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帝制晚期，因丧失了自我更新、自我调节的能力，无可挽救地陷入文明的窄口，路越走越窄，最终走向衰败，甚至面临灭亡。

恐惧与自由文：景凯旋

个人·社群·公正文：钱满素▌离开了个人，还有人类存在吗？

享有国际声誉的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曾说：“我深恶当代史实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而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将来。”周先生所言不虚。他的里程碑式著作《五四运动史》，当年在解严以前的台湾就是禁书，至于改开前的大陆就更不用说了。所幸，那个时代已然过去，周先生所谓“期待于将来”早已实现。1942年，周策纵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由于才华出众，年纪轻轻的他就深得时任政大教育长陈果夫的赏识。一年后，经人引荐，周策纵被邀请去陪都重庆担任市政府专员、秘书。抗战胜利之初，陈果夫、陈布雷等人引荐周策纵到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相当于秘书），为蒋介石撰写讲稿，作新闻发布和宾客会见记录等事宜。《五四运动史》风靡全球后，周策纵回忆道：“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周、李宗仁、马歇尔等等，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为什么突然留学美国？周策纵先生如是道：“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政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自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应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中国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中西文化互动后中国人的反应与改变做全面检讨，方足以谋解决之道。”周策纵自认无法影响中国的实际政治，又深感中国近几十年来思想紊乱，认为“五四”运动是现当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根源，于是决定着手撰写《五四运动史》。1960年，五十五万言的《五四运动史》终于问世。由于不合党派教条，该书虽然在海外风靡一时，但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遭到大陆和台湾的限制。周策纵为此感叹不已，“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著禁书。”《五四运动史》一问世，就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殷海光先生阅读此书后说：中国的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张鸣老师读后道：在1949年之前的二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当然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具有文化颠覆意味的五四运动有截然两端的态度。很少荐书的袁伟时老师却盛赞此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是公认的经典！要想了解五四，识破形形色色的谎言，请沉下心来读这部书！

忍将功业苦苍生：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识分子落后文：朱学勤源于思想的观念与制度，构成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行动逻辑。▍革命引起观念vs.观念引起革命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文化传统中确有很多糟粕，但没理由一股脑儿彻底否定它。“五四”片面否定的后果就很明显。反过来讲，传统也是个活的东西，在全球化的今天，它也会吸收很多外来的因子。文化保守与现代民主并不冲突，台湾就是一个例子：它的转型恰恰是在文化保守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台湾的例子已经说明，五四时代“实现民主转型，必须打倒传统文化”的观念不能成立。

先顾自我，再顾他人文：陈志武

杀君马者道旁儿读《罗家伦与张维帧——我的父亲母亲》文：林达

惟其如此，古代人随时都会准备作出许多牺牲，以维护他们的政治权利以及分享管理国家的权力。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投票具有价值而自豪，他们从这种个人重要性的感觉中得到了巨大的补偿。

