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丨颜荻：“地生人”神话背后的叙事竞争

Original 颜荻三联学术通讯

2024-12-21

如果人是地生的，他们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起源呢？大地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怎么理解他们人之为人的本质？这一个个地生的人怎么构成他们的社会？他们又怎么认识他们和世界、宇宙、历史的关系呢？这是一连串关于“起源”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关乎一个人类社会构成其文明视野的最根本基础。古希腊如此具有异质性的想法自然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我希望从中探索这个文明如何构建其思想根基的。由此反观我们中国文明自身，将会得出更多有意思的观察。

——颜荻

作者简介

颜荻，重庆人。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首届本科生，剑桥大学古典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神话、悲剧和哲学。

“地生人”神话背后的叙事竞争

第一问

首先祝贺专著《“地生人”与雅典民主》的出版！您的这本书将我们的视野带向中文学界几近空白的“地生人”研究，请先谈一谈相关问题意识的产生，以及十余年来您对此问题认识的发展吧（“后记”中谈到，与“地生人”研究的渊源已有十余年之久）。

颜荻

“地生人”这个问题走进我的视野还是有些偶然性的，它其实源自我本科时被布置的一次阅读作业。不过，在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深深被它吸引了。尤其，作为一个中国人，会天经地义地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奇妙更奇怪的想法——我们通常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只有孙猴子才会从石头里蹦出来呀，人怎么会是大地生的呢？这相当的反常识。从而，如果人是地生的，他们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起源呢？大地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怎么理解他们人之为人的本质？这一个个地生的人怎么构成他们的社会？他们又怎么认识他们和世界、宇宙、历史的关系呢？这是一连串关于“起源”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关乎一个人类社会构成其文明视野的最根本基础。古希腊如此具有异质性的想法自然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我希望从中探索这个文明如何构建其思想根基的。由此反观我们中国文明自身，将会得出更多有意思的观察。这大概是我最开始进入这个题目的一些因缘。

颜荻，《“地生人”与雅典民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

读过这本书后记的朋友大概知道，我最开始的研究得益于本科期间对罗茹（Nicole Loraux）“地生人”三部曲的深入研读。罗茹是巴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可以说，是她在1980年代开启并奠定了西方学界之后几十年对“地生人”问题的关注与探讨。罗茹关心雅典“地生人”神话与民主城邦的关系，认为这个神话故事塑造了民主雅典的意识形态。我在最初的研究中，对罗茹的这一核心观点十分认同，的确，该神话的特别之处恰恰在于，它几乎是与雅典民主制同时产生并同时消亡的。尽管荷马时已经提到了“地生人”这个概念，但神话的叙事却是民主雅典城邦的创新，并且这个神话在民主时期的雅典最为繁荣。种种迹象表明，“地生人”神话的思想与雅典民主城邦、雅典民主制有不可割裂的关联，它存在于城邦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治到哲学，从普通人到思想家，从口头讲述到书面书写，从陶瓶绘画到建筑雕塑，可以说“地生人”渗透性地包裹着民主雅典。

尼可·罗茹（1943 - 2003），法国古典学家、历史学家

不过，在我博士阶段，随着我阅读更多的材料，尤其是罗茹本人涉及较少的悲剧和哲学方面的文本，我发现，“地生人”问题其实比罗茹的民主制解读要宽广许多。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神话，而且还可以开展到悲剧和哲学领域，从形而下一直延展到形而上。这本书第三、第四章是我在博士阶段思考比较多的一部分，也是我对以罗茹研究为核心的西方学界“地生人”理论的一个超越性尝试。我在解读悲剧和哲学文本中的“地生人”时，倾向于认为，这些文本对该神话的改写与开发已经大大超越了单纯的“民主制”的意识形态，而进入到更深层的对自我文明的反思。比如，悲剧当中，大部分与“地生人”相关的段落都具有反讽性或悲剧性意味，悲剧作家试图反思在“地生人”所呈现的这样一个起源思维下，雅典社会将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以及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而哲学实际是接续了悲剧的自我反思，并且更进了一步。尤其在柏拉图哲学当中，我们会发现，“地生人”的神话被颠覆性地改写了，它完全不是城邦大众所熟知的那个样子。柏拉图非常巧妙且不露声色地去掉了他认为传统“地生人”中有问题的部分，并加入了他自己的一些创想，由此形成了哲学意义上对“起源”“存在”“真理”等终极问题的探讨，这便体现出他对“地生人”神话升华至形而上的理解。

