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作者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九日在北大书店的讲座整理而成，刊发前经作者审定点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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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光拉回到莎莉·曼本人身上，在通过阁楼里的日记、信件和其他资料慢慢了解自己近乎冷漠的母亲之前，她自己作为一位母亲去拍摄三个子女并将摄影作品出版成书的行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引发过巨大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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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思想史研究在当代中国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思想史研究在当代中国受到这样多的关注？我想，有三个关键词一定要注意，那就是在中国人文学者心目中始终处在很核心位置的历史、思想和政治。

郭巨埋儿以其流传之广，为老少皆知的著名故事。作为“二十四孝”中最有争议的孝子形象，郭巨埋儿这一举动，不仅在古代就因过于残酷而成为少数学者的批判对象，认为其孝行伤天害理，并不值得推崇。到了现当代，以鲁迅《朝花夕拾》中的名篇《二十四孝图》为代表，郭巨更被认为是古代愚孝的典型。然而，仔细探究“郭巨埋儿”文本中的细节，对其中不合情理之处结合时代背景加以分析，却可看出郭巨非但不是愚孝的化身，且是以一种极为精明、算计的方式做出埋儿这一不同寻常的姿态。本文梳理并结合历代对于郭巨的争议，试图从文本中分析郭巨埋儿一事的出发点和动机。郭巨埋儿之说，最早出现于传为刘向所编的《孝子图》中，此书今已不传。现存最早有关“郭巨埋儿”的记载，为东晋干宝的《搜神记》：郭巨，隆虑人也，一云河内温人。兄弟三人，早丧父，礼毕，二弟求分。以钱二千万，二弟各取千万。巨独与母居客舍，夫妇佣赁，以给公养。居有顷，妻产男。巨念与儿妨事亲，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儿孙，减馔，二也；乃于野凿地，欲埋儿，得石盖，下有黄金一釡，中有丹书，曰：“孝子郭巨，黄金一釡，以用赐汝。”于是名振天下。[晋]干宝《搜神记》，明大胜堂刻本《法苑珠林》中亦有著录，而文字略有出入：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财二千万为两分，与两弟，已独取母供养。住处比邻有凶宅，无人居者，共推与居，无患。妻生男，虑养之则妨供养，乃令妻抱儿，已掘地欲埋之。于土中得一釜黄金，金上有铁券曰：“赐孝子郭巨。”《太平御览》的记载中，提到了郭巨埋儿最早的出处：刘向《孝子图》曰：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财二千万余两分，与两弟，已独取母供养。寄住邻有凶宅，无人居者，共推与之居，无祸患。妻产男，虑举之则妨供养，乃令妻抱儿，欲掘地埋之。于土中得金一釡，上有铁劵云：“赐孝子郭巨。”巨还宅主，宅主不敢受，遂以闻官。官依劵题还巨，遂得兼养儿。历代以来，郭巨的故事深入人心，流传广泛，不仅《太平广记》《说郛》等书也有著录，亦流传于敦煌变文中。其故事情节各本大同小异，此不一一引录。自元人郭居敬将其列入《二十四孝》中，更使得郭巨成为古代社会人尽皆知的孝子：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二十四孝》中，唯恐家境“甚富”的郭巨不够打动人，将早期文献中家财达二千万的郭巨设定为“家贫”的人物形象。至此，郭巨埋儿的故事已完全定型。其行文虽与《搜神记》《法苑珠林》《太平御览》略有不同，但故事的具体情节，如埋儿的起因、开始挖坑的姿态、挖出一釜黄金并附有说明文字，指名道姓黄金是上天赐予郭巨的，这些细节在各个文本中都有清晰而明确的表述。这些情节，也构成了郭巨埋儿故事的主干情节。在孝子故事中，“郭巨埋儿”向来争议极大。早在南宋，江湖派诗人林同在以《郭巨》为题的诗中写道：“为养宁埋子，那知地有金。如何有天赐，且复怕官侵。”这句“且复怕官侵”，已经含蓄地表达出作者对于郭巨得金且附有文字说明的不信任感：丹书上的文字既要表达蒙获上天的嘉赐，又要指名道姓受赐者，以防被夺走。这种思虑周全的行事风格，分明显露出人为的心虚与做作之态。到了明代，方孝孺在《逊志斋集》卷五的《郭巨》一文中，对于“郭巨埋儿”的情节，作了尖锐的批评：巨陷亲于不义，罪莫大焉。而谓之孝，则天理几于泯矣……设使不幸而不获金，死者不复生，则杀子之恶不可逃，以犯无后之大罪，又焉得为孝乎？俾其亲无恻隐之心则已，有则奚以安？其生养志者，固若是欤？徼幸于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义之行，乱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异哉，岂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欤，不然，则无辜之赤子不复生矣。