▲维特根斯坦（1889.4.26~1951.4.29）维特根斯坦：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文：周濂我的一位朋友曾经告诉我，阅读此书让他回忆起早年读金庸的感觉，对于这个奇怪的比喻我一点都不诧异，因为在这本书里，你不仅可以读到精神世界里的金戈铁马，更重要的是，你看见的不只是天才，更有人性。年轻的维特根斯坦在罗素的房间里像头野兽一样来回奔走。三个小时过去，困惑不已的罗素忍不住打断他：“你到底是在思考逻辑还是在思考你的罪？”“两者皆是！”维特根斯坦回答道，然后继续他的奔走。我相信，这则流传甚广的轶事，给所有企图理解维特根斯坦的人出了一道无法回避的难题：维特根斯坦怎么能够同时思考“逻辑”与“罪”——这两个处于平行宇宙里的主题，对于他的哲学和人生这究竟意味着什么？1951年维特根斯坦去世，此后短短四十年间，已有五千八百六十八种二手文献探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除此之外，还有各种诗歌、画作、音乐、小说、电视片以及数不清的传记刻画这个充满魅惑力的形象。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些浩如烟海的各类解读不可避免地分化成了两极：要么完全割裂他的生活只研究他的哲学；要么受他的生活的吸引，却理解不了他的哲学。直至1990年，雷·蒙克出版了《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通过同时描述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和工作，这位三十三岁的英伦青年自信很好地展示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关切与他感情和精神生活的统一。▌最好的传记，最棒的翻译作为一名传记作家，在专业训练上蒙克具备足够的资质，他的专长是数学哲学与分析哲学史，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能把握维特根斯坦的基本思想。蒙克在资料搜集方面下的工夫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他曾多次请教维特根斯坦的三位遗稿保管人（冯·赖特、G.E.M.安斯康姆以及洛什·里斯），遍访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和同事，专程奔赴奥地利和爱尔兰做实地考察，甚至有幸遍览了未经发表的维特根斯坦全部的加密札记。但是，所有这一切依然不足以保证蒙克能够回答那个难题——“逻辑”与“罪”是如何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合二为一的？要想做到这一点，蒙克还必须具备纤细敏锐的洞察力，深厚宽广的同情心，以及——这也许是最重要的——“通过看到联系达成理解”的能力。怎样才能“通过看到联系达成理解”？打个比方，在《建党伟业》中，杨开慧为了看远方天空的烟花，跳啊跳啊跳，一旁的图书管理员看出了其中的暗示，把她托起放在了肩上。对这个充满文艺腔的桥段，我们可以用一种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方式去诠释它：你必须站到思想的高墙上，才有可能达致“ubersicht”（综观），这样你就能“通过看到联系达成理解”，这样你的智力痉挛就得到了松弛。但是说时容易做时难。在这本厚达五百八十四页（中文译本正文）的著作中，你能读到万花筒一样的元素：玻尔兹曼、魏宁格、康德、歌德、罗素、弗雷格、叔本华、拉姆塞、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泰戈尔、柯勒的格式塔心理学、弗洛伊德的精神治疗法、美国的《侦探故事杂志》、《圣经》、十九世纪末维也纳的文化氛围、犹太人身份与同性恋，绝对的安全感、力求爆发开来的原初生命和野性生命、痛恨虚夸的浮饰、寻求直接性、综观.....惟当把上述所有碎片组成整体，在其中看到联系，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

限制政府，归还自由文：刘军宁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给英国带来的变化举世公认。这些变化与撒切尔夫人的个人能力的相关性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但是与保守主义的相关性则很少被提及。而后一点则正是本文的主题。在我看来，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成就是保守主义治国之道的一个个案。

无限政府与治乱循环文：刘军宁所谓无限政府（unlimited

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主张，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只能被用于实施普遍的正当行为规则，不得被用来追求特定的目的。尽管遵循这项基本原则对于自由社会的正常运转来说是极为必要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人们力图长久维续自由秩序的目标受到威胁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暂时中止上述那项基本原则的实施。从一般的意义上讲，个人只须关注他们各自具体的目的，也只有在追求这些目的时候，个人才能最好地服务于人们的共同利益，但是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捍卫整体秩序成了压倒一切的共同目的，无论是地方性的自生自发秩序还是全国性的自生自发秩序都不得不暂时被纳入组织系统之中。例如，当外敌威胁入侵的时候，当发生叛乱或不法暴乱的时候，当自然灾害的发生需要通过某种有效手段并采取迅捷行动予以救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这类强制进行组织的权力（powers