但真正有趣的是，无论是悲剧还是哲学，虽然都对传统“地生人”神话有所反驳，但它们从未完全否定过这个神话本身的价值。我的意思是，无论传统“地生人”所呈现的底层逻辑在悲剧与哲学看来多么成问题，但他们从未直接忽略或跳过这一思想本身，而是都将它纳入了自身所思考的体系中。这显现出“地生人”神话在雅典真正的活力：它一直存在于雅典社会的思想主线里，并为各个阶层、各个团体、各个领域的思考都提供了能量。由此，我认为，“地生人”神话与其说是一种民主意识形态的宣扬，不如说是具有高度文化活力的雅典社会的一个思想场域，通过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话说，不同的人也可以形成不同的看法。最终，这些叙事、思考与批评共同构成了“地生人”在雅典中穿行的动态图景，而反过来，“地生人”在雅典文化中所路过的每条道路、每个街角又一同为我们勾勒出雅典社会活生生的肖像。我想这是“地生人”之于雅典最有意义的一点。

第二问

刚刚您强调了地生人神话的“流动性”的特质，能否具体说一说其中研究方法上的考虑？

颜荻

的确，“地生人”神话的流动性是我特别希望强调的一点，也是我的研究区别于罗茹以来西方主流学界对“地生人”神话解读方式之处。在我看来，罗茹之所以特别将“地生人”神话与雅典民主制相勾连，并将该神话视作一个具有固定意义的意识形态的表征，这与她所采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关联很大。我曾提到，罗茹是著名的法国巴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她师承于古典学人类学家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是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结构主义的继承者。不过，罗茹并非全部接受了列维-斯特劳斯对希腊神话抽象的结构性理解，她特别强调“抽象结构思维”与“现实历史政治”的结合，试图以此来克服结构主义理论在创立伊始便为人所诟病的去历史化的问题。罗茹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将结构思维和现实政治与历史做一个融合，用结构思维来解释政治事件，同时用政治思想来理解当时社会中存在的思维模式。到她后期《分裂的城邦：关于古代雅典在记忆中的遗忘》（La Cité divisée: L’oubli dans la mémoire d’Athènes, 1997）一书中，这一方法论上的努力最为明确。

让-皮埃尔·韦尔南（1914-2007），法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当今世界最卓越的希腊神话学者之一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法国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

罗茹在方法论上对其前辈的超越于 1980 年代看来非常超前，且具有高度学术史意义，这也是为何她的研究影响了好几代西方学者。不过，她对神话过于“历史化”的解释也必然存在一定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是，神话毕竟不是历史书写，它是一种天花烂坠的想象，是可以超越现实时空的一种语言方式——其所承载的意义绝不限于一个具体的时空，而是可以容纳永恒的思想和议题。神话研究中，有一派别就特别将神话与宗教相结合来讨论，宗教的议题总是永恒性的、超越性的。而神话的这种永恒性恰恰又非常包容，其所呈现的问题可以被不断追问、不断解读。我们都能理解，一个故事面对不同的听众和读者时，意义可以有多么不同，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神话就是这样，它在一个永恒性的议题中，被不同时空的社会、不同思想的个体接受，它蕴含的意义可以是多样甚至是多变的。这就与一个固定、确切、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非常不同。

尼可·罗茹，《分裂的城邦：关于古代雅典在记忆中的遗忘》（La Cité divisée: L’oubli dans la mémoire d’Athènes）法语书影

