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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民法典 | 谢鸿飞:《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谢鸿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来源
2020年5月20日

聚焦民法典 | 孙宪忠:民法典分编体例既科学也符合我国国情

目前看,强调人格权独立成编有利于提升人民基本权利的地位,有利于提升我国民法典人文主义思想的品质,有利于人格权保护的法制实践,有利于促进法律文明的发展,所以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做法是很好的。
2020年5月2日

聚焦民法典 | 孙宪忠:民法典草案符合科学民主依法立法要求

民法典编纂分为“两步走”的规划,是得当的而且也是成功的。实际上,把民法典编纂工作分为“两步走”,是既符合国情又符合民法典编纂的科学理论,更符合法学学习、教学规律、方便司法适用的好方法。
2020年3月18日

聚焦民法典 | 孙宪忠:当前我国民法典分则编纂的几点思考

中国法学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主办的法学专业网站,旨在传播法律思想、关注法治热点、共享法学成果。
2020年2月21日

聚焦民法典 | 孙宪忠:对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的四点意见

第989条规定人格权的享有,由民法调整。这个规定不对。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享有法律人格,这是宪法赋予的,不是依据民事方式取得的。
2020年1月18日

聚焦民法典 | 孙宪忠:关于无权处分问题的几点看法 | 【孙宪忠民事立法议案建议集萃】

综上,这次民法典编纂放弃《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是坚持民法科学性原则的体现。考虑到一切法律上的交易都有订立合同和履行合同的区别,所以法典草案的这个规定意义显著,应该得到坚持。
2019年12月24日

聚焦民法典 | 孙宪忠:对2019年11月27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民法典审议稿的修改建议

第221条第1款: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
2019年12月24日

首发 | 孙宪忠:关于改革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的调查和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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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4日

首发 | 孙宪忠:关于《土地管理法》中“一户一宅”原则改革的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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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4日

聚焦民法典 | 孙宪忠:关于民法典物权编担保物权分编的修改建议

(2)在这个条文中,建议写入“设立抵押权应该进行登记”的原则。该条文对于现实生活意不仅实践意义重大,而且对于下文设立各种抵押权都有统领的规范意义,因此建议将其写在当前第185条之中。
2019年12月24日

聚焦民法典 | 孙宪忠:关于删除人格权经济利用条文的建议

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期限有明确约定,肖像权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解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因解除合同造成对方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肖像权人的事由外,应当赔偿损失。
2019年12月24日

聚焦民法典 | 谢鸿飞:民法典担保规则的再体系化 ——以《民法典各分编 ( 草案 ) 二审稿》为分析对象

担保规则的内在体系涉及的诸要素遵循人类社会价值运行的基本规律—相互冲突的价值此消彼长。难题在于,担保规则内在体系的融贯不可能通过简单的价值取舍来实现,而是必须通过妥协和权衡来完成。以下择要论述。
2019年12月19日

孙宪忠:当前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坚持与创新

“审美疲劳”我经常遇到。所以我要在这个场合提出“坚持和创新”,要提出民法典编纂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些是明显的制度设计缺陷,是特别应该修正的。
2019年11月23日

第九届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法治 · 2019年)“新时代的中国民法典”成功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联合党委书记陈国平博士主持论坛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陈甦研究员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前校长托马斯·威廉姆森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2019年11月22日

深度 | 朱广新:论合同法分则的再法典化

作者:朱广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摘
2019年10月17日

孙宪忠:民营经济所有权研究的六个问题

不过,从“民营经济退出论”的出台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深层的、不符合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还需要在理论上、在道德层面进行有效清理。本文将从民营经济所有权的历史分析的角度,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2019年9月23日

谢鸿飞:共同担保一般规则的建构及其限度

谢鸿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来源
2019年8月30日

孙宪忠:对8月22日提交审议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的评审意见

而且,受害人如何扣押侵害人的财物?侵害人既然能够来侵害,他怎样乖乖地把自己的财物交出来由受害人扣押?再进一步说,受害人扣押了侵害人的财物,是否自己的权利或者利益就获得了补偿?
2019年8月28日

孙宪忠:关于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审议意见

九、第790条第一款,第一句话“违背他人意愿”作为性骚扰的条件,可以删除,因为性骚扰这个概念本身就包括了违背被骚扰者意愿的意思。此外,这一句话里面,他人、受害人其实是一个人,所以这样表述是有语病的。
2019年8月28日

孙宪忠:对化解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相关的几个法律问题的思考

孙宪忠,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
2019年8月26日

孙宪忠:婚姻家庭协议里的“学问”

从关于夫妻婚后财产协议入法以来的实践看,其实际的效用实现了立法者的初衷。从这一点看,当前扩展婚姻家庭协议的内涵,将其纳入婚姻家庭编,既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婚姻自主原则,也符合实践需求。
2019年8月4日

孙宪忠: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应该解决的四个现实问题

第三,关于草案第841条涉及夫妻分别财产协议的约定,建议增加“夫妻婚后财产的处理,如夫妻之间有协议的,优先适用该协议的约定”。增加这个内容,处理了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之间的关系,将弥补立法缺陷。
2019年7月27日

沉痛悼念王家福先生

中国法学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主办的法学专业网站,旨在传播法律思想、关注法治热点、共享法学成果。
2019年7月13日

