 他写了些什么。

小张第二天走后，我想想有点不放心，就回到书店找到了那本书。翻开一看我吓坏了，原来小张在书中写的是：狗屁不通！吹大牛，无耻!

这样的书，要是落到别人手里，还不是铁证如山？我不动声色，拿下这本书，到柜台付钱买下了。拿回家来以后， 我把它藏在了家人不易发现的地方，也未和任何人说起过。 因为这只是小张一时义愤，信手写来，其实和我们的观点没什么区别。当时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告发他。

可是听说小张要揭发徐毅和你们，我简直气坏了。看不出来，小张进步可真大，成了革命派了。我对小张说，我不和你辩论， 我给你看一件东西。说着我就从包里拿出那本郭沫若诗集，翻到他写批语的那一页。

小张一看，顿时傻眼了，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把书往包中一放，对他说，你脑子清醒点，这可是白纸黑字，比道听途说管用多了！说罢我转身就走了。

这件事你们芜湖的人没一个知道，我不说，小张肯定也不敢说。当然， 以后运动转移了方向，改斗工作组走资派了。要不然，还真不知道他会闹成什么样子。

3、百姓怒砸姚奎甲

离开农场后，你们回到芜湖，我回到无为。我们日子都不好过。我也认识李老师的夫人，但我是摘帽右派，她是右派家属，都是灰头土脑的，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偶尔在街上 遇见了，也就点个头而已，能说什么？更别提寻墓的事了， 那叫右派翻天！

但是有一天，我突然看见李师母和两个孩子，神情兴奋地站在街边，一改多年来低眉顺眼的样子。

那是1966年，“文革”刚开始后不久。你知道的，县委书记姚奎甲，在无为干尽坏事，饿死了三十多万人，打了数不清的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无为老百姓恨死他了，1962 年他和曾希圣一起倒台，他到芜湖造船厂当头，老百姓再恨他也没办法。

“文革”开始，也是整人，抓牛鬼蛇神。哪里想到后来会有群众斗领导的事。无为百姓最想斗的是谁?当然是姚奎甲了。于是几个造反派头头过江到芜湖来，把姚奎甲揪回无为，游街批斗。

这件事在当时也很平常，按伟大领袖战略部署办事，到处都在游斗工作组和当权派。很多地方也就是走过场，可是游斗姚奎甲就不一样了，无为人对他有血海深仇， 三十多万人死了，他们的亲属子女都在，他们会忘了这笔血债?

几个造反派头头犯难了，他们清楚，如果只开几次现场 批斗会，还能控制局面，可是游街就不一样了。单县城就有十几万人，四乡八邻还有百姓赶来。群情激奋起来，那场面无法控制，出了意外咋办?

按说无为饿死三十万，换他一条命，也没什么了不起。 但饿死的人和直接被杀死的人，性质毕竟不一样。再说那时候全国到处如此，姚奎甲只是更左一些而已。可是百姓们不会想那么多，他们只知道那时姚奎甲当书记，大家都有复仇心理。

几个头头反复磋商，决定用个铁笼子把姚奎甲装进去再游街。这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保护。 事后证明，果然是个办法。

这事你们在芜湖也听说了，是的，就是那天。我们都是血肉之躯，都有感情。对李师母一家来说，李老师死了，家 中顶梁柱倒了。对我来说，二十来岁沦为异类。面对这个恶 人，恨不得上前扇他几个耳光。

但是，我和李师母都清楚自己的身份，不想给自己找麻 烦，我们是旁观者。

那场面你是未见到，见到了终生难忘。我们经历过的运动可谓多矣，哪一次不是领导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可是谁都知道，绝大部分群众都是盲目的，只是运动中的一枚棋 子，任人摆布而已。

游斗姚奎甲就不是这回事了，那是百姓自发地要讨回公道。游街日期一公布，消息迅速传开。到了那一天， 街上早早地站满了人。有县城的，也有从很远的乡下赶来的。 人们表情严肃，有的眼里还含着泪花，估计是想起亲人惨死而情不自禁。当装着姚奎甲的铁笼囚车一出现，顿时人声鼎沸，一片打倒之声。所有人都在喊着：向姚奎甲讨还血债!