当我们把神话“流变”的一面强调出来，我们就会看到，它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点，而是一个富有流动性的场域，可以为这个时代的社会提供思想碰撞、交流乃至争辩的机会。而我特别希望指出的是，虽然许多古代文明的神话都具有流变性的特征，但古希腊尤其雅典民主时期的神话流变却十分特别。我认为，最特别之处在于，这些神话的改编不仅是多样的，而且还具有某种竞争性的特征。神话（当然首先就是荷马、赫西俄德）是古希腊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所有人知识的共同基础，因此，讲怎样的神话就非常重要。悲剧作家面对的观众是雅典公民，他们在戏剧中不断改编神话，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是在抢夺或者竞争神话的叙事主权。政治家在演讲时也同样会运用类似的手段，哲学家也不例外。柏拉图是最擅长讲神话的人，例如我在书中讨论的“高贵的谎言”，其实就是他对“地生人”神话的改编。也可以说，他希望通过重述“地生人”神话，抢夺这个神话的叙述和教育主权。柏拉图要驱逐诗人——所谓“诗与哲学之争”——其本质也是神话叙事（或关于“世界之为世界”的叙事）主权的争夺。古希腊社会里的这种竞争性非常有意思，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思想非常具有活力的一面。当然，最典型的就体现在雅典民主时期的“地生人”神话上。

第三问

您提到一个概念：雅典民主时期的“地生人”神话。在前面的回答中，您曾谈到不满足于罗茹等西方主流研究对“地生人”神话与雅典民主制的过度勾连，那么，为何在您的书名中，仍然使用了“地生人与雅典民主”这一题目呢？书名意欲打开一个怎样的世界？

颜荻

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也是需要解释的问题。尽管我指出罗茹有关“地生人”的解释确有可商榷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研究及其问题意识会受到否认。恰恰相反，罗茹将“地生人”神话与雅典民主相关联的这一视野非常具有洞见。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无论地生人神话是否应该被局限于对雅典民主意识形态和雅典民主制的讨论，它都与民主时期的雅典社会深刻交织在一起，它的的确确就是这个时期、这个城邦的产物。因此，我仍然使用了“雅典民主”一词。不过，细心的读者大概也注意到，我并未使用“雅典民主制”这个更加限定性的词汇，因为在我看来，“雅典民主”所含括的范围可以更广，它不仅仅指那个政治制度，而是可以指涉以此制度为基础的整个文明社会。

在“社会”的意义上，我特别希望强调雅典“民主”社会之于“地生人”神话的意义。在前面的回答中，我提到，古希腊神话在古典时期,尤其雅典民主时期,不仅具有流变性的特征，而且具有竞争性的特征，以“地生人”神话为典型。之所以在雅典民主时期，神话叙事特别富有竞争性，我认为，这与民主雅典整体的竞争精神和竞争氛围特别相关。在议事会里，人们相互竞争提案然后进行投票；法庭上公民听众对原告和被告进行裁决；体院馆里，有角斗、赛跑等竞赛项目（当然，还有最著名的奥林匹克与其他泛希腊竞赛）；悲剧舞台更是要展开观众投票为演出排名。我认为，恰恰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民主竞赛精神为神话叙事的竞赛提供了相当宽松的环境，甚至，它鼓励这种竞赛——这是我一再提到的雅典时期思想活力的源泉。由此，我们会看到各个文本之间活生生的较量。

古希腊双耳细颈瓶（制造于约公元前550年—公元前525年）上，短跑运动员的矫健身姿

现在我们由于学科专业化的原因，往往各学科只会关注一个个独立的领域，例如政治、历史、文学或哲学，但这其实造成了人为的割裂，因为一个社会的整体恰恰是由文学、哲学、神话、政治等多个面向共同构成的，它们之间并不是彼此独立或分裂的。以神话为一条主线，如果我们打通政治、文学、哲学等领域的相关文本，会发现它们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对话关系，这些对话本身就构成了一部思想史和社会史。所以，在本书中，我特别希望强调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联，去考察它们之间的辩论与对话。借由雅典民主社会为神话叙事所提供的活力，我跨越了神话、政治、悲剧、哲学多个领域，不同章节所呈现的“地生人”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竞争的——它们是不同文本间的竞争，不同作者间的竞争，不同文体间的竞争，也是不同思想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不断向外开放，当然也是相互尊重与包容的。

