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粹·明中叶米银双元核算下省级粮料再分派探析申斌（5—17）知识、册籍、组织：19世纪60年代苏南田赋征收体系的重建赵思渊（18—31）清代思想史上的私有产权议题：以限田论争为切入点赖骏楠（32—48）·金融史研究·宋明时期货币分区流通的形成与运行机制比较——以四川、北边为例邱永志、严诗威（49—66）近代天津拨码制度研究荣晓峰（67—85）金融渗透与国家能力：北海银行的经验魏建（86—100）·专题论文·明中叶闽中官征盐策略及其演变叶锦花（101—112）清代两浙盐区帑盐制的生财模式和利润流向李幸（113—122）近代小型商号低成本服务的商业模式——以赣州义和祥为中心王国晋（123—140）近代东北地区镇级市场中定期市与常市的分布及其影响王大任（141—152）新中国初期代耕制度与农民负担研究——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吴明晏（153—166）经济体制转型中的小三线企业与原建设地区关系演变——以安徽为例张胜（167—180）·经济史名家·傅筑夫对经济史学科的探索及其独特贡献赵德馨（181—188）·学术动态·首届“中国经济史研究：前沿与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李一苇、沈博（189—190）博士论文简介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建设与财政运转李叶鹏（封二）西北实业公司治理结构研究（1933—1949）段志鹏（封三）书讯(152)（192）================================主编：魏众

jjsbjb@126.com，投稿将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择期刊出。）

作者：张林鹏当前中国经济史学界对于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研究有增温的趋势，但还是偏弱，科技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短板。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史的角度加强对科技史，也就是生产力发展变化的研究。关注“政府行为”是目前进行生产力研究的焦点之一。由于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大国，政府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运行中究竟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有效边界到底在哪里，历史能够提供哪些经验教训，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认真总结的。政府的科技政策又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关键部分，作为赶超型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后，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新时代、新阶段产业优化升级的主要动力。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科技和产业正在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许多科技成果和技术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创新。从中国的科技投入、研发投入比重与发达国家的比较来看，按研发总量投入算，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中国专利申请也位于世界前列。但是，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政府下一步怎么做？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本研究聚焦于中国政府在国家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和历史经验。但是，如果只是就政府作用讲政府作用，没有说服力也说不清楚，况且，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也存在“失灵”甚至“失误”，因此本研究集中于改革开放前后的四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编制及其实施情况。论文选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八年规划》），同时选取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规划》）和《1963—1972年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简称《十年规划》），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1986—2000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十五年规划》）作为辅助研究对象。本研究的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分期、国内外研究状况、创新和不足之处等做了概述。第二章对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中国政府组织编制科技规划及其实施情况进行了详尽分析，旨在说明当代中国本质上是连续的，具有深刻的延续性，不应被割裂开。科技规划工作也是如此。《八年规划》承接《十年规划》而来，又和《十二年规划》密切相关。第三章对《八年规划》编制前后国内外科学技术发展状况进行横向比较，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也就是《八年规划》编制前后的世界科技，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同一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从恢复到发展接近30年，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和世界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相比较，还处于非常落后的地位，因此，新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必须继续“赶超”。论文的第四章是核心章节，基于前两章的历史铺垫及国内外科技发展比较，当我们再考察《八年规划》的编制、实施和调整时，《八年规划》的“特殊性”“过渡性”“典型性”等特点就较为清晰了。第五章以“四个规划”的文本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四个规划”的决策、制定及实施主体、“四个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四个规划”的共性特征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中国科学技术规划体系在发展完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传承性、赶超性和特殊性等中国特色。论文认为应正确认识中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以及结论中。从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来讲，相比较其他几个科技规划，《八年规划》是当代中国科技规划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例，它是唯一编制在改革开放前，实施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科技规划，因此本身具有“过渡性”。它需要完成比其他几个规划更重要的历史使命。从理论和方法上来讲，尤其对于跨学科研究来说，一方面要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和学习自然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在研究的过程中，从经济史、科技史两个学科的视角，更进一步发现问题。科技与经济趋于融合发展是必然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两个学科深度融合也是探索跨学科发展最好归途。本研究的结论是：《八年规划》作为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理应在当代中国科技史上乃至中国科技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这个时期，因为种种原因致使《八年规划》不管是编制还是实施，效果确实不够好，以至于与《十二年规划》和《十年规划》相比较，它的成效逊色了很多，致使研究者对《八年规划》的关注不高。但是，从世界科技发展形势和中国国内大环境来看，党和政府在编制和实施《八年规划》下的功夫更大，努力也更多，当然，思想上的束缚和人力资源的短缺也更甚。回过头再看，作为改革开放前夕制定的带有科技发展过渡性质的规划，《八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基本顺应时代需求，符合中国科技发展总体要求。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党和政府对《八年规划》做了适时调整。可见，党和政府一直是科技事业发展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即便在特殊历史时期，也能使中国科技事业平稳安全地按照原定计划（规划）向前发展。总的来讲，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正面作用是占主要方面的。本文为博士学位论文简介，2019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答辩，指导教师为武力研究员。作者现就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征集与鉴定部。联系方式：510296894@qq.com。（博士论文简介投稿请直接发送到我刊编辑部邮箱

