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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湛：《邢州金石录·后赵张宾墓碑》，新浪博客[2011-12-20]，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71eb9b0100ykki.html。[14]

史念海先生诞辰110周年史念海先生（1912—2001），山西平陆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生前曾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唐史研究所所长、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等职，曾任《历史地理》副主编、顾问。为缅怀史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本刊的贡献，表达对先生的崇高敬意，本刊公众号陆续推出先生在《历史地理》上发表的文章，谨此纪念。史念海先生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史念海（原载于《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远古时期，先民从事生产劳动，无远弗届。现在各省区中无不有其踪迹的发现。先民所至之地，皆能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并进而加以利用和改造。在这样的基础上促成文化的发展，形成各地的特色。当前考古工作者经过发掘和研究，陆续发现若干独具特色的文化，显示先民卓越的成就，不过其中一些文化所涉及的地区不甚广泛，前后绵延也并非很久。求其地区广泛，历时久远，且能与文献记载的史迹相衔接，则当首推黄河流域。人们经常提到：黄河流域为中华文化的摇篮，不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黄河流域远古时期文化最为发达？可能有不少的原因。兹篇试就地理的因素，加以探讨。当世方家，希有以教之。一、远古时期的黄河流域及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黄河为我国大川，与长江并列。今黄河由青海发源，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诸省区，而至山东垦利县入海。黄河曾经频繁改道，远古时期并不和现在完全相同。至少是下游和现在有很大的差异。黄河全流始见于史册记载，为时并非很早，大抵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篇》所载都较为详备。对于两书中所载黄河下游流经的地区，学者间历来都有过不同意见，迄今犹有争论。这里无暇细究其间的是非曲直，不过那时黄河下游流经现在的河北省而至天津市以南入于渤海，大致是没有什么不同意见的。春秋战国时期有关黄河全流的记载，上距人类最初从事生产活动的时期实相当悬远。其间黄河下游的流向依然是难于判断清楚。不过河北平原早己成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天津市郊和山东滨县都已有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发现就可作为证明。固然海岸线时有伸缩，彼此的相差究竟还不至于过分悬殊。黄河既以频繁改道闻名，是不是在这一段时期内有过改道？汉时的记载说是“商竭周移”[1]。这是说殷商时没有发生过改道的事故。周时却难免发生过。具体说来，就是周定王五年有过一次。周定王五年为公元前602年，己进入春秋时期。鲁史《春秋》记载详备，水旱天灾皆无遗漏，奈何黄河改道独不见于记载，可能所说不是事实。这还是一宗疑案，只可存而不论。商周以前就更无史籍可征了。秦汉以前，黄河的名称只是河水。以黄河相称，始见于西汉初年[2]。这是因为河水中挟带的泥沙过多，使水流显出黄色的缘故。在此以前，河水中虽也挟带泥沙，比例可能较小，所以春秋时人说河水，只提到它不是清的[3]，战国时人说河水，也只是说它是浑浊的[4]。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黄河流域植被不断受到破坏的必然结果。黄河流经黄土高原，黄土组织疏松，容易受到侵蚀，泥沙自然随水流下。春秋时由于植被丰富，黄河流域绝大部分地区都受到覆盖，侵蚀不甚显著，所以河水虽含有泥沙，为量甚小，河水只显出不清。也由于植被逐渐破坏，河水中所含的泥沙量相应地增加，因而就由不清变为浑浊，又由浑浊变为黄色。西汉时的记载，说是黄河的一石水而六斗泥[5]，含沙量就相当大了。河水中所含泥沙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沉淀到下游的河床，河床不断增高，就容易导致黄河的泛滥，甚至发生改道的事故。由春秋战国往前推溯，时期愈早，植被的破坏愈少，河水中所含的泥沙量就更少。前面提到汉时的记载，说是殷商时只有“河竭”，甚至连泛滥都没有言及，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样的推测还可以再往上溯。这不是说在那几千年中，黄河就没有决口、泛滥和改道诸种事故，至少也应该是不象后世那样的频繁。这里还可以顺便涉及那时黄河下游河床的宽度。有人认为黄河下游，特别是现在河北省境内一些河段是漫流的。理由是那些地方很少发现过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这样的说法不合乎水性，因而是无根据的。咸丰五年（1855年)，河决兰阳铜瓦厢，很快就冲成一条新河道。抗日战争时，河决郑州花园口，也没有漫流多久。这是无可争论的事实。为什么在远古时期，河水竟然能够长期漫流下去？那些迄今未曾发现过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地区，到春秋战国时已经有了不少的城邑。那将如何解释黄河由漫流演变成为有一定河床的道理？当然这种未曾发现过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现象也可以说成是黄河在这里曾经频繁泛滥甚至于改道，使当时的人无由较长期地安居下去。上文已经指出，那时的黄河不能说是就没有发生过泛滥和改道，至少是不会象现在这样频繁的。不过还应该指出，太行山东河北平原由于历来黄河多次泛滥，泥沙随处堆积，已经相当深厚，原来当地即令有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堙没当已很深，不是一般发掘所可发现的。北宋时一次黄河决口，曾经淹没了巨鹿县城。近年发现这座旧巨鹿县城已在今县城下六米深处。北宋迄今只有千年光景，犹且如此。更何论远古的渺茫时期。今日而欲上论这一平原地区当时文化遗址的有无，尚嫌过早。似不能以当前一般发掘的情况，作简单的论断。最初见于记载的黄河和现在还有很大的不同处。现在黄河中游而上支流众多，下游却仅有一条金堤河。中游而上的支流由古及今变迁不是很多的，金堤河顾名思义自是有金堤以后才有的。远在古代，黄河下游不仅有支流，且有不少的支津。支流是入于黄河的小水，支津则是由黄河分流出来的。这里暂且不说《尚书·禹贡篇》的九河，就是济水和漯水也够得上两条巨大的支津，而且济水还和黄河、长江、淮河并称为四渎。所谓渎，是独流入海的意思。其实济水并不是独流入海。以之为四渎之一，充其量只能显示它并非一条小川。济水上游为沇水[6]，沇水发源于王屋山[7]。现在河南省还有一个济源县，正是济水源头所在。济水的得名是由于它横越过黄河。实际上不过恰巧南岸不远处有一条支津由黄河流出，南北相向，相去不远，所以就连成一水，这样就称为济水。济水后来在魏晋时断流，故迹大部分湮没，幸有山东省济南市的名称，犹可显示它的故道所在。至于漯水，据说分河于汉时东武阳县[8]。东武阳县故城在今山东省莘县南。也就是说漯水是在济水以北东流，经今山东省北部东入于海的。黄河源远流长，支流支津众多，流域范围广大。可是实际上在远古时期并不都是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这里不妨对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分布及夏商周三个王朝都城的变迁作一概括的考察。当前我国己经发现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为数实甚繁夥。黄河流域尤其不少，整个流域各省区皆有发现。而以仰韶文化遗址的分布最为广泛，由甘肃省东部直至山东省西部无不有之，其余波且及于宁夏和内蒙古两自治区。龙山文化遗址的分布也相仿佛，由山东省东海沿岸向西蔓延，直至陇山以东，而内蒙古自治区亦间或有之。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皆以甘肃省洮河流域为主，而分布于甘肃和青海两省的一些地区。遗址最为稠密的地区，当推陇山以东陕西省中部渭河流域、太岳山以南山西省西南部汾河下游和中条山南北、嵩山西北河南省的伊洛两河的下游，太行山东南河北省西南部和河南省西北部。另外，山东省济南市东西各处也都有相当的数目。夏、商、周三代皆起于黄河流域，而且又都屡次迁都。都城所在的文化自较他处为发达。夏代始建于禹。禹之父为鲧。鲧为有崇之伯[9]。崇即嵩山[10]，在今河南。关于禹都的传说较多，有安邑[11]、平阳和晋阳[12]，还有阳城[13]和阳翟[14]。安邑在今山西省夏县。平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县。晋阳可能就在今山西省旧解虞县境[15]。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县。阳翟在今河南禹县。其后，启居于黄台之丘[16]，在现在河南郑州市和密县之间[17]。太康和最后的桀居于斟鄩[18]，在今河南巩县附近[19]。相居帝丘[20]，又居斟灌[21]。帝丘在今河南濮阳县[22]，斟灌在今山东旧观城县[23]。帝杼居原，又迁于老丘[24]，原在今河南济源县，老丘在今河南旧陈留县[25]。胤甲居西河[26]，当在今山西南部黄河旁。据说崤山有帝皋的陵墓[27]，则其居处当相距不十分远。其中西河、濮阳以及崤山附近帝皋的都城在今山西省西南部至河南省北部当时黄河侧畔；平阳在太岳山以南的汾河下游；安邑和晋阳在涑水河流域；斟鄩在伊洛河下游，有崇也近于伊洛河下游；原和老丘在济水流域；黄台之丘也近于济水，斟灌在河济之间。只有阳城和阳翟乃在颍河的上游。商代迁都也很频繁，从商的先生契至汤已经有过八次迁徙，汤以后至于盘庚，又迁徙了五次。汤以前的都城有蕃、砥石、商、商丘、相土的东都和邶。而汤的都城则在亳。商和商丘可能是一个地方，在今河南省商丘县。蕃在今山东省滕县境。砥石据说是在今河北省宁晋、隆尧两县之间。相土的东都据说在泰山之下。邶则在今河南省汤阴县。而亳则今山东曹县。汤以后至于盘庚的都城为嚣、相、耿、庇、奄。嚣或作嗷，在今河南省荥阳县；相在今河南省内黄县；耿或作邢，在今河南省博爱县；庇在今山东省旧鱼台县；奄则在今山东省曲阜县。[28]其中邶、相、砥石三地在太行山东南当时黄河侧畔，而北不逾现在的石家庄市；耿在太行山南沁河下游；嚣在济水流域；相土的东都既在泰山之下，当也属于济水流域。只有商和商丘在睢河流域，奄、蕃和庇三地则在泗河流域。周代的迁都不如夏、商两代的频繁，不过也曾一再地迁徙。周人最初居于邰，后来经过一些曲折，据说曾窜于所谓戎狄之间，而后定居于豳[29]。邰在今陕西省武功县。豳有数处，在今陕西省旬邑县和彬县。接着又相继迁于周原[30]、程[31]和丰、镐。周原在今陕西省岐山和扶风两县间。程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丰在今陕西省户县东。镐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周至幽王为犬戎所灭，平王东迁，是为东周。东周都于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这几个周人的都城，除豳在泾河流域，洛邑在洛河流域外，其他各地皆在渭河流域。