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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燕迪: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交响曲走过了怎样的路?
汇演,洞察文艺的慧眼交响曲历来被看作是音乐圣殿中的器乐皇冠,因为这一体裁往往承载着历史的文脉、时代的命题和民族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中国交响曲创作业绩最丰厚的40年。活跃、多元的社会环境与艺术氛围,极大地激发了作曲家的创造力,从而涌现出朱践耳、王西麟、鲍元恺、叶小纲等展现华夏气派与实力的中国交响曲创作群体。中国作曲家背靠中国文化与经验,大胆吸收外来观念与技法,最终创造了值得关注并让人尊敬的新时代交响曲作品。这些作品具有中国气派,反映中国追求,同时又具有世界高度。中国交响曲依然走在路上。音乐界需要进一步加力,对中国的交响曲做出系统梳理和有信服力的价值判断。社会、院团和媒体等方面等也需进一步提供平台和窗口,让更多优秀的中国交响曲为听众所知晓,并走向世界。全文约4000字,阅读大约需要8分钟封面图:“英雄的诗篇”朱践耳作品专场音乐会2015年9月28日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演出结束后,年逾九旬的朱践耳先生出人意料地登上舞台,与指挥陈燮阳握手,接受全场观众致意。叶辰亮摄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今年在上海图书馆举办《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音乐》系列讲座,其中,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交响曲》为题对中国交响曲近40年来的发展和成就进行总体梳理和评介。就此话题,汇演小编特地走访杨燕迪教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访谈。小编:交响曲在所有音乐体裁中,具有怎样的文化定位?中国的交响曲在改革开放以前,大致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杨燕迪:在所有音乐品种中,交响曲由于编制庞大、结构复杂、形式要求艰深、思想内涵深刻,于是成为大型器乐作品的最高体裁。和一般意义上的“交响乐”不同,“交响曲”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是多乐章;使用满编制的大型管弦乐队;具有充分、多维的乐思展现和完整、匀称而首尾贯通的结构组织等。西方交响曲的发展历史中,涌现了古典、浪漫、民族乐派的强大传统与杰出成就,这对中国作曲家的创作既是激励也是挑战。自20世纪以来,德奥的强势交响曲传统趋于衰落,英美等原先交响曲的“边缘”国度有所起色,而苏联则在20世纪交响曲创作上做出了重要贡献。1962年5月,黄贻钧执棒上海交响乐团完成《长征交响曲》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图为1964年版《长征交响曲》总谱。(上海交响乐团供图)中国交响曲的发展轨迹和西方完全不同,属于20世纪以来西风东渐的产物。就多乐章、大型管弦乐队的交响曲而论,中国最早的作品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初,江文也、冼星海、马思聪写出了第一批具有“拓荒”性质的交响曲。上世纪50、60年代是欣欣向荣的新中国交响乐初创时代,除刘铁山与茅沅的《瑶族舞曲》(1953)、李焕之的《春节序曲》(1956)、何占豪与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1959)等脍炙人口的交响乐作品之外,还涌现出一些“革命历史题材交响曲”作品。如王云阶的《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1959)、李焕之的《第一交响曲——英雄海岛》(1959)、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1959-1962)、陈培勋的《第一交响曲——我的祖国》(1963)等,表现明确的宏大主题,吸收中国自身的民间音调,艺术倾向上较为靠近西方的民族乐派路线,但回避现代主义的影响。这些作品总体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同时也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丁善德曾说:“《长征交响曲》是我1962年完成的一部大型音乐作品。从开始酝酿到在谱纸上写完最后一个音符,前后花了三年多时间。在谱写这一作品的漫长日子里,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惊天动地、泣鬼神的伟大业绩,始终是催促和激励我努力写好这部交响曲的强大动力。”