突然，人群中有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石块，砸向关押姚奎甲的铁笼。一人开了头，只见街两旁的人，全都一拥而上。 他们用大小石块，奋力砸向笼车。人们边砸还边喊，有的人捶胸顿足，还有的人掩面而泣。那才真正叫百姓之怒，载舟之水掀起狂风巨浪了。

多亏那是铁笼，而且很坚固，就这样也被砸得不成形了。 车内的姚奎甲是吓得尿裤子了，还是昏死过去了，这我都不知道 ，只有靠前的人才能看到。可以想见，那天要是铁笼不坚固，姚奎甲肯定要被砸成肉酱!

就是在那天，我看到李师母和两个孩子，她们也一定看到我了。因为人群都拥向了笼车，我们是少数没有砸车的旁观者。 

后来听说，保了姚奎甲一条命的造反派头头，清队时还是挨了批斗。姚奎甲罪恶再大，群众组织也不能把他定罪。 所以，到头来还得自己吃亏。但是为什么当时人们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他们身后是三十多万饿死者的冤魂啊！

斗完姚奎甲，一切还是老样子，大家都一样，没什么好说的。要是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我们还不是苟活的贱民。无为饿死三十多万人的事，也将被永远尘封！

4、陪师母寻墓

李老师改正之后，师母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把李老师的遗骸迁回故乡，与亲人子女相守。她知道李老师当年是我装殓掩埋的，还刻了块碑，就请我陪同前往。

我陪她去 了，这也是我多年的愿望，总不能使自己敬爱的老师，长年埋骨荒野，成孤坟野鬼吧。

你知道的，无为到广德不远，从无为过江到芜湖，汽车站有开广德班车。要是赶上上午的班车，到广德转车，当天就可以到门口塘农场所在地邱村。

我们赶到邱村时，已是傍晚。我把李师母安顿在小旅社，一个人往通向昔日农场的小路上走去。

还是这个深秋，还是这个十月，还是晚风萧瑟，寒气逼 人。1979 年，距李老师罹难正好二十年。我感叹，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啊。如果是一个清明时代，这二十年正是我们为国为民效力的最佳年龄段。可是李老师却躺在一座孤坟里， 我们活着也是抬不起头，谁都可以羞辱作践。没有 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恢复自由身，还能陪伴师母来寻找李老师的墓。

到了那里，我发现当年做的石头标志，即所谓的墓碑，却早已荡然无存。没了那块石头，李老师的坟就和所有的无主孤坟一样，无法识别了。二十年过去了，当时的地形我也一点印象也没有。这儿是乱坟岗，基本都是无主坟，没人来祭奠凭吊和修葺。一眼望去，只见地形杂乱，荒草萋萋，脚下也是坑坑洼洼的。 有些乱坟堆坍塌了，还能见到几根白骨，夹杂在荒草与泥泞之中。

这是一片毫无生气的荒地，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如果不是寻亲，没有人愿意在此停留。

你问师母的心情，那还用说吗？师母那时候也刚五十出头，这么多年，独自一人抚育李老师的遗孤，生活和精神的压力，使她显得早衰。亲临这一片肃杀之地，触景生情，她连步子都迈不开了。

无论如何，我们是为李老师而来，也只能开始起土。其实这些地方哪里看得出坟堆，只是些略高于地面的土包而已。 我只能一个不丢地一排排挖过去，用所谓地毯式搜索的方法来找寻。

其实干这种事心里挺虚的，中国人最忌讳的就是被人挖祖坟。那是对一个人也是对一个家族的侮辱。老百姓认为这么做是冲犯阴气，于活人是十分不利的。虽说这是乱坟岗，地上都是些无主坟，但这里的亡灵也曾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我们又有什么权利惊动他们呢？所以干这种事时， 我一直有犯罪感。只是想到师母的心愿，想到我也不是为谋私利，才少了些犹豫和恐惧。

我小心翼翼地挖开茔地，只要见到的不是我要找的，我都是连连祈祷：请不要怪罪，我们在找亲人，不得已惊动了您。我一定按原样恢复好，再多培上几锹土，请您安息!