如上所述，则远古时期的文化发达的地区是西起陇山，东迄泰山，这里是渭河下游、黄河中下游之间以及济水的上中游相连的东西一线。就黄河中游而论，不能超出龙门以上，在汾河流域，实在太岳山以南。至于太行山东，用今地来说，还不能达到石家庄。黄河中下游的南侧却超出本流域之外，而涉及到颍河和泗河的上游各一隅的地方。以这个地区和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分布地区相对照，实际上包括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主要地区。这说明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在这一时期各种文化中能够和文字记载的历史前后联系起来。当然这不能包括所有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分布地区。这只能说是各地的发展不尽均衡。至于洮河流域的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虽在当时显出独具的特色，由于未能和文字记载的历史联系起来，可知它们的影响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这个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周围又是如何情形？这不必远求证于夏、商及西周各代，仅以春秋时期就可互相比照。春秋时期，陇山以西犹是诸戎杂处。秦国早年虽起于陇山以西，东迁以后已历数世，中原诸侯还往往以夷翟遇之。其他就可知了。（北）洛河之北有白翟，终南山间有允姓之戎。汾河中游东西的族类更是繁杂。大戎自是其较著的。太行山西侧又有东山皋落氏、潞氏、留吁、辰铎、廧咎如等族。太行山东今石家庄附近又有鲜虞、肥、鼓等族。就是洛邑附近还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这些族类的居地初非一直固定，有的还不断移徙。如东山皋落氏就曾由今山西省昔阳县南向迁到垣曲县境，而陆浑之戎也曾由终南山里迁到伊洛两河的上游。这些族类各以部落形式存在，与华夏诸侯之国相并立，成为华戎的分野。华戎之间的种族界线并不都是很严格的。互通婚姻在当时实已习见不鲜。如周襄王娶狄后，晋献公既娶大戎子狐姬，又娶小戎子，复娶骊姬。晋文公娶叔隗，而以季隗嫁赵衰。齐灵公亦有戎姬，而晋景公姊乃嫁为潞子婴儿的夫人。吕相绝秦时更简捷了当地说，白狄“我婚姻也”[32]。不过华戎两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平王东迁，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33]。孔子也曾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34]。晋悼公时，向之会，姜戎氏自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35]。遇有争战，华夏诸侯皆以车战，而戎人则用步卒[36]。这些差别都表现在文化方面，与族类的不同无关。华夏诸国最讲究礼。诸戎见卑于华夏，正是因为他们不讲究礼。辛有所以断定伊川将为戎域，也就是因为当地的人不遵守礼的缘故。而一些诸夏国家如果用夷礼，也被视作夷狄。如鲁僖公二十七年（前633年），杞桓公来朝，因为用夷礼，故《春秋》贬称为子。其实杞国乃禹之后，本来应该是属于诸夏国家的。如果本为夷狄，却行诸夏之礼，也就被看作诸夏国家。楚国本来是蛮夷之邦，这一点楚国也不讳言，后来累次参预诸夏国家的会盟，诸夏之国就不复再视之为蛮夷。可知这都是从文化方面着眼，具体族类是不一定都详究的。然而还有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不能不在此论述。这个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实际上也是当时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农业发达，经济自然富庶。经济富庶，文化也就能够发达起来。如上所述，这个文化最为发达地区的附近居住着若干族类，特别是西和北两方都是从事游牧或狩猎的部落。因为是游牧或狩猎部落，故土广人稀。当时人称“狄之广漠，于晋为都”[37]。也因为是游牧或狩猎部落，对于土地并不十分重视。当时人又说：“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38]。因为是游牧或狩猎部落，所以生活礼仪诸端皆与农耕民族不同，而受到华夏诸国的卑视。其实这不仅西和北两方面的族类如此，就是伊洛两河上游的陆浑之戎和扬拒、泉皋、伊洛之戎也应该是相仿佛的。由于受华夏文化的影响和诸侯封国的压力，这些族类或者就逐渐改变其旧俗，而与华夏混而为一，或者向更远的地方退走，或者就被夷灭，未能再有所建树。后来到西汉时，司马迁作《史记·货殖列传》，曾经划出一条农牧分界线，这条界线从碣石一直达到龙门，并且说，这条界线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碣石在今河北昌黎县，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县和陕西韩城县之间。这条界线大致是经过今北京市和山西太原市之北和吕梁山脉的南端。其南侧自是农业地区。这较之上文所说文化最为发达的农业地区为广大。这是春秋后期以至战国时期的新发展。因为相当于现在河北省藁城县的肥国和相当于现在河北省晋县的鼓国，直至鲁昭公时始为晋国所灭[39]，而且两国之北的鲜虞犹能支持到战国时期。其时鲜虞已改称中山，颇有声望于诸侯封国之间。象肥、鼓这些族类犹据有一方的时期，当地是不会骤然就能改游牧或狩猎为农耕的。二、文化最为发达地区的地理因素上述的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由于历史久远，多所变迁，迄至现在己经和原来的面貌有相当多的不同处，这里应该略事追溯。这个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大致都是平原，仅有少数的山地。而这些山地又都在现在潼关以东的黄河两侧，这里南侧为崤山山脉。崤山山脉西连秦岭，东至于洛阳市之西，绵亘于灵宝、陕县、渑池、新安等县。距黄河较近的高峰为陕县南的乾山，海拔1500米，崤山北麓自来是东西大路必经之地。大路西段在黄河近傍，东段距黄河已远，却行于涧河河谷之中。涧河导源于陕县东崤山侧畔，东流至洛阳市与洛河相会合。这段黄河北侧的山地为中条山脉和稷山。稷山在今山西万荣和闻喜两县间，海拔1281米，山的范围却并非很大。中条山脉绵亘较长，其涉及这个文化地区的，只是山西夏县、垣曲两县以西的一段。较高的峰头为山西永济县东南的方山，海拔为1994米。其他如陇山、秦岭、吕梁、太岳、太行以及嵩山、泰山诸山皆在这个地区的周围，环拱若屏障然。这个地区的西部，也就是现在的关中平原。关中平原周围原隰相间，和太行山东的平原广漠不尽相同。原是高亢而上面较为平坦的地形。隰则为原下相倚的低地。这种原隰地形现在还是有的，只是原已经多被破碎，隰亦和从前间有差异。远古时期原面都相当广大，周人最初立国所在地的周原，本来约有今凤翔、岐山、扶风、武功诸县绝大部分的土地，而今己经十分狭窄，仅有岐山和扶风两县之间一小部分土地。原下的隰由于近傍河谷受到侵蚀而不断下切，显得较前有点高起，有的地方更为突出，竟然也成了一道原。因为原的破碎促成沟壑的形成和增多。有的地区甚至沟壑的面积较之原面还要广大。这种情况在关中平原以及汾涑之间和伊洛河的下游莫不有之。原在远古时期未被河流切割成小块时，河流在原上流过，故可成沃土。周原上的韦河原来就是这样的[40]。后来几经切割，河水从原下河谷流过，不复经过原上，于是只有原下有河水流经的沟壑两岸尚称肥沃，其地较为狭窄。而原上无河水灌溉，遂至成为惟赖雨水、靠天吃饭之地，土壤肥力亦为之减色。远古之时农业生产技术是难于和现在相提并论的，但在这样的原上从事种植确实也有其方便的地方。后世生产技术虽较高，可是若干原已化为沟壑，自然难得获取较好的成就。太行山东、河济之间却另是一种景象。这里平原广漠，在黄河流域当推首屈一指。太行山和泰山之间，虽然也不乏以山为名的地方，其实都是一些培𪣻，是不足以言山的。在远古时期，河济之间有一种特殊地形，就是丘陵众多。这种丘陵有的面积相当广大，春秋时诸侯会盟，往往就选择丘上作为会盟的场所。齐桓公所主持的葵丘之会的葵丘，就是一个例证。丘上一般都有居民点，有些大的丘上的居民点后来就成为当地县治的所在地。现在河南省封丘县，其得名远在西汉之世[41]，正是当时其地有一个名为封丘的丘的缘故。由于后世黄河不时泛滥，泥沙淤积，所谓封丘早已无处寻觅，好在县名未改，当时情景犹可略见。现在太行山和泰山之间的华北平原还应和远古时期有所不同。这里是黄河流经的地区。黄河的溃决泛滥虽说是自古早已有之，然愈至晚近就愈频繁，洪水中所挟带的泥沙随水流所至而到处堆积。由于历年悠久，这样的堆积就渐次加深加厚。因此可以断言，远古时期这个平原应较现在为卑下。数年前我在这个平原从事考察时，曾获得若干具体数字，可以作为佐证。现在河北省宁晋县以前本在大陆泽范围之中，经过泥沙不断淤积，大陆泽随之相应缩小。就在成陆以后，堆积仍继续增加。宁晋县南的北鱼公社于1964年发现明代天启年间（1621年—1627年）的石碑，碑高二点四米。发现时碑头在地面下八十厘米。立碑以来，这里的堆积己达三点二〇米。大野泽旧地也是如此。山东梁山县南金线岭曾经是大野泽的北岸。金线岭现在为一道高岗，高出附近平地约二米有余。前几年，金线岭居民凿井，在十九米深处发现了莲子。莲子的发现说明泽畔水深的程度。据推算这里的湮没乃是元至正四年(1344年)事。大陆泽和大野泽并非平地，尚且如此，当时本为平地的所在，也一样有过堆积。今河北省巨鹿县乃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县城，历经沧桑，县城也曾有过变迁。1919年，这个县城因为掘井发现过古城[42]。这是宋代的巨鹿县城，而为黄河泛滥所湮没的。近年巨鹿城内仍多次于六米深处掘出宋代器皿及房屋残迹。今河南省商丘县于汉代为睢阳县。今县城为明代所迁徙的。汉代旧城应在旧县城的地下深处。以未经发掘，深度尚难推知。县南有老君台，十余年前曾于五米深处掘出汉代石墓。老君台为一丘陵，当时于丘陵上建墓，自然是取其高亢，因而墓穴必非凿在平地。老君台原来的高度己无从知悉，而石墓已在现在地面下五米，可以想见这里的堆积是相当厚的。近年又在商丘县东北侯庄掘井，于三十米深处掘出汉代铜镜。据说这个铜镜为汉墓中的葬品。出土处别无其他遗物，可资佐证。虽然如此，铜镜深埋地下，已足以说明当时地平面的所在。前面曾说到河济之同的丘，有许多丘是曾经见于文献记载的。现在绝大部分皆已湮灭，难于细究。其间固不乏人为的破坏，不过由于黄河泛滥，泥沙堆积，而被埋没者实居多数。这一点我已有专文论述[43]，这里不必再一一琐陈。这些具体事例都可说明：太行山和泰山之间的华北平原古往今来是曾经有过许多变迁的。现在这里已发现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绝大部分都在海拔五十米以上的较高地区，五十米以下虽也有发现，然为数实甚鲜少。偶有发现也多在原来的丘上。其他广大地区几乎皆无所发现。这只能解释为由于黄河迭经泛滥，堆积过厚，原来遗址深埋地下，不易发掘出来。象这样广大的地区，先民不可能舍之而无所往来。如果舍此而再作其他解释，似乎是难于说明问题的。太行山和泰山之间的华北平原，远古时期还有一个特点，也是和现在迥然不同的。现在这个地区只有若干大大小小河流流过，可是远古时期这里却是一个湖泊区域。最为广大的湖泊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大陆泽和大野泽。这两个湖泊最早见于文字的记载是在《尚书·禹贡篇》中。若追溯其成湖肇始，为时当更久远，可能还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禹贡》还记载有菏泽、雷夏泽、孟猪泽和荥泽。菏泽在今山东定陶县，雷夏泽在今山东菏泽县，孟猪泽在今河南虞城县，荥泽则在今河南荥阳县。此外还有几个较大的泽，而为《禹贡》所未载及。如在今河南省中部的圃田泽[44]、今山西中部的昭余祁[45]，今陕西中部的扬陓[46]、焦获[47]和弦蒲[48]。