作者：胡铁球，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顾晓晓，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18级硕士研究生。内容提要：依据《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中民塘登载方式的不同，可将民塘分为“有固定业户的民塘”“无固定业户的民塘”“分塘底塘面业户的民塘”三大类型。“有固定业户的民塘”的突出特征是在“业户名”一栏下登载各业户户名，塘税由这些业户独自承担，民塘可单独交易，可蓄养水产。“无固定业户的民塘”的突出特征是在“业户名”一栏下登载“各田拍乞（讫）”等词语，业户只拥有灌溉权，无蓄养水产权，民塘自身不能独立交易，各业户分拍的塘亩必须“随田交易”，且塘税按各业户分拍的塘亩交纳。“分塘底塘面业户的民塘”的突出特征是在“业户名”一栏下分塘底、塘面两列登载，其中“塘底业户”的性质与第一种民塘类型相同，而“塘面业户”的性质与第二种民塘类型相同。从塘亩纳税额来看，政府将塘定为一种土地类型，主要目的不在于征税，而在于保证田的灌溉以及水利设施的有序维护。民塘被视为田的附属，是保证田赋顺利收取的前提条件与基础。

兔年大吉·经济史青年学术研讨会选粹·户籍、地籍与明清以来的山场确权——以东南山区为中心杜正贞（5—15）制度更革、绅商新兴与技术迭代——晚清变局中的湘江下游民船航运业陈瑶（16—31）“爪牙”亦“商贾”：晚清巴县财政运作中的书吏债务阚绪强（32—50）·产权与经济史研究·分家不析产：清代分家书中的商人分家陈月圆（51—63）晚清兰溪民塘类型与交易方式——以《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为中心胡铁球、顾晓晓（64—85）·专题论文·比例、定额与实支：唐代州县官员俸料分配探析吴姚函（86—103）清代孔府差徭优免与央地纠葛蒲凤莲、吴佩林（104—116）唐继尧时期云南省政府内债考毕学进、马金华（117—137）新中国银企关系变迁探析（1949—2021）韩晓璇、兰日旭、吴轩（138—150）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探索——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企业改革思想张琦（151—167）·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学构建：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经济学社的探索程霖、谢瑶（168—188）《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总目录（189—192）·博士论文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研究——以《1978—1985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为核心的考察张林鹏（封二）清代北方农牧交错带研究崔思朋（封三）书讯（63）（103）（137）（188）====================================主编：魏众

在此基础上，本文继续从上海租界内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发展与沿浦新生滩地进入租界内外土地市场两个角度，讨论占有权制度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两宋在我国货币史尤其纸币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整体上看，宋代货币种类繁杂、制度多变。

作者：张文：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宋小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博物馆（会计文化研究中心）馆长。内容提要：自开埠以来，外资公司大量涌入中国。以外商银行会计的中国本土化调适为开端，一场复杂的会计文化互动拉开帷幕。其中，汇丰银行以“账略”形式面向公众披露会计信息的整个发展及演变的过程非常具有代表性，即最初以“存”和“欠”来表现资产负债表内容，后来转变为以四柱结算法来表现公司的财务成果及现金流动，其间经历了复杂的观念调整和形式演变，此过程不仅体现了外资银行学习、理解和吸纳中式簿记方法与观念的特点，也体现了会计作为一种商业语言所必须具备的环境适应性的特点。账略作为一种近代会计的过渡形态，具有显著的东西文化融合的特征，探究账略的发展过程可以揭示近代在华外资银行会计信息披露的本土化历程。

作者：刘婷玉，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内容提要：胡椒作为海外贸易商品输入中国历史悠久，但真正使其改变了奢侈品身份，成为“百姓生活日用之物”却是在明代。本文主要讨论胡椒在有明一代海内外贸易经历的由朝贡向私人海外贸易转变的历程。明初在实物财政秩序框架下，将胡椒作为重要的财政支付手段，从明初开始以胡椒折俸支付两京官员和卫所军士，形成了一个深度、广度都超越前代的胡椒消费市场。这一市场的形成使两广沿海官员对胡椒之利倚赖甚重，促使其采取更为宽松的对待海外贸易的态度。而各级官员权贵对胡椒私贩成风，更是助长了明中后期以胡椒为大宗商品的私人海外贸易的兴盛。【长按以下二维码阅读全文】

