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丨刘禾：我们必须重新发明文学

我最初的写《剑桥的陌生人》的冲动，是想在文学叙事层面和纳博科夫下一盘棋，那该是一件多么有趣无比的事。下棋自然有下棋的方法，纳博科夫是这方面的老手。我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他最擅长的拼字游戏，比如字母和字母之间的拆分、倒置、转换等。在我们博弈的过程中，有些典型的纳博科夫式的谜团就解开了。在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文学的功能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转型。由于文学负载信息的功能正在逐渐消失。那么，文学如何重新获得思想性?文学如何在信息上重新获得新鲜感?文学如何重新获得它的厚重感?我的结论是：

    我们必须重新发明文学。

——刘禾

刘 禾

学者，作家。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全球史、新翻译理论、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等，曾获美国古根海姆( Guggenheim)学术大奖。

英文学术专著有: The Freudian Robot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The Clash of Empires(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Translingual Practice(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Token of Exchange(主编，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年)，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与Zeitlin 合编，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2003年)等。

中文专著有：《语际书写》（1997，1999），《持灯的使者》（主编，2001，2009），《跨语际实践》（2002，2007），《帝国的话语政治》（2014，2020），《六个字母的解法》（2014），《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主编，2016），以及第一部学术校注版晚清刊物《天义·衡报》（与万仕国合注，2016）。

“七个问题”

 我们必须重新发明文学 

  第一问  

刘禾老师好！本书初版的书名为“六个字母的解法”，您在此次修订版的前言中提到，这个书名引起了读者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新版改为了“剑桥的陌生人”。能具体谈谈是出于何种考虑选择了现在的书名吗？

 刘 禾 

2014年，这本书的简体字版刚出版的时候，书名的确引起了不少误会，尤其是给书店带来了麻烦，店员不知道《六个字母的解法》按书名该怎么归类。不过，这本书也许真的不好归类。出乎我意料的是，有的书店把它摆在外语教学的参考读物里，也有的把它当作数学参考书，甚至还有人以为是算命指南，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由此我一直想，如果有机会出新版，一定把书名改一下，以免重复此类哭笑不得的误解。一晃八年过去了，幸运的是，三联书店决定出修订版，给我提供了一个改书名的机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剑桥的陌生人》不但更新了书名，内容上也有不少的增补和修订，总体来讲，比《六个字母的解法》更充实，也更好读一些。像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的故事，还有数学家、人工智能创始人艾伦·图林去听维特根斯坦讲课等等，这些内容在原版里是没有的。

维特根斯坦这个“怪人”，当他还是个普通学生的时候，出于对罗素的推崇，专程跑到剑桥大学去拜见——《剑桥的陌生人》里描述了两人当时见面的情景：维特根斯坦结结巴巴地说英文（他是维也纳人），词不达意，可是他坚持不讲德语，还要求罗素做一个判断，看自己是不是做哲学的料——20世纪这两位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家，第一次的见面竟如此戏剧性，更何况，他们之间后来还发生种种离奇的故事，真叫我感慨不已。其实，在剑桥，这样的“怪人”和“怪事”都很稀松平常，但在今天看来，这些人和事不但一点不平常，而且实际上，它们已然成为我们认识20世纪历史的一个非常难得的窗口。因此，我不能不把那些宝贵的内容增加进去。

另一方面，“剑桥的陌生人”也是广义的文学隐喻，这一点读者是很容易品味出来的。我在书中花费很多笔墨，描写了一大批远离故土的天涯人，比如在剑桥读大学本科的纳博科夫，还有二战期间在剑桥读书的萧乾，以及像徐志摩那样在剑桥短期居住的外国人。“陌生人” 翻译成英文就是stranger，而stranger这个英文词至少有两层意思，除了“陌生人”，还有 “外国人”的意思。在我们当今这个世界，远离故土到海外谋生的天涯人比比皆是，不仅包括留学生、工程师、农民工，还有大批的企图逃离战争、逃离饥荒、逃离气候变迁的移民，这似乎即将成为未来世界的常态。回顾一百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变迁就已经让很多人沦落为 “陌生人”，那些人的情感世界究竟是怎样的？透过纳博科夫的故事，以及书中其他人的故事，我试图去挖掘那个情感世界的档案。