其余较小的湖泊，见于《春秋左氏传》的则有宋的蒙泽和逢泽，卫国的荧泽、豚泽、阿泽、澶渊和鄟泽，郑国的修泽和萑苻之泽，晋国的鸡泽[49]。见于他书记载的还有太行山东的泜泽、海泽和皋泽[50]，以及太行山西的濩泽[51]。可能还有一些湖泊未见于记载。因为稍后的记载中也曾经有所提及，而且还不只一处[52]。其时黄河流域原有的湖泊有的已渐干涸，不会再形成新的湖泊，当为本来旧有的，而为当时记载所未道及。仅就上面所提到的一些湖泊来说，较多地集中在河济之间及其附近，用现在地理来说，就是在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接壤处不远的地区。以这个地区和现在江淮之间相较，或不至于过分逊色。这样的差异也反映在气候方面。近年竺可桢同志著《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53]，指出远自公元前3000年至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的气候较之现在为温暖，中间虽在西周时有一段较为寒冷的经历，但为时并非很长。因为气候较为温暖，所以陕西西安市附近在五千年前有原为亚热带动物的水獐和竹鼠，而河南安阳市附近在殷商时期除水獐和竹鼠外，还有貘、水牛和野猪，甚至还有象。而这些动物现在只见于热带和亚热带。这些动物后来不适应于黄河流域，先后离去。这些动物的南迁，除后来黄河流域人口增多，影响其生存外，气候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譬如象在北宋初年，还见于今河南省南阳、唐河诸县以及湖北省东北各处，以后就更往南转移了[54]。动物如此，植物亦有其特异处。就在新石器时期晚期以迄于更晚的时期，竹在黄河中下游的分布是较为普遍的。当时不仅竹多，而且梅树也是很多的。而竹和梅在现在都应该是亚热带的植物。黄河中下游有这样一些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说明当时气候与现在明显不同。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不仅气候温暖，而且也显得湿润，至少不象现在这样干燥。特别河济之间及其附近，由于地势低下，而且湖泊众多，湿润也是必然的现象。前面已经说过，这里的平原上曾经散布着许多丘，丘成为那时的人喜欢居住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这在《尚书·禹贡篇》就透露出一点消息，说兖州的人，“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这是说，到了养蚕季节，丘上的人才下丘去。养蚕季节一般在暮春时候，降水不多，故丘下可以安居。实际上这个地区住丘的习惯由来已久，数年前，我在菏泽、定陶等处考察时，亲自看到一些残存的丘上堆积很厚的深灰色土层，中间杂有不同形状的石刀等石器。这深灰色的土层自是新石器时期居人生活过程堆积的杂有灰烬的残土。这种湿润情形固不仅河济之间及其附近为然，黄河中游也间或有之。虽然新石器时期半坡的气候是半干燥的[55]，不过直到春秋时期在今山西运城市附近的郇瑕氏故地，由于土薄水浅，容易使人有沉溺重膇的毛病[56]，也是事实。这里所说的土薄水浅，显示出当地地下水位过高，但地方湿润也是不可否认的。气候也包括雨旸在内。远古时期这是难于稽考的。传说，商汤之时曾经大旱过七年[57]。殷墟发现的甲骨有数千件是与求雨或求雪有关，而这样的甲骨能够确定日期的，也有百数十件[58]，可见当时经营农事对于雨雪需要的迫切。就在西周后期，也曾经历过为时长久的早灾。灾情之长，由厉王时起，历宣、幽而至平王之时[59]。由于灾情甚重，诗人且著为诗篇，《诗·大雅·云汉》一篇，就是写出这样的情景。象这样的大旱，在黄河流域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却也不是经常的。一般的岁月中可能就不都一定如此。这里可以春秋时的鲁国作为说明。《春秋》和《左传》对于旱涝灾异多所记载。《春秋》为鲁史，对于鲁国史事的记载当更为详备。这二百多年中，鲁国有些年月实际上是久雨偏涝，旱灾几乎没有发生过。因为在这一时期鲁国先后共发生过水灾八次，平均每三十年一次。这时期鲁国发生过六次长期下雨的现象。这是当时最为严重的现象。其中最长的一次，是由鲁文公二年(前625年)十二月起至次年七月，其次还有两次较长的，一次在鲁文公十年（前617年），一次在鲁文公十三年(前614年），都是由当年正月起到七月。甚至只有一个月不雨，而且又是在农事已过的月份，也见诸记载。鲁国都于曲阜，就是现在山东曲阜县，属于泗河流域。不过泗河距济水不远，天时气候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当不至只拘泥于曲阜一隅之地。当时黄河流域雨水不甚缺乏，还可由森林到处繁密茂盛得到证明。森林能够涵蓄水量，虽遇久雨骤雨，林中积水不至于尽量流出。由于涵蓄水量，就可以调节林区附近空气中的水份，因而能够形成更多的降水。这在现在已经是不再待释的道理。在以前的岁月，当然也是一样的。远古之时，原始森林极为繁多，甚至使人的居住和生产活动都受到一定的限制。据说，当尧之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影响了农业生产，致使五谷都难有很好收成。当时请益来治理，益用火烧的办法，焚毁许多森林[60]。尧是传说中活动于黄河流域的古帝王，则这里所说的当是黄河流域的情况。实际上当时黄河流域的森林确实也是很多的。前几年我曾以《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为题，撰写过一篇论文[61]。文中论述到远古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是相当普遍的，山岳丘陵固多森林，就是平川旷野森林也并非少数。由此而论，尧时由于森林畅茂而影响到农事发展的传说，应该是可信的。至于黄河下游和河济之间，不在那篇论文范围之内，所以没有多事涉及。不过这些地区在那时森林也是不少的，是可以和黄河中游相媲美的。《禹贡》说兖州，就特别指出当地的“草繇木条”，可见森林畅茂的一斑。《禹贡》没有提到冀州。冀州有大陆泽，在太行山之东，秦汉时大陆泽周围为巨鹿郡。为什么以巨鹿为名？东汉时应劭作过解释，说是“鹿，林之大者”[62]。可见太行山东也是有森林的。其实不仅大陆泽畔多森林，其他湖泊附近也莫不皆然。周之《秩官》规定，“虞人入材”[63]。虞人是掌山泽之官，故须以时供给材用。黄河流域湖泊周围的森林，已经很值得称道。正是由于黄河流域许多地方森林密布，在林区的附近是能够较多地得到降水的机会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黄河流域各处森林都是很多的。至少春秋时的郑国就不一定如此。郑国本来立国于现在的华县。西周末年，郑人东迁，初到新地时，竟然要斩伐遍地生长的蓬蒿藜藋[64]。这都是草本植物，显然当地似乎没有森林。黄河流域的土壤也有其独特的地方。不过从原始社会时起，在这里休养生息的人都没有具体称道过。直到战国时期，才有人论及。其中以《尚书·禹贡篇》最为中肯。虽然晚了一些，但以之推论前代，还是一样能够说明问题的。《禹贡》以九州分划天下。在黄河流域的有冀、兖、青、豫、雍五州。其中有的州前面曾经约略提过，这里不妨再作申述。冀州在两河之间，用现在地理来说，有今山西省和河北省的西部，兼有太行山东南的河南省一部分。兖州在河济之间，有今河北省东南部和山东省西北部，兼有河南省东北一部分。青州由泰山一直到东海，为今山东省的中部和东部。豫州在荆山和黄河之间，包括今河南省黄河以南各地，兼有湖北省的北部。雍州在今山陕间的黄河以西，有今陕西中部和北部，兼有甘肃、青海各省地。《禹贡》把九州的土壤分为九等，雍州为上上，兖州为上中，青州为上下，豫州为中上，冀州为中中。就是说这五个州的土壤在全国都算是好的。这五州的土壤各有名堂：雍州为黄壤，兖州为黑坟土，青州为白坟土，豫州为壤下土坟垆，冀州则为白壤。雍州黄壤的含义最为清楚，无待解释，因为到现在当地依然是黄土。青州和冀州的土壤都带白色，显然杂有盐碱土。坟土为膏肥的土壤。青州和兖土都是坟土，可是青州的坟土带有盐碱土，所以不如兖州的黑坟土。兖州的坟士为什么为黑色？这由于兖州森林草地最多，草木繁盛，土壤中腐植质也相应的增多，所以显得色黑。腐植质多必然增加土壤的肥力。兖州黑坟土于九州土壤次第居于第二，在雍州黄壤之下。黄壤需要更多的水分，而雍州气候较兖州为干燥，降水量不如兖州之多，因而兖州黑坟土的肥力并不在雍州黄壤之下；甚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豫州的壤下土坟垆，则是比较复杂的一种土壤。以前的人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实际上乃是一种比较疏恶的土壤。它比不上青州的白坟土，更比不上雍州的黄壤和兖州的黑坟士，所以在九州土壤的次第中只能居到第四位。好在它还超过冀州的白壤。白壤是土攘有盐碱化的现象。冀州是一个不小的州。这样的大州为何土壤都是盐碱化，这是说不过去的。现在山西省西南部汾涑之间的平原，有一个盐池，就是春秋时人所谓的盬。按说盐池附近应该显得盐碱化，可是实际上当地却是沃饶的[65]。说冀州的土壤是白壤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主要是在太行山东，现在的河北省境内。就在战国时漳河岸旁的邺的附近，还是终古的舄卤[66]。邺在今河北临漳县。西汉时这里有斥丘和斥章两个县。斥丘在今河北省魏县西，斥章在今曲周县南。两县都以斥为名，乃是由于其地多斥卤的缘故[67]。后来到北宋时，相、魏、磁、洺四州都有大量盐碱地，斥卤不可耕[68]。相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安阳市，魏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大名县，磁州治所在今河北省磁县，洺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永年县旧城。这四州壤地相连，包括以前的旧邺县、斥丘、斥章诸县在内。实际上都在上面所说的远古时期黄河附近。斥卤之地不可耕，应该是最为疏恶的土壤，故《禹贡》列之于黄河流域最下的等级，不过较当时长江流域各州稍好一点而已。这样的土壤不会有富庶的经济，也不可能从而孕育出发达的文化，所以远古时期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不应包括当时黄河下游在内。远古时期黄河流域的交通也有可以称道的。前面已经说过，在陇山和泰山之间，除过崤山和中条山夹黄河对峙外，一般都是平原旷野，即使还有一些小的山丘，都不过是培𪣻已。在这样的平原旷野里，渭河东入黄河，黄河再东又分出济水，相互衔接，构成东西一条主轴线路，对于交通往来，是有足够的方便条件的。就现在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来观察，可以看到这些遗址大都濒于河岸水旁。由于当时掘井技术尚未发明，为了用水方便，是不能不这样选择居住地点的。既在河岸水旁，就可能利用河水从事互相交往。渭河两侧，文化遗址连绵不绝，可以显示其中的关系。当然不能就因此肯定当时渭河水上就有过频繁的交通，因为渭河两侧，特别是现在西安市以东的渭河南侧和西安市以西渭河北侧经今凤翔、陇县一路，在以后相当长久的时期都是东西往来的大路，沿途文化遗址如此密布，表明当时对于这条大路很可能己经加以利用过。这种情形还见之于渭河入黄河口以下的黄河两岸。然有一事不能不引起注意：当三门峡水库未兴建时，峡旁就曾发现过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这里的地理条件并不是很优越的，为什么那时的人对这个地方就这样特感头趣？是不是和当时黄河上的交通有关？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水上交通总是比起陆上为方便，原始社会即使没有条件加以利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后来总不能再轻易放过。何况渭、河、济三条河流有关段落相互衔接，东西几乎成了一条直线，对于平原地区的交通是十分有利的因素。史文简略，在这期间尚无具体事例可以征考，直到春秋时期才有若干线索，稍能明了其中的梗概。