在文中，方孝孺直截了当地认为郭巨埋儿的行为是泯灭天理、“罪莫大焉”的恶行，这一看法已与现代伦理的观点十分接近。而郭巨所以能够得金，在方孝孺看来，是一种侥幸的偶然，或是天上对于无辜幼儿的垂怜，而绝不是值得推崇的“孝行”。明代中期，林俊在《见素集》卷二十八《郭巨辩》一文中，也对郭巨埋儿事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巨埋儿，有诸曰慈孝一道也。世无亏慈而能孝者……况埋之耶?母继有孙之问,欺可乎?告之可乎?难为巨之词矣。使母痛其孙以吾故恨死，悲巨贫不食死，难为巨之书矣……曰：巨孝有之，得金容亦有之，掘地非埋儿也。曰：然则丹书足信乎？曰：尤无谓好事者将神巨于孝，不知说之邪陷巨于恶，教天下蔑伦，巨始也。在《郭巨辩》中，林俊从朴素的人性角度来立论，认为慈、孝本为一体，慈为孝的另一面。并不存在同一个人对子不慈到要杀子的程度，同时又事母纯孝的情况。并提出了郭巨埋儿一事两点逻辑上的不合情理之处：其一，郭巨之母既然喜爱孙子到了自己忍饥也要分以食物的程度，那么，郭巨埋儿以后，完全可以料到其母会“痛其孙以吾故恨死”，这种自责心痛而死，并不比因贫穷少食而饿死来得更好；其二，林俊以反问的方式，指出丹书不足为信。相比林同“如何有天赐，且复怕官侵”的含蓄表述，林俊更进一步，直接指出了郭巨埋儿在逻辑上的漏洞，以及丹书绝非天赐，而在人为。但他把丹书出现的缘故，认为是好事者为了神化郭巨而作。与林俊时代相近的何瑭，作有《汉孝子郭丁二公之碑记》，表达了类似的感受：汉孝子郭巨、丁兰之行，其所谓贤而太过者欤……使黄金不获，则将遂埋其子矣。母慈其孙，必将啼泣悲伤，虽甘旨满前，固不能下咽也。养亲之口体而不能顺其志，孝子之道固如是乎？何瑭虽在文末仍旧认为郭巨确为孝子，认为郭巨埋儿也是一种“无所不用其情”的孝的方式。然而在认可这种孝的同时，语气同样充满了质疑。清初，理学名臣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提出了他对于郭巨埋儿的看法：郭巨之子，必不得已，只好听他饥毙。埋之殊属害理。这都是汉晋人好名之弊。李光地指出了郭巨埋儿又一处逻辑上的漏洞：如果实在不得已，孩子饿死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而活埋则上升到了伤天害理的程度。对此，李光地认为这是汉晋人沽名钓誉的缘故。而以更为犀利的方式对郭巨埋儿进行批驳的是清代著名文士袁枚。袁枚作有《郭巨论》，不仅对郭巨的动机产生了质疑，还首次将故事中的疑点付诸笔端：（郭巨）知某所有金，伪携儿掘，骇于众曰：金也金也，天哀予孝，故余畀云尔。蚩蚩者见其金则惊，临以天则又惊，相与传其孝不衰。不然，禁儿食可也，弃若儿可也，鬻之以济母食可也，杀之亦无不可也。而埋则何说？在袁枚看来，郭巨预先知道地下埋着黄金，伪装埋儿掘地，从而用一种“天哀予孝，故余畀云尔”的方式得到黄金，不仅堵住众人之口，同时还获得了“相与传其孝不衰”的效果。不然，哪怕不给孩子吃东西，弃养孩子，卖了孩子换粮食给母亲吃，这些都是比动手杀孩子更为正常合理的方式。何况即使要杀孩子，又为何非要选择活埋的方式？答案显然是呼之欲出的：只有埋儿掘地这一种方式，能够充作掘地得金的借口。在袁枚推论的基础上，将郭巨埋儿的故事代入其时代背景，才能更好地通过文本的细节和逻辑上看似有漏洞之处，更为清晰地理解这个故事本身。郭巨埋儿之说，据《太平御览》的记载，最早出现于传为刘向所辑的《孝子图》中。刘向生卒年为西汉晚期（约公元前77年-前6年），郭巨的生活时代，当在刘向之前或与之同时。故事的时代背景为汉代。而从西汉起，中国市面上黄金减少，金价也越来越高昂。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西汉那样重视黄金的”。这种影响到了新朝也有增无减，并一直持续至东汉末。对于民间的黄金，这段时期的处理方式是，“王莽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禁止列侯以下挟黄金，人民的黄金，都要卖给政府，据说连代价也不给，等于没收了”（《中国货币史》）。这就能解释为何掘出黄金时，会附有那一段指名道姓的文字。基于科学的认知，我们当然明白文字不可能是天然形成的，只能出自人为。无论是“孝子郭巨，黄金一釡，以用赐汝”，还是“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其实都意味着对于掘地所得之金物权的担忧。这种担忧，在两汉“黄金荒”的年代是必然产生的。不仅要担心强梁之民的巧取豪夺，同样也要担心官府的依法没收。而这段指名道姓的文字，因其带有唯一指向性，成为保护黄金归属的方式。这自然不可能像林俊所猜测的，是好事者为了神化郭巨所为，而只能是郭巨本人为了在公众面前明确自己对于黄金的所有权预先准备的。汉代用金的办法，据《中国货币史》所载，为豆腐干形的方饼，“黄金方寸而重一斤”，并且由于“金价越来越贵……汉代钱币的重量不断减轻”，市面上的黄金价格，在王莽时期已经到了“一斤万钱”，并且还在持续上涨。黄金与铜钱之间此消彼长的价格变动，使得一釜黄金的价值极为可观。按照“郭巨埋儿”早期文本《搜神记》和《法苑珠林》中的叙述，郭家甚富，郭巨析产时将两千万钱平分给两个弟弟，自己不取遗产，以佣耕的方式奉养母亲，这本身就是极为不合情理之举。如果不是郭巨采取这种不合理的财产分配方式，其母本来完全可以不必受穷。也就是说，郭巨之母穷苦到要节省下自己的饭食给孙儿，这一悲惨的境地本身就是郭巨造成的。因此合乎情理的推测也许是这样的：这釜黄金原本就是郭巨家的。