孙宪忠:民法基本权利和基本分析方法 | “社科法律人”高级学术论坛暨“社科法硕”学术沙龙

民法总则、民法基本原则应用于分析和裁判。民法总则等法律关系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规定,在法律适用上具有重大价值,比如诚实信用原则。近年来关于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讨论也具有重要的司法价值;
2019年6月26日

孙宪忠:用法律捍卫英烈尊严 | 《英雄烈士保护法》颁布一周年 | 《人民周刊》专访

这种研究成果,曾经在我国思想界引起极大争议。一些人认为这样的作品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值得肯定。但是这些作品却否定了两位英雄英勇抗日、在弹尽人亡之时誓死不投降、勇于跳崖牺牲自己这个壮烈行为的主体意义。
2019年6月7日

热点 | 朱广新:《土地管理法》修改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朱广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法研究室副主任。来源
2019年5月21日

朱广新:论合同法分则的再法典化

朱广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法研究室副主任。摘要
2019年3月25日

孙宪忠代表对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的4条修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法学会命名的“中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2019年3月13日

孙宪忠:民法典亟待确立民事自助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法学会命名的“中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2019年3月13日

两会进行时 | 孙宪忠代表对民法典合同编(草案)的13条修改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法学会命名的“中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2019年3月13日

孙宪忠:对2018年8月公布的民法典物权编前三章的修改意见

第24条最后一句话“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的表述错误。因为,该条规定的是“占有改定”,而这种情况下,物权一直是存在的,也一直是生效的。具体的修改意见是“权利人自该约定生效时取得制定的物权”。
2019年3月2日

孙宪忠:关于在《民法典物权编》增加“物尽其用”原则的议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法学会命名的“中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2019年2月22日

朱广新:民法典物权编编纂的历史与体系思考

朱广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法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摘要民法典《物权编》承继《物权法》时有必要反思物权法草案“违宪”事件对《物权法》造成的不良影响,对当初为权宜之计而增设的宪法性、管理性规定和一些被删除的必要规定,作出删除与增补。《物权编》还应当注意与一些法律、行政法规的历史与体系关联。在不动产登记程序法已独立发展起来的情况下,《物权编》不应再照搬《物权法》第二章第一节的不动产登记,对不动产登记实体法作出规定即可。在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时,不与《农村土地承包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构成重复立法,是应当处理的重要问题。另外,应注意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所创设的裁判规则,合理吸收并转化为法律规定。关键词《物权编》;不动产登记;建设用地使用权;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维修资金民法典物权编如何经由整合现行物权法规范而凝练成更为科学、合理的规范体系,深受学界关注。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的《民法典各分编
2019年2月20日

朱广新:民法典编纂:民事部门法典的统一再法典化

法典化可作多维度解读,它既可指正式立法的过程,又可指正式立法过程的结果。相比于一般立法,法典化常被视为一种特别重要或正式的立法方法。法典化方法有诸多特征,如合理性、系统性、统一性、一致性、易用性
2019年1月21日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隆重召开“改革开放四十年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中国法学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主办的法学专业网站,旨在传播法律思想、关注法治热点、共享法学成果。
2018年12月24日

陈甦:做一个不负时代要求与人民期望的法学研究者

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法学所和国际法所,对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参加本次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各位领导、各位师长、各位同仁长期以来对法学所国际法所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8年12月24日

中国法学界的一面旗帜——祝贺王家福教授荣获改革先锋称号

中国法学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主办的法学专业网站,旨在传播法律思想、关注法治热点、共享法学成果。
2018年12月24日

孙宪忠:民法典物权编的“四个一定要坚持”

编纂民法典物权编一定要坚持真正保护人民基本权利的指导思想,一定要坚持科学立法的基本原则,一定要坚持立法内容符合中国国情原则,一定要坚持维护好我们的经济基础。
2018年12月11日