那时秦国都雍而晋国都绛。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绛在今山西省翼城县。雍近渭河，绛近汾河。晋国饥馑，秦国运粮救济，运粮的船只自雍至绛连续不断[69]。这段航道不仅有渭有汾，中间还有一段黄河。卫国都城在濮阳，也就是现在河南省濮阳县。那时黄河支津漯水流经濮阳[70]，卫国和齐国之间的交通就可利用一段漯水。卫宣公为纳齐女而于河上筑新台[71]，新台在今山东省鄄城县北[72]。卫宣公使其子寿使齐，寿乃乘舟前往[73]，宣公使盗待于莘而杀之[74]。莘在晋时阳平县北[75]，也就是在今山东省莘县北。鄄城县和莘县都是漯水流经的地方，这说明漯水在那时也是一条重要交通水道。漯水和济水都是黄河的支津，漯水较济水为小。漯水在交通上如此重要，则济水的重要也可由此推知。然而最能说明水上交通的要数《尚书·禹贡篇》。这篇书中罗列了九州的水道交通网，这是战国时情形，也可和春秋时对照。据其所述，则黄河正是一条水上交通的干道。其他渭河、洛河和济、漯两水都在这个交通网中。也就是说，几条重要的水道都能在交通上加以利用。陆上交通不受水道的限制，可以和更多的地方往来。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分布就可显示一斑。前面说过，陇山以东渭河两岸络绎不绝的遗址，如果不是有意在其间相互联系利用水道，则在陆上是可以形成的大道的。就在陇山以西，溯渭河河谷而上，直达鸟鼠山上。再西又可和洮河、大夏河各处相联系。华山以东，崤函山区，后世的大路附近，也不断有遗址发现，则这条大路在当时也不是没有可能加以利用的。其他汾涑流域和太行山东也有同样的情形。夏、商、周三代皆曾经频繁迁徙过都城，所涉及的地区相当广大。既然是迁都，当然也显示出新旧都城间的道路。商代末年，乙辛远征人方，由太行山东南沁阳地区的大邑商，经过商、亳而及于淮河，然后再由攸、商返回大邑商。商在今河南省商丘县，亳亦在商丘县南。攸则在今江苏省萧县、徐州市和安徽省宿县一带[76]。这是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交通道路。而武王伐纣，更显示渭河流域东经崤函山地和太行山东南地区之间的交通。下至春秋时期，就更为方便普遍。因为诸侯国家征伐会盟至为频繁，舟车所至是无远殊届的。交通路线繁多，交通设施和工具也比较讲究。周人很注意于道路的修整，这样修整的道路就成为诗人歌诵的题材。诗篇中说：“周道如砥，其直知矢”[77]；又说：“周道挺挺”[78]，都极言其平整端直。有的诗篇还说：“周道倭迟”[79]，更显示出道路的间或蜿蜒曲折。益自近视之，此大道显得平直通达，远视之则不免蜿蜒延伸也。今日的公路犹如此。当时为了标志道路，在路旁还规定要种植树木[80]，而这种行道树当时有个专名，称为“行栗”[81]。原始社会晚期陆上交通使用的工具尚难说得具体。殷代已经用车。这不仅见于卜辞文字之中，而且己有实物出土[82]。到了周代，车的使用更为普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中都使用车战。如果不是道路平整宽广，用车作战就必然感到困难。春秋时使用车战，主要是华夏诸侯，长江流域楚吴等国也是使用车战的。只有北方的戎翟等部落使用步兵。步兵作战，道路广狭关系不大。狭路行车，那是要感到困难的。所以当时有人就说：“被徒我车，所遇又厄”[83]。黄河流域的一些成规到较远的地方就行不通了。这些成规是黄河流域平原地区的特点。惟其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交通便利，彼此之间的往来自然会显得密切。三、有利的地理因素，是文化发达的经济基础如上所述，黄河流域特别是陇山和泰山之间的平原地区，地理的情况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所具有的条件十分适宜于农业的经营。原始社会晚期，黄河流域的农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虽然渔猎和采集在经济生活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农业已经显得更为重要。许多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不少的石制农具，在西安半坡遗址中曾发现了粟，其他遗址也有发现，说明粟当时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在半坡遗址中还发现有成堆的粟的谷壳，显示出农作物已有较多收获量。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又发现了蚌镰、骨铲以及木耒等较为新型的农具。龙山文化较仰韶文化为迟晚。新型农具的发现，说明了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能象这样的发展，在其他地区也并不是就是完全没有的。可是陇山和泰山之间的平原却有若干特点。这里发现的文化遗址众多，所涉及的地区相当广大。渭河、汾河和伊洛两河的下游，以及渭河和济水之间的一段黄河侧畔无不有当时文化遗址的发现，而且所发现的遗址，显得相当稠密。这可以说明当时这里农业发展的地区应较他处为广大。也由于遗址所在地比较稠密，其中有些居住地点到后来可能互相联系起来，逐渐形成象部落那样的组织。使它们更具有不断发展的条件。夏、商、周三代都能够各自强大起来，浸假奄有一方。从经济条件说来，农业的继续发展形成了各自的富庶基础，《论语·宪问》就曾经说过，“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这是说，禹、稷能够统治天下，是他们发展农业的结果。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们自己的躬耕。《论语·泰伯》还提到“禹尽力乎沟洫”。这是说到发展农业的步骤。有关禹的治水的传说，相当普遍，几乎到了神话的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再继续探求，但是在小范围内从事灌溉，也并非不可能的。发明灌溉在那时当是划时代的设施，必然会促使农业再向前发展。如前所说，黄河流域的土壤在那时算是最肥沃的。肥沃的土壤得到了灌溉，当然会取得更好的收成。传说夏正的制定也是在夏代，这都标志着农业的发展已经到了新的阶段。商代的先世虽然有过“肇牵牛车远服贾”[84]，但这并不是说商代就不重视农业。汤曾使亳众前去为葛伯耕田[85]，可以作为例证。商代祖甲之后的诸王，生于安逸，“不知稼穑之艰难”[86]，可是商代的农业还是有发展的。商代种植的农作物种类不少，见于卜辞的就有禾、黍、稷、麦、秜(稻)等。卜辞有关农业的记载也相当繁多，这里就不一一征引。商代末年，酗酒成为一时风气。商人自己说：“我用沉酗于酒，用败乱厥德于下……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87]。纣的酗酒就是如此。纣的好酒乐，以酒为池[88]，作了其统治阶级的表率。上行下效，都沉溺杯杓之间，连上天都被激怒[89]。就是那些边侯也都率肆于酒[90]。甚至连远在西方的周人也看不惯。《诗·大雅·荡》就指出，“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商亡以后，周人还切切以此为言，说是“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91]，以相警惕，免蹈他们的覆辙。如果当时农业没有一定的成就，哪能有这么多的粮食，从事于酿酒？周人对于农业更为重视，那是不必多说了。周人先祖为弃。弃好耕农，播时百谷，号为后稷。后稷的称号就明显地说明他和农业的关系。这一传统的重视农业的精神，已经成为周人历世相承的习俗。公刘当迁徙之时，还在新迁之地，“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92]大王迁于岐下，在周原上，“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93]。在诗三百篇中还有许多有关的记载。由于重视农业，所以就随时注意天时的转变[94]，甚至天文的变化和节气的更易，也都时为留心[95]，而且还充分利用水源，从事于农田的灌溉[96]。经过这样的经营和努力，农业的成就就会不断增大。前面曾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都有过频繁的迁徙。其实就是后来到春秋时期，诸侯国家有些也仍然不时迁都，甚至后来到战国时期，流风余韵，还绵延不绝。为什么当时这些统治者这样不惮烦呢？其中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原因。譬如周的先世，太王由豳迁于岐山之下，就是由于受到游牧部落的压迫，不能再在故处安居下去。又如商代中叶祖乙居于邢。邢或作耿。据说“祖乙圮于耿”。所谓圮，指的是为河水所毁[97]。后来祖乙又迁于庇[98]。这是说祖乙的迁都乃是受了河水冲湮的缘故。不过此事还有待继续讨论。邢，说者以邢丘当之，而邢丘在西晋河内郡平皋县[99]。西晋平皋县在今河南温县东二十里[100]。别有殷城，当在今河南博爱县境。此城据说为秦师所筑[101]。然何以取殷为名？可能与殷都有关。其地距所说的邢丘不远，疑其方位或有参差。温县的邢丘近河，有为河圮的可能。但是也还有人说，祖乙时虽然受到河圮的影响，只是修德以御之，实际上没有再次迁都[102]。就是因为有过祖乙河圮迁都的说法，有些人就推而广之，说是商人的迁都是因为河患。商人有些都城确实距离黄河并不很远。既然河患是如此频繁，为什么他们老不愿意离开黄河？其实殷商一代河患并不严重，根据汉时人的记载，不是说“商竭周移”？可见不是很频繁的。对于商人的迁都，有的同志作出这样的解释，“就是旧的聚居地方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土地生产力便逐年衰退，收获年复一年地在递减之中，致使原来的经济生活已经愈来愈不易维持了。根据长期以来的生活和生产实践，知道每当出现这个苗头时，就必须早作长远的打算，及时迁往一个新的地方，去重建家园，绝不可以在旧的地方勉强住下去，绝不可以留恋故居，苟且偷安”。因为当时的农业还是处于一种游耕或游农阶段，就不能不为了改换耕地而不断地举族迁徙[103]。这样的说法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当时的农业经营还是比较原始，经营方式自然也是相当粗放，因而农产品的收获量是不会很多的。收获量本来不多，土地肥力又不能获得及时的补充，所以在一定的时期间不能不被迫离开原来的居地。这种原因不仅可以解释商代的迁都，也还可以向上推溯，对于夏代的迁都作部分的解释。当然在解释的时候还应该考虑到是否另有其他的原因。其实当时的频繁的迁都不仅是为了改换耕地，而且还是为了选择更为肥沃的地区。如果仅仅为了改换耕地，何必一定要迁徙到很远的地方。商代累次迁都的范围，西起济水分黄河处附近的嚣，还更远达到沁河入黄河处附近的耿，东至于泰山之下相土的东都。北起于太行山东今河北省宁晋、隆尧两县之间的砥石，南至于今河南省商丘县的商和商丘，东南则至于今山东省曲阜县的奄，和滕县的蕃。东西之间和南北之间相距都各有几百里。尤其是商和商丘、奄和蕃都逸出黄河流域之外，而达到濉河流域和泗河流域。如果是仅仅为了改换耕地，难道较近地方都没有可以改换的地方，而必须不惮跋涉迁到更为遥远之处？显然在每次迁都时都是经过一番较为周密的选择的。商人在其活动区域的河济之间向东南方向有了发展，出乎河济之间之外。可是商人却没有向西向北发展。当然这不是说商人的统治范围就没有达到那么远的地方。周人本来是臣属于商的。也就是商的势力至少已经达到陇山之下，距其本土也是相当遥远的。武乙曾猎于河渭之间[104]，可是武乙却没有把他的都城迁向西方。旧说整甲曾徙宅西河[105]，则当在今陕西、山西两省之间。其实当时黄河由太行山东北流，此间黄河以东之人也谓这段黄河为西河。后来到春秋时，卫国人依然是这样的称呼的[106]。可见与今山陕之间的西河是两回事。夏桀旧居据战国时人说，乃是“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107]，汤既放逐夏桀，却没有把都城迁徙到夏桀的旧居，而且未越过河济之间一步。