很可能作为长子的郭巨知道家里有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而其母和两个弟弟并不知情（从郭巨奉养母亲后甫得一子可知，郭巨析产时的年龄可能成家立业不久，而两名弟弟则更年幼，很可能尚未成年，未到可以参与家业的年纪）。郭巨想要独吞这笔黄金。然而黄金总要拿出来使用，一旦使用，就不可能瞒过他人的眼睛。于是一个计划便形成了：郭巨故意用一种极端不合理的方式分配财产，奉养母亲，博得孝悌之名。而实际上不仅剥夺了弟弟们奉养母亲的义务，还带累母亲受穷。不久后，妻子产子（《搜神记》：“居有顷，妻产男。”），郭巨以“儿妨事亲”为借口做出掘地埋儿的姿态，挖出事先准备好的黄金和丹书。丹书直截了当地表明这釜黄金是上天赐予郭巨的。这是汉代各阶层喜闻乐见的行为模式，跟白石上写了“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如出一辙。当想要做某事或得到某物却不便开口时，汉代的上天总能善解人意地为之代言。之所以要郭母跟郭巨自己一起受穷，是因为只有这样困顿不堪的生活才能引出掘地埋儿事，而又只有掘地埋儿这样惊世骇俗的“孝行”才配得上感天动地，郭巨计划中黄金和丹书的出现也就变得合乎情理了。然而这次，得到这一大笔“天赐之财”的郭巨，却没有像析产时那样，平分或将部分黄金分给弟弟们。郭巨埋儿一事虽极为有名，因其本身不见载于正史，很难验证推论的正确与否。然而故事中一个不合常理的细节，也许能作为推论的证据之一。这个细节就是郭巨打算杀害孩子的方式：活埋。上文所引的《搜神记》《法苑珠林》《太平御览》及《二十四孝》，分别用了“欲埋儿”“欲埋之”“欲掘地埋之”“盍埋此子”来表达同一个意思。《郭巨埋儿》是传统画题，在画像石、壁画、版画、雕刻等各种艺术形式中相当常见，其构图通常是表现郭巨掘地得金、其妻抱着孩子站立一旁的场景。[金]《孝子郭巨图》（《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西卷》，科学出版社2012，第154页）传统宗法社会中，把子女视作父母的私产，由于家境贫困或重男轻女等各种原因，杀害自己幼小的子女并不鲜见，但一般是采取弃养或溺婴的方式。与郭巨埋儿时代相近的例子，如《汉书·外戚传下》提及的赵飞燕幼年经历：“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后汉书·虞延传》中又有虞延堂妹的例子：“延从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弃于沟中，延闻其号声，哀而收之，养至成人。”如果不能或不愿养育孩子，采取的一般是弃养或溺婴的形式。弃婴溺婴的现象在历代史书、地方志中屡见不鲜，张光博在《社会学词典》中将溺婴定义为：“本义为将初生儿淹死，后扩大解释为危害婴儿生命的一切行为。旧社会，由于重男轻女思想或迫于贫困无力抚养等情况，婴儿（特别是女婴）出生时被人为溺死的现象经常发生。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些贫穷偏远地区，溺死女婴的现象仍屡有发生。”在《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中，对于溺婴的定义是：“将初生儿投掷水中淹死。往往扩大解释为一切侵害初生儿生命的行为。”之所以无论从社会学还是法学的角度，都用溺婴指称危害婴儿生命的行为，正是因为溺婴是杀害婴儿行为中最为常见的方式。前文引述了袁枚对郭巨埋儿方式的质疑：“禁儿食可也，弃若儿可也，鬻之以济母食可也，杀之亦无不可也。而埋则何说？”之所以郭巨要选择“活埋”这种极为不自然并且极其罕见的方式，原因有两点：其一，只有埋儿掘地这一种方式，能够充作掘地得金的借口，其他方式在一开始就不需要掘地三尺；其二，在郭巨的计划中，并不想真的失去这个儿子。按照袁枚所列举的方式，无论是弃养、卖子还是以常见的方式杀子，都会导致真正失去这个孩子，其结果正是郭巨所不愿意的。而以“活埋”的方式掘金，孩子始终在自己身边，并且始终是活的。埋儿之举，类似行为在史书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所能找到与之相近的活埋亲子案例，为《南史》中所记载的郭世通。南朝宋文帝时，有会稽人郭世通被旌表为孝子，其事迹见于《南史·孝义上》：郭世通，会稽永兴人也。年十四丧父，居丧殆不胜哀。家贫，佣力以养继母。妇生一男，夫妻恐废侍养，乃垂泣瘗之……元嘉四年（427），大使巡行天下，散骑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门闾，蠲其租调，改所居独枫里为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郭世通是南朝宋文帝时人，年代远晚于最早记载郭巨埋儿故事的西汉学者刘向，也较著录了郭巨故事、成书于东晋的《搜神记》为晚。他为了不影响侍养继母，于是垂泣埋儿的行事方式，与郭巨埋儿如出一辙，显然深受郭巨的影响。然而郭世通的儿子埋了，却未能“感动上天”，到底没能掘得一釜黄金。郭巨埋儿故事所以在当时被广泛宣传，乃是因为汉晋号称“以孝治天下”。丹书“孝子郭巨，黄金一釡，以用赐汝”，其事之伪，在那个流行各种谶纬的年代，统治阶级又怎会不心知肚明。只是郭巨所谓的“孝行”，既有助于地方官邀政绩，又符合“以孝治天下”的官方宣传，于是各色人等，揣着明白装糊涂，一齐宣扬开来。的确相信了这个故事的郭世通，他的儿子就真的死了。恐怕郭世通才是真正的“愚孝”，而那个始作俑者郭巨的故事，于细节之中，却处处让人读来感到森冷。远比郭巨埋儿更森冷的，则是《郭世通传》里记载的那些吃人的嘉奖和旌表。