谢鸿飞:把握历史机遇创新中国民法学

谢鸿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40年,也是中国民法学形成、发展和繁荣的40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主要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缺乏繁荣发展的社会土壤。近40年来,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实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为中国民法学的繁荣提供了广阔实践土壤和不竭发展动力。几代中国民法学人齐心合力,投身时代洪流,以既有的民法学知识体系为基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吸收民事法律实践经验,借鉴域外民法学有益成果,初步建立起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为我国民事立法和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在社会变迁中发展成熟40年来,我国社会日渐开放,社会主体更为多元,经济活动、民事关系越来越复杂,人们的法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民事立法日益丰富完善,以法律条文记录着社会的历史巨变,民法学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发展成熟。从作出改革开放决策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民法学逐步形成,基本确立了现在民法学的多数范畴、基本原理和重要规则。过去,由于受计划经济模式影响,曾流行一种观点,主张社会主义社会无需民法。彼时民法学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民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获得应有地位。对此民法学界展开热烈讨论,推动了民法学研究展开,为制定基本民事法律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不仅正式确立了民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标志着中国民法学初步形成。这一时期,民法学者还关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对国家投入财产的权属性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法理基础,而且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法律化。但这一时期,民法学只是构建了民法各部分的粗略框架,内容尚显空疏。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中国民法学广泛借鉴比较法理论,并参酌我国现实,构建了覆盖民法学各部分的知识体系,实现了民法学的蓬勃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经济领域出现了“民法饥渴”,当时的一些法律与市场经济不相符合,很多新规则亟须确立。民法学界以域外民法学,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学理论为参考,立足我国社会现实和司法实践,全面构建中国民法各部分的知识体系。民法学研究成果也极大推动了民事立法的出台,比如1995年的担保法、1999年的合同法、2007年的物权法和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等。这一时期民法学的知识体系已经相当齐备,在构成要件等细化领域还出现了具有相当深度的研究专著。但民法学各部分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状态,尚未融贯为有机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编纂民法典,几代中国民法学人的“民法典梦”即将成真,民法学界也迎来了学术之春。编纂民法典,需要将民法学的各部分内容整合为一个层次分明、前后一致、环环相扣的科学体系。这一任务大大推动了中国民法学理论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的进程。民法学理论的体系化,首先体现为合同法、物权法和侵权法一体研究,从而将整个财产法的理论逻辑前后融贯;其次体现为越来越多的民法学者开始关注婚姻家庭法,并将这类调整人身关系的法律和财产法作通盘考量,这种体系化的理论思维使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等不再游离于民法之外。学者的这些努力推动了民法规则的体系化,促进民法理念在民法各部分一以贯之,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法典出炉奠定了良好学术基础。展现独特理论风格40年来,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中国民法学不断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解决学科自身问题,努力开创学术繁荣局面。中国民法学诞生的社会土壤与所处的历史进程决定了它具有与传统民法学不同的理论风格。主动探索我国特有民事法律制度。民法中规范市场交易活动的财产法律规则被许多人认为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学界也公认,在土地权利、婚姻家庭和继承等领域,民法也受到特定经济、社会条件与文化观念的影响,必然会呈现本国民法自身的法律特色。实际上,民法原理的适用和民法规则的发展,不能脱离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在回应改革开放法治实践需要的过程中,我国民法学界曾高度关注国有企业产权如何在民事权利体系中定性以及租赁和承包经营国有企业的合同法规则设计等问题,接着又对农村集体作为法律主体的属性和土地公有制度等我国特有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对民法的中国元素,学界还需要继续深入挖掘。比如,从民法体系的角度深入把握我国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除了偏重普遍性更强的财产法,还需要继续关注财产法和人身法在价值取向和规则逻辑上的根本差异。体现新的时代要求。作为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则,民法可以说是对社会构成和运行原理的部分反映,包含着一些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规则。不可否认的是,信息时代的交易规则、实践理性和价值观念已经与近代民法诞生时有很多不同。如何让民法更好回应社会发展提出的挑战,需要民法学界在耐心考察社会变迁的同时深入研判既有理论,在继承中实现民法学创新。近年来,中国民法学对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型交易形态、社会变迁中特殊群体的保护等新问题着墨较多,不断推动民法研究与时俱进。但我们也不能被创新的冲动所左右,单纯为了创新而创新,轻易提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法律概念,或者简单粗暴地推翻通说定论,而是要遵循民事法律关系发展规律,确保民法学研究沿着科学轨道前行。研究趋向精细化。中国民法学的知识体系与民法典的逻辑结构基本相同,均按照“总则—分则”模式展开。民法典分则各部分的共同规则被抽象为“总则”,民法典因此形成“总则—物法—人法”的基本结构。在分则内部,也首先提炼该领域的共同规则,并将其作为“一般规定”,呈现出“一般规定+具体规则”的编排体例。中国民法学研究最丰满的部分是关于民法总则的研究,包括民法总则、物权法总则、合同法总则、侵权责任法总则等。但是,相比较而言,对民法各部分的分则尤其是合同法分则的研究则显得薄弱。比如,对于当前法律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建设工程合同以及普遍采用的招标投标程序,民法学者着墨较少,还未能为相关法律实务提供理论指导。对于商业活动中日渐流行的保理合同、特许经营合同等,更是鲜有专题研究。总则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重复性研究也比比皆是,而重要的分则问题研究却门可罗雀。这说明,中国民法学还需要提升研究的精细化水平,以精细作为学术的创新突破口和知识增长点。整合不同价值理念。在价值领域,40年来中国民法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始终努力厘定政府作用与私人自治的合理边界,强调拓展个体民事活动空间对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释放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意义。这不仅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法理支持,而且推动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此外,民法学界不仅巩固和弘扬了保护权利、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传统民法价值,还顺应现代社会的新趋势,不断引入新价值。比如,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引入交易安全、信赖保护等法律理念;基于消费社会的兴起和合同缔约各方地位日渐悬殊的事实,引入消费者保护等彰显公平正义的理念;基于社会依存度增强的现实,引入守望相助、社会责任理念等。与传统民法学相比,中国民法学在接纳新价值方面从善如流,并且通过价值观更新尽可能克服传统民法学过分强调以法律规则为本的工具主义积弊。今后,中国民法学还应妥善协调不同法律价值冲突,除了重视保护经济领域的价值,也要重视非经济领域的价值,以进一步增强民法的社会整合功能。开辟崭新前景如果说40年来中国民法学有一个众人瞩目的主题,它一定是民法典。拥有一部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可以屹立于世界民法之林的民法典,是几代中国民法学人的夙愿。40年来中国民法学的努力方向,可以说就是为编纂中国民法典而构建民法理论体系。在中国民法典编纂紧锣密鼓进行之际,民法学界面临的紧迫任务是以研究范式转型推动对民法学科学体系认识的深化,形成关于民法典体系的理论共识。中国民法学的主流研究范式是规范研究,即从既定的法律价值出发,结合传统民法的法理、域外民法的文本与理论,依循我国社会现实,解释现行民法的含义或提出立法建议。这其中主要运用归纳、演绎等形式逻辑方法和比较法的方法。然而,使用源自不同国家的比较法术语和材料来解释我国法律,有时也难免使中国民法学陷入话语混乱,并显现出中国民法学自身话语体系还不够成熟的问题。虽然为了满足民法适用同案同判、类案类判的确定性,规范研究范式应当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民法学者若完全忽视交叉学科研究的成果,无视法律规则在实践中具体运用的效果,单靠书斋中的头脑风暴、书本上的经典理论,就容易丧失对社会现实法律需求的体察能力。而把握现实法律需求恰恰是形成、设计中国民法典科学体系的基础与前提。仅仅根据传统民法知识逻辑演绎出的民法典体系,很难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现实法律问题。比如,在制定物权法时,民法学界就曾出现过是否保留传统物权法体系中典权制度的争议,但争论双方都没有研究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典权是否被普遍运用,许多讨论其实仅仅局限于说理,与现实关联度不高。值得庆幸的是,如今民法学界已经越来越关注我国日益丰富的法律实践,紧贴我国社会的现实法律需求,并开始运用大数据等新方法分析法律的实际适用状况。我们只有在研究范式上突破旧规,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材料,深入研究新的现实问题,才能更好地把握编纂民法典这一中国民法学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构建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民法典过程中,开辟中国民法学的崭新前景。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08月27日投稿邮箱:iolaw1958@cass.org.cn来稿请注明姓名、单位和联系方式微信公众号:iolaw1958
2018年12月4日