商人在北方曾与有易发生过交往[108]。有易当在今河北易县附近。然昭明所居才达到砥石[109]。自盘庚迁于殷之后，至纣时始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110]。邯郸即今河北省邯郸市。沙丘则在今河北省巨鹿县，皆不出今河北省宁晋和隆尧两县之北。可知商人版图虽已扩张很大，其频繁迁都却总不出河济之间及其附近。它能够向东南两方发展，对于西北两方实际上却一直是采取守势的。由商人频繁迁都不离河济之间及其附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这就是说：黄河流域西起陇山，东迄泰山，包括渭河下游和济水以及渭济之间的一段黄河，固然都是适于发展农业的地区，论其肥沃富庶，则当首推河济之间及其附近，其余地区就不免稍差一些。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商人历次迁都就不愿舍此西去，相反的，则是这个肥沃富庶地区却吸引着夏人和周人向东发展。如前所说，禹起于汾涑之间，颍河上游的阳城和阳翟也有他的居处。这是说在这个地区间的黄河两侧本为夏人的故士。夏人亦曾由此向东迁移，相居帝丘，又居斟灌，帝杼居老丘，为东向最远的迁徙。帝丘为今濮阳，已在河济之间，斟灌更在帝丘之东。老丘则在济水之南，较之帝丘还稍稍偏西一点。这样的一再东徙，可能曾经受到河济之间当地的一些势力的阳止。帝杼迁到老丘，是否遇到这样的阻力？史文简略，难知其详。相本居于帝丘，后始迁斟灌，在斟灌时为有过的浇所灭[111]，浇为寒浞之子。据说，寒在西晋北海郡平寿县，过在东莱郡掖县[112]。以今地言之，分别是在今山东省潍县和掖县。相虽东迁，如何能迁到与今山东省东部的部落发生冲突？寒和过的确地同应再作探讨，但在河济之间或其以东则可断言。相是怎样东迁的？书阙有间，具体经过，不易细究。相为中康之子，而中康则又为太康之弟。太康之时，夏室发生了乱事，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113]。钽在今河南省滑县[114]。穷石则在今河南省黄河和洛河间[115]。当时太康居于斟鄩，在今河南省巩县附近。自其表面看来，这宗变故是由于有夏衰弱，故后羿得乘隙西向发展，夺取了夏代的政权，而且后羿也由鉏迁于穷石。实际上恐怕不是这么简单。据史文记载，太康死后，中康继主，中康死后，相才继承大统[116]。可是后羿所引起的问题，并未就此结束。后羿为其臣寒浞所杀[117]，而寒浞的儿子浇又接着灭相[118]。是在太康死后，中康和相时，夏政并未完全恢复。当时情况相当艰辛，相何能从容迁都？而且所迁到的帝丘，就近在鉏的东方，相距又不甚远。如果当时果真如此，则何能为后羿或者寒浞所容？以事理推之，则东向迁都可能还要早在太康之时。前说太康所居的斟鄩，乃在今河南省巩县。这是据杜预的旧说。古时地名往往因居人迁徙，其名称也有随之使用于新地的。太康有昆弟五人，即所谓五观是也[119]，观为卫地[120]，其地于汉时为东郡观县，而为现在河南省清丰县。论其方位，则在濮阳的东北，濮阳就是相所徙的帝丘。据说相之所以迁到帝丘，乃是依同姓之诸侯于斟鄩[121]。如果斟鄩在今河南省巩县，距离悬远，相既东迁，如何还能远依于位于今河南省巩县的同姓诸侯？郦道元对此有过解释，说是“明斟鄩非一居矣”[122]。现在不必再琐琐探索斟鄩移于河济之间的确地，至少可因此说明一点，就是相的东迁也有来由。当时帝丘附近当已有夏人势力，可以作为凭借。夏人在东方的经营还不仅这一点。相为浇灭，其后缗逃归有仍，生少康，为有仍牧正，后来还作过有虞的庖正[123]。有仍后为春秋时的任国[124]，于今为山东济宁县，有虞在今河南虞城县，分别在泗河和濉河流域。较之帝丘和斟灌更在东南方了。直至少康中兴，才摆脱这一危机。也就是说，夏人这次东迁的企图和过程，前后历数世之久，后来还是西向退回。帝杼的东迁老丘，未闻遇到若何阻隔，为时似不是很长。夏人历次举动，都未能长期在河济之间稽留，可是不断争取了一些支持的部落，却也是事实。韦、顾、昆吾见伐于商汤，正是因为他们是夏桀的与国[125]。韦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南，顾在今山东省鄄城县东，而昆吾则在今河南省许昌市东。昆吾远在颍河流域。韦、顾在河济之间，距帝丘皆不甚远，可知夏人在这一地区仍有相当的势力。周人的迁都不如夏、商两代的频繁。前面己经说过，太王由豳迁于岐山之下，是由于受到游牧部落的压力。可是居住到岐山之下，就企图向东方发展。从这时起，才有“实始翦商”的决心[126]。然而周人的都城并未由此固定下来，后来文王迁程、迁丰，武王又迁于镐。程距丰、镐不甚悬远，而丰、镐隔丰河东西相望，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差异。文王的建都于丰乃是在伐崇之后，所谓“既伐于崇，作邑于丰”[127]，指的正是此事。崇在丰、镐之间，而丰、镐实相邻迩。则丰当建立于崇的基础之上，崇为商末西方大国，隔绝周人向东方发展的路程。周人欲向东方发展，首先就要翦除这个崇国。这大概是太王、王季以来的战略，所以文王建立丰京就被称道为“匪棘其欲，遹追来孝”[128]。丰京建立，东向发展道途既开，接着就开始翦商了。丰、镐相邻，武王由丰迁镐，还是同一目的。诗不云乎：“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129]？大概是经过一种卜筮的手续，说是镐京更利于翦商，其实相差究竟不是很多的。文王、武王经营丰、镐，是为了向东发展，可是在翦商之后，仅仅在洛河之旁建立了洛邑，并没有继续东迁都城直到河济之间。这没有别的缘故，因为周人在东方包括河济之间在内，建立了若干诸侯，意义还是相仿佛的。由此说来，黄河流域诚然适于农业的经营，而比较肥沃的还是河济之间，所以商人都城一再迁徙，并未离开这个地区往西迁徙。而在其西的夏、周，却处心积虑，向东发展，企图实际统治这个地区。这个地区虽然较为肥沃，可是商人的农业却还是粗放的经营，处于一种游耕或游农阶段。既然这样，如何来解释当时黄河流域经济的富庶？其实说是富庶，也是由于各方面比较而显示出来的。这由两个方面可以作出比较：其一是人口的稀少，农业的收获不仅可以养活这么多的人，应该还有剩余；再一是周围各地还不如这个地区。远古之时，人口多少未有记载。西晋皇甫谧曾经提出由夏至于周初的人口具体数字[130]，自是悬拟之辞，不值得留意。据说周武王征四方，建立赫赫战功，馘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131]，也是荒诞不经的说法。西汉末年全国人口尚不足六千万[132]，周武王怎么能够俘人三亿有余？孟子论尧舜既没，暴君代作时，曾经指出，“沛泽多而禽兽至”。孟子还说，武王诛纣伐奄时，“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133]。这和周武王自己所说的：“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134]，差相仿佛。到处都是飞禽野兽，正是一幅人口稀少的画图。当时是奴隶社会，人口不多，奴隶却并非很少。《太誓》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135]。当然夷人不能说都是奴隶，奴隶应该是不少的。武王数纣之罪，说是“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136]，则纣不仅有自己的奴隶，而且还收容他人的奴隶。据说周师及于朝歌，纣曾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纣师虽众，皆无战心，倒兵以战，为武王开路[137]。近人论此事，说是奴隶起义。衡以嬴秦末年，山东义军进入关中，秦免郦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军[138]，则此说亦颇有理。当时既是奴隶社会，则有奴隶者当不仅纣的统治集团。奴隶众多，不是都用于农事操作，不过从事耕耘的当不在少数。有这么多的奴隶劳动于田亩之中，就可能得到较好的收获物。而总的人口又不甚多，粮食耗费也是会有一定限度的。“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财恒足矣”。这一条自古以来长期的经验，可以说明从事农业生产是可以积累着若干财富的。如果和这个地区周边各地相较，更可说明问题。黄河流域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地区以北，不论是可以从事游牧的草原地区，或者可以从事狩猎的森林地区，其积累财富都不会较农业为多。黄河流域以南除去若干森林地区，其他虽都可以从事农业，不过就很难一概而论了。西周末年，郑桓公打算东迁，唯虢郐是依[139]。虢为东虢，在今河南省荥阳县汜水镇。郐为今河南省新郑县。虢犹濒于黄河，郐则在颍河支流洧河流域，不过北距黄河还不很远，所谓右洛左济的地方[140]。西周灭亡，郑人东迁，首先灭掉郐国而据有其地。可是当郑人到郐国的时候，还要斩之莲蒿藜藋而共处之[141]。这样的遍地草莱自难说得上有很好的农业。何况土地狭险，山居谷汲，当地的人是难于久安的[142]。再往东去，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这是战国时梁国和宋国的土地。就在战国时，这里的人已经好稼穑，可是当地没有山川之饶，只能不讲究衣食，才可以有点积蓄。再往南去，整个的淮河以北，都是土地瘠薄，连积蓄也都很不容易了[143]。春秋战国时期尚且如此，再往上溯，当然更难和黄河流域相比拟了。其实，这样的解释只是概括的说法，至于具体一些地区还应该是略有出入的。不论是这个富庶地区的以北和以南，就在新石器时期己经有相当多的居民点，现在发现的文化遗址也都不在少数。其中有些文化是值得称道的。就以传说中的夏的都城和与国来说，有些就已超出黄河流域之外，如阳城和阳翟乃在颍河流域，有仍和有虞分别在泗河和濉河流域。而商人早期所居的商和商丘，也是在濉河流域，就是商人所迁都城也有在泗河流域的。至于周人初期所建立的诸侯封国更不以黄河流域为限。这些地方如果不是还有一定的富庶条件，是不会为这几个王朝所垂青的，何况有些地方竟然还要作为他们的都城。应该指出，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也和在其他各地一样，都具有克服自然，利用自然，并进而改造自然的能力。即令当地的自然条件还有某些缺陷，在利用和改造的过程中，是会取得一定的效果的。不过在当时这样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而所谓具有一定的富庶条件的地区，范围有限，难得作更多的发展。因而也就难于和黄河流域的富庶地区相比拟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黄河流域因为有夏、商、周三个王朝先后兴起和建国，它们可以上承在它们以前黄河流域己经具有的文化，而且对后来的王朝也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就可以使人注意到当地的富庶；而江淮流域以及其他黄河流域周围各地，由于没有这样强大而历年又复悠久的王朝，文献中对这些地区少有记载，因而虽也有一定程度的富庶，却难引人注意？其实也不尽然。应该说，正是由于黄河流域富庶地区的广大，才使当地文化易于传播。仰韶文化不仅陇山东西都有传播，而且由此往东，一直传播到太行山东的黄河下游，更迄于泰山以西各地。龙山文化由东海岸上起，直至陇山之东都有传播。其地域的广大是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屈家岭文化以及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所不能比拟的。当然也不能因此就说，大汶口文化等都没有相当适宜的自然条件。也是由于黄河流域富庶地区的广大，才有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先后兴起和建国。如果黄河流域没有这样的富庶条件，或者条件虽有，而不能超过其他地区，恐怕这三个王朝的兴起和建国，还应该是相当困难的。其他地区在当时论自然条件不能和黄河流域相比拟，经过当地人的利用和改造，还是能逐渐富庶，而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春秋初年，华夏诸国主要还限于黄河流域富庶的地区。