贝多芬曾有一句名言：“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古往今来的音乐杰作屡屡证明，音乐和艺术不仅仅是生活的消遣和装饰，而且在最严肃的意义上，是回答人生命题和探索世界本源的别样途径和特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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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喜欢逛书店的人而言，叙及访书经历，从城市和书店说起似乎妥帖些。客居牛津近一年，除却散落城中各处、风格不一的古老学院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外，谈及文化生活，牛津有三点令我颇感意外：其一，如此之多的图书馆。整个牛津共有九十六家图书馆。其中，六十九家隶属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Bodleian

Rushdie，又译作萨曼·拉什迪)生于一九四九年，自从在孟买接触到“猫王”、小理查德等人的根源摇滚乐起，到一九六一年抵达英国并接触到披头士、平克·弗洛伊德（Pink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八十八岁的太上皇帝弘历无疾而终。第一宠臣（内阁首辅兼首席军机大臣）和珅的好日子也随之走到尽头：先是被软禁于殡殿，然后有旨抄家逮治，以亲王、大学士领衔会审，并命各督抚将军作政治表态，赐令自缢。和珅的结局当会有明眼人早有预见，但怕是没有人能想到，其第一条罪状，竟与一枚如意相关。十五日，嘉庆帝宣布和珅二十条大罪：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清仁宗实录》卷三七，嘉庆四年正月甲戌）如果说和珅的其他罪名多为会审大员拟定，则这“大罪一”必由皇帝亲口说出。那是发生于三年前的一件真事，是储君与和珅之间的秘密，曾也是和中堂至为得意的政治投资，没想到翻成大罪之首。如意，是一个寓意美好的词汇，一个携带着希望、祝福与祈愿的吉词，武则天当政时曾以之为年号。本文主要指以此命名的一种制作精美、价值不菲的工艺品，乾隆间极为流行，大臣进贡，皇上赏赐，臣僚之间馈赠，下属孝敬上司，多以如意为首选。在宫中与官场需求的强劲刺激下，如意市场产销两旺，嵌珠镶金、紫檀镶玉、整玉全金者开始出现，花样翻新，价格奇昂。一部如意的专史，也早汇入华夏文化长河，由日用之物（痒痒挠）渐染富贵吉祥之义，附丽于威权与商机，流变为奢华夸饰和贿送之媒，实乃清王朝由盛而衰的一项物证。至于和珅向永琰暗中递上的那柄如意，当是精品中的精品，重要的却也不在材质价值，而是它所负载的象征与隐喻。一递过来一枚如意和珅向未来的皇帝递呈如意之举，发生在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二日，推测应是当天夜晚，地点则在圆明园。当年的木兰秋狝照例举行，圣驾五日前才由热河返回京师，未入紫禁城，直接住进了该园。八十五岁高龄的老皇帝精神矍铄，牵念亦多：苗疆的战争仍在艰难绞杀中，台湾天地会又聚众攻陷彰化和鹿仔港，闽浙洋面海盗猖獗，福建则发生了督抚藩臬全伙陷入的贪腐大案……最让弘历挂心的大事，还是皇位之授受。那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前夜。次日上午，乾隆帝将出御勤政亲贤殿，召见皇子皇孙与一众王公大臣，册立永琰为皇太子，宣布明年元旦举行禅让大典，为嘉庆元年。而就在当晚，皇十五子永琰还是一名普通皇子，此事还是皇朝的最高机密。乾隆帝选定继位者的密诏早已写就，安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无旨意谁也不敢开启；圣上属意永琰虽能见出一些苗头，但皇次孙定亲王绵恩也是坊间传闻的主要人选，一日不宣示储位于天下，则一日猜测不停。因为要拟写册立诏书、筹办相关仪注，乾隆帝在当天谕知阿桂、和珅、王杰等几位枢阁近臣，而想到跑去传递信息的，只有一个和珅。当日之具体情形，早已付诸烟尘。皇子皇孙在圆明园集中居住于勤政亲贤殿以东的“洞天深处”，称为“四所”，“东西二街，南北一街”，比邻而居，各有一帮子太监杂役。清朝律法严禁外臣与皇子私下交结，和珅怎样从军机处到的那里？怎样避开别的皇子及众多耳目？是一人独往还是带了随员？那柄如意什么材质？究竟藏在怀内还是袖中？