第四问

提到“社会”的问题，这让我们想起，您在论述中对“地生人”神话给出的另一种解读：“地生人”不是政治神话，而是社会神话。这与您的“社会”视野相关吗？

颜荻

是相关的。当我们将视野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社会领域时，更能看到“地生人”神话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如果说政治领域只关乎雅典的男人，那么社会领域则关乎男人与女人，两性间的互动，乃至于两性关系的构成逻辑——它回溯到本源，则是人类的起源问题。正如悲剧和哲学对“地生人”神话的叙述与反思，它们都直指人类社会的根基——两性，这就比政治走得更深更远。而柏拉图哲学甚至从两性问题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来在讨论“同一性”问题，并由此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基本问题意识，这表明“地生人”神话早已大大超越了“政治”的范畴，展开了对人类社会乃至宇宙世界的根本思考。当然，我并不否认，“地生人”可以为民主政治所用，正如我在第二章所呈现的，但这并不是这个神话所到达的终点。

这样的一个视野也会带来我对“地生人”神话解读的一个修正。罗茹等传统研究认为“地生人”神话从起源上排除了女性，这便与雅典民主的政治规则相一致。但我希望提出，该神话对女性的处理并不仅止于政治制度，它是一种有关两性社会结构的极端想象。如果我们认真阅读神话，会注意到，它所重点叙述的部分是雅典娜与赫菲斯托斯的两性互动，而不仅止于“大地生人”这一个被后置的情节。换言之，“地生人”说到底是在重点处理两性关系以及两性生育作为社会起源的问题，这就不仅涉及政治，还涉及非政治的婚姻、家庭以及以两性为结构基础的社会。从这里，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何在悲剧中，《伊翁》和《酒神的伴侣》对“地生人”的演绎事关私生子的主题，以及为何在哲学中，《理想国》会在两性社会的范围内重讲“地生人”，而《会饮》的“地生人”神话会对“二与一”（而不是单纯“一”）的问题感兴趣。所有这些文本都是在同一个社会之中，对“社会”发出的思考和追问。

第五问

如果“地生人”神话是一个“社会神话”，这是否意味着它是一个有关“人类文明起源”的神话故事呢？

颜荻

似乎很难这样认为。尽管“地生人”从政治到哲学所承载的问题可以说是普世性的，但该神话本身所叙述的对象并不是“人类”文明的起源，而是非常具体的“雅典”文明的起源，这一点与《圣经》“创世纪”非常不同。

这其实是我们阅读“地生人”神话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即，本书所讨论的对象仅仅是雅典这个城邦的“地生人”神话。在书中，我特别指出，“地生人”神话并非雅典所独有，许多城邦如忒拜、阿尔戈斯等都发展出了自己的“地生人”故事。之所以有如此现象，是因为“地生人”（autochthony）原本是一个在古希腊大移民时期（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各个城邦的移民者所使用的一种修辞，用以弱化自己的移民身份，强调其对移居土地的天然占有权。后来，一些城邦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对此修辞的一种演绎性解释，于是才有了“地生人”神话。所以，可以说，所有“地生人”神话都是地域性的。雅典人讲雅典的，忒拜人讲忒拜的。不过，有趣的是，尽管“地生人”修辞在泛希腊地区广泛流行，拥有“地生人”神话的城邦也并不独雅典一家，但雅典的“地生人”却毫无疑问是最繁荣，也最有力量，它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是其他任何城邦的“地生人”神话所不能企及的。在现存文献中，有关“地生人”神话的记载，绝大多数都是雅典的“地生人”，并且唯独雅典将这一神话发展到了极致，使它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起源故事，而且成为整个城邦思想活力的源泉。

雅典民主城邦

在第三问中，我曾谈到古希腊神话富有竞争性的特点。现在，从泛希腊的范围来看，我们可以说，有关“地生人”叙事权力的竞争，雅典是无可置疑的胜利者，通过各种媒介、各种形式、各种文体的不断演绎压倒性地盖过了其他“地生人”神话，使其他所有叙事都黯然失色。于是，我们才会在雅典的各种文献中不断看到雅典人是多么自豪于他们的“地生人”传统，认为他们才是唯一高贵的人种。我在书中曾提到，雅典城邦正是利用了“地生人”的这种收缩性视角，将其“起源叙事”限定于雅典男性公民，从而不仅使女人被排除在外，外邦人也被排除在外。这说明“地生人”神话不可能也不能是普世性的“人类起源神话”，它的最大价值恰恰在于使雅典成为独一无二的雅典，成为与其他城市相区别的伟大城邦。

