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瑗：失去父亲 47 年后，我们终于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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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徐季正，1917-1960）

爸爸，我们来看您来了

作者：徐瑗

爸爸您在哪里，我问深邃的蓝天，我问苍茫的大地。几回回梦里呼喊着您：我亲爱的爸爸啊！您在哪里？......

一、 父亲的荣光和泪光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我的父亲徐季正在重庆市食品公司任职。他级别只是科长，负责财务工作，但是因为他文化水平高，对进出口贸易有经验，因此得到单位领导器重。他自己也以饱满的热情和百般努力投入工作，描绘心中的雄图。

根据重庆的山川地形，政府在嘉陵江边的南溪口建立了西南地区最大的 生猪屠宰综合加工厂。该厂承接川中、川北的猪源，又在长江边刘家台建基地，承接川东片区的货源。而在茄子溪建立了冷冻肉类加工厂，接川南货源；接着在化龙桥兴建了生猪饲养场。这个科学合理的布局一直保持到今天。

面对经济建设的需要，父亲制定了庞大的发展计划，他关注的中心就是 开拓川猪出口渠道，赚取外汇。自 1955 到 1956 年，仅一年时间就为国家赚回资金，相当于 24 万两黄金。为此，《重庆日报》在 1956 年 3 月有一个整版报道，重庆市食品公司成了全国同行学习的榜样。

然而父亲为此劳累过度，身体欠佳。组织照顾他，按照劳模的资格让他到南温泉疗养院休养了半年。父亲认为自己忠心耿耿地为国家工作，很有成就感，因此常常苦心思考，积极建议。对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他也直言不讳地进行批评。

父亲未曾料到，他的意见招来某些领导的嫉恨，他的命运也将从巅峰跌到底谷。像他这样的耿直坦诚之士，岂能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当局所容!

1957 年春夏之交，中国知识阶层受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最大的灾难，数百万知识分子遭受着残酷打击。在这严峻的政治局势下，父亲心情极度郁闷，他敏锐地察觉到，“鸣放”乃是阳光下设的局——“阳谋”，如若投身进去，必将万劫不复。然而以他那传统的知识分子气质，对此“阳谋”却不能等闲视之。在“鸣放”中他提了八条意见，这无疑是飞蛾扑火！

他被划成了“极右派”。单位里，铺天盖地的批判袭来。重庆市食品公司的食堂中，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在重庆解放军剧院，召开了上千人的批斗大会。父亲在会上慷慨陈词，却被粗暴地夺去话筒，剥夺了申辩的权利。

最后的结果就是，父亲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就这样被押送走了。我那时仅是一个 11 岁的小女孩，我们兄妹六人，天天盼望父亲归来！心里老喊着：爸爸，爸爸！

后来，在我与父亲之间，有一天竟然相遇了，这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见面，当时的情形对我来说，一辈子都刻骨铭心——

多日未见爸爸回家，我知道爸爸是被关押着了。那一天，我和全班同学在长江珊瑚坝的河边打苍蝇，那时叫“除四害”，苍蝇是四害之一。正在我们扑打苍蝇之时，我看见河边有被看押的“犯人”在劳动，其中竟然就有我的爸爸！他此时正和另一个“犯人”抬着沉重的条石，一步一晃， 战战兢兢。

我看着我的爸爸，他也看到了我，但我们父女不敢相认。因那时全班同 学都在场，我怕同学知道我的爸爸是“犯人”，爸爸也怕影响我。我不知所措， 不敢喊父亲一声。我们父女俩只是相互眼光对视了一下，我见到父亲痛苦无奈的表情，眼中泪光闪闪。

他到底想表示什么，当时我太小不知道。我只知道父亲是被冤枉的，我坚信他是好人，不是坏人。他的泪光也许是对我们怀有歉疚，也许是痛惜我们兄妹太年幼了吧。他的泪光深深地刺痛我了幼小的心灵，难以抹去。

我那时欲哭无泪，也不知向谁倾诉，只有将那情景深埋于心中。以至于我每当梦见父亲时，总见他头上刻着金印，抬着黑漆漆的棺材艰难行走。这相似的梦我不知做过多少次，每次都是从梦中哭醒......