铭记思想，终会照进现实文明史上最值得铭刻的三句话文：先知书店有一种说法，定义一个族群从蛮荒走向文明的标志，就是开始使用铜器。铜器不仅被用于战争、生产、祭祀、邦交等场合，其恒定、重而不奢的特质，也天然地承载了传承文明道统的使命——古人就将最值得铭记的文字“刻于金石，以垂后世”。古罗马将代表其文明高度的法治思想——“国家的精神目的是维护正义，物质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铭刻于“十二铜表”之上。美国也把追求独立、反对暴政、争取自由与公正的国家精神刻于铜铸的“自由钟”之上。而“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录，就铭刻于一件西周铜器何尊之上。以铜器为代表的礼器，更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精神承载——在祭祀中沟通天地、神祇、祖先；于现实中铭记过去、传承未来，通往永恒。有哲人曾说，历史真正的教训，就是人类总会忘记历史的教-训。因此，将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文字刻于铜器上，是唤醒历史记忆，保持文明精进的重要标识——不仅因为这些文字历史意义重大，更因为文明极其脆弱，我们今天所享有的生活方式，正面临着阿克顿勋爵所说的四大威胁：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财富不平均的怨恨，无知者和迷信者对乌托邦的向往，缺乏信仰者将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将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文字刻于铜器上铭记，有助于我们守护文明底线，督促自己为思想精进，日拱一卒。01.“我知我无知”当下值得被铭记的文字，苏格拉底的“我知我无知”，当为首选。追溯人类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是现象级的存在，而苏格拉底和他那句“我知我无知”（也常被译为“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则是古希腊文明的标志。在古希腊的雅典，苏格拉底被公认为“最有智慧的人”，甚至诸神都通过女祭司告诉世人，世上再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然而这位哲学家却冷静地回应说：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可谓苏格拉底的座右铭。苏格拉底向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求教，对各色人物穷根究底地发问，到最后苏格拉底突然明白，为何承认自己无知才是一切智慧的开端：只有意识到自己很无知，才会不断去追问、学习，最后变得智慧。而其他人虽然也和自己一样无知，但却常常自负满满，结果只能距智慧越来越远。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慧，是一个很崇高的字眼，人是配不上它的，只有神才配得上。但是人类有理性能力，通过认识自己认识神、积累智慧，但这一切都始于”我知我无知“。因此，“无知我无知”不是妄自菲薄，而是诚实；不是廉价的自我贬抑，而是自知之明的自然表露；不是一个人的美德，而是起码的教养。然而二千多年过去了，苏格拉底的智慧，少有人理解；而苏格拉底的美德，同样鲜见后继者。针对自知无知的态度，人们往往浅薄地赞叹其谦虚，或以为这是为了博得谦虚的美誉而廉价的自我贬抑。

岁月静好是把杀猪刀文：押沙龙

“与其做一个特别糟糕的学者，不如做一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尽管没有回到哥大读博士，查建英后来在双语写作上的成绩是无愧于夏志清先生的。1995年撰写自己“第一本比较成熟的书”《中国波普》（China

历史上很多国家，鄙夷“半片面包”的智慧，热衷于通过改天换地直接追求“整片面包”的乌托邦式叙事，极端情况下，甚至承诺“免费的面包”，但结果却是“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换来了贫穷与衰败。

邪恶体制下的个人选择文：崔卫平2005年的柏林电影节，德国电影《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又名《希望与反抗》），荣膺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影片取材于1943年地下抵抗组织白玫瑰成员索菲·朔尔和汉斯·朔尔兄妹，因在大学教学楼散发反战传单被捕，四天之后被处以极刑，同时遭到处置的还有他们的同伴克里斯多夫。

让事实说话为什么这么难？文：陈嘉映

当错误的代价由别人承担犯错是容易的，坚持错误也很容易文：索维尔

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句特别深刻的台词：“你不懂什么是自由，是因为你的一切都被别人代表了，从来没有像人一样的活过。”自由，对于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它的人，是难以理解的。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东西都似懂非懂，自由也是如此——当我们谈论自由的时候，往往不会去思考自由究竟是什么。