作者：刘雅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内容提要：城市财政的形成是近代城市史、财政史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透过清末民初上海县城的案例，试图解释城市财政形成的动力机制并分析其收支结构。研究发现，上海县城城市财政形成的动力机制在于：首先，清末上海县城在商业活跃、人口激增的情况下，城市人居环境日益恶化，传统县城基础设施亟待改善，而城市管理制度与经费相对缺失，促使制度需求的出现。其次，地方的公益善举传统与精英势力崛起并广泛参与地方事务，以及官办市政雏形的出现等因素构成了上海县城自身的优势。此外，新政改革为城市财政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清末民初上海县城城市财政由市政机构作为征税主体，财政收入主要有城市捐税与规费收入、公产收入、债务收入等，支出则由公共事务性支出、行政性支出、债务支出等几方面构成。积极有效的财政运作是上海县城自治市政成功的基础，也为重新审视与评价近代地方财政制度变革提供了新的角度。

作者：郑榕，闽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院副教授。内容提要：明代福建屯军整合制度与社会资源，完成了家族化与地方化。其间附籍州县，置民田，建构家族组织以运营军、民户头和屯田民产，成为横跨军、民两籍的跨籍宗族。顶屯、拓屯政策与屯、民田科则差异，是屯军家族土地经营的重要依凭。科则差异与家族内部屯民田的混合经营，不但使得屯田民佃有利可图，亦使屯军家族实现制度套利成为可能。屯田民佃过程中，民户顶充军户的现象使得军户身份呈现出模糊性。

作者：邵钢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内容提要：由于杭州湾南岸曹娥江河口沙洲的不稳定性，位于曹娥江河口东岸的绍兴沥海、上虞雀嘴两地因沙洲渔业资源时起冲突，1947年发生渔民斗殴杀人事件，更是反映了近代近海湾区的渔业治理难题。事件中包括乡长谈判被勒、媒体推动舆潮、渔会呈文请愿、旅外同乡会施压等，士绅、县参议会、县政府、区专署、省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体现了政府权力、风俗习惯与司法决策在解决双方冲突中的不同作用。由渔民越界纠纷而引发的近海湾区冲突展现了河口渔民生存实态，以及地方政治精英协调渔业捕捞秩序、涉事各方逐步确立并完善非正式制度的实现路径。重要的是，对绍上湾区冲突历史的考察不仅呈现了公共资源的治理问题的复杂性，更提示我们注意中国社会渔业资源治理难题背后的历史原因。

作者：陈瑶，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内容提要：湖南传统民船同业团体的近代转型，主要发生在全面抗战及战后复员时期。湖南民船航运业长期以流动难羁的船帮组织为同业团体形态，战前开始出现依法成立或改组的船商公会和船员工会。抗战期间，身处前线的民船同业团体，在其他交通路线和运输工具破坏殆尽的情况下，积极组建同业工会、保甲组织或同乡会，配合政府统制政策，完成对前线兵力和物资的运输周转，获得政府认可，成为合法社会组织。战后，湖南湘潭船主在船商公会与船员工会竞争中，选择以工人身份加入船员工会。战争给民船同业团体和船民带来组织和身份上的重大转变，长期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船帮会立案为同业工会；以往被看作江湖匪盗的船民群体，成为支援抗战及复员运输的内河船运工人。抗日战争对于同业团体的组织性质和底层民众的身份认同影响深远。

作者：张忠民，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讲座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内容提要：前近代中国合伙企业组织的产权制度特征，学界尚无总括性、理论性的论述。本文尝试性地归纳其特征为：合伙企业资本有正本、副本、附本、客本等称谓，内涵各异，其实质似同于现代企业股本和企业准备金等组合；借本和领本于合伙企业的地位最易混淆，前者为债权，后者为委托代理经营；合伙企业的股份指向有以资本为标的和以收益为标的两种方式，后者为传统合伙特色，有其合理性；合伙企业的产权之变更与转让已形成普遍规则，且涵盖了无形资产的产权。另外，前近代中国的合伙企业是否具有法人地位、是否存在有限责任的问题，颇具争议性，本文亦作出自己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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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内容提要：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清代的漕运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折征折解与采买海运逐渐取代本色河运之经制，成为晚清漕运的主流。这一变革，既有战争情势与运道梗阻背景下被动应变的一面，也有督抚等基于嘉道以来的漕务积弊与变革尝试，主动求变、维持变局的一面。在漕粮折征逐渐制度化、海运统一于上海放洋的制度框架下，集中于米粮贸易中心采办漕粮成为可能。丰泰栈的故事，显示出江苏州县漕粮的运沪交兑，是借助此类商号的代购与包运完成的，此为当日漕粮市场化之一例。甲午、辛丑之间，南漕全行改折被视作财政困境下的筹款方策，成为重要的变法议题。但中枢仅允许折解部分漕粮，用以外债、赔款等急需，而始终坚持以每岁100万石的南漕起运为底线。他们认为，京师的粮食供应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而应有最低限度的贡赋来保障。