母亲王靖澳与父亲徐季正结婚照（约摄于 1943 年）

二、 父亲的生命走到终点

父亲走了，他和许多右派一起被押送去西昌喜德县修筑成昆铁路。这条路线恰是当年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的征途。此乃化外之邦、蛮荒之地， 穷山恶水，瘴气弥漫，毒蛇恶兽隐于其间。

筑路工人的苦难，我是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知晓的。而当时我国生产力是相当低下，这条铁路的地质环境又相当恶劣，很大的程度依赖工人的原始劳作。况且在上个世纪 1960 年代，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更难言那一群在穷山恶水中筑路的囚徒，生活在什么处境。想我父亲一介文弱书生，患有严重的胃病，他在的精神和肉体上，承受着多大的重负啊!

父亲终于来信了！这些信，先是从自贡、从宜宾寄来，后来是从西昌、从喜德寄来。每收到一封来信，看到信封上的邮戳，我都在地图册上查找它的地理位置，用比例尺测量到重庆的距离。从地图上，我知道了喜德县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腹地。那里偏僻荒凉，作为孩子，我们无法想象父亲如何在此恶劣的环境生存。

我想问，爸爸，您可收到妈妈亲手给您制做的布鞋？她第一次用车胎做鞋底， 那布鞋里还夹塞了几块糖果，当时一个人按定量分得几块糖果，我们都没吃，让妈妈寄出去孝敬您。

您给我们来信，封封信里都告之一切均好，要全家不要担心。您还出谜语要我们猜，并告诫我兄妹要努力读书，成为祖国有用之材。后来我才知道，什么“一切均好”，全是父亲善意的谎言。据后来与他一同劳改的 难友们讲，他那时的身体已如风中残烛了。

1960 年的 6 月份，我们收到了父亲寄来的 30 元学费。父亲在信中对母亲说：小琼要读书了，一定要让孩子念书！不要因我的事连累孩子的上学。

啊！我可怜的爸爸，在些那连饭都吃不饱的饥荒年日里，人们为了生存和活命，不得已东拉西借，恨不得把别人吃的占为己有，您却在每月仅18 元的生活费里，忍饥挨饿，积攒着儿女们的学费。爸爸，太难为你了。我们多么希望您赶快回来，亲自送小琼上学。妈妈一人带我们六个孩子，她太辛苦了，全家都在盼望您回来啊。

然而，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位于四川凉山腹地的喜德，成了爸爸生命的终点站。

1960 年 7 月 29 日，父亲上工时间在山上砍柴，又饿又累，失足摔下，当场殒命。

两个月后，妈妈公司保卫科的一位干事绷着脸，从嘴里挤出一句冷冰冰的话：“徐季正摔死了！是因公死亡，你要和他划清界线......”

“划得清吗！”母亲顿时号啕痛哭：“一块石头这么多年了都会焐热，何况我们是十多年的夫妻呀。”

母亲穿上了黑服，系上了白绳，给我们六个兄妹佩戴上青纱。她闭着房门，抱着我们；一群兄妹只能悄声恸哭。这飞来的横祸，从此，母亲没有了丈夫，我们再也没有爸爸了!

父亲、母亲与我和哥哥弟弟合影。（约摄于 1949 年初）

三、 哀莫大于心死

1960 年 7 月底，父亲逝去时，母亲才 34 岁。且身边还有我六兄妹未成年，最小的妹妹不满3岁。

在那个昏暗年月，一个右派的家属和子女，是不敢明目张胆地吊唁右派 丈夫/右派父亲的。

自那天起，妈妈越发沉默了，她的眼光老是盯着一个地方出神。我们一放学，再也不出去玩了，回到家里各自埋头做功课，帮妈妈做家务。整个家里没有生气，空气仿佛凝固，令人窒息。大人和孩子们既没有笑声，也没有哭声。

两年来经历家中巨变，我们的处境已很艰难。但毕竟爸爸还活着，我们的心中还有一缕希望。这希望鼓励我们苦苦挣扎，期望有朝一日迎接劳改归来的爸爸，他亲我们，或者哪怕骂我们，甚至打我们......