到春秋后期，就不复再能以此为限了。楚吴两国先后的兴起，其文化都蔚然可观，华夏之国是不能再小觑他们了。当然，积累财富不一定就完全靠着农业的经营，远古时期可能还要依靠掠夺以至于战争。这种举动在原始社会里也许早就有了。当时连文字都没有，自不会见于记载。好在每个氏族和部落活动的范围有限，关系还不是十分巨大。到商灭夏时，夏师败绩之后，汤遂伐三㚇，俘厥室玉[144]。后来武王灭纣，俘商旧玉，亿有百万[145]，还有九鼎[146]。九鼎特见贵重，迁之于洛邑[147]。其他稍为贵重的器物则分赐于诸侯封国[148]。而鲁公、康叔、唐叔所得又特为贵重[149]。鲁公所分的为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路为有金饰的车辆，大旂为交龙之旂，璜为半壁[150]，繁弱为大弓。康叔所分的除大路外，还有少帛、綪伐、旃旌。少帛为小帛，而小帛亦为旗名[151]，綪伐为赤帛之旆[152]。而通帛为旃，当是纯用帛制、别无色和饰的旗[153]，析羽为旌，当是以析羽为饰的旗[154]。唐叔所分的除大路外，还有密须之鼓、阙巩、沽洗。阙巩为一种甲的名称，即制于阙巩之地之甲，沽洗为一种钟的名称[155]。至于农产品和一般财物，都未能受到注意。武王灭纣时，曾命南宫适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156]。可能这些都是当地习见之物，所以就散发了事。其实这些习见之物就己足以显示这一地区的富庶。至少也可以看到农业经营的成就。至于所谓贵重的器物都应是手工业的制品。夏代手工业如何发展，已难于详知。殷墟和周原遗址的发掘，都发现了当时的手工业制作的场所，其规模有的还相当巨大。前面提到周灭商后，以所得商人的器物分赐于诸侯封国。在这些器物之外，诸侯封国还分得若干殷的遗民。鲁公分得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康叔分得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当时并规定，这些人帅其宗氏，镇其分族，将其类丑，服从新的统治者[157]。这些族类姓氏显示出他们在商时都应是从事手工业者，或主管手工业者。族类既繁，人数也应该不少。这可以和殷墟、周原所发现的手工业场所的巨大规模相对照。有这么多的手工业者，所以就有这么巨大的手工业场所。手工业者人数虽然不少，但在总人口数目中却仅仅只是一小部分。所制成的器物种类数目虽也相当可观，实际上不过只是为了满足少数统治者的需要。以之衡量这一地区的财富，自然还有不足的地方。当然这些贵重的器物都可以显示出当时文化方面的成就。如果农业得不到发展，没有积蓄到相当的财富，就是有这样多的手工业者，也是难以取得这样巨大成就的。当时手工业者所使用的原料，有的就是当地出产，有的则是来自其他地区。当时所贵重的为宝玉和彝器。彝器主要是青铜制品。青铜器是杂有多种金属的制品，不过铜乃是其中主要的成分。这玉和铜来自什么地方？是应该提出来的问题。黄河流域在那时有关产玉产铜的记载并不很多，因而有人认为可能是由其他地区运来的。譬如说，玉来自昆仑，而铜则来自长江流域。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附近昆仑山上是产玉的，但古代的昆仑是不是就是现在的昆仑？还是一个疑问。如果就是现在的昆仑，这么多玉是怎样运来的？当然在战争中可以从事掠夺，不过在远古时期从未有过这样的记载。据说周穆王曾经到过昆仑，这事见于《穆天子传》。只是其中神话成分不少，还有待于继续探索。现在所可知的，穆王仅征过犬戎，获得四白狼和四白鹿。从此以后荒服的部落都不再来朝贡[158]。犬戎近在周的近邻，后来遂攻灭幽王于郦山之下。远在昆仑山上的玉是不会以这种途径运到中原的。长江流域远较昆仑为近，大量的铜也不能都是由战争掠夺才获得的。如果不是战争中的掠夺，那可能是朝贡和交换。周穆王征犬戎以后，荒服不至，可是迟至春秋时期，诸侯封国用玉之风并未稍杀，看来朝贡也不是获得这些贵重物品的唯一来源。那么，最重要的手段当然就是交换了。黄河流域能够从其他地区交换这么多的贵重物品，正足以说明黄河流域的富庶，因为有了丰富的物品才可以从事更多的交换。四、小结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很多处发现。其中有不少地区当时的文化相当发达，自成系统。黄河流域也不例外。不过黄河流域的文化继续发展，能够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衔接起来。因而就形成了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黄河流域相当广大。这里所指的仅限于西起陇山，东迄泰山之间。陇山之东为渭河下游，泰山之西那时是济水流域。这两者之间夹着一段黄河。远古时期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实际上就在这里。远古时期这个地区文化最为发达自有各种原因。这里只就地理的因素作为说明。这个地区的地理因素有的直到现在还大致相仿佛，有的则已多所改变，和现在迥乎不同，尤其是太行山和泰山之间差别更大。这里现在是河流稀少，湖泊绝迹。而在那时，河流远较现在为多，而湖泊罗列，更仿佛现在的江淮之间。这里古往今来都是广漠平原，但远古时期，这里的地势相当卑下，显得潮湿，好在平原中散布着许多丘，成为人口聚居的所在。远古时期黄河流域多森林，这对于气候水源都有影响。那时这里的气候较之现在为温暖。虽也免不了亢旱，但一般说来雨水也还不算欠缺。这样的地理因素说明这个地区是一个适宜于农业经营的地区。远古时期农业尚在粗放经营的阶段，更多地依靠自然的条件。而这样的自然条件远较周围邻近的其他地区为优越。所以在这里经营农业能够持续地取得更大的成就，而其他地区也许就难免差些。由于在农业上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因而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使文化发达有了有利的基础。当然还可以和其他地区互通有无，使发展文化能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但是能够和其他地区互通有无，自然需要方便的交通，往来不受阻碍，而更重要的则是有一定积累的财富，才能够从事于交换。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因素，在远古时期这个地区的文化才能发扬光大，而为周围其他各地区所不及。本文史念海先生的照片来源：史念海著：《史念海全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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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卷四《春秋列国疆域表》之“楚”表“昭四年灭赖”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3—524页。[8]

史念海先生诞辰110周年史念海先生（1912—2001），山西平陆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生前曾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唐史研究所所长、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等职，曾任《历史地理》副主编、顾问。为缅怀史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本刊的贡献，表达对先生的崇高敬意，本刊公众号将陆续推出先生在《历史地理》上发表的文章，谨此纪念。史念海先生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史念海（原载于《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3页）黄土高原的形成远在有史以前。自形成之后，自然的作用仍在不断演变之中。有了人类从事生产的活动，在自然的作用之外，又复增加了人为的作用。这就更促使黄土高原的面貌不时有所改变。迄至现在，若干地区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甚或和原来的面貌迥然不同。黄土高原既有农业，又有牧业，也曾有过广大的林区。追溯历史渊源，这里的农林牧分布的地区因时因地也不断有所变迁，显出若干差异。这些变迁和差异都会影响到黄土高原的面貌。如何充分利用土地，多得收益，而又能减缓黄土高原的变迁，在当前已经是一个不能再为忽视的问题。黄土高原主要位于黄河中游，也涉及到其他一些流域。包括秦岭及关中平原以北，长城以南，洮河及乌鞘岭以东，太行山以西各地，也就是说包括甘肃省东部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大部，陕西省北部，山西全省和河南省的西北部。也有把关中平原以及鄂尔多斯高原和阴山山脉以南的地区都包括在内的。本文论述的重点仅以陇东、陕北和晋西北为限。因为这些地区黄土高原的变迁最为明显，农林牧的分布也亟待有以调整。其他各处虽亦皆在黄土高原，有的地区变迁并非十分明显，有的农牧各业仍较发达，无须改弦更张，所以皆存而不论。为了行文方便起见，仍沿用黄土高原这一广泛的名称。一历史时期初期黄土高原的面貌探索黄土高原的本来面貌，不必远溯于洪荒远古。就在进入历史时期的初期，已经显得和现在有很大的差异。在历史时期以前，黄土高原上早已形成许多山脉。这些山脉自西徂东，则有渭河中游以北的陇山和泾河源头的六盘山，又有陕甘两省间的子午岭，山陕之间黄河西侧有黄龙山，东侧又有吕梁山，汾河以东耸峙着太岳山，而更东的太行山则是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天然分界线。其中的陇山和太行山都以地势高峻著名。陇山在关中平原西部，地高山险，行旅倍感艰辛。陇头流水呜咽，也容易引起旅人的乡思。太行山蜿蜒千里，其上仅有八陉较易通行，因而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间的交通也多受到限制。陕北的横山，晋北的恒山，都是黄土高原北部的大山，而横山以北不远处就是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南部的大山，则甘肃境内有西秦岭，山西南部有中条、王屋、析城诸山。西秦岭为长江黄河间的分水岭，王屋和析城之南就是沁阳盆地，关中北部的九嵕和嵯峨诸山，较之中条、王屋，是难以相互匹敌的，但越过这些山就不复再是关中平原了。说到黄土高原的大川，那时自然早已是黄河及其重要的支流了。黄河贯穿黄土高原，它的支流则分布到黄土高原各处。渭河、洛河、汾河和沁河都是黄河较大的支流，而渭河的支流泾河也不能说是一条小河。这当然不是说在黄土高原上所有大小各条河流，同样都在历史时期初期已经有了。因为有些较小的河流的形成应该远在以后的年月，当时可能还没有任何的迹象。现在黄土高原上是没有湖泊的。但在历史时期，汾河中游的昭余祁[1]和陇山之上的弦蒲薮，以及六盘山东的朝那湫池[2]、沁河流域的濩泽[3]，都曾经有过名声。黄河在黄土高原上大都流经峡谷之中，河谷较为窄狭。它的各支流所流经的地区虽不尽是山地，两侧却往往是黄土高崖，所以河谷也都不甚宽绰。譬如今山西柳林县孟门公社，本是唐时的孟门镇[4]，现在地名未改，故镇早已坠于河中，可知当时这里黄河河谷还是很窄的。汾河流经山西灵石县城，由于夹处群山之中，唐时当地河谷仅宽三丈[5]，历史时期初期可能还要更窄些。那时不仅河谷窄，而且河床也较浅。内蒙古和山陕两省之间的一段黄河河床，就较现在高四十至七十米[6]。其他河段虽尚难以确知历史时期河谷的深度，然以较后的材料为证，仍可推知当时河谷并非过深。唐时潼关的黄河河床较之现在高二十米，宋时府谷的黄河河床较之现在高十四米[7]。唐宋时期尚且如此，历史时期初期当然更是相当浅的。同样的情形也见于黄河的诸支流。秦及西汉前期，泾河下游郑国渠口的河床较现在高十米以上，洛河下游龙首渠口的河床较现在高十四米。