《剑桥的陌生人》书影

  第二问  

本书的线索人物似乎是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和他笔下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神秘人物”奈斯毕特，您认为纳博科夫和“奈斯毕特”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刘 禾 

奈斯毕特是书中的隐身人。这个名字是纳博科夫在他的自传中抛出来的诱饵，据说此人是纳博科夫在剑桥读书时的同窗和唯一的朋友，出于某种缘故，他让纳博科夫一辈子耿耿于怀。这个英国朋友神秘兮兮，由于纳博科夫特意给他带上“奈斯毕特” （Nesbit）这个面具，就变得真真假假，难以分辨。我在反复阅读纳博科夫自传的时候，奈斯毕特的面具勾起了我特别的好奇心，我一直在想，这个面具背后到底藏着一个什么人？

于是，寻找奈斯毕特成了一个逐步展开的叙事线索，我的故事是从这里起步的。但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没有真实的学术考证，一切都服从于叙事人讲故事的逻辑；说不定还掺杂着一些个人的动机，因为我最初的写作冲动，是要在文学叙事层面和纳博科夫下一盘棋，下棋的过程最有趣，而棋的终局，我就不在这里剧透了。

了解纳博科夫小说的读者都知道，这是一位对叙述技巧要求极其严苛的作家。他本人喜欢下棋，年轻的时候设计过不少棋谱。我发现，纳博科夫把读者的智力预设得很高，不煽情，尊重读者。（当然，这里指的是“优秀的读者”，纳博科夫说过：“读文学必须成为一个优秀的读者。”）因此，我觉得透过自己的写作和纳博科夫下一盘棋，该是一件多么有趣无比的事。在我们博弈的过程中，有些典型的纳博科夫式的谜团就解开了，这些谜团不仅出现在纳博科夫本人的写作之中，而且波及他周边的人和事，以及他身临其境的历史谜团，尤其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始终让我着迷。

下棋自然有下棋的方法，纳博科夫是这方面的老手。我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他最擅长的拼字游戏，比如字母和字母之间的拆分、倒置、转换等。这种拼字游戏是自爱伦·坡以来的古典侦探小说里经常使用的方法。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

 第三问 

在书中，您想象了徐志摩和纳博科夫曾经在剑桥大学的某一角落擦肩而过，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历史联想，您是否认为当下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私生活的“八卦”、“窥视”与想象，也为更严肃的研究提供了某种心理动力？

刘 禾 

在纳博科夫眼中，剑桥大学是一个阴冷的、让人充满孤独感甚至惶惑感的地方。而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点，也出现过像徐志摩那样的观光客。徐志摩在剑桥大学前后待了一年，留下一些诗文，这些诗文虽然志趣不高，却一再被选入国内中小学的教科书，简直让人难以理解。不管怎样，许多读者最早听说剑桥大学，可能就是通过徐志摩的那些文字。

而当我们把徐志摩放在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放在剑桥大学的历史氛围里看，就会发现另一个徐志摩：作为观光客的徐志摩。这不是要贬低他，其实鲁迅早就把他看穿了，我没必要再添一笔。我所关注的是历史细节，徐志摩当年虽然住在剑桥大学附近，却不是剑桥大学注册的学生，这个细节被很多人忽略了，都以为他当年留学剑桥。奇怪的是，作为观光客的徐志摩，他在剑桥其实什么都没有看见，也许那条被他赞叹不已的康河除外。但在我看来，就连康河他都没有看明白，比如什么人在里面裸泳，什么人在河里打架，什么人在那里惩罚政敌等等，相比之下，萧乾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眼睛里容纳了很多东西，他跑了那么多的地方，还结识了各路文人，因此萧乾笔下的剑桥充满生动饱满的细节。这一切我在书里做了详尽的描述。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礼拜堂