可是这希望之光如今熄灭了，永远熄灭了，我们的心沉仿佛沉到了漆黑的洞里，这黑暗深不可测。一个 34 岁的右派寡妇，拖拉着 六个个右派崽子，走进了不知明天是晴是雨的茫茫苦海。

以前爸爸的来信，拉近了喜德这个地方与我们心灵的距离。信纸里喜德 与我们仿佛近在咫尺，爸爸就在那里。如今喜德是如此遥远，遥不可及。

父亲在世时，母亲不能去喜德看爸爸，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一个右派劳教人员只应该被 家人唾弃。去看被发配劳教的丈夫，说明你立场反动，会受到无情的批判，还会牵连儿女。妈妈哪里敢去呢？

如今爸爸去世了，死在那里了，妈妈也不能去收尸——怎有可能去收尸?哪儿有尸体等着你去收! 一个劳教犯的死亡和一只狗的死亡没有什么不同，家属是没有说话权的，更谈不上追究责任。何况那时妈妈还要照顾我们兄妹，也哪儿有路费去喜德！ 

感情上打击再大，妈妈也只能忍气吞声。失去伴侣的精神痛苦之外，经济压迫来得更直接——当时全家 8 口人生活(因为还要负担一位舅妈，她丈夫去了台湾，自己身患重病，没有生活来源)，这担子一下子都撂在了母亲的肩上。

母亲出身将门之家，年轻时在上流社会过惯了悠闲日子，如今早已跌落 到生活的谷底。她不得不直面油盐柴米的匮乏，一大家人要穿衣吃饭，母亲一分钱要掰成两瓣来花。

1960 年是中国大饥荒最惨重的年头，四川省更是饥荒的重灾区。城市里人口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副食品少之又少，种粮食的农村更是饿殍遍野，到处都有饿死的人。全国人民都在遭难，万户萧条，民不聊生。风雨飘摇中，我家更是难，难，难！

妈妈跟爸爸在一个单位，先是在秘书科，后来爸爸教她搞财会。到 1957 年，她已经是财会科的科员。1961-1962 年，那时搞所谓沼气发电，妈妈被调离重庆到农村去。后来沼气项目被化工原料公司接手，妈妈调到这个单位继续搞财会。

妈妈人聪明，能力强，已经有了多年的经验。1964 年农村搞四清时，她被调到重庆的边远山区协助工作。但没多久就调了回来，原因是这边离了她不行。她一个人交出去的账目，三个人都管不来。

文革期间，化工公司失火， 财务账本儿全部被烧。妈妈一笔一笔按照她自己的记录，把那些账目拼出来还原，单位也因此追回欠款。这件事是后来她生病的时告诉我的，她喊我: 小妹，我还得过一回表扬呢。说的就是这件事，提到它眼泪都下来了。

我当时听了心里很难受，妈妈得到一点肯定就感动地记在心底，可是那时她受了 多少罪啊!

因为政治运动不断，妈妈被扣上“反属”(反革命家属)、“台属”(有亲属在台湾者)的帽子，外加上还有个“何应钦的干女儿”的称号，这不是帽子的帽子全都压在她一个弱女子身上。运动来了，母亲总是免不了当“运动员”， 遭到批判、陪斗，妈妈的神经已经麻木了。

哀莫大于心死。母亲几次想到朝天门投江自尽，几次又转了回来。她毕 竟舍不下我们六兄妹，终于未下决心自弃。母亲的心事连我 5 岁的小妹都看 出来了，她对我说：“姐姐，我好怕妈妈死呀！”听到妹妹这锥人心肺的话， 我抱着她痛哭一场。

1957 年春节，父亲母亲和我们家的五个孩子 (前排)、父亲的好友刘伯伯、刘夫人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后排)，两家人合影。这也是父亲蒙难前与我们的最后一张合影。

四、 为了生存

妈妈日子如此，我们兄妹也被人白眼。我们当时住的宿舍是重庆第一批 由单位修建的职工宿舍，离朝天门很近。单位宿舍里都是父母的同事，还有我的同学，他们都晓得我们家的情况。爸爸出事后，邻居的小孩也骂我们小右派，向我们吐口水。

父亲去世的那个夏天，我从陕西路小学毕业。虽然成绩优良，偏偏没被 中学录取。学校还将我发配到农村劳动，农村拒收未成年人，我又被退回重 庆，那时我还未满 14 岁。

苦难是成熟的催化剂，家门不幸，生计艰难，过早地将我们兄妹推向了 社会。哥哥才进中学就辍学，也是 13 岁起就自谋生路。我们在妈妈的带领下， 努力地劳动，贴补所需的生活费。