无庸细证，历史时期初期，这两处的河床也一定会更浅的。黄土高原还有许多的原。原是黄土高原上的特殊地形。这是地势高亢而上面比较平坦的地方。和这里的高山大川一样，原的形成也很早。原的分布实际上并不限于黄土高原。据说在两千多年前，现在江西省北部就曾经有过一个敷浅原，在今山东省西南部还曾经有一个东原[8]。当然黄河中游各处的原更多，周王朝据以兴起的周原，就在关中平原西部的渭河以北。阴山山脉之下在战国后期已经有了一个以“九原”为名的地方[9]。秦时更据以设立九原郡[10]。古人以“九”表示多数，则哪里的原应该也是很多的。不过更多的原却都分布在黄土高原之上。那时黄土高原上的原都是比较大的。原面既然广大，原的数目就显得较少，这是和现在不一样的。那时的原究竟广大到什么程度，由于没有详细记载，不易得窥全豹。譬如说，西周时曾有一个大原，是当时周人和严允的战地[11]。大原在哪里？自来有不同的说法。既然以“大原”为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原了。现在已知周王朝发祥地周原的范围，就可以互相比较。那时的周原相当于现在陕西省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兼有眉县、乾县、永寿三县的小部分。一个原涉及现在七个县境，应该说是不小了。“大原”可能比这个周原还要大。有人认为大原在六盘山东泾河上游。唐朝在那里设置过一个原州，就是以这个大原命名的。显得当时这里的原还确实是不小的，今庆阳县西峰镇的所在成为董志原。董志原就是唐时的彭原。据唐时记载，彭原东西宽六十里，南北长八十一里[12]。这个数字远比现在为大。董志原南接大昌原。大昌原的名称至迟在北宋时已经有了[13]。大昌原和董志原中间并无明确的分界线，本来应该是一个原。这是经过长期侵蚀已经缩小了的原。往上推到历史时期初期，应该还要广大些。这样大面积的原还可以举出许多。由于那时原都是相当广大，沟壑就相应的稀少，有的地方甚至还无所谓沟壑。沟壑稀少或者没有沟壑，这也是历史时期初期黄土高原地形的一个特点。历史时期初期黄土高原的气候一般还是比较湿润的，至少不似现在这样的干旱。气候能够湿润，降水次数的多寡和降水量的大小，应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古代文献也曾有过关于这个地区降水的记载，却远非齐备。有的地方甚至长期都是空白，根本没有任何记载。依据这样并非齐备的记载，而欲得出具体的规律，似乎还嫌过早。至于历史时期初期，就是这样不齐备的记载也是不能轻易得到的。这里之所以说那时的气候一般还是比较湿润的，是根据考古资料和当时黄土高原森林的众多推知的。关于当时黄土高原森林的情况，后文将另行提到。森林能涵蓄水分，林间能保持一定的湿度。这已是一般习知的常理。那时这些地方能够有这么多的森林，就足以证明当时黄土高原的气候是比较湿润的。是不是黄土高原的气温在历史时期初期也和现在不同？这就难得一概而论。当前气候学家已经证明由新石器时代以迄春秋战国之时，关中的温度高于现代[14]。就是迟至唐代，关中各地尚有梅花[15]。足证那时的气候确实较现在为温暖。关中平原北倚黄土高原，不能说其间没有任何的影响。可是也不能因此就说由于关中平原气候在那时较为温暖，黄土高原一定会有同样的情形。因为黄土高原地高气寒，其间还是免不了有所差别的。不过这里应该顺便提及，古代文献上确实也曾有过与现在不同的记载。成书于春秋或战国时的《山海经》就曾记载着六盘山上和横山附近的棕树[16]。现在的棕树多种于秦岭以南，关中平原仅作为观赏树种，冬季犹须善为保护，始不至于冻死。六盘山和横山皆远在关中平原之北，如何能有这样的树种，而且还是山间野生的？古代记载简略，难知所说的棕树的品种。如果能确定它和秦岭以南棕树的品种相同，就可能得出那时黄土高原气候较为温暖的结论，希望气象学家对此多所致力。这里所论述的，只是对历史时期初期黄土高原的面貌作了初步的复原。虽是初步的复原，已显示出和现在迥不相同。二黄土高原农林牧分布地区的演变历史时期初期，黄土高原分布着广大的森林，森林之间，间杂着草原，应该说是属于森林草原地带。如果说有草原地带的话，这就可能限于子午岭北段以西以及六盘山的东西两侧，也就是甘肃庆阳、环县向西至于靖远的黄河岸上。这一点是和现在不完全相同的。那时农业虽已有所发展，但农业地区所占的比例却相当微小，不能和森林草原相比拟。随着岁月的转移，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地区就逐渐扩大。中间经过几度的变化，农牧迭占较为重要的地位，可是后来农业还是超过了牧业，而森林地区更显得缩小，几乎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历史时期初期，黄土高原的森林地区相当广大。所有的山地几乎无处没有森林。尤其是吕梁山区更显得突出。直到现在，这座山上的森林犹为黄河中游重要的林区。那时的森林地区不仅限于山地，山下原野也都有所繁殖生长。渭河中上游的森林直到隋唐时还保持着一定的规模。尤其值得称道的，则是现在所谓干旱地带，历史时期都长期为森林繁茂的地区。现在山西岢岚、五寨诸县，正当芦芽、岢岚诸山之下。这些山皆是吕梁山的支脉。和吕梁山一样，这些山上的森林也是早就有名的。不仅这几处山上，就是吕梁山脉以西直抵山陕峡谷中的黄河岸边，也都曾经是著名的森林地区。五寨、岢岚之西的保德、河曲、偏关诸县，当然也曾经是森林地区了。这里的森林地区向北扩展，隔着黄河正和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的森林地区遥遥相望。陕西北部的横山山脉，北宋时柏林犹相当众多。子午岭北端和横山山脉相连。子午岭南部和中部，现在仍为森林地区。可是历史时期，北段也不是没有森林的。子午岭以西，有关森林的记载较少。可是六盘山和屈吴山就曾经有过颇具规模的森林地区。至于其他各处就不必一一论列了。这都是有确实记载的[17]。不能因为这些地方没有森林，而认为历史时期也就根本没有。如果不能把这些有关的记载一一否定，就不应该不承认这样的具体事实。黄土高原是一个农牧兼宜的地区，广大的草原诚然是适于畜牧业的发展，为游牧民族繁殖牲畜的良好地区。可是农业民族来到这个地区，就必然会改造草原为农田，使之成为农业地区。由于历史时期国内民族的矛盾和冲突，这个农牧兼宜的地区为农为牧，曾经有过几次大的改变。其中由牧区转为农区，先后共有三次，第一次是由战国后期至于秦汉王朝，第二次是隋唐时期，第三次则是明清以来。在一、二两次之间，这里又恢复到游牧地区。当时游牧地区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扩大，远远超出于黄土高原之外。在二、三两次之间，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参差并存。虽是并存，游牧地区仍稍逊于农业地区。由于这里是农牧兼宜的地区，如欲在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之间明确标出一条界线，那将不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可是以人为的原因加以区别，也并不是没有的。一些王朝所修筑的长城就是其中的一端。战国后期秦国所修的长城乃是这些人为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中最南的一条。这条长城西南起于今甘肃岷县，而东北至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黄河岸边。中间经过六盘山和子午岭间的固原、环县等县，并沿横山山脉趋向东北。最北一条的农收地区的分界线，乃在贺兰山和阴山山脉之上，这里主要是秦汉两个王朝的长城。这条长城已超出本文论述范围之外，不在涉及之列。迄今犹明显存在的，则是明代的长城。虽然有这样的一些分界线，并不能就此截然把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分开。战国后期的秦长城没有维持好久。明长城在明代也曾起过最为显著的作用，明代以后，特别是清代后期，已经不能成为一条农牧的分界线了。至于森林地区的破坏虽不尽由于农业地区的扩大，但森林受到破坏后，无人从事恢复更新，原来的林地就不免被开垦成为农田。由战国后期到秦汉王朝，为了改变这里的游牧地区为农业地区，曾经费了很大的力量。累次大量向这里迁徙人口，就是这种措施的一种。最多的一次是在汉武帝的中叶，共迁徙了七十余万口。这次迁徙不完全都是去到一个地区，但黄土高原所容纳的应该不是少数[18]。虽然如此，黄土高原农业地区的扩大并不都完全一律。陇东和陕北在那时还有相当数量的畜牧业，当地所产的马匹曾经有名于世。西汉王朝就在这里设有不少养马的苑[19]，那里的人又多以射猎为俗[20]，当是养马已经成风，而陇东各地较之陕北尤为兴盛。陇东的绝大部分土地于汉时属凉州。“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明见于当时的记载[21]，可以为证。东汉初年，马援以家计不充，亦尝就边郡从事田牧[22]，流风余烈还未稍替。至于晋西北各处，在那时农业地区也不会过于广大，这是由于当地设县较少，人口不多[23]，也由于森林地区相当普遍[24]，土地多未开垦。尤其重要的是当地运出的货物多为马、牛、羊、旃裘、筋角之属的畜产品[25]，分明还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黄土地区的第二次大规模改牧为农，是在隋唐时期。隋代承北朝之后，黄土高原的游牧余风尚存[26]，不过已不占主要的地位，因为这里居住的稽胡部落，也已知道耕种田地，而不再以畜牧为主业[27]。唐代颇重视养马。养马地区最初只是渭河上游和六盘山东西[28]，其后扩展于泾河中游，再后到了今山西的芦芽、云中两山之间[29]。地区虽然不小，养马数额究竟还是有一定的限度，在畜牧业中所占的比例也不算很大。今陕西宁夏两省区和内蒙古伊克昭盟西南部毗邻的一些地方，唐时曾设有六胡州[30]。所设的既是“胡州”，自然保存着游牧的习俗。除过这样一些游牧地区和杂有从事畜牧业的地区以外，隋唐时期在黄土高原开辟的农业地区是相当广大的。这是当时王朝治国的方略，而当地官吏以及驻军将帅也都积极加以推广。如毕諴之在邠州[31]，李元谅[32]、杨元卿[33]、裴识[34]、周宝[35]等之在泾州，皆有相当的树绩。唐代以州为地方一级区划，黄土高原上的州治就有三十余处，州治乃一方都会，为人口所聚集，所需要的粮食自较州内他地为多，州治附近的农田亩数也相应地增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山西西部黄河和汾河之间，西汉时，这里还多森林，人口不多，设县只有几处。可是到了唐代，就设了七个州[36]。尤其是壶口东侧，昕水河和清水河流域就设了隰州(今隰县)和慈州(今吉县)及其所属的十一个县[37]。较之现在还要多出四个县。当时的垦田数可能比现在为多。可是今山西西北部偏关、河曲、保德、五寨等处，当时还没有设置过一个县。事实证明，这几个县在唐时森林仍然是很多的。垦田有限，人口稀少，就没有设县的必要。第三次的改变应该从明初数起，明代的长城实际上成了一条人为的农牧地区分界线。明代的版图虽较之秦汉和隋唐为窄狭，对于农田的开垦却远较秦汉和隋唐为宽广。自明初起，即重视屯田，据说，当时，“屯田遍天下，而西北为最。开屯之例，军以十分为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种[38]。”不仅派遣军士电垦，民间也许开垦。而当时推行的开中法，更促进农业地区的扩大。当时盐利至大，盐商欲获准贩卖，须先输粮边地，然后才能至盐仓取盐。盐商由远地运粮，殊多不便，故纷纷趋集边地，就地开垦种植，就地缴纳粮食。明代北陲设九边镇，黄土高原上有延绥(榆林)、太原、固原三镇。这样军、民、盐商皆麕集开垦，地方官吏和驻军将帅又从而督责倡导，詹荣[39]和周尚文[40]先后皆在大同开垦，获有声誉。其他各地也都差相仿佛。这样上下相习，蔚成风气，最后就几于无地不垦了。甚至在崇山峻岭之中，也“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垦”[41]。农业地区的扩大几乎使当地的畜收地区和森林地区都无所附丽了。明代虽也设苑马寺，养马之地仅限于六盘山东西固原、会宁等地和陕西西北隅的定边、靖边诸县[42]，实已无足轻重了。清代末年，农业地区又越过明长城，向北伸延，长城以南就更说不上有多少游牧地区了。