 第四问 

您在书中提及了一些有理科学习背景的人文思想家，比如科学史家李约瑟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另外也提到了像沃丁顿和C. P. 斯诺这样研究艺术史和进行文学创作的科学家，您如何看待这种跨越“文理边界”的实践？

刘 禾 

所谓文理边界是人为的设置，而且是很晚近的设置，其实，任何学科设置都挡不住天才的路。

我要特别提醒读者的是，书中出现的剑桥人不是普通的有理科学习背景的人，他们差不多都是爱因斯坦那个量级的科学家，也包括一些极少数的、集科学与艺术于一身的“文艺复兴人”。刚才说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具有极高的音乐天赋，但最初是专修空气动力学的，他做起哲学来有一种工程师的严谨。纳博科夫是优秀的小说家，而众所周知，他在生物标本的制作和分类上也堪称专家。李约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国际生物学领域的顶级科学家，后来进入科学史研究，又在历史学界做出卓越贡献。我的书里有一批这样的人物，无奇不有，形形色色，不过着墨最多的还是科学家。读者如果能看懂，就会明白为什么今天的科技研究人员和那时的科学家之间有云壤之别。

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

 第五问 

您书中的一个隐含线索是冷战中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情报战”，其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一九八四》的作者乔治·奥威尔手中的“黑名单”，这似乎颠覆了奥威尔在大众眼中一贯正面的形象。您是否认为乔治·奥威尔的公众形象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我们又如何识别这种“欺骗”？

刘 禾 

奥威尔的两部小说《1984》和《动物庄园》是以谴责集权和暴政而闻名天下的，但我们长期以来不知道的是，奥威尔藏有一个笔记本，里面有个长长的黑名单，黑名单上列有著名的欧美科学家、作家、导演、电影演员和记者，都被标记为共产党或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奥威尔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出135个人的名字，并把在黑名单上30多个人的名字提供给英国情报机构，也就是说，奥威尔积极地和英国秘密警察合作过，直到90年代，奥威尔的笔记本才被英国《卫报》的记者发掘出来，公布于世。

英国《卫报》披露的奥威尔提交的“黑名单”档案

奥威尔在他的作品里谴责暴政，在生活中与他所谴责的“老大哥”合作，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大家深思吗？我把英国国家档案馆已经解密的的文献档案号也写进了我的书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伦敦参观这个档案馆，只要随身带着我提供的文献档案号，就可以自己查对那个笔记本的证据是否确凿。

我想要说的是，这里不是一个谁欺骗谁的问题，而是冷战中惊心动魄的国际政治。我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奥威尔的公众形象如何被英美的情报部门所炮制，《动物庄园》如何被情报部门出版并在全球推广，以及纳博科夫的表弟在文化冷战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等等。

奥威尔的小说《1984》很早就被翻译成中文，最早是1950年王云五的女儿王鹤仪译的节略本，稍后才有钮先钟的完整译本，也就是1953年的“万象版”。钮先钟是什么人？他担任过台湾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的翻译官，是军事译粹出版社的发行人。我刨根问底，就是想弄清20世纪50年代英国军情六处如何动用国家实力，把大批的书（包括我们说的黄皮书、灰皮书）翻译成俄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中文等几十种语言文字，批量印刷，全面推广。英国国家档案馆第 FO1110/740号卷宗里还藏有一封谍报人员的信，它透露：奥威尔小说的“中文译本在东南亚很成功”，签署日期是1955年1月28日。这个日子说明什么？台湾的中译本与这封信中的“成功”的中译本之间，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都是我在书中想要解开的谜。