第六问

那么，您对“地生人”神话的解读与当代世界及当代问题存在何种关联呢？

颜荻

首先，“地生人与雅典民主”无论如何都与当代世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罗茹以降几代西方学者之所以对此论题如此感兴趣，与“民主制”“女性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等当今的政治议题都不无关系。不过，过于政治化的解读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它很可能会被迫陷于政治语态之中，学者从而错过挖掘一个古代论题之于当代世界更大思想资源之机会。

从“地生人”神话叙事本身可以做出的解读出发，我相信，“地生人”思想及其流变对于我们当下而言，最重要的已经不是其如何与一个具体的政治规则相勾连，更不是可以以此来证明或证伪当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尽管，从该论题被提出以来，这些企图总是屡见不鲜），而是它可以为我们追根溯源地思考社会存在的根本机制、社会结构构成的基本逻辑以及社会运行的根本原则提供参考。“地生人”神话虽然是一个在具体时空范畴内的叙事，但它所折射出的问题是超时空的，它作为“社会起源”叙事中的一种，将会对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重新思考人类社会根源性问题有所启发。没有任何一个文明社会能够避免回答或思考这些问题：我们究竟是如何存在的？我们的社会究竟是如何构成的？我们的社会形态为何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的根究竟在何处？

Gaia Gives Birth to Erichthonius.

470-460 BCE. 图源大英博物馆

而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从“地生人”本身富有张力的争辩性讨论可以看出所有问题的复杂性所在。无论是两性关系、家庭伦理还是人之本质，乃至于我们对社会、世界和宇宙的根源性理解，都并没有一个所谓绝对“正确”的解答。这些问题与其说是要求一个答案，不如说它本身是开放性的，需要不断被追问和思考，问题本身比答案更重要。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在我们思考中国文明的根本特质时，“地生人”同样可以作为“他者”为我们提供鉴照。例如，从这样一个起源性故事，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对比并追问：中国想象的人类和社会起源是怎样的？中国社会的核心——家庭——意味着什么？中国社会的结构是如何被理解的？中国社会的两性关系是如何的？它与中国的社会政治运行机制又有何关联？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当下十分关心的问题，也希望“地生人”的研究能够从外参与进中国问题的讨论。

第七问

谈谈您后续希望进行的研究吧！

颜荻

我在未来几年希望集中在古希腊悲剧的研究上，这个研究领域也是我从“地生人”研究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包括问题意识以及研究方法，都与这本已经面世的小书有相当的关联。从问题意识来说，我在“地生人”研究中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两性、家庭与社会政治的问题将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延续。古希腊悲剧是一个非常令人着迷的研究领域，它太特别了。从剧本作家到演员再到观众，清一色是男性，但在悲剧中，雅典人却对女性大书特书、大演特演，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为何这些男人会如此在意那些女人？——倘若我们承认，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父权社会，那么，向来没有政治权利的女人为何还会如此引起男人们的关注呢？对于这个问题，在“地生人”神话研究时我就有一个谬论，我认为这正反映出古希腊男人对女人（乃至女人这一意象所代表的“他者”“欲望”“不确定性”）存有的某种不安甚至恐惧，而在两性社会中，无论如何“想象”女人被排除，她实际都是无法也不可能被排除的。古希腊悲剧对两性的演绎可以说是非常戏剧性的：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杀夫、美狄亚杀子、俄狄浦斯不可避免的乱伦等，这些都是古希腊人对两性问题的极端化想象。它们非常刺激人，这种极端性具有强大的力量，可以把被包裹着的问题撕开来赤裸裸地给人看，于是，我们的思考可以随之走得非常深入。

从研究方法来看，我对古希腊悲剧的基本理解仍是将其放在整个古希腊神话叙事脉络中来考量。换言之，古希腊悲剧对神话的呈现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首先，悲剧文体内部的各个文本与作家间存在相当紧密的对话与论辩；然后，在悲剧以外，它也与政治、哲学和其他社会文本相联通；同时，历时地，它与其之前的神话传统以及之后的神话叙事也都有所对话。由此，我希望从悲剧研究出发，逐渐构建起一个立体的古希腊神话世界，从而借由神话的触角对古希腊文明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

*作者独家授权，转载请联系“三联学术通讯”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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