陈泽宪:刑法学视野下的人工智能问题

四是人工智能潜力的开发,可以成为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有力神器。执法、司法层面对大数据的适用,对犯罪进行分析、判断、预防,均可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在社会治安和犯罪控制领域,有着更广泛的应用前景。
2018年12月2日

学部委员孙宪忠在法学所60周年所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第四,我们还要有良好的个人素养和追求,我们的生活应该简朴一些,言行应该平实一些,对党的事业和法治事业应该更加忠诚一些,自己的生活态度应该更加健康一些,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事业的成功。
2018年11月14日

朱广新:从物权法到物权编:革新发生在哪里——《民法典物权编(草案)》评析之一

朱广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法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编者按《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以下简称物权编)对《物权法》作出的最大革新是,把居住权规定为一种新的用益物权类型。除此之外的其他立法革新或改变,主要表现为对一些章节中个别法律条文的零零星星的修改或增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关于的说明》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编纂民法典是通过对现行民事规范进行系统整合、修改完善,编纂一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典,是一项系统工程。”以此而言,以《物权法》为基础构造民法典物权编,可以看作一次《物权法》再法典化、现代化的过程。再法典化旨在谋求物权法规范的统一化、合理化;现代化是为了使物权法在内外体系上既能满足新时代经济、社会、法律的变革需求,又能使物权法具备应对未来发展的能力。前者要求必须以系统性思维对待物权编,从物权编之小体系、民法典之中体系、全部法律之大体系等三个层次透视并合理构造物权编;后者要求必须以融贯“历史-未来”的动态观念思考对待物权编,使物权编一方面能够积极回应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的各种政策主张,另一方面又能对未来法治发展给予以前瞻性规划。法典化的这两种维度,构成我们分析、评价当下正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民法典物权编的基础或前提。立法者是否真正像其宣告的那样编纂民法典[①],同样可以据此作出综合评判。《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以下简称物权编)对《物权法》作出的最大革新是,把居住权规定为一种新的用益物权类型。除此之外的其他立法革新或改变,主要表现为对一些章节中个别法律条文的零零星星的修改或增补。以章为单元看,除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担保物权一般规定、留置权、占有等部分未发生丝毫变化外,其他章节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修改、删节或补充。一、物权法总则(《物权法》第一编“总则”)受其自身体系地位及《民法总则》规定的影响,物权编在规定物权法的总则性规定(一般规定)时,删除了《物权法》第1条(立法目的与依据)、第2条第2、3款(物及物权的定义)、第5条(物权法定原则)、第7条(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原则)及第8条(法源)。在此之外,物权编在物权法总则方面还作出四处革新。第一,新增“利害关系人不得非法使用、公开权利人的登记资料”(物权编第15条)。这实际上向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的不动产物权利害关系人施加了一项保密义务。该义务主要与不动产登记程序法相关,与不动产物权变动无直接关系。实际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2015)第28条对此已作规定。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②],《不动产登记法》已被立法机关列入“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之列。因此,依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区分观念看,物权编第15条无论如何不应规定在民法典物权编中,而应规定在《不动产登记法》中。第二,删除《物权法》第29条规定中的“或者受遗赠”,该条被修改为:“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物权编第26条)。遗赠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由此引发的物权变动,应依据以民事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的一般规则。作为一种财产取得方式的继承,是一种事实行为,承认“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民法典继承编(草案)第900条)的,物权变动实际上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发生效力。遗赠与继承无法相提并论。[③]因此,删除是合理的。第三,在《物权法》第35条规定中增补一种请求权——“排除妨害”,修改后的规定为: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或者消除危险(物权编第32条)。立足于物上请求权看,此种修改是可取的,但从我国《侵权责任法》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或者消除危险明确规定为侵权责任方式(侵权责任编(草案)第946条)的角度看,这种修改纯粹加大了规范冲突,使民法体系乱上加乱。第四,把《物权法》第36、37条规定中的“可以请求”修改为“可以依法请求”。《物权法》第36、37条皆可作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规范,“可以请求”是以权利本位思想对法律效果的明确表达,规范意义自足、自洽。添加“依法”二次字,把本来独立、完整的请求权基础规范导入悬疑、不确定之中,叠床架屋,百害而无一利。二、所有权制度(《物权法》第二编“所有权”)此部分的重大革新主要发生在“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与“共有”两章,其他章节变化不大。(一)法律概念或用语的新旧更替物权编第39、41条把《物权法》第42、44条关于征收、征用规定中的“单位”修改为“组织”,把“拆迁”修改为“征收”。物权编第64、65条把《物权法》第68、69条规定中的“企业法人”“社会团体”修改为“营利法人”“社会团体法人、捐助法人”。物权编第92、105条把《物权法》第93、105条规定中的“单位”修改为“组织”。之所以作出上述修改,根本原因在于:《民法总则》(2017年)已以营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概念更新了《民法通则》的企业法人、社会团体概念,并明确采纳了“捐助法人”“非法人组织”概念;另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011年)已以“征收”取代了“拆迁”概念。(二)条文表达方式的简化、明确化及统一化主要表现为:(1)物权编第71条把《物权法》第74条第1款所作“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简化为“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2)物权编第73条第1款把《物权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制定和修改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管理规约”简化为“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3)物权编第74条把《物权法》第77条规定中的“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明确为“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4)物权编第76条把《物权法》第79条规定中的“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水箱等共有部分的维修”修改为“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屋顶、外墙、无障碍设施等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改造”。前三项修改使法律条文显得简洁明快,最后一项修改主要是为了与《物权管理条例》(2007年)、《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2008年)的规定在表达上保持一致。(三)法律规定的实质性修改第一,物权编第73条第2款把《物权法》第76条第2款修改为:“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加表决。决定前款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项,应当经参加表决专有部分面积(《物权法》为‘建筑物总面积’)四分之三(《物权法》为‘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参加表决人数四分之三(《物权法》为‘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决定前款其他事项,应当经参加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加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依立法机关的说明,作此修改是“为了解决物业管理活动中业主作出决议难的问题,适当降低业主作出决议的门槛”。