为了生存，妈妈和我接来一些装过化学制剂的麻袋，我们忍受着这些制 剂对皮肤的腐蚀，双手浸泡在冰凉的水中清洗，洗净一个袋子挣 5 分钱。为 菜场剥洋葱，舅妈和我一起通宵达旦地剥，要把洋葱的烂皮子剥掉，那呛人的气味熏得我俩双泪长流。我和弟弟还揽下给人挑水的活计，每日给邻居送四挑水，一个月得到 8 毛钱。我和弟弟一高一矮抬着水，楼上楼下，风雨不 息。

弟弟妹妹都干活，自己给自己找学费。他们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就到街 道居委会里领回生锈弯曲的废铁钉，将钉子锤直后交回街道，每公斤可得 5 毛钱。那些铁钉只有半寸长，细小生锈而弯曲。要将钉子锤直，举锤砸不准 就会砸到手上，有时钉子刺到小手指，搞得手上鲜血淋漓......

干这些磨人的 苦活儿，我们兄妹没喊一声苦和累，我们知道妈妈更苦，更累。为了减轻妈 妈的负担，也为了给死去的爸爸争气，我们要做听话孝顺的乖孩子。

1960 年 11 月底，我在失学一个学期后，被重庆印刷中学(半工半读学校) 录取，因成绩优异,免交学费、伙食费。对妈妈来说，我也算勉强可以自食其力了。

1963 年，我从印刷中学毕业。还是因家庭出身有问题，无法升入高中。这时，离重庆有上百公里远的长寿湖农场来招募青年，我就去报了名，从此离开了重庆的家，去了农场参加农业劳动。

长寿湖位于重庆东北部，现在是重庆市的一个区。1958 年 1 月在原狮子 滩水电工程征收的土地上，建立起这个以下放干部为主的农场。其实所谓下放干部，大部分都是被划为右派的人。到 1963 年 6 月，农场扩建，更名为长寿湖渔场，性质为国营企业。

我到农场一年后，在 1964 年，以半工半读形式就读长寿湖农场水产技校， 两年后分配到渔场的水产研究所工作。

年复一年，我们都慢慢长大成人。文革期间，弟弟妹妹也下乡插队当知 青。弟弟八年都调不回来，后来还是妈妈退休，弟弟顶职才回的重庆。

徐瑗、徐琼、徐琳、徐璐四姐妹，摄于 1965 年

五、永远的痛

1966 年夏天，文革开始了。抄家的风潮席卷山城，妈妈已如惊弓之鸟。

一次母亲又被抓去陪斗，斗争会上，一个造反派的头头掏出匕首，一下把会计科的“历史反革命”吴叔叔的耳朵割下来，并扔到了台下人群中。母亲吓得一声惨叫，在台上昏厥了过去。蹦紧的神经断裂了，母亲从此患上了间歇性的精神病。

也是在文革期间，母亲怕再起祸端，就将家里有犯忌讳的东西悉数烧去。她烧掉了她的父亲我外公的遗物——外公王伦将军原是国民政府军政部参谋本部一厅的厅长，著名抗日将领，1935 年 4 月 23 日坠马身亡。母亲把外公的墨宝和哀思录全都烧掉了。那本哀思录，是外公去世时各界政要、名流所写悼词，上有他们签名题字的真迹。

当我从长寿湖农场赶到家里时，父亲的遗物还未烧完。我急忙将未烧掉的父亲日记、自传和照片抢出，带回长寿湖，才得以保存下来。

在僻远渔乡的小岛上，倦鸟归林，夜色沉寂。我点亮马灯，在昏暗的灯 光下翻阅父亲的自传和日记，体味在那山雨欲来时，他那忧于国事而郁闷无奈的心境。我又开始摘录父亲 1956 年 12 月在重庆南泉工人疗养院的日记。从父亲的自传、日记中，我开始真正了解我的祖辈和我父亲的真相。

文革浩劫过去，1979 年 2 月 10 日，父亲单位的党支部给重庆市第二商业 局党组提交了请示报告:

关于徐季正同志被错划为极右派分子改正的请示报告 

中共重庆市第二商业局党组:

根据中共中央(78)55 号文件精神和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徐季正同志划为极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我们认为徐季正同志在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给市食品公司领导在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批评意见，不是右派言论，应予改正。建议撤销原市委 财贸部“关于给予开除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恢复其政治名誉。对其亲属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应予抽出销毁。关于徐季正同志死亡后抚恤问题，按政策规定办理。当否，请批复。

中共重庆市第二商业局机关支部委员会

1979 年 2 月 10 日

父亲被恢复了名誉，我们拿到了 350 元的抚恤金。但又如何呢？父亲的生命再也回不来了，这是亲人心里永远的痛。

六 、清明时节雨纷纷

每年清明，我都感到茫然，何处为我们的父亲燃香、烧纸？啊，父亲！您被埋在哪里？梦中我总是见到您抬着棺材，脚步蹒跚。我曾迷信于算命卜卦，人们告诉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儿想爹来，爹也想儿。我坚定地对自己说，不能让父亲成为孤魂野鬼，我要找到他的忠骨，让他魂有所归。

小时候，爸爸给我们讲过杨家将的故事。杨家子孙为取回杨老令公的忠 骸，一门忠烈前仆后继，深入虎穴，孟良、焦瓒双双殒命。

我们必须要找回父亲骸骨，找回他冤屈的灵魂。尽管人海茫茫、红尘滚 滚，世事变迁已近五十年。我们作为子女，现在已经有条件去寻找了。这是我们的义务，何况父亲是含冤葬身异乡啊！亲爱的父亲，您在哪里?耳畔唯有秋虫啾鸣，涛声阵阵......我心凄凉！

十年的文革灾难过去了，寻觅亲人的心愿开始得以实施。先是在 1984 年，我们全家和在台湾、海外的舅舅们联系上。我们修复好了在南京被红卫兵毁坏的外公的坟墓。

1981 年，我们找到湖南老家的亲人，认祖归宗。其后于 1993 年 5 月再回常德，老家全族近百人为父亲和罹难的伯伯们修了一座衣冠冢，让父亲魂归 故里。

接下来我们开始寻找埋葬父亲之地的信息，但父亲生前的单位已人事全非。在发黄的档案中，找不到关于遗体掩埋情况的任何踪迹。

妈妈告诉我，当年和父亲一起打成右派到喜德劳教的还有孙叔叔和朱叔叔。他们若健在，或许知道一些情况。

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他们，两位老人年事已高，身体孱弱。但是朱叔叔说了一句话：“我拼着老命也要去一趟喜徳。”

朱叔叔和父亲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成员，划为极右派劳教，也成为臭名昭著的四川右派劳教大军“四一五”筑路支队的囚犯。我见到他时， 他已是 83 岁老人了，身有残疾，家徒四壁。

他自言道，1957 年反右之祸殃及儿女，两个儿子，一疯一瘫，吃着低保。自老伴过世之后，家境更是不成样 子。自己还要拖着病躯，一跛一跛地照顾儿子。老人给他们端屎倒尿，喂饭喂药。闲暇间他也想写一点东西，可家中连一张书桌都没有。交谈中，我们都唏嘘不已。

当我道出此番来意后，老人慨然言道：“我平生最敬重你爸爸，莫道这点 小事，纵然豁上我这把老骨头，也要帮你这孝女了却你的心愿，使你父亲在 九泉之下得到安息。”

但老人残疾之躯能否经受千里旅途的劳顿？渴求与担忧在我心中矛盾交 织。朱叔叔看出了我心中的忧虑，他要我不要耽心，他是一定要带我们到喜德去的。行前头天，他特地到他一位精通易经的朋友家中，卜算此行的结果。卜卦出来，是一付吉卦，告之在河边的山上，午时就能找到父亲。

啊，尊敬的朱叔叔，昔日的大记者，今日却是贫困如洗的衰翁。命耶！运耶！但朱叔叔的那一颗金子般的心，如今世间能有几人呢?

七、 精诚所至

当初对于我母亲来说想也不敢想的事，终于启动了。2006 年 5 月 2 日， 我兄妹四人偕同父亲生前好友朱叔叔，一起乘火车到四川喜德县寻觅父亲骸骨。

当年路途迢迢、山长水远的里程，如今从成渝线转成昆线，只需要十几 个小时。

启程时，我对朱叔叔说，即使找不到父亲的坟墓，我也要捧回那曾葬过 我父亲的泥土。其实在我心里，对找到父亲坟墓并没有抱太多的希望。只是不去找我内心不安，同时又感到茫然。在那个非人道的年代里，劳教劳改场所，留下了多少孤魂野鬼？上哪儿去找啊!