收工时我目测那块乱坟岗，我们动过的地方还不到五分之一。按这个速度，还要五六天才能全部搜寻一遍。我不怕辛苦，但对能否找到墓穴，还是毫无把握。

第三天继续，一到乱坟岗上，我先转了一圈，看哪里离我原来的作业区最近。虽说准确位置找不到了，但大方向是不会错的。我就在那片地方转来转去，果然，隐约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第六感吧。所以第三天， 我们换了一个起点开始挖。

但那天也并没有那么神奇，和前两天一样，我们从太阳刚出山，一直干到夕阳西下。还是一无所获，不过我心里似乎有种预感，好像离李老师越来越近了。

连续干了两天，我感觉很累，体力也快支撑不下来了，毕竟那年我也四十多了。看我气喘吁吁的样子，李师母也过意不去，她连声说，回吧，明天再说。

不知为什么，当时我脑海里萌生出一个念头：成败就在今 天，今天再找不到，明天就可能累得起不了床了。我就对师母说，太阳还未落山，再掘几个试试。

果然，掀掉第二个坟堆的土层，我就见到长短宽窄不一的白茬棺木，正是我和焦山长一起钉的那副。木材已经腐朽， 一碰就烂了，但形状没有变。我连声对师母说——

“找到了！找到了！”

我对师母说，我马上开棺，您站远点，免得受刺激。师母哪里听我的，她恨不得上前用手扒开棺木。她想象不出，那么鲜活的一个人，学问好，品德高尚，一直受人尊敬，没有任何过 错，开过几次批斗会，人就被送走了。走时四肢健全，思维敏捷，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人，从此阴阳两隔。谁给人间带来如此悲剧，这一切岂是“改正”二字便能打发了的?

撬开棺木，只见一切有机物都销蚀干净，归还给茫茫大 地了。只有那件皮背心，依稀可辨轮廓。留在棺木中的只剩一副骨架，依然是低着头蜷着膝的架势。

李师母一见这情景， 顿时昏了过去了。剩下来的拣骨和装袋，都由我一个人完成 了。

翌日，我们带着李老师的遗骨，匆匆赶回无为。

【后记】

方后高，男，1933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城关。曾祖方六岳为清末孝廉，著名诗人，有多部诗集传世。方六岳曾为山海关撰楹联一副：“乘三军讲武余闲，莳杂花数本，种寒菜满畦，天末唱刀环，九塞澄清靖桴鼓；是万里长城尽处，坐辽海高峰，问秦时明月，樽前语羌笛，一亭春好占榆关。”  著名报人严独鹤先生誉之为天下第一名联。

老先生光绪二十年中举，深受同乡重臣李鸿章赏识，曾为李鸿章幕僚兼李长子塾师，后放江浙盐运使。辞官返乡后，着力兴学，为一代乡贤，陈独秀先生曾有亲刻寿瓶相赠。

方家世代书香，方后高谨遵祖训，有儒雅之风；又宅心仁厚，在右派难友中广受尊敬。

方后高1954年毕业于芜湖农校，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他在县农业局小组学习会上发言，不同意当时安徽省领导盲目推行的所谓农业三改。1958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团籍，送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方在农场期间，笔者曾与他同队劳动。方兄农业内行，又热心助人。 笔者体弱，蒙方兄多方关照，铭记于心，终生未忘。

方后高1962年摘帽，回农业局仍任技术员。改正后，在专业上颇有建树。2016 年病逝，享年八十三岁。

如今再去无为，城关风景如旧，只是方兄不在矣。今借这篇旧文，表达我对方兄深深的感激与怀念。

（2006年4月4日初稿于广州 ，2020年2月10日修订于芜湖，2024年清明再改）

【作者简介】茆家升：1937年8月出生于安徽省全椒县，1955年毕业于合肥医士学校，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右派，降级降职到芜湖专区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文革”期间在乡村担任全职医生十年，后回到芜湖，1997年从副主任医师职位退休。退休后主要从事安徽反右、大饥荒研究。著有《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纪事》，2004年初版，2024 年出版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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