现在均无从知晓了。所有这些难题，都难不住和大人。我们知道的是：他在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秘密会见了嘉亲王永琰，快速（或缓缓）地掣出一柄如意，郑重奉上。那一刻的和珅与永琰应无交谈，四目一对视，彼此点点头，也就你知我知了。和珅有更复杂的目的么？怕也没有，就一个报喜讯，表忠心。永琰则必然心情复杂：欣喜应是主要成分，毕竟多年期盼即成现实，脸上虽会尽量保持庄重平和，心中能不狂跳狂喜！然欣喜之后，当也浮想联翩：授受大事由这位名声不佳的仁兄潜地来告，父皇的钦定似乎变成了和珅的拥戴，本来的正大光明演为一路鬼祟，又让永琰心中愤懑。而和珅日后益加恃宠揽权，排斥正人，营私舞弊，皆让颙琰（永琰成为皇太子后，父皇所赐之名）默记在心。“不怕你现在闹得欢，就怕我将来拉清单”，起于草莽的清廷很喜欢抄家，每次抄检治罪必有清单。和珅生性有几分恃才轻妄，喜欢吹嘘卖弄，喜欢戏谑调侃，却把此一事深藏心底。未想到颙琰一旦亲政，即将此公诸天下，义正词严，定为大罪之第一款。嘉庆帝对和珅的深恶痛绝，三年禅让期间隐忍克制，主政后雷霆一击，我们已然很清楚。然和珅对嘉庆帝如何？他真的想要离间上皇与皇上，真的敢处处狙击、阻挠和挟制新帝吗？清代有不少笔记野史、今日有不少研究者皆如此论列，似乎训政期间和珅对子皇帝处处为难，甚至欲行颠覆。他会吗？他敢吗！和珅是怎样一个人？首先是绝顶聪明的人。靠侍奉乾隆帝起家的他，最不缺乏的能力，就是机警乖巧、察言观色、趋利避害。举行禅让大典后，太上皇仍是他的第一靠山，而如何与子皇帝搭上关系，取得其信任依赖，则关乎未来，是他新的首要课题。其实，这份功课，和珅早在禅让之前已认真做起。以如意为媒，传达皇位已定的信息，真是妥帖精妙，或只有和珅能想得出。而递过去一枚如意，不独传递了一个最高机密，同时也表达一份忠诚与投靠。至于数年后居然成为大罪，和珅也是始料不及。“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痴呆福，越糊突越有糊突富”，描述世事人情之颠倒错杂，是元曲中发出的人生喟叹。然聪明真的不宜绝顶，绝顶聪明翻会演为小聪明，本来的如意也将会变得不如意，此时此刻的和珅就是这样。二第一贡品与最高赐赏作为器物，如意为梵语“阿那律”的意译，即爪杖，以竹木制成，长三尺许，前端作手指形，用以搔抓脊背之痒，舒爽可如人意，因而得名。据说此物是随佛教的东渐入华的，亦有僧人讲法时记经文于柄上，于是又有了备忘和指划的功能。传衍后世，便有了角、骨、玉、铜等不同材质，有了石崇以铁如意击碎珊瑚的典故，也有了唐人李颀“指挥如意天花落”的诗句。这也是一个有名的历史故事，演绎南朝梁名将韦叡临阵以竹如意（一曰白角如意）从容指挥，大胜对手。弘历的如意诗曾不止一次提到李颀，很享受韦叡那不语而威、“指挥如意”的感觉，而不太理会原诗中浓浓的禅意，常也略去下句“坐卧闲房春草深”。草莱未开与崛起之初，满洲人是顾不上欣赏如意之类物件的。随着清廷统治者的汉化日深，族人开始用福禄寿喜等字命名，“如意”一词也渐渐进入视野，应用甚广，如金锞银锭、窗格围屏、衣饰巾帕，甚至糕点菜肴等常可见如意图案。康熙帝设馆延揽中西科技与绘画人才，题名曰“如意馆”。在皇太后六旬圣寿到来之前，皇四子胤禛受命准备进献的寿礼，列在礼单前面几项中，就有“御制万寿如意太平花一枝”。太平花产于京畿，紫禁城御花园养植数本，姿致淑婉，开放时洁白如雪。推测这枝御制太平花以白玉雕琢而成，约略可见玉如意的影子。乾隆帝曾说过，王公大臣等年节间呈进如意，是自雍正朝沿承下来的一个传统。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宫中进单》，可见广东官员于雍正十一年八月进奉“万福如意五尊”，材质为珊瑚、蜜蜡、鹤顶红等，同年还有礼部侍郎留保所进“天然如意一件”，大约树根竹根所制。宫中已可见如意流行，如郎世宁《平安春信图》，胤禛、弘历父子身后小桌上，就有一枚木根如意，灵芝首，曲柄，形制简约。雍正间宫廷绘制的《美人图》中，也有两幅出现如意，一插瓶中，一为女子手持，皆为木雕芝形——后世的嵌珠雕玉和穷极工巧，应还没有出现。雍正间宫廷绘制的《美人图·赏菊》中的如意弘历继位后，连颁两诏禁止大臣贡献，话语恳切，却也留了一个口子，那就是进呈父皇的可送来，以供奉大行皇帝几筵，进献自己的不可以。自古人情物理都难免有特殊性，可只要留下小小一个口子，就会被渐次扩大。臣下稍作观察，该送的依然送来，乾隆帝很快也就习惯了。后来又不断就进贡发出训示，尤其是在一些时间节点（如皇太后六十、七十岁寿诞，自己的四十、五十岁万寿节）重申严禁，作用都有限，禁者，进也，进贡之风在整个乾隆朝愈演愈烈。