[④]经此种修改后,重大事项(涉及维修基金、建筑物改建或重建、共有部分改用或商用)的决定,实际上只需要经过专有部分占二分之一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二分之一以上的业主同意;其他事项的决定,经专有部分占三分之一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一以上的业主同意,即可。这确实大大降低了业主作出决议的难度,但值得质疑之处是,如何防止少数人业主滥用共同决定权?当共有部分的改用或商用仅涉及少数业主的利益时,如何防止这些少数人的利益不会遭受其他多数人共同决定的损害?物权编显然对此缺乏系统思考。第二,物权编第78条把《物权法》第80条规定中的“按照业主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的比例确定”修改为“按照业主专有部分所占比例确定”。这种修改使本来明确的规定变得模糊。“专有部分所占比例”如何计算?成为悬疑。第三,物权编第96条把《物权法》第97条规定中的“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扩展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变更性质或者用途的”。这实际上扩大了按份共有物之重要管理行为采纳的“绝对多数决”原则(“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强化了对按份共有物的维护,比较可取。第四,物权编第113条把《物权法》第113条规定中的(遗失物)“六个月内无人认领”修改为“一年内无人认领”。时间的延长一方面延缓了遗失物的国有化,另一方面带来了更多的物归原主的机会,比较合理。(四)条文增补新内容这表现为:(1)物权编第59条对《物权法》第62条增补“集体成员有权查阅、复制相关资料”(关于集体财产的状况)的规定,作为第二句。这实际上赋予集体成员一种查阅、复印集体财产账簿的权利,旨在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年)第30条的规定保持一致。(2)物权编第72条第1款对于《物权法》第75条所作“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的规定,增补一句“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成立的具体条件和程序,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第二句。该规定考虑到了与《物业管理条例》(2007年)的衔接。(3)物权编第73条第1款对于《物权法》第76条第1款增补规定“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作为第7项。该规定回应了现实需求,主要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4号)第14条的启发。(4)物权编第80条对于《物权法》第82条增补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及时答复业主对物业服务情况提出的质询”,作为第二句。该规定明确了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对业主的义务。(五)全新的条文增补物权编在《物权法》的基础上增补了三条全新规定,涉及三项新制度。第一,新增物权编第77条对于利用共有部分的收益归属作出如下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这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4号)第14条的吸收与改造。第二,新增物权编第101条对于共有物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方法作出规定:(第1款)按份共有人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的,应当将转让条件及时通知其他共有人。其他共有人应当在合理期间内行使优先购买权。(第2款)两个以上其他共有人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共有份额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第1款属于新创,第2款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6〕5号)第14条的规定。第三,新增物权编第117条对添附制度作出概括规定:因加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的当事人的原则确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或者确定物的归属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或者补偿。加工、附合、混合是三种不同的添附制度,它们在物的归属上采纳不同判断标准[⑤],把它们不加任何区分地混合规定在一起,非常不恰当。(六)删除个别规定这表现为:(1)删除《物权法》第65条所作“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保护。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私人的继承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因为《民法总则》第124、125条已作规定。(2)删除《物权法》第92条规定中的“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因为侵权责任编的规定能够涵盖此种情形。三、用益物权(《物权法》第三编“用益物权”)该部分的变化,除物权编第119条把《物权法》第118条规定中的“单位”修改为“组织”这种概念修改外,突出体现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居住权的修改、增补上。(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变革发生在两方面:1.条文表达方式的简化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2015年),把《物权法》第127条第2款所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简化为“登记机构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权属证书,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编第128条第2款);物权编130条把《物权法》第129条规定中的“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简化为“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2.贯彻“三权分置”政策,确认“土地经营权”概念这表现在对三个条文的改造上。(1)物权编第129条对《物权法》第128条作出三处修改:第一,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增添限制性定语“实行家庭承包的”;第二,删除“转包”,并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之外增补“出让土地经营权”;第三,把“流转的期限”修改为“出让的期限”。添加“实行家庭承包的”限定语,显得“多此一举”,因为物权编第135条关于“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的特别规定,在体系上足够把物权编第129条的适用前提(家庭承包)彰显出来。“转包”在法律效果上无法与互换、转让相提并论,予以删除是合理的。“出让土地经营权”之“出让”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转让”区别在何处?“出让的期限”规定中的“出让”是否仅指土地经营权之出让,如果是这样,互换、转让的期限应如何理解?这些问题皆值得思考。(2)物权编第130条把《物权法》第129条规定中“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扩张修改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或者出让土地经营权”,将土地经营权纳入登记对抗要件物权变动模式中。(3)新增物权编第131条,对土地经营权的内容作出如下规定:“土地经营权人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占有农村土地,自主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并取得收益。”值得质疑的是,土地经营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内容上存在区别吗?(二)建设用地使用权把《物权法》第136条第二句所作“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与《物权法》第137条第3款第二句所作“采取划拨方式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土地用途的规定”抽取出来,经过删节、增补构造为一条新的规定: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土地用途的规定,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物权编第139条)。该规定实际上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关系双方塑造三种一般性的法定义务。物权编第152条第1款对《物权法》第149条第1款新增一句规定: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这实际上把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这一深受社会大众关注的产权规则推向了民法典之外。