自救，就是最大的自由文：熊培云这次上海的疫情，很多人不理解，为何如此被动？天助自助者，学习乌克兰。自救，还要靠自己。自救，就是最大的自由。权力主导的传统社会，奉行的法宝是几千年的商君书，治民之术务必把民治成一盘散沙，原子化。互助自救，是一个社会的自我修复、自我治愈。在这个暴风骤雨般的“剧变时代，令我们目不暇接的每一起公共事件，几乎都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我们失去了太多东西，前路却更加迷茫。身边人活得非常不幸福、不自由，我们却时常爱莫能助……于是，一个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迫：在一个自由缺失的环境中，我们如何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推荐熊培云老师的一篇文章（选编自《慈悲与玫瑰》），希望可以启发你我的思考、增强我们的力量。上大学的时候，宿舍里有位博闻强记的同学，我们经常互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当年曾经认真讨论且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让你牺牲，全人类就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你愿不愿意去死？记得我们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愿意！”这是一个很具八十年代理想主义风格的回答。如果人类真有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真理性解决方案，一个人的牺牲可以让其他所有人从此幸福无比，我相信很多人年轻时都会有类似的回答——前提是“反正又不是真的牺牲”，也不会质疑一下“为什么偏偏是我？”时至今日，我依旧有着并不稀薄的家国情怀，并热切地爱着这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当我再次面对这个问题时，我的回答可能还是“愿意”，但已不再响亮。这不是我比年轻时少了牺牲精神，或者是我信奉了杨朱，而是因为我畏惧这背后的逻辑——需要一个人去死才能换来的美好世界，一定不是美好世界。▌“不自由，毋宁死”？帕特里克的一句“不自由，毋宁死”，曾激励千百万北美人为自由与独立而战。很多所谓新思想，其实都是旧主张。这个“不自由，毋宁死”，我也在《吕氏春秋》找到了相似的论述。▲裴多菲的诗句，民国作家殷夫翻译一个叫子华的哲人对生存状态进行了分类：“全生”，是指人类生命的各种需求都得到满足；“亏生”，是指部分得到满足，“亏生”的状态越严重，说明对生命的价值越不尊重；“迫生”，指的是各种需求不仅得不到满足，而且要被迫承受自己厌恶的东西，也就是不得自由、遭受耻辱地活着。也就是说，如果我得到的，都不是我想要的，那我不如死掉了。全生是一百分、亏生是五十分左右，死掉是零，而迫生则是一个负数——你想看美国大片，他非逼你看样板戏；你想的是穿古装的林青霞，他非逼你想杀猪的铁姑娘……这个社会里的很多人，恰好是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间。但如果真是因为“不自由”，就“毋宁死”，我是不赞成的。▌生命：不容选择的自由

民贫国必衰，民富国才强文：周其仁最近关于“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有很多讨论，引起大家关心。利用这次观察家年会的发言机会，我谈谈自己的看法，供各位批评。我看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两个层面。一是对事实的认定，也就是中国这些年来究竟是不是发生了“国进民退”这么一回事。当然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观察，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以我比较关注的土地问题而言，国进民退是存在的。因为宪法规定，所有城市的土地都是国有土地，所以城市化加速，城市的范围扩大，政府就把更多农民的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土地。这当然是国有土地在增加、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减少。这是财产存量方面的变化。第二个层面就是评价。如果事实上发生了国进民退，或者没有发生，那么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好还是不好，这涉及到价值观，看法的分歧就更大了。但是还有一个层面的问题，讨论得比较少。那就是无论是国进民退存不存在，好还是不好，都有一个基本概念的含义，即何谓“国”，又何谓“民”？目前流行的讨论，是把“国”与“民”在概念上对立起来处理。似乎在这个“国”里面，完全没有“民”的因素；而“民”的概念，也可以彻底排除“国”的成分。我认为，这样的概念本身就是问题。当我们用这样的概念来概括可观察的现象，并加以价值评判的时候，容易把具有实质意义的问题忽略掉。当然，对这个概念的讨论不仅仅涉及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自己也没有想得很清楚，所以这两年就没有对国进民退问题发表过意见。两年前在一个场合，问题变得不容回避。当时我供职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林毅夫提议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重新组建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到大学正式批准成立的时候，毅夫已去世界银行工作。成立揭牌会上要发言，我就犯了难——这“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含义？没有办法，我只好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搬了出来。此书名是严复的译法，后来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书名就成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那么，究竟是“国富”，还是“国民财富”？查斯密的英文原文，是

6.忽然之间心底涌起强烈的渴望，前所未有：我要爱，要生活，把眼前的一世当作一百世一样。这里的道理很明白：我思故我在，既然我存在，就不能装作不存在。无论如何，我要为自己负起责任。

6.忽然之间心底涌起强烈的渴望，前所未有：我要爱，要生活，把眼前的一世当作一百世一样。这里的道理很明白：我思故我在，既然我存在，就不能装作不存在。无论如何，我要为自己负起责任。