但朱叔叔说，精诚一定会感动上天。虽然时过境迁，但山川依旧。何况 彝族人的风俗不是土葬，你一定能找到。朱叔叔的安慰话，似乎给了我一线希望。

“呜”......一声长笛将我从朦胧中惊醒，我们在喜德的前站浅水湾下了车。凉山仲春的深夜，春寒料峭，山风吹散了我们旅途的疲乏。我们匆匆坐车赶到两河口镇，因为过河后再去山里没有公路，车辆不能通行。

朱叔叔己经难以在崎岖的山路攀行，我们为他雇了三个彝胞，请他们轮 流背着朱叔叔，终于赶到父亲服役的二 0 七中队队部，而所谓“队部”，也只剩下残存的地基了。

朱叔叔说：“这是你父亲生前的队部，昔日这里曾是一片遮天蔽日的原始 森林，河中的流水多么清澈，而今这儿已成了光秃秃的山头了。”朱叔叔伤情地感叹：“你爸爸就是在这个地方死的。” 

现在的队部的遗址已有彝胞的住屋，我找到彝胞，向他们道明我们的来意。这些彝胞听后相当热情，有人立即找来一位知晓当年情况的龙大爷。龙大爷七十多岁了，他是这里土生土长的。

龙大爷告诉我们说：“山上只埋了三个汉人。”他说其中一个人有棺材，另外两个是软埋的。摔死的那人是在 1960 年收包谷的时候，因砍柴从山上摔下，当场就死了。死后先停放在下面的山 洞中，接着砍下树木刨成了棺材，这才抬到山上埋的。另外旁边软埋的两人是 1961 年饿死的，其中有一个戴着眼镜，个子很大，是个北方人。当时死时很胖(实际是水肿)。

我们在龙大爷和一群彝胞的带领下上了咯呷山，走到一个地方，龙大爷指着说，这虽然年代久远，但隐约高出地面的土堆，依然能看到坟茔的痕迹。我们对这地方观察了一会，从龙大爷所言的时间、地点及父亲遇难的情节来 看，朱叔叔认为都完全吻合。

这便确定了，这就是我几十年来魂牵梦萦所寻觅的父亲的埋骨之地。正值午时，我兄妹四人跪在坟地前恸哭，喊叫着我们苦命冤死的爸爸。

八、 爸爸啊，您的儿女来看您来了!

爸爸呀，您的儿女，来看您来了。您离开我们 48 年了，只因 1957 年的 人祸，你那充满血性的身躯竟化为一抔黄土。阴阳咫尺之间，刹时昏天黑地， 冥冥茫茫中，我看见您携着六月飞雪的窦娥，带着凄苦的微笑从迷雾中走来。大地阴风一阵，又见您抬着棺材的背影，在阴霾中消失...... 

魂儿荡荡，心弦悠悠，迷茫中传来声声呼唤：“阿姨！阿姨！” 原来彝胞在喊我，龙大爷、吉姆大叔劝慰着我：“你这么大年岁还来寻父坟，你们的孝心使我们也感动。你也不要太悲痛了，在那个年代，不光你们汉人苦，我们彝人也很苦。现在都过来了，日子会慢慢地好起来。你们放心， 我们会看护好你们父亲的坟墓。”

吉姆大叔的话像一丝清风，吹散了凝结在我胸中的悲伤。

该给父亲尽传统的孝子大礼了，我们拿钱请彝胞赶到两河口镇，买些祭 祀用品和食物，又买了 10 斤酒，我们要祭拜亲人，酬谢彝胞。

这时，我仔细地观察了父亲葬身之地，坟向东方，坟头有两棵青松护卫，坟后挺拔着一棵郁郁葱葱的青松，坟上长着青青的松苗。整个咯呷山乱石嶙峋，杂草丛生， 唯在父亲和两位叔叔的坟地上长着三棵青松，难道这是宿命使然？难道是老天将这三位死者的灵魂化作了三棵松树？

我想就是这样，父亲和两位叔叔的灵与肉已潜入到青松中，那坟上的松苗，或许预示着您的儿孙将要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这不是现实中的梦幻，而是梦幻中的现实。不然“精卫填海”和“子规啼血”这些故事，怎能在民间久久地流传?