1962年5月,黄贻钧执棒上海交响乐团完成《长征交响曲》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图为1964年版《长征交响曲》总谱。(上海交响乐团供图)小编:是否可以说,中国交响曲的“民族风格”的探索和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了新篇章,因为改革开放,中国交响曲也开启了新的腾飞征程?杨燕迪: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80年代,作曲家们一方面接续上世纪50、60年代的线索,另一方面接受外来的多元影响,尤其是现代派的理念和技法。他们克服原来较为表面化、图解式的创作手法,尊重交响曲本身的体裁要求和艺术规律,力图写出真正具有分量和思想深度的艺术作品。在艺术上,作曲家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从五声性旋律与和声等角度来追求中国的民族性,而是从更多维、深刻和复杂的角度来探索交响曲的“民族风格”;他们强烈渴望融入世界的潮流,从而逐步破除禁忌,大胆借鉴外来营养,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思潮和技法,在各种争论中寻找自己的方位和方向。如作为当时新潮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叶小纲,在他迎来而立之年的1985年,完成了为女高音、男中音与交响乐队而作的《第二交响曲——地平线》。作曲家在飞机上从高空向下俯视时,发现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竟变成了一条线:起伏的山川、坎坷的道路、翻滚的雷暴,全都融化在了无边无垠的地平线中。这是一种对开阔、辽远境界的生命感受,而该交响曲的音乐素材主要来自藏族的歌舞和音调,主题旋律大气而朴素,并运用多调性的现代技法深化对民间材料的处理,使作品呈现出更强烈的恢弘效果。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叶小纲是上世纪80年代新潮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以抒情、明亮、开阔、舒展为特色,可听性较强,专业技术全面。(资料图片)1986年,叶小纲的同班同学瞿小松也写下他的《第一交响曲》,该作获得1986年“中国唱片奖”交响乐作品一等奖,在当时即获得了音乐界的普遍好评。瞿小松《第一交响曲》在音响上明显更前卫激进,不再以如歌的旋律为上,而是以复杂的音响、织体和力度变化为其旨趣,表达当时的年轻人特有的困惑和渴望。叶小纲的同班同学瞿小松于上世纪80年代末赴美,1999年回国。其创作风格出国前后相当不同,出国前较为狂放;出国后及近来,风格趋于简练和收敛。(资料图片)可以说,正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灼热和活跃气氛中,中国交响曲开启了新的腾飞征程。老一辈作曲家迎来“新春”,中年一代的作曲家开始收获果实,而青年一代的作曲家则迅速崛起。作曲家陈培勋传统功力扎实深厚,配器、复调、曲式结构方面均为高手。他于1980年完成《第二交响曲——清明祭》,这部作品为纪念“四五”事件而作——“献给为真理而英勇献身的勇士们”。作品为单乐章,奏鸣曲式,不间断三大段:1)烈士碑前;2)忠魂舞;3)遗愿化宏图,代表着当时的音乐创作思维倾向之一:标题内容交响曲,语言相对传统,“现代音乐”的影响不明显。作品旋律性很强,运用娴熟的复调技术予以拓展和深化。音频为第一段开头(烈士碑前),3’00时不断推向高潮。小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交响曲创作中,有哪些标志性人物?朱践耳先生肯定是其中之一。杨燕迪:是的。朱践耳在上海长大,中学时代自学钢琴、作曲,后参加革命,50年代又留苏接受系统音乐训练,并于1975年调入上海交响乐团从事专业作曲。这真是一个“又红又专”的难得的作曲家经历!他一辈子都心怀“交响梦”,很早就立志要创作具有中国气派和气质的交响曲,但真正实现这个“交响梦”却已年过60。可以说,朱践耳的交响曲创作集一生的阅历和功力于其中。朱践耳写了十部交响曲大作和一首《小交响曲》。这11部交响曲体现了朱践耳的文化思索和音乐探索,从反思历史的《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到进行前卫技法试验的《第四交响曲》;从汲取原生态民间素材的《第六交响曲》,到探寻古老东方传统智慧的《第七交响曲》;从反观自我的《第八交响曲》,最终落于弘扬中国士人独立人格的《第十交响曲》。图为由陈燮阳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的《朱践耳交响曲集》唱片封面。(资料图片)朱践耳的《第二交响曲》(1987)使用锯琴模仿并探索人声呜咽的效果和内涵,凄凄切切,如泣如诉,是一部具有极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的交响曲力作。作品为单乐章,四个段落:惊——悲(4’07)——愤(10’15)
2018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