被遗忘的常识：经济决定贫富，政治决定生死文、编：先知书店有一种东西，绝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拥有，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才具备。它就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和高估的，也恰恰是听起来最平常的东西——常识。从字面上来看，常识很容易被理解为“平常的知识”，也就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知晓一点的所谓“大众知识”。常识听起来如此简单，但能够讲清楚常识是什么，并真正掌握常识的人，却从来都是少数。更多的人，其实是误把偏见当作常识。比如，一个最常见的经济学常识谬误——资本家以剥削工人为生，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就成了无数人日用而不知的伪常识。托马斯·索维尔说，认识到自己的无知，需要相当程度的知识。破除伪常识别无他法，除了多思考，就是多读书。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经济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由此诞生。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如何创造更多的财富。在这个元问题下，诞生了许多分支和争论，比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与政府之争等等。其实，当经济学家们志得意满地开疆拓土，扩张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时，反而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因为人类社会是复杂的，用单一的经济学逻辑来统摄一切，会严重地遮蔽其他学科的思考维度，其中，被遮蔽最严重的，就是政治学逻辑。▋经济决定人的贫富，政治决定人的生死

▲王小波（1952年5.13.~1997.4.11）手握常识的旗帜永不做沉默的大多数文：景凯旋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传统的经济理论没有清楚地区分不同的垄断，也没有清楚地区别不同垄断对经济行为和经济效率的不同影响。流行的教科书讲，垄断——市场上只有一个供应商——带来的“市场权力”（market

近年来，世界银行重新划定了国际贫困线。新划定的国际贫困线采用了新的价格数据，从而更加准确地反映了当今世界各地人们用于满足基本需求的食物、衣物和住房需要支出的一般成本。©

马勇：严复学贯中西，横跨诸多知识领域。研究严复，如何与其处于同一学术境界，这是最难处。克武先生中西兼通，研读严复数十年，深得严学意指。这部新著必将推动严复研究的进展。

自由的国度没有黄昏文：里根

要冷静耐心。你尽量让坏事发生好了。你不要躲避。相反，你要认真观看。你要用主动的理解代替被动的接受刺激。这样你就会应付这些事情。人只有经历自己的渺小，才能到达高尚。13.

society（法治社会），它有别于无自由的telocratic

Accolade贵族精神缺失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丛林社会文：邓峰

新加坡的成功应归功于英国文：网摘；编：李强2012年5月，前联邦德国（西德）总理施密特访问新加坡，两位老友做了长达3天的交谈。交谈的内容由《时代周报》的记者记录了下来，这两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就很多问题展开了讨论。当他们谈到了李光耀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双语政策时，李光耀坦言：新加坡的殖民者是英国，这对新加坡来说挺幸运的。越南当年被法国人殖民，现在他们要淘汰法语学英语，因为英语才是世界性的语言。不只是这一次，李光耀在其13年的著作《李光耀观天下》中讨论欧洲的章节里，也表示了对英国的感谢。对于英国的制度和其有风度的离开，我们应该心怀感激。他说相比被比利时人殖民的刚果，和被法国人殖民的几内亚。被英国殖民的新加坡和它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刚果，他们长期以来都被比利时人当做原材料的生产国来使用。比利时人后来不得不离开了，他们留下一片狼藉，并且任由刚果在内部战争中挣扎。比如几内亚，因为他们的领袖惹恼了戴高乐，愚弄了法国。戴高乐便下令在撤出几内亚时将那里的电线全部剪断，什么都没有给他们留下。李光耀说，相比这两个国家，英国人在离开时颇有绅士风度的。他们的总督彬彬有礼地将办公大楼完好无损地交给他，拉着他的手向他介绍了大楼里的每位管家。正如一首歌里唱的那样：这位漂亮朋友离开亦漂亮。李光耀写道：如果，英国人当初留给我的是刚果或者几内亚那样的状况。我不能确定自己有无能力将国家变成如今的面貌。当然，李光耀要感谢英国的并不只是他们的绅士风度和他们留下的英语，李光耀更看重英国人的制度。在他看来，英国人留下的制度本是成熟的，行之有效的，他们不需要去将其颠覆。那样是愚蠢的，他们只需要去填补和强化一些东西。我想说的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固然不用去感谢那些殖民者。他们是强盗，是剥夺者，是帝国主义，是自大狂……但是，从单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一个殖民地被哪个国家所殖民，对于被殖民的国家来说确实是影响非常深远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当时他们遇到的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大英帝国。如果把大英帝国换做是葡萄牙或者西班牙，不说他们还能不能独立吧，我想至少美国要承受更大的灾难。凭借英国人当时的实力，没有道理打不过他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巴西。巴西当年被葡萄牙人殖民，葡萄牙人也单纯把他们当作种植园和原材料生产基地。他们在巴西推行的是大庄园制度和奴隶制，他们当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并且他们的制度还是较为落后封建制……等到葡萄牙人在1822年离开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任何遗产留下。他们留下的只有一堆烂摊子和两大阶级：地主（庄园主）和贫民（甚至是奴隶）。巴西是经济也残破，政治体制也残破，两大阶级随后展开了长久的斗争。当地主阶级得势时巴西就是军人政府。当贫民势力得势是巴西就是民粹国家。此后巴西就一直在这种不稳定的局势中挣扎。我们甚至可以夸张一点说，葡萄牙人给巴西带来的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新加坡在九十年代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而且也成为英语民族国家之一。李光耀的演讲处处流露出对英国的感激之情。为什么被英国殖民过的国家不恨英国呢？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英国殖民地模式与其他老牌帝国主义完全不同，回顾五百年来的殖民史便可窥伺一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殖民帝国以及后来的德国，都曾一度飞速崛起，势力遍布全球，却也都迅速衰落，沦为二、三流国家。但不列颠自十六世纪开始，却一直“活力长存”：○