奥威尔的笔记本在《剑桥的陌生人》一书中的出现，不是偶然，它也是叙事的需要，因为它在一个关键时刻推动了我的故事情节。我发现奥威尔的笔记本后，就产生一个直觉，在黑名单里的135个人中间，有没有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位带着奈斯比特面具的人？为什么纳博科夫不愿意说出这个朋友的真名呢？

奥威尔在创作《1984》时的手稿

 第六问 

韩少功老师在初版本的序言中称其为“一种侦探小说的戏仿体”，您也提到您喜欢读推理小说，能具体谈谈哪些推理小说或侦探小说对您的研究和写作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吗？

刘 禾 

韩少功先生在初版序言中说，这本书戏仿了侦探小说，他一眼就看出了我的方法。当然，戏仿侦探小说不等于就是侦探小说，戏仿就是戏仿，这里有着巨大的区别。读者如果带着侦探小说的期待去读这本书，就会大失所望，书里既没有命案，也没有他杀动机的分析。我的侦破对象是奈斯毕特的神秘面具后面的人物，这个人物不是单一的，而是一座重叠的人物画廊，比如大科学家贝尔纳、李约瑟、沃丁顿、布莱克特、霍尔丹等，还有英国著名的作家和文人。这个画廊差不多生动地展示了英国一战以后，尤其是191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群体的面貌。

因此，韩少功先生所说的戏仿侦探，还必须在隐喻的层面去理解。比如，如果思想像罪犯一样无孔不入，那么阅读就必须获得侦破犯罪现场的能力，否则谜在眼前，也看不到。我们写作和阅读不是为了得出一个结论，而是要在努力寻索的过程中，发现真相，发现自己，也重新发现世界。

 第七问 

《剑桥的陌生人》采用了一种实验性的文体，和您之前专业性较强的学术性著作有很大的不同。与学术研究相比，您觉得在写作本书时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些有趣的写作经验吗？

刘 禾 

我一再强调，《剑桥的陌生人》既不是学术研究，也不是通过文学的方式来展开对某个话题的探讨。写这本书的一个追求，是想在思想的高度上重新思考文学的价值，因此这本书的实验性必然落实在文学本身。我们知道，文学的功能在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转型。由于文学负载信息的功能正在逐渐消失，小说家写的那些事，他们所描述的情感世界，都已不再新鲜，ChatGPT也许就能写。那么，文学如何重新获得思想性？文学如何在信息上重新获得新鲜感？文学如何重新获得它的厚重感？我的结论是：

我们必须重新发明文学。

我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主要的选择不在文学和学术之间，而是在英语和母语之间。自从几十年前来到美国，我几乎一直都用英文写作，因此重新进入母语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文学实验则是更大的挑战。《剑桥的陌生人》读起来有点像散文，但它又不是散文；有点像小说，但也不是小说，而是一个复杂的混合文体。

纳博科夫在剑桥留学的时候，阅读了大量的俄国文学，他也用俄文写作，但自从出版了第一本英文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之后，他的写作几乎再也没有回到母语。举一个更贴近的例子，北岛当年流亡北欧时，写过一首诗，叫《乡音》。诗的头一句是：“我对着镜子说中文”。对这一点，我也深有感触。

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 初版书影

于是我发现，通过文学写作，才能回归母语。

最后，我还想对文学和理论之间的关系说几句话。理论是用来解释世界的，我曾在自己的英文学术著作里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但越来越发现学术思维在限制我的自由。无论是哲学还是社会理论，它们解释世界的能力其实都是很有限的。首先是术语的问题；其次，学术研究，尤其是理论思考，往往要维护思想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因此很难触摸到真正深刻和无解的矛盾。而社会如此复杂，人也那么复杂，真假难辨，矛盾重重，这些我们恐怕无法回避吧？