郎世宁绘《平安春信图》，胤禛、弘历父子身后小桌上陈设的如意如意是贡单上的常见物件，也是王公豪门和大臣之间互相馈送的大礼。但在继位后的较长时间内，乾隆帝并未对如意有特别的关注，《清高宗御制诗初集》未见有关如意的诗章，应是一个证明。“二集”中偶有题咏，也多是树根竹节之类，如《木如意》《木根如意》，并有“何须贵犀玉，雅足尚檀筠”的诗句。他也写过两首《玉如意》，但更多的为吟咏普通物件，重在其美好意蕴。直到二十四年平定回疆，和阗玉开始源源入京，内务府玉作琢制出各种器物与画屏，弘历颇多题咏。可所作如意诗仍是《天然树根如意》《竹根如意》《木根如意》之类。如作于二十九年甲申的《竹如意》，曾比较各类如意之材质，“木根太朴玉金奢，斟酌秾纤伴静嘉”，赞颂的是那份贞静嘉美。自三十二年元旦起，弘历开始在新岁第一天撰作如意诗，通常列于贺岁、开笔诗之后，几成定式。这年所作《题檀玉如意》，强调的却是竹的劲节与清操，“檀写渭川竹……恒留节负霜”。三十三年与三十五年元旦，乾隆帝所咏都是《木根如意》，那是乾清宫西暖阁所藏康熙帝遗物，“曾经皇祖手握”，故而一题再题，以示尊崇。与之同时，是如意制作的贵重和繁复趋向，大臣贡单中大多将如意列于首位，竹木易为紫檀，整玉或镶玉嵌珠者也较多出现。董建中教授对此做了系统研究，指出三十五年届乾隆帝六十大寿，云贵总督李侍尧的贡单即以“紫檀嵌珠万年如意一柄”打头。在皇上眼中，李侍尧被视为能臣，办贡亦常常得到谕旨夸奖，是以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进贡的方向。三十六年元旦，弘历的诗题为《咏白玉如意》。此年为圣母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福建布政使钱琦借母亲顾氏名义进贡，贡单上首列如意九件：九芝献瑞镶嵌金如意一柄华封三祝镶嵌金如意一柄海鹤蟠桃镶嵌金如意一柄万福来潮镶嵌金如意一柄云龙焕彩镶玉如意一柄凤凰来仪镶玉如意一柄万寿无疆镶金如意一柄万年寿菊金如意一柄万灵翔舞金如意一柄……钱琦出身翰林，以诗名，曾任巡台御史，在皇上那儿留有较好印象。但一个三品藩司本无进贡资格，却要借母亲之名奏请，所贡如意刻意命名，且一看即知贵重，真不知如何筹资备办？乾隆帝本已特批钱琦代母进贡，见所呈进者非金即玉，价值过昂，仅令收下几件丝织品，将如意等悉数退回，并加申饬。那时的大臣，在人品德性、办事能力上会有千差万别，对于领悟旨意几乎个个是天才，颇能读懂上谕的弦外之音。于是，申饬成了广而告之，心存几分真诚的钱琦成为马屁精仿效的榜样。今知云南布政使钱度也请求“代母恭进”，得到皇上俞允，“准留如意、藏香等五件，以备慈览”。一年后钱度贪污案发，刑部侍郎袁守侗赶往云南主持审讯，奏报中不免提及办贡之事，使圣上大为不快，降谕责问：“不知该侍郎等沾沾以此为首务，是诚何心？着袁守侗、彰宝、李湖，明白回奏。”（《清高宗实录》卷九〇七）办案者无法回避进贡与贪腐的联系，乾隆帝则是矢口否认，处置起来也是毫不留情，传谕对钱度严刑逼供，不久便将其在云南正法。当进贡成为一种特权、一份荣耀，成为热衷者百计营求的资格，而比拼争竞之下，必也成为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如意的材质越来越珍稀，制作越来越讲究，价格自然就会越来越昂贵。地方上已有了“如意银”一词，如江苏盐政织造衙门中购置如意的专项开支，即以这一名目，使用公帑。此事发生在南巡期间，数年后才暴露出来，乾隆帝闻之大怒，不禁严惩了涉案官员，还将那些赐予供奉盐商的荣衔统统撸掉。凡此插曲都不影响如意的声誉日隆，高官照送，皇上照收。没有资格进贡皇帝的，便进奉督抚等封疆大吏，逢年过节向上司敬奉如意成为一道风景线，武大员如将军、都统、提督等也是收礼大户。如意不独在宫中各殿堂随处陈设，遍布于圆明园、避暑山庄与离宫行宫，也出现在重要典礼仪式上，成为朝廷最贵重的赏赐之物。据《清高宗实录》，十一年三月，准噶尔使臣哈柳来贡，弘历出御紫光阁大幄次赐宴，“特赐玉如意一枝，谓哈柳曰：此名如意，乃克遂心愿之谓，特赐与尔新台吉者”。皇上见哈柳谦恭知礼，也赏给玉如意一枝。十五年三月，大学士张廷玉因年老致仕回籍，陛辞之际，乾隆帝“特加异数，以宠其行……赐给御制诗篇手书二卷，并御用冠服数珠如意诸物”。所赏这位三朝老臣的宫中如意，乃乾隆御用之物，更属于一种特别的宠遇。四十二年十二月，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进献佛像等物，皇上颁谕奖誉鼓励，“特赐玉如意一柄、珊瑚数珠一串、珐琅花瓶一对……”六世班禅来朝，御赐之物也是以玉如意为首。