▲殷海光（1919.12.5~1969.9.16）他们为什么要忙于说假话文：殷海光近十几年来，台湾有一个奇特而又令人忧愤的现象，就是愈有权势的人士愈爱说假话。这些人士之说假话，在态度上，比普通人说真话时表现得还要真；在语气上，比普通人说根本无法否定的话时还要肯定。十几年来，这类人士在说假话的竞赛上，实在可得“最佳勇气奖”。这类人士所说的假话之形态，不外乎“空”、“泛”、“矫饰”和自吹自擂。他们动辄以“远大”，以“未来”教人。然而，他们自己却是最现实的现实主义者。

评论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经济自由化是一个大题目，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撒切尔夫人在什么情况下以何种方式推动了英国经济自由化，这种政策对当时和今天英国经济有什么影响。▌曾经的大英帝国患上了“英国病”

1975年4月5日，是一代枭雄蒋介石去世的日子，距今已有47个年头了。对于蒋的评价，世人向来褒贬不一，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爱之欲其复生，恨之欲其万劫不复——两种情况无疑都是对蒋的极度扭曲。或许是中国人固有的思维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他者之眼可能更能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而抗战时期曾长期与蒋共事的美国人史迪威，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还以史迪威的视角写了一本有名的著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塔奇曼在这本书中写道：1944年7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正酣的时候，美国政府正式要求蒋介石委员长任命一个美国人，也就是约瑟夫·W·史迪威（Joseph

编：李强我们知道所谓的晚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之所以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因为从它开始中国社会面临一个社会转型，这个社会转型必然会要求制度变革

近日，乌克兰布查镇的屠杀事件震惊世界。面对悲剧，人们想起了卡廷森林惨案、海兰泡大屠杀、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等屠杀事件，或许由于发生在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很多灾难并未有系统的反思。针对平民的无差别屠杀，它是怎样发生的？提起大屠杀，距离我们年代最近的最惨烈的大屠杀当属“卢旺达大屠杀”。这场起于1994年4月7日的灾难，其凶残度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三倍，3个月屠杀80-100万人，平均不到十秒杀一人。纳粹对犹太人屠杀的性质是“特色”的，纳粹是党卫军充当执行者；卢旺达则是全民参与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屠杀行为——从身份上“扣帽子”，到肉体上“物理毁灭”。▲与卢旺达大屠杀事件相关的电影《卢旺达饭店》剧照