自动续期是否有次数限制?自动续期应否缴费?由此被转变为不应该属于民法典解决的问题。悬疑到底被踢向哪里,并在何时得到根本解决?(三)新增居住权对居住权在效力、功能、设立、性质、消灭等方面作出了概括规定。四、担保物权(《物权法》第四编“担保物权”)在担保物权部分,“担保物权一般规定”与“留置权”两部分没有作任何修改,变革主要出现在抵押权、质权上,对抵押权的修改补充尤其显著。(一)抵押权1.条文表达方式的改进这表现为:(1)物权编第187条删除了《物权法》第181条规定中的“经当事人书面协议”,并把第181条规定中的“实现抵押权”修改为“抵押财产确定”。(2)物权编第190条第3项把《物权法》第184条第3项所作“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修改为“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以公益为目的的组织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公益设施”。(3)物权编第194条把《物权法》第188条与第189条第1款合并简化为:“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4)把《物权法》第189条第2款规定中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抵押的”简化为“以动产抵押的”,并将该款独立为一条(物权编第195条)。(5)物权编第196条对《物权法》第190条作出如下修改:把“订立抵押合同”修改为“抵押权设立”,把“已出租的”修改为“已出租并移转占有的”,删除“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6)物权编第209条把《物权法》第201条规定中“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修改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删除其中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7)物权编第214条第4项把《物权法》第206条第4项由“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修改为“抵押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经上述修改后,法律规定更为简洁、明确。2.条文本身的实质性修改第一,物权编第197条把《物权法》第191条关于抵押财产转让的规定修改为: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抵押权人能够证明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的,可以要求抵押人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物权法》第191条多年来广受学界诟病,相关研究不计其数。此种颠覆性修改在立法、学说上皆具有重大进步。第二,物权编第201条把《物权法》第195条第1款第二句规定中的“其他债权人可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协议”修改为“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协议”。此种修改考虑到了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330条(撤销权的存续期间)的体系关联。3.对原有规定的增补这表现为:(1)对于可以抵押的财产,物权编第186条在《物权法》第180条规定的基础上新增“海域使用权”。这是因为物权编第123条把海域使用权规定为一种用益物权,并且《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5条将海域使用权规定为一种适格的不动产权利。(2)物权编第205条在《物权法》第199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其他登记的担保物权,清偿顺序参照前款规定”,作为第二款。为其他登记的担保物权的实现,提供了参照依据。第三,物权编第209条在《物权法》第201条的基础上将土地经营权规定为抵押的标的。但是,值得质疑的是,物权编第186条专门规定可以抵押的财产时,并没有增设土地经营权。4.纯粹的新增条文第一,物权编第206条新增如下规定:同一财产既设立抵押权又设立质权的,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的价款按照登记、交付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该规定为动产担保物权的实现、清偿确立了统一的规则。但是,问题的是,根据物权编第194条的规定,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登记仅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为何在实现(清偿抵押财产)抵押权时,以抵押权之登记时间确定先后顺序?第二,物权编第207新增规定: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标的物交付后十日内办理抵押登记的,该抵押权优先于其他担保物权受偿,但留置权除外。但这一规定一方面与物权编第206条规定之间存在明显冲突,另一方面与物权编第247条(《物权法》第239条)所作“同一动产上已设立抵押权或者质权,该动产又被留置的,留置权人优先受偿”之间存在一定的立法重复。5.条文内容的删节物权编第205条删除《物权法》第199条第1项规定的“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二)质权该部分除物权编第231条第6项、第236条把《物权法》第223条第6项与第228条规定中的“应受账款”修改为“取得应受账款、不动产收益的权利”体现了少许实质性革新外,其他改动可归结为,主要是对条文表达方式的修改。这主要表现为:(1)物权编第218条把《物权法》第210条第1款规定中的“质权合同”修改为“质押合同”,把第2款第5项规定的“质押财产交付的时间”扩充为“质押财产交付的时间、方式”。(2)物权编第232条删除了《物权法》第224条规定中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与“有关部门”。(3)物权编第234条第1款把《物权法》第226条第1款由“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简修为“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4)物权编第235条第1款把《物权法》第227条第1款由“以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修改为“以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5)物权编第236条第1款把《物权法》第228条第1款由“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修改为“以取得应收账款、不动产收益的权利出质的,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6)物权编第236条第1款把《物权法》第228条第1款由“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修改为“以取得应收账款、不动产收益的权利出质的,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上述第一、二项的修改,主要考虑了表达的准确性、明确化;第三至第六项的修改,主要考虑了“建立统一的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登记制度”的可能性,[⑥]把涉及具体登记部门的表达统统予以删除。结语经上述梳理与分析,很容易看出,物权编只是对《物权法》予以必要删节、修改、增补的结果,并没有对《物权法》之外的物权法规范(如司法解释)予以系统整合、提升。物权编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所有权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占有等许多制度的规定,一如《物权法》的规定,在体系上仍旧残缺不全,大量的物权法规定一如既往地游离于民法典之外。以物权编之体系看,权利推定、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先占、时效取得等制度仍然未予以确认,法律漏洞仍客观存在着;地役权概念、占有制度等规定的不合理性,未得到丝毫修改。以民法典之体系看,《物权法》规定的物上请求权与《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侵权责任方式之间的冲突不仅未予以根除,反而得到强化。从全部法律的大体系角度看,物权编关于不动产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与《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之间存在大量的立法重复。另外,从党的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以来提出的若干政策主张看,除“三权分置”政策得到落实外,以产权平等、权利公平思想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对待、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等亟待法制创新的政策要求,在物权编上几乎未得到任何体现。总而言之,由目前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看,物权编与其说是《物权法》的一次再法典化、现代化过程,毋宁更像把《物权法》汇编入民法典。由立法与学说的关联度看,物权编更像是对学者们的一种嘲弄:绝大多数学术意见或建议,对立法毫无意义。来源:中国法学网投稿邮箱:iolaw1958@cass.org.cn来稿请注明姓名、单位和联系方式微信公众号:iolaw1958
2018年9月18日