《三国志》无地理志，而汉末魏晋之际豪强割据相争，郡县改隶无常，读史常惑于地名淆舛错讹。从前学者多于此用心考异，诸家之说可见卢弼《三国志集解》。至于《三国演义》，相关的问题更多。小说叙事历时百年，活动空间辗转当时的大半个中国，从东西两都到淮泗之滨，从江南泽国到陇右西戎之地，举凡政区、城邑、聚落、山川、关隘等地名，纰缪在在可见。之所以错三错四，大概有几方面原因，有些是史实依据本身不够详确，又往往取用隋唐以后出现的地名，当然也有张冠李戴之误。《三国演义》以小说讲史，地名不仅表示事件发生地点，亦涉及职官制度、政区地理和军事活动路线等等，不能仅视同文学手法。以下检讨若干地名地理问题，主要参核《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三国时期）等常见工具书和卢氏集解。

Ritter)自传体《一个青年物理学家的札记》（Fragments

陆小曼在北京就喜欢唱戏，来上海自从认识了翁瑞午而跟他学戏，因体弱多病多亏翁瑞午擅长推拿手到病除，又跟他吸上了鸦片，徐志摩为此仄逼无奈。这一段家庭隐私给小报《福尔摩斯》作了影绰可辨的色情渲染，致使陆徐等人将该报告上法庭而闹得满城风雨。这些事我们都知道，凡陆小曼传记也都讲到她唱戏，但本文根据当时上海的报纸，颇多有趣的细节。其实陆小曼演戏这件事远非这么简单。我以前已提到她力捧小兰芬含有戏剧改良的意涵，实即推动了女伶崛起的潮流。而她所参与的妇女慰劳会更涉及当时上海的政治舞台，其间的戏中戏、戏外戏牵动各界名流、文化势力、传媒与大众欲望，比起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三角恋爱”的小说段子实在要闹猛复杂得多。说来也是气数，起始于《思凡》和《汾河湾》，终于《玉堂春》，前后五个月陆小曼一塌刮子串了五场戏，灵光一现就此告别了舞台。算不上退出历史舞台，但从此这位名震南北的“交际明星”几乎在交际场中销声匿迹。

“平心”，在创作的过程中，不将作品视为己有。在寂静、黑夜、专注中创作。

临海的山水是因刘宋时代谢灵运的寻访和题咏而出名。当然，并不是说在这之前临海就没有好山水，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已。山水也需要人赏识，而欣赏山水景色，则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食不果腹的初民，忙于向大自然索取基本的生活资料，还不懂得欣赏自然美，必须等到生活条件和文化修养都达到一定的水平，人才能懂得欣赏美景。所以中国的山水诗、风景画，直到中古时代才发展起来，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审美自觉的表现。可见自然美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客体，它掺合着欣赏者的主体成分，是主客观结合的产物。谢灵运《谢康乐集》，寿考堂藏板既然自然美本身就有主观的成分，那么，描写自然美的山水诗，更不可能是纯客观的临摹，而总是反映了时代的境遇和诗人的情怀。其实，对于临海一带山水的欣赏，并不自谢灵运开始，东晋文人孙绰就写过一篇《游天台山赋》，甚有影响。孙绰是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游天台山赋》亦语多玄意，但对天台山的险峻壮丽之奇境，却描写得很有特色。大概是受到孙绰词赋的感染，同时也听到人们口耳相传的赞美声，山水诗人谢灵运早就对临海一带的风景甚为向往，只是没有游览的机会罢了。后来被任命为永嘉（温州）太守，正好借此机会，到临海一游。从谢灵运的居留地始宁（上虞）到永嘉，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由曹娥江出海，走水路；一是从剡县（嵊县）入山，走陆路。水路坐船当然舒服些，但看不到山景，非其所愿。谢灵运决定走陆路。但当时陆路并不畅达，交通甚为不便，有些山路是羊肠小道，有些地方根本还没有路。谢灵运既有游山之志，自然不畏艰险，他带了数百僮仆，浩浩荡荡，出剡县，过关岭，越天台，沿始丰溪向临海进发。为了观赏佳景，他命仆从伐木开路，专从险峻处行走，有时游得兴起，还要举火夜行。一时火光冲天，人声鼎沸，闹出很大的动静。临海太守以为是山贼来了，赶快派兵出剿，待到走得近了，才知道是永嘉太守游山。这是天下少有的“豪游”，传为千古佳话。据说，谢灵运还邀请临海太守同游，但临海太守未敢答应。这也无足怪，谢灵运是东晋车骑将军谢玄的孙子，出身豪族，自可做些出格之举，一般小官何能附庸！谢灵运游临海，有诗记其事，题为《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凡四首：杪秋寻远山，山远行不近。与子别山阿，含酸赴山畛。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顾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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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1980)，出版于二〇〇四年，内容是图雷克给美国电视台拍的节目，包括访谈和演奏。老太太是美国人，但定居英国多年，回美国是小小“海归”一下，开开音乐会而已。

Mistral），是他对法国女朋友的爱称。他在征得了第一家莎士比亚书店创始人西尔维娅·毕奇小姐的同意后，于一九六四年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之际，将这家书店更名为“莎士比亚书店”。

问题不仅在于作为文学教师的特里林在回避现代文学，而且身为批评家的特里林也对现代文学有所怀疑。《特里林为什么重要》（Why

妙于此者，量茶受汤，调如融胶。环注盏畔，勿使侵茶。势不欲猛，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筅重，指遶腕旋，上下透彻，如酵糵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则茶面根本立矣。

于是我们看到，在位的明仁天皇，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关于虾虎鱼科类的肩胛骨》。明仁天皇是虾虎鱼研究方面的世界级权威。这位天皇的学术底气来自哪里？当然是来自于初代的神武天皇——大海之子。