经济学界最缺乏的四大常识文：许小年

生产与消费每一次购买都是一次投票01、使人的生活过得更有人味的社会方法，最主要的是克服贫穷。02、市场经济是一种人人都有机会获得财富的制度，它给予每个人不受限制的机会。03、在市场经济中，要获得并保持财富，除了成功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外，别无他法。04、一个人为消费者提供服务越是成功，他挣钱就越多。05、工厂制度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生产和销售方式。它的特征是：产品的设计不再针对少数富人，而针对的是一向在市场上无足轻重的普通消费者。06、资本家、企业家和农场主，都不能决定必须生产什么，这是由消费者决定的。生产者从事生产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市场，他们希望卖出自己的产品。07、消费者最终决定的不仅仅是消费品的价格，而是所有生产要素的价格。他们还决定市场经济中每一个成员的收入。是消费者而非企业家支付每一个工人和男女明星的薪水。正是消费者花费的每一分钱，决定了一切生产程序的方向和所有商业活动组织的每一个细节。这种状况曾经被称为市场民主，即每一分钱都代表一次投票权。08、想获得利润的人，必须不停的探索新的机会。他在追求利润时，要根据消费大众的需求调整生产。09、利润体系的优点是，它为改进提供了极高的奖赏，使人愿意冒很大的风险。假如取消或大大缩减这种奖赏，也就不会存在任何进步了。10、工资的最后决定因素，是作为工资收入者的国民对其服务和绩效的自身评价。劳动之所以和物品一样地就市论价，不是因为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冷酷无情，而是因为他们无条件地受到铁面无私的消费者主权的支配。消费者不打算满足任何人的骄傲自得和自我陶醉，他们需要的是最便宜的服务。11、价值判断是人类随意性的产物。他们反映着判断者的一切缺点和弱点。然而，由全体消费者的选择所决定的市场价格的唯一替代品，就是由一小撮人的判断所决定的价值，而他们在易犯错误和易于失败这一点上，并不亚于多数人，即使他们确实被称为“权威”。无论怎样决定消费品的价值，不管它是出自统治者的决定，还是全体消费者——即全体人民的选择，价值永远是相对的、主观的和人为的，根本不可能是绝对的、客观的和神授的。资本与利润利润来自对未来的洞见12、能够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正是以下这个事实：那些比别人能更好预测未来的人们更能赚钱。13、利润的最终来源，总归是对未来的洞见。14、市场经济独一无二的效率要归功于它激励每个人竭尽全力服务于其同胞。15、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是体力劳动者的某种程度的努力，而是储蓄者的资本积累以及企业家对资本的合理使用。如果技术发明的使用所必须的资本没有通过储蓄而积累起来，技术发明将成为毫无用处的雕虫小技。16、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资本投资。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基本原理的话，那就看看所有落后国家是多么渴望为他们的工业搞到外国资本。17、西方大众之所以有目前的平均生活水平（都高于其前资本主义时代或苏联），是资本储蓄积累以及富有远见的企业家明智投资的结果。如果新发明的采用缺乏源于储蓄的资本品的增加，技术的进步就无法实现。18、对企业家和资本家颇有微词的人随处可见。人们总喜欢嘲笑比自己富有的人。他们认为，有人之所以更富有，仅仅是因为比自己更不循规蹈矩。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们也放松道德约束，同样也能取得成功。因此，他们只在自以为是的陶醉中感受着荣耀。市场与管制没有市场就没有自由19、假如私营企业以创造利润为唯一目的，它就不可能成为官僚管理方式的牺牲品。追求利润的企业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官僚管理。20、僚机构掌握着能够对企业造成严重损害的权力。为了避免这种伤害，经理只好同掌权者搞好关系。21、不保护私有产权的国家从来没有发展到某个文明的略高阶段，这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22、没有市场经济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法律，也不过是僵化的文字而已。23、取消市场经济，实际上取消了一切自由，只给个人留下了服从的权利。24、的确，在市场工资制度下，个人没有选择永久失业的自由。但是，也不存在其他可以想像的社会制度，能够容忍一个人享有无限休闲的权利。25、特权给某一集团带来的短期利益，是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26、使已婚妇女和儿童免于打工的，不是什么劳工立法和工会的压力，而正是市场经济。个人与社会社会是手段而非目的27、社会从本质上说，就是互相交换服务。28、形成合作、社会、文明，使人脱离动物蒙昧的基本事实是：“分工下完成的工作比独立操持更具生产力”，而且“人之理性都有能力认识到这一真理”。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将永远停留在相互敌对的状态，为争夺自然界稀少的生活资源而成为不解之仇敌。每个人都不得不把所有同类视为敌人，为求一己欲望的满足必然与所有邻人发生不可化解的冲突。在这种状况下，不可能生出同情。29、人们并不因为互爱或应当互爱而分工合作，他们之所以合作，因为合作对于他们自己最有利。