谢鸿飞:抵押物价值恢复请求权的体系化展开——兼及抵押权保全的立法论

谢鸿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摘要抵押物价值恢复请求权的目的是在抵押物价值已经减少时,为抵押权人提供救济。主要包括恢复原状、增担保和提前清偿三种方式,其性质宜界定为抵押合同的法定债权。其具体效力应区分债务人抵押与第三人抵押。在第三人抵押情形,除非债权人和债务人约定由债务人负责提供抵押或债务人应确保抵押物价值恒定,或者债务人故意侵害抵押物,债务人不承担价值恢复和提前清偿的义务。增担保权和提前清偿请求权的行使不应损害抵押人的其他债权人。在债务人抵押情形,提前清偿的范围宜界定为全部债权,而不是与抵押物价值减少数额相应的债权;在第三人抵押情形,提前清偿仅限于提前行使抵押权。价值恢复请求权与抵押权人的物权请求权、侵权请求权和物上代位权可能发生竞合或聚合。《物权法》应区分抵押物价值可能减少和已经减少的情形,作不同的抵押权保全制度设计:前者应确认抵押权人的保全处分权和保全费用的优先受偿地位;后者应关注债务人抵押与第三人抵押的差异。关键词抵押物价值恢复请求权;物权请求权;保全请求权;《物权法》第193条;侵害抵押权一、问题及其意义1901年,德国学者柯拉(Kohler)首次将物权区分为实体性权利(Substanzrecht)和价值权(Wertrecht)。此后,因担保物权的物权属性表征为对担保物交换价值的支配,而非对物本身的支配,学界多将担保物权界定为“变价权”(Verwertungsrecht),即将担保物变价并优先受偿的权利。这也意味着担保债权对应的是担保物的责任而非担保人的责任。与质权不同,抵押权系非占有型担保物权,它仅着眼于抵押物内蕴的交换价值,彻底与物的占有和用益关系隔绝了。这既使抵押权人无需保管抵押物,又使抵押人保持对抵押物的用益;既不改变物的用益关系,又激活了物的潜在资本价值。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这种精巧区分,充分满足了抵押双方不同的经济目的,抵押权因此成为“担保物权之王”。也正是在彻底抽离了抵押权与物的实体关联后,动产抵押、流通抵押、各种财产的证券化才成为可能,债权在现代经济中的“优越地位”才有了法制基础。抵押权价值权和非占有物权的双重特征,决定了其保障机制的特殊性。抵押权的不可分性、物权请求权、物上代位权等制度的根基,均在建构抵押权人与抵押人之间的平衡和对抗机制,维持抵押物在抵押权设定后到实现之前的价值。传统上,抵押物价值可能减少和已经减少时,抵押权人的各种特殊权利被统称为抵押权保全制度,具体又被分为两种:一是抵押物价值减少的防止权,包括不作为请求权和抵押权人的保全处分权;二是抵押物价值减少的补救权,包括恢复原状、增担保和提前清偿的请求权。在瑞士法上,它们被统称为价值维持请求权(Werterhaltungsbehelfe或Recht
2018年8月29日