作者：刘光临，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关棨匀，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内容提要：宋朝率先以间接税作为国家财政体制的基础，是世界史上第一个可持续的税收国家，祛除了对劳役制和土地税的依赖，这种新型的财政体制来源于安史之乱以后战争市场化与经济货币化两种趋势的高度结合。本文借用熊彼特税收国家的概念，详论宋朝三百多年中如何完成从税收国家向财政国家的过渡。一国军事动员的货币化对整个国家根本模式的形成有着决定性影响，而由此引发的持久深入的财政危机则直接孕育了发达的榷卖制度和公共金融工具等制度创新。宋朝模式的最大意义在于国家可以通过有效率的税收制度和复杂的信用工具从市场扩张中汲取财政资源，由是中央政府视经济发展为急务，采用刺激市场扩张和城市消费等经济政策，堪称早期现代国家的成功典范。

作者：岸本美绪，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研究员。内容提要：宋代以来的中国，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相比，可说是相当自由的契约社会。国家基本上承认“自愿非逼”的契约之效力。但经济上的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契约，有时会带来实质上的不公平。明清国家是如何对待这种契约不公平问题的？本文以“绝卖的土地可否回赎”这一问题为中心，通过明清国家允许当事者回赎绝产的若干事例，来探讨当时为政者在解决此类问题时所依据的逻辑。本文第一部分以乾隆五十一年（1786）灾后土地原价回赎政策为对象，较详细地分析皇帝、官员对此问题的思考理路；第二部分概观清朝中、后期灾后赎地政策的若干尝试，讨论中央以及省级政府处理灾民因窘迫而卖地问题的办法与其面临的困难；第三部分分析了在州县层次的审判中，官员对要求回赎绝产的诉讼所做出的判断与其逻辑。

作者：彭凯翔，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国家能力对经济的作用反映在国家的不同角色里，在比较视野下，国家能力概念为理解明清经济变迁提供了学术可能。明清时期国家的财政有保守的一面，但并非其提供国内公共产品的主要约束；明清中国的经济制度未必是资本主义式的，但在保护产权、促进金融增长等方面也有值得重视的机制；它在政策上的合理性需要具体而论，但很难说是为特定理念所主导；它的向下渗透与社会的组织过程是相互强化的，形成了能与斯密增长相容的社会权力结构。因此，很难说国家能力构成了明清中国未发生现代增长或熊彼特增长的内部原因，但它所依赖的方式很可能对近代中国的发展路径有深远影响。

作者：庞浩，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徐之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管汉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长聘）。内容提要：本文从县志中搜集整理了千余县土改前后地权分配的数据，并从多个维度（基尼系数、第一泰尔指数、地主富农占地百分比和不平等指数）测度了土改前后地权分配的不平等状况。根据县志数据，全国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的人口占比分别为4.95%、3.68%、34.7%和48.56%。文章首先计算了县级层面的地权分配不平等程度，然后将衡量县级地权分配不平等的各项指标加总到省、地区及全国层面，最后进行区域之间的对比和土改前后的对比。研究表明，土地改革极大地降低了我国地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从县级层面来看，土改前，样本中地权分配基尼系数大于0.4的县数占55.77%；土改后，样本中基尼系数小于0.2的县数占91.35%。从全国层面来看，土改前，地权分配不平等程度较高，基尼系数均值为0.47，第一泰尔指数均值为0.59，不平等指数为0.53，地主富农占地42.8%，各地区和省的不平等程度差异较大，其中地权分配最集中的地区是东北和西南地区，最分散的是西北地区；土改后，各地区和各省的地权基本实现平均分配，全国基尼系数均值为0.10，第一泰尔指数均值为0.05，地主富农占地百分比之和为10.73%。文末利用其他官方统计数据计算出的地权分配基尼系数与本文基于县志数据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证实了县志数据的可信度，而县志数据更加系统，这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微观基础。