相对于理论写作，文学和艺术可能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自由空间。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辞典》和《革命后记》，就属于这方面的重要尝试。作家张承志的大量文学实验也都致力于在思想和形式上的突破。记得有一次在国内参加张承志作品研讨会，有一位与会者问，张承志是不是离文学越来越远？我说不是。张承志可能离小说越来越远，但他不仅没有离开文学，而且在重新发明文学。我想，这也是我写作《剑桥的陌生人》一书的动力。

* 作者独家授权，转载请联系“三联学术通讯”后台

about Reading & Writing

点击上图可直达专栏，查看往期访谈内容

23 田晓菲丨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叙事

26 刘禾丨我们必须重新发明文学 

推荐阅读

剑桥的陌生人

刘禾  著

精装，250页，59元

ISBN：978-7-108-07455-3

刘禾用一种实验性的写作，把她追踪和研究纳博科夫自传中一个叫“奈斯毕特”（Nesbit）的人物原型的过程呈现出来，背后的大关怀是20世纪上半叶（甚至可以聚焦到1919年）因为各种原因汇聚到剑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为人知的诸多面向、生活细节、相互关联和价值选择，尤其是“剑桥帮”的左翼科学家团体。全书诸多类似八卦的各种闲笔，晕染的是一种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氛围和知识分子非左即右的方向选择。

帝国的话语政治

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

刘禾  著

杨立华等 译

精装，344页，59.00元

ISBN: 978-7-108-05141-7

本书聚焦于19世纪晚期大清朝与英国之间的“帝国碰撞”，对“帝国”问题进行了跨文化的历史研究。作者以主权想象为中心，着重分析法律、外交、宗教、语言学及视觉文本中的知识传统和话语政治。通过爬疏相关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作者处理了大量不同种类的文本和历史事件，如国际法、符号学、帝国之间的礼物交换、传教士的翻译、语法书，甚至还有殖民摄影术，而这一切都由与欲望和主权想象有关的帝国的话语政治这条主线贯穿起来。作者的核心关怀是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帝国是如何被帝国的话语政治“塑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

跨语际实践

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修订译本）

刘禾 著

“当代学术”丛书

精装，420页，98元

ISBN：978-7-108-07294-8

本书从翻译的语言与文化实践的角度，探讨20世纪初期（1900—1937）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如何在一种“虚拟的等值关系中”，通过与西方和日本等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的相互接触、交流和翻译，构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现代想象，从而形成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一些现代中国的经典话语和叙事，诸如国民性、个人主义、现实主义，乃至作品的经典化与文类的建制化、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等等，都是在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的不同层面。作者对此逐一考察，并通过复原语言和文学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及等值关系建立的语境、时间和过程，重新思考了东西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式的可能性。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

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刘禾  主编

平装，517页，58元

ISBN：978-7-108-05532-3

在过去十多年中，资本主义全球化伴随着对文明身份的重新强调，再一次把经久不衰的文明和历史议题凸显出来。《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寻根溯源，对这些议题做了研究。它揭示出，欧美国家宰治的世界秩序在过去五百年之间是怎样形成的，“西方”文明又如何将其治组织和知识形态上升为普世的标 准。这些标准所设置的时空等级将非洲以及大洋洲（还有其他土著人）等无国家的社会置于“化外”，将亚洲社会定义为“半文明”，而欧洲和北美的资本主义社会则处于文明的最高端。正如本书的主编在序言中所指出，这一套文明标准到了20 世纪演变为世界各地人群的自我认识。而今欧美国家的霸权开始遭遇挑战，其文明霸权的地位也重新受到质疑，随之而来的则是人们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呼唤。

书中论文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包括地理大发现、殖民时代的国际法体系、万国博览会等，十分具象地绘出了欧洲现代性在19至20世纪殖民扩张盛期的等级景观，其中有些论文梳理了文明理念的译介过程及其特点。无论是对当代世界秩序的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还是关注当今全球文化治的读者，这部文集所提供的详细研究和批判性的思考都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