在黄上高原改牧为农，扩大农业地区的几个时期中，一般都是采取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这种粗放的经营，收益必然有限，所收获的粮食最多只能满足当地的需要，殆少有向外运输的可能。秦汉时期，黄土高原经营农业的成效并不十分显著。当时西北边防最为重要，而阴山山脉尤为设防要地。秦代防边所需要的军糈并不就近取之于黄土高原的农业地区，而要仰给于由今山东半岛转输来的漕粮[43]。西汉时这样的负担并没有减轻，还有劳于中央王朝大农的调剂[44]。为了开辟这样新的农业地区，秦汉王朝都是一项过重的负担。所有初徙到这里的移民的衣食住所诸问题，都需要予以解决，直至能够自给的时候[45]。这里还应该注意，至少汉时有过这样一条规定，就是徙到边地的人不能私自迁回内地[46]。当时设在黄土高原的一些郡都近于边地，应在这条规定之内。西汉时大举徙民实边，已在汉武帝中叶前后，边警近于稍息，边民思归，当不完全为了逃避戍守，而是由于边地的艰苦。因而虽有禁令，还不免乘机逃归。这些乘机内徙的边民中包括秦末在阴山之下和新秦中的一部分[47]。新秦中在今鄂尔多斯高原，是当时经营农业较有成效并且相当富实的地区。富实的地区尚不能使边民多所留恋，更何况其他收成较薄的地区。秦汉时期在黄土高原设立的县治，以西汉一代为最多，和现在比较，差相仿佛，只有个别地方比现在为稀少。当时每一郡中各县的平均人口，却都没有现在多。当时的人口以相当于现在陕西北部和内蒙古伊克昭盟南部的上郡为最多，每县却只有三万多人，其他各县一般都只有一万稍多一点。而位于六盘山东西的安定郡，平均每县仅六千多人[48]。当时开辟的农业地区既然如此的广大，人口又如此稀少，对于农业的经营就只能采取广种薄收的方式。农田虽是相当普遍，收成却实在微薄。隋朝及唐代前期，承北魏北齐之后，仍实行均田制度。成丁之年，率授田百亩，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由于人少地多，所授的田地皆成倍给予，再易的田地还要加倍[49]。当时按人口和土地的多少比例，还有宽乡和狭乡的差别[50]。人口由狭乡迁徙到宽乡是受到鼓励的。也就是说，迁到宽乡所授的田地还可以多给些。黄土高原各州的人口都是不多的，当然应是宽乡了。这样一个丁年的人就可以得到两三百亩的土地。当然这里面包括有一易再易的田地。一易再易的田地是可以轮换休耕的，并不是每年都要耕种这样多的田地。除过这些一易再易的田地，还应有由狭乡迁徙到宽乡时多给的田地，总之是超过了当时授田百亩的规定。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一个农民耕田百亩，已经是不易了。田地再多，就只能是广种薄收，而难得精耕细作。隋唐两代的都城皆在关中。都城中所需要的粮食主要是仰给于由运河运来的漕粮，关中平原尚不至于有过重的负担，对于黄土高原各处自然也难得有更多的要求。关中平原本是一个富饶的农业地区。唐玄宗开元年间，由于推行和籴的办法，从关中得到数百万斛的粮食，漕运也因此而暂时停止[51]。当时和籴的办法还曾在河西推行，也取得了成效[52]。可是就没有在黄土高原上推行，这正说明了黄土高原的农业不克承当这样的负担。明代的屯田地区分布于全国各处。每一屯田军士具体耕种的亩数，因所在地区不同而有差异。黄土高原一般规定是一百亩，不过也有畸轻畸重之处。固然有偶然偏低的，如嘉靖年间固原、延绥的九十七亩有余，偏高的却还更多，如万历年间绥德卫的一百一十七亩强，平凉府的一百二十亩，隆庆年间靖虏卫的二百亩，而万历年间榆林卫且有达到六百五十亩的[53]。即使这里所说的六百五十亩的数目可能有讹误处，然二百亩和一百二十亩也应是高额的了。就是一般所规定的一百亩也并非很小的数目。明代的亩较今市亩略小，相差并不很多[54]。这样多的亩数，同样也是难于精耕细作的。军屯如此，普通民人开垦土地，为数也不能过少。垦田过少而又未能精耕，是难于维持生计的。由于未能精耕细作，粮食的产量就难于提高。在正常的岁月里，还可勉强足够当地的需要，如果想征发和输送到别的地区，必然会感到困难。若是偶然遇到灾荒歉年，问题就更难于解决，说不定会引起别的乱子。就是在这样的开垦和耕种情况下，草原已经受到破坏，森林也受到摧毁，更助长了侵蚀，形成了纵横的沟壑，到后来甚至连所开垦的农田，也难得都能完全保持住。三黄土高原的变迁与农林牧布局的关系现在的黄土高原和历史时期初期早已有了显著的差异，就是历史时期中各个阶段，前后也未能完全一样。这种差异乃是长期陆续不断演变的结果。这样的一些演变，涉及的方面很广泛，就是黄土高原上的山地和河流也都不是没有变迁的。只是山地和河流的变迁由于缓慢而不十分明显，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至于气候的变迁更不容易引起人们的觉察。前面曾经论述过历史时期初期黄土高原的气候，并举出当时森林的繁密作为证明。那时的气候一般还是比较湿润的。可是现在晋西北和陕北长城沿线竟被列为干旱地带，而且还向西伸延到六盘山东西各地。如果说六盘山东西历史时期有关的森林记载尚不甚繁多，实际上的森林地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可是晋西北和陕北长城沿线，就不能作此解释。显然这里成为干旱地带乃是当地森林破坏以后变迁的结果。现在的黄土高原和历史时期初期相比较，最为明显的差异，应该是原的变迁。由于侵蚀不断的进展，原来黄土高原上范围相当广大的原大都已经先后不复存在。有的支离破碎，分成若干零星小原，有的则消泯殆尽，名实俱难追寻。代之而起的则是长短的沟壑。正是这样长短的沟壑，使原面受到切割，又进而破碎分裂。到现在这里的千沟万壑，错综复杂，成为黄土高原上的另一种特色。关于这一点，我也另有专文论述[55]，这里就不再多所涉及。黄土高原这样一些变迁，不能说对于劳动生产就没有影响，甚或要影响到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尤其是原的破碎消泯和沟壑纵横，影响更大。为什么能有这样一些变迁？同样也有自然的原因和人为的原因，而人为的原因更促进自然原因，形成严重的后果。主要的人为原因应该是历来的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失调。如前所述，在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农业地区和畜牧地区曾经有过几次的交替演变。有的时期黄土高原绝大部分都是畜牧地区，有的时期绝大部分却又成为农业地区。在这样交替演变的过程中，森林地区也难以保持它的本来面貌，而不断遭到破坏。既已破坏，它的故地除高山峻岭无人过问外，其他也就随着农牧地区的交替，有时成为农业地区，有时却又成为畜牧地区。由于黄土高原农牧皆宜，所以每次改变时，从事改变的人都认为是合乎情理，并不违背自然。当时都不会考虑到后果，当然在短期中也难看到明显的后果。但后果毕竟是难于避免的。所谓后果就是原的破碎消泯和沟壑的增加延长，直接减少了借以从事劳动生产的土地。而促成原的破碎消泯和沟壑的增加延长，则是侵蚀。侵蚀虽属于自然现象，但地表如有良好的植被，是可以减少或受到阻遏的。森林和畜牧地区的草原以及农业地区农田中的农作物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当然其中还是有所差别的。森林的作用最为良好，草原次之，农作物应该又次之了。经营农业就要耕耘。耕耘疏松了表土，这就不是阻遏侵蚀，反而是有助于侵蚀。特别是黄土高原的耕作习惯，无论是秋禾或者二麦，一年只种一次，种了秋禾，就不再种二麦。同样，专留的麦田，就不复再种秋禾。只有在倒茬的时候，秋禾收后，再种二麦。秋田和麦田在收获之后，虽暂时不再种植，却还要耕犁，使地力得以休息。这时地表无有被覆，侵蚀自然更是方便。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些原因，黄土高原在作为畜牧地区时，侵蚀就不甚显著，在作为农业地区时，侵蚀就较为严重。这一点我在论述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时曾作过较为详细的说明[56]。历史时期的黄河曾经有过两次长期相对安流的时期，也有两次频繁泛滥的时期。两次长期相对安流时期，一次是由商周至于秦代，一次是由东汉初年至于唐代后期。两次频繁泛滥时期，一次是在西汉时，另一次则是由唐代后期到解放之前。由商周至于秦代这一时期，黄河中游的农业虽已有所发展，农业地区都还有一定限度，当地草原仍然相当广大，遍地森林也尚无若何破坏情形。东汉以后，由于西北各族的迁入，黄河中游的农业地区缩小，草原相应地扩大。森林虽有所破坏，还不至于过分严重。正是由于这两个长期相对安流时期黄河中游植被相当良好，侵蚀不甚显著，随河水下流的泥沙不多，黄河下游的河床不致因泥沙堆积而迅速抬高，所以能够长期相对安流。而黄河频繁泛滥时期，正是黄河中游到处开垦，破坏草原，农业地区代替了畜牧地区，而森林又相继受到严重摧毁，林区相应地大幅度缩小。村植被既已破坏，侵蚀就趋于严重，泥沙也随水流下。在第个长期相对安流时期，黄河还只是浑浊，它的支流也都比较清澈，后来泥沙的随水流下，首先使若干支流浑浊起来，黄河也由浑变黄。黄河下游的河床更由于随水流来的泥沙到处堆积，而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因而频繁发生泛滥，甚至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显然可见，黄土高原的变迁与农林牧的布局有关。黄河及其支流中随水流下的泥沙都是来自黄土高原。这是黄土高原侵蚀的必然现象。这些泥沙一部分是来自黄土高原的表土，一部分则来自黄土高原的沟壑。由于黄土高原的沟壑愈益增多，而已成型的沟壑则更伸长展宽，促使原的破坏和消泯。农业地区扩大时期，侵蚀既然严重，则原的破碎消泯、沟壑的增多延长，也应该在这样的时期。因而就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要防止黄土高原的继续破坏，就应该对于当前的农林牧的分布地区有所调整。四

已故著名宋史专家徐规在为点校本《宗泽集》所作序文中也说宗泽出生于义乌县石板塘村。参见徐规：《宗泽集序》，〔宋〕宗泽著，黄碧华、徐和雍编校：《宗泽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卷首第1页。[2]

值得注意的是，钱穆和李学勤的考证都没有考虑鲁阳公与鲁阳文君/子在称呼上的区分，但他们的立场与贾逵、韦昭等旧注家不完全一致，因后者未考虑年代差异而把几个文献中的鲁阳公系于公孙宽一人身上。[24]

。不过，将配隶凶犯刺填地方军的政策，在南宋行之未久即告辍止。以摧锋军为例，淳熙元年(1174)，宋廷尚有诏令“自今有正犯强盗、持杖劫盗之人，如人材少壮，并量远近分配潮、韶两州摧锋军”[64]

原编号075、076、189、199、200、202、203、212、231、214的简册均提及“西陵”,可见这是一处交通枢纽。其中,以231号简说“淯口到西陵十二里”,折合今距约5千米。[6]

《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一辑),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98年4月增刊,第140页。

任何一国的出版物，以其他国家的年号确定时间顺序，都是十分罕见的情况，我们以此推定测图时间以民国年号纪年，就可能是由中国机构测绘的，反之亦然。但在未证实之前，也仅仅是假设，此假设将在下文进行检验。

在这份统计资料中，依然未列出各省所辖县及设治局的名目，只有总数。还有一份可供参照的政区资料从《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所附《中华民国时期省级政区变迁表》中获得，即1933年全国的政区设置如下：

西南大学历史图像与田野工作实验室／云南大学“数字人文”工作室简介

关于北宋中前期乡数与户口数之密切关系，笔者曾以江南西路建昌军为例进行过探讨，详见王旭：《宋代建昌军基层区划——乡的地理分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辑。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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