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王政复辟之后，皇室决定的建筑计划多有改变，并改换皇家检测官员，目的都在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韦布满以为凭他的忠诚和他作为琼斯的继承人，检测员的官位非他莫属，但查理二世却委派了诗人约翰·邓韩爵士（Sir

依笔者看来，除宝玉外，《红楼梦》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这样几个：凤姐、平儿、探春、迎春、宝钗。说他们这几个最重要，是从“文化命运的体现者”这个角度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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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起食物，放入口中。这一夹一放，箸又成了道具。人的理智将木棒打造成道具，与人的理智将豆腐打造成食物，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问题是如何使箸在夹豆腐的时候，豆腐不破碎，这就是艺术了。道具又成了艺术。

“王冕之死”极具争议，难下定论，大略言之，古今史籍不外归诸两大原因，也都各拥文献证据：其一突然暴毙，其二遇难而死。另有若明末散文家张岱溢出历史的神仙说（张岱纂《越中三不朽图赞》），则不予论列。

二〇〇八年，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里，言及中国的老舍，以为他与莎士比亚一样伟大，是“替那些无权说话的人说话”的人。如果他活在世上，也许会同意这个看法。究其一生，也确是这样的人物。

鸦片战争的战败，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对于这场战争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作者没有再全面叙述战争的场面和过程，而是通过几个细节，揭示了清军必败的原因。第四章第四节“浙东的‘大反攻’”写道：

curiouser!就如同在煞有介事地围观“皇帝的新衣”的现场，忽然放一串哗亮的笑声，天真无邪——没有政治，没有现实，也没有血泪控诉，只一瞬间幻化出一个童话世界，安慰人间的悲苦或戏谑它的荒诞。

陆谷孙：我会花三个礼拜讲那个散文的特点是怎么形成的，讲流变。从古希腊的对话录开始，到古罗马的修辞、演说，一路发展下来，到法国的蒙田，然后从法国移到英国，讲培根，也讲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we）的反恐战争，而是更深意义上的既有矛盾又有一致的关系。从表面上来看，前者代表了野蛮入侵文明，后者是文明在惩戒野蛮。然而，如果韦伯在世，他会认为两者都体现了极端的“心志伦理”。

尽管张道藩的女儿童言无忌，茅盾自己也认为小孩子说到了点子上，可事实上不仅茅盾如此，其他的人呢，情形各不相同而已。论人论事，不能凭想象，想象是另外一回事。

而于我，由于多年受到科学方法论教育，尤其是受到数学基础学科教育，一遇到问题，第一步就想捋出一个脉络，找到一个逻辑链条，再一步步推衍下去。但是将此种思维方式运用到数术之中，就会遇到许多麻烦。

3061??有办法！否则，我宁愿把本书的末一章除去，把前三章尽量扩充，而把书名改称为《中国地理图籍史》，或是《中国地图地志史》。”王庸说得很明白，他是勉强使用《中国地理学史》这个书名的。

一九七六年，梁漱溟高寿八十三岁。大概在他看来，这个年龄该是重睹旧物、归纳一生的时候了。于是，他以翻阅旧札的工作而开始了暮年的怀旧之旅。因而，他也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份特殊礼物—“梁漱溟批注友人来信”。

或者，他们用“夏凉冬暖”这四个字，组合成茶道的精髓，将自己装扮成精神拿破仑。因为这四个字就是日本茶道大师千利休“茶道七法”中的二法。夏凉和冬暖何以成了一种喝茶的精神？西方人恐怕难以明白。

崇祯皇帝明白了真相，下达圣旨：“书生结社，不过倡率文教，无他罪，置勿问。”御史金毓峒、给事中姜埰陆续为复社昭雪，崇祯皇帝再次下达圣旨：“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复社一案准注销。”

清朝堂子里的木杆，并不是殷商时代的龟甲，通常并不用木杆的裂纹来占吉凶，这个故事大概是后人的想象。这不奇怪，历史只要一翻过当下这一页，后人的解释就从时间的后门溜进去，把历史变成记忆，再把记忆变成想象。

所以，以长安代指许昌，未尝不是滥用转喻之例。如果是从许昌出发，所谓“西北进发”就对了。说来，《平话》倒也不见得总是搞不清地理方位，如写刘备离开官渡去荆州投靠刘表，就说“往西南上便走”。方向完全对路。

“诚实！诚实！谁听说过洗碗工是诚实的人？我的朋友—”他一把抓住我的衣服翻领，非常恳切地说，“我的朋友，你已经在酒店干了一天活，看到了那儿是怎么回事。你觉得洗碗工有多少荣誉感可讲吗？”

我还有一千八百封信要回。要浪费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墨水，给一个在空间上距离我两千英里、时间上距离三星期的人写信。早在你接到这封信之前，你已经不是原先那个人了，而我也把你忘得一干二净。这就是通信的毛病。

执剑人，狭义指《三体》中地球文明对三体文明进行黑暗森林威慑的最终执行人，泛指带剑而行之人。如果没有刘慈欣的小说，提到执剑人，脑海中浮现而出的，一定是豪侠任性的李白或飞升竹林的侠士吧？

Brockes，1680-1747）等人的脚本（包括上文中提到的咏叹调），也有部分直接用圣经中的《约翰福音》，还有一些为路德所作。巴赫对歌词的选择很精心，可见这些大胆的写法，都是他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