作者：李义琼，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内容提要：清代的城隍信仰实现了高度组织化，江南各地的城隍信众普遍以董事组织和城隍会的方式开展活动。前者主要负责庙宇的修造和维护，后者主要参与城隍祭祀仪式各环节，它们共同将城市信仰活动与城市社会、城市经济紧密关联在一起。这些有组织化的信仰活动，具体表现为置办祭产，组织信众，分班轮值，修建并维护庙宇，丰富城隍祭祀各环节，为官府、宗族、盐商和普通民众等提供交流活动空间，促进了清代城市社会的发展。城隍会会产的置办，带有浓厚的经济性，不仅有田、地、店铺等多种形式，而且多置办于城市交通便利、商业繁荣的区域，还具有可生息、可继承、可典卖或买卖的特点。总之，清代城隍信仰组织深度参与了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了解传统中国城市社会经济运作的重要窗口。

作者：申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内容提要：明初，由于存在大量合法却不可核算、储存的劳役征调，故在集权架构之下，法定财政管理呈现出分散运作的特点，法定与法外征调界线模糊。随着白银成为财政运作的主要手段，不可核算的征调变得可以核算，州县官府形成了不为上级掌握的财赋储备和收支信息。法定财政核算信息在州县与上级官府间出现不对称。16世纪前期抚按等因应于省级财政职责增强的现实，编制覆盖全省、带有固定化倾向的财政计划（赋役经制册籍，后定型为赋役全书），采取类似预算管理的方式来规范财政收支，强化省内财政集中管理。法定财政核算信息的不对称从州县与上级官府之间转移到省级官府与户部等中央衙门之间。明末，户部试图通过掌握赋役全书来了解在外官府收支信息以筹饷，但未成功。清初，户部通过监督各省纂修赋役全书重建全国财政体系，将各地法定赋役收支纳入中央集权控制之下。作为财政集中管理的工具，赋役全书的服务对象从省级官府变为中央（户部）。这消除了法定财政核算信息在官府各层级间的信息不对称，为清朝法定财政管理的全面中央集权奠定了预算基础，并在扩大中央掌控财政规模的同时明确了合法和非法征收的边界。这也是国家财政治理焦点从临民向治官转移的集中体现，折射出明清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也提示我们对国家能力的理解要结合具体时空脉络和社会环境。

作者：和文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内容提要：本文从国家权力正当性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出发，重新评价清代中国1684年至1911年间国家能力的发展与局限。国家能力具有对外战争和国内治理两个不同维度，二者与国家权力正当性都有密切的关联，但对财政动员能力有不同的要求。清代国家权力正当性主要体现在对民生福祉等公共利益的维护，国家与社会在此平台上良性互动，一方面地方参与公共物品提供，另一方面，清政府负责地方社会难以承担的大型公共设施。在国内治理方面，清政府看似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在实际运作时也有包括挪移在内的各种方法，减轻了僵化财政体制对国内治理的负面影响，在跨地区的大型公共物品提供方面有较强的直接国家能力。清政府以国内治理为主的直接国家能力和依靠动员地方社会参与国内治理的间接国家能力，在太平天国运动后都得到进一步发展。但19世纪后期，督抚的“移缓救急”成为支撑户部指拨财政顺利运行的核心要素，一方面使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管理政府资金，另一方面又能应付国内治理和军费调集时的紧急需要，从而形成巨大的制度惯性，阻碍了晚清中国向现代财政国家制度的转变，这是清代国家能力在19世纪后期发展的重大缺陷，在19世纪末列强争霸的国际形势下最终导致清朝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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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对象：中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中青年学者、博士后和高年级博士生；从事历史学研究且对GIS与经济史的结合有浓厚兴趣。本暑期班不对招募对象的GIS基础有任何要求，欢迎有志于从零基础学起的研究者申请。

杨际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内容提要：学者普遍认为，自明中叶以后，永佃权和“一田两主”开始流行于东南地区，至清代和民国时期已蔓延全国。就当时所见资料而言，此论无疑言之成理。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十六国至唐代吐鲁番出土租佃契约文书的陆续刊布，以上结论就要修正。笔者发现，中唐《乾元二年（759）或上元二年（761）朱进明转租田土契》就是现存最早的“一田二主”租佃契实例。后周广顺三年(952)，诏罢户部营田务时，首次从法律层面正式承认户部营田务原佃户对其所营田的永佃权。唐、五代“一田二主”与“永佃权”实例的出现，并非纯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背景，亦是其时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租佃制度与契约租佃制度长足发展的结果和标志之一。（图片来源于网络，若涉嫌侵权，请与我刊联系。）阅读全文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