日上三竿，彝胞们领头拿着祭品赶到了。我望着当头的太阳，看了手机 上的时间，此时是午时 12 点 15 分，易经的预见使我更加敬畏上苍。

爆竹声声，青烟缭绕，红烛摇曳，我兄妹四人跪在父亲和两个叔叔的坟前奉行孝子的大礼。三碗清酒洒地，一敬皇天，二谢后土，三敬亲人。

爸爸，我们兄妹没有玷辱您光荣的名姓，您的孙辈们有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他们在传承着您的理想和风采!山风徐来，纸钱犹如蝴蝶飞舞，绕着青松盘旋......

在四川凉山喜德为父亲建碑，摄于 2006 年 5 月

九、 再见喜德，再见父亲

2007 年 4 月 3 日，徐家长子，哥哥徐锴独自前往喜德，为父亲立碑。

我们同时也决定，给那两位无名的蒙难者也同时建碑。

2007 年 4 月 30 日上午 11 点，徐家子女 6 人、媳妇 2 人、女婿 3 人，长 孙子徐志恒、长曾孙徐玉霖，共计 13 人，分乘三部车，由侄儿徐志恒开车领路，妹夫蒋步强带病开车居中，妹夫邹清明殿后，从重庆启程去喜德。

一路上，首车副手徐璐呼传呼机，联络 2 号、3 号车副手徐琳、徐琼。三车保持安全距离，长途自驾 1300 公里。次日即 2007 年 5 月 1 日晚 7 点 40 分， 我们安全到达喜德县城。

晚上饭后，兄妹们准备祭拜物品和开追掉会的悼词挽联，至次日凌晨。

2007 年 5 月 2 日清晨，8 点出发，制碑人龙天玉带路，先往两河口镇。这是父亲假节日曾到这里休息、买日用品的地方。将近 50 年过去，小镇仍是破烂不堪。

9 点，用小龙为我们准备的竹杖作拐杖，涉水过河。一行 14 人头顶烈日 艰难爬山，最后到达父亲碑前。看见父亲的土莹我泪如雨下，在父亲墓前，布置了这迟到了 48 年的追悼会场。

11 点，正式开始悼念，现场来了十几位彝胞旁观。长子徐锴主持仪式， 全体默哀三分钟；次子徐铉念悼词。长女徐瑗代表长辈读母亲、七叔、朱叔叔敬献的挽联。次女徐琼代表堂兄、堂姐敬献挽联。幺女徐璐代表堂姐徐锐、 徐錕读她们发来的悼词。五妹徐琳代表兄妹读各位敬献的挽联。长孙徐志恒代表孙辈读各位敬献的挽联。

我们也为父亲坟旁两位不知名的遇难者焚香祭奠，整个场面悲伤又庄严。旁观的彝胞感动得掉泪了，他们的村长代表彝胞讲话说：一定把墓给你们看好！你们的孝心感天动地。你们的父亲是为国家作出贡献的英雄！敬仰！

下午 1 点 30 分，我们离开墓地。午饭是下午 4 点才吃上的，一路上，大家心情沉重无言。

父亲，失去您 47 年后，我们今天终于与您重逢！既是了却 夙愿，却又难抑悲痛。

喜德，我们全家人心中永远的系念、永远的惆怅、永远的悲伤，只有到 我们死去的那一天，对父亲的思念才会随那熊熊燃烧的火焰，飘散到无穷无 尽的苍穹之中。

谢谢淳朴的彝胞！到明年我们再来酬谢，你们几十年来未曾平坟、 未曾惊扰三位遇难汉人的亡灵，这恩义重大如山。

再见了，父亲！再见了，不知名姓的叔叔！从今以后，这墓碑将永远陪 伴着你们的骸骨，听风入松涛，看春花秋月。愿你们的灵魂在天国安息，在那个地方，再也没有苦难。

【作者简介】徐瑗，女，1946年底生于南京，祖籍湖南常徳。现居重庆。退休前为企业管理干部，曾任重庆渝中区政协委员，著有个人回忆录《心曲》，长年为右派幸存者老人做义工服务。

聆听良知，坦鸣心声。
我手写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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