朱广新:《合同法总则研究》

内容提要《合同法》总则编是总结我国立法经验、吸纳世界各地先进制度的产物。它不仅是整部《合同法》的总纲与精髓,而且是我国法律行为制度与某些债法总则的重要聚集地。其规范意义不仅仅限于《合同法》自身,而是扩及于民法总则与债法总则。由于世界各地的合同法规则源于不同文化传统、法律理念与规范体系,《合同法》总则编在博采众长之时,亦不可避免地在体系整合上出现一些抵牾、缺漏。如何合乎体系地系统、深入理解《合同法》总则编,构造自成一体的中国合同法规范体系,决定着《合同法》的适用效果。本书紧紧围绕法律条文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参酌世界各地一些重要民法、合同法立法、判例与学说,并结合我国其他民事法律、行政法规,对《合同法》总则编进行了细致、深入、系统的解读。注重法律规则的体系性、分析论证的思辨性、参考文献的权威性,是本书显著特色。作者简介朱广新: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法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民商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博士(民商法),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曾任《中国法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秘书长。出版《信赖责任研究》《合同法总则》》《信赖保护原则及其在民法中的构造》等学术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学术期刊及其他公开出版物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信赖保护原则及其在民法中的构造》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2年)。研究成果以体系性、思辨性见长。前言合同法是民法的一部分,如果说民法为万法之母,那么合同法好比民法之心脏,其强弱、祸福和民法的功能与地位休戚相关。我国1992年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影响最大的民事立法,就是制定统一的合同法。合同法于1999年的颁行被称作我国民法获得重大发展的里程碑。更为重要的是,不仅现行合同法将被整合为民法典的独立一编,而且其总则部分将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合同法尤其是其总则部分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实乃重中之重也。本书是经对我2012年所著《合同法总则》(第二版)进行较大修改而来。改换书名并采用新版式,主要是听取了出版社方面的建议。该书之目的是系统、深入解释我国《合同法》总则部分,其中既有细致入微的精致分析,又有提纲挈领的简明论述。对旧书的修改、完善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根据《民法总则》,对合同的有效性(效力待定、可撤销、无效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增删;适应民法典合同编编纂的现实需求,对《合同法》某些条文的修改、完善提出了立法建议;根据法院判决、裁定及2012年以来的司法解释,对全书许多章节的内容作了删节、修改或补充;吸收了2012年以来关于合同法的一些中外研究成果。《合同法》总则内容错综复杂,相关理论学说林林总总,凭一己之力予以系统阐释,难免有力有不逮之处。真诚期待饱学之士,批评指正!
2018年8月9日

谢鸿飞:民法典的外部体系效益及其扩张

谢鸿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摘要民法典是事实、逻辑和价值的统一。外部体系和内部体系都是描述性概念,在立法过程中,外部体系的建构可以相对独立。民法典的体系效益主要体现为拓展法律的调整范围,保障法律自治、自洽和自足,最终强化法律的拘束力和安定性。在复杂社会中,民法典的体系效益更为明显。体系效益源于民法调整范围的综合性、规范内容的层次性和法律意义的脉络性,民法典的体系效益高于民事单行法。民法典有决疑法、原则法和抽象法三种风格,抽象法最能增进体系效益。民法典依据调整事项,分别设定一般条款、固定构成要件条款和弹性条款,可使体系效益最大化。在外部体系上,中国民法典应尽可能保持纯粹私法性质,剔除公法条款,删除无益的引致条款;避免过度抽象和过度具体,既增加重要规则的供给,又提升对新情势的适应力;尽可能采用完全法条,以裁判规范为主;法条表达的精确与通俗不能得兼时,精确优于通俗。关键词民法典;外部体系;法律的安定性;概念法学;动态体系;债法总则一导论
2018年7月11日

孙宪忠:推进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城市人口,到2015年已经占据全国人口总数的56.1%。20世纪60年代,我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不到20%。这个数字说明,城市人口的增加是一个大趋势,农业人口一定会不断下降。
2018年7月11日

孙宪忠:十九大科学立法要求与中国民法典编纂

中国法学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主办的法学专业网站,旨在传播法律思想、关注法治热点、共享法学成果。
2018年6月7日

谢鸿飞: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历程与愿景

民法典的编纂中,要通过妥善处理普适与本土、时代与传统、基本法与特别法这三方面关系,制定出一部契合中国人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内容合理、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的民法典。
2018年5月23日

孙宪忠:让民法典编纂体现时代性与民族性

应当指出的是,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而是对分别制定、现行有效的民事法律进行科学整理。这需要运用立法智慧、发扬科学精神。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中国民法典的时代性与民族性。
2018年5月23日

孙宪忠:关于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加强人格权保护条文的议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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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