使人不得不调整他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要求的、不得不尊重别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不得不以和平的协作来代替敌对与冲突的，不是爱，不是仁慈，也不是任何其他的同情心，而是正确的懂得自私。30、就人而言，改善生活最适当的方法是社会合作和分工，他们是人在生存竞争中最重要的工具。31、和平合作与劳动分工的优势是普遍的。这些优势立刻惠及每一代人，而不只是未来的子孙后代。32、分工与合作的较高生产力，使社会成为每个人达成他自己目的的主要手段，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些什么。社会合作的维持和加强，成为每个人所关切的事。33、说社会有生命，说社会有灵魂，说社会有行动，这都是容易引起彻底错误的比喻。思想的，总归是个人。社会不思想，正如它不食，不饮。人的理智作用，从原始人的天真想法，演进到现代科学的精密思想，是发生于社会里面。可是，思想本身则是个人的成就。我们有联合的行为，没有联合的思想。我们只有“保存思想，并把思想传递给别人，以刺激他们思想”的传统。34、那些想让同胞有所改变的人，只能采用说服的办法。这是民主的唯一改革方式。假如一个人无法让别人相信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他应当责备自己的无能。他不应要求制定一部法律，也就是说，借助于警察的强制。35、一个社会，如果弥漫着对劳动的厌恶，就会堕落成由心怀仇恨、互相谩骂和疾世愤俗之徒组成的大杂烩。36、社会利益与得到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之间，并非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社会不是需要个人牺牲个性的摩洛神。正好相反，社会是使每一个人获得福祉与快乐的最为重要的工具，是个人得到生存与进步的最合适的武器。社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满足人的所有欲望的最佳手段。生活与命运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37、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会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关乎性情的问题。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38、生活正是对于逆境的积极抗争，生命就体现在这一抗争中。心智正常的人不能想象完全无拘无束的生活。理性是人在为生存而进行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斗争中最为重要的装备。39、在数百万人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实现了他所追求的目标。即便是那些最幸运的人，他们的成就也与其年轻时梦想获得的虚荣仍然相去甚远。数以千计的困难和阻碍撞碎了计划的梦想，而他本身的力量却显得很弱小，以至于无法实现主观想象既定要达到的目标。失望和失败的计划，自身的不足和他提出的既定任务相互矛盾是每个人最大的、最为痛心的经历，这是最典型的人类命运。人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这种命运做出反应。生活的智者歌德指出了其中一条道路。他在《普罗米修斯》中呼唤道：“你也许说，我应该憎恶生活，逃向沙漠，因为不是所有的美梦都能成真。”浮士德认识到“智慧是最后的结果”。“只有那些每天不得不拥有自由的人，才能像获得生命那样获得自由。”任何尘世间的不幸都能损害人们的意志和精神。谁想面对真正的生活，而不被生活所奴役，谁就不应当躲避到生活的谎言中去寻找安慰。当企求的成就没有到来，当命运的打击将长期的辛劳所得瞬间化为乌有时，他应当将努力再增加四倍，他应当毫不畏惧地面对不幸。40、人的最珍贵的特权，就是不断做出改进的努力。经济学与我们它关系着文明的存亡41、我们这个时代的多数人都不了解经济学，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今天政治争论的重大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政治舞台上每天讨论的话题只能通过经济学的推理而得到理解。但是人们，甚至民权领袖、政治家、编辑，都不愿意进行任何严肃的经济学研究。他们以其无知为荣。他们担心，了解经济学可能有损于他们天真的自信及其因重复随手捡来的口号而产生的自满。42、对于每个有理解力的人而言，没有比经济学更重要的，他本人的命运即他子孙的命运都与它密切相关。……所有懂道理的人，都应该熟悉经济学。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公民的基本责任。43、生产技术手段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富与福利的增加，只有通过实施那些体现经济学原理的自由政策才有可能。正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瓦解了阻碍技术进步的古老法律、习俗和偏见，并把那些天才的改革家、发明家从行会陈规、政府管制以及各种社会压力的束缚中解救出来。44.经济学不可局限于学校教室和统计官署，更不可停留于秘密传授的圈子里。它是人的生活和行动的哲学，它关系到每个人和每件事。它是文明的精髓，也是我们人类“人道地存在”所不可或缺的东西。45、经济知识是人类文明结构的基本要素，是现代的工业化和过去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所有道德、知识、技术和医疗成就的基础。它留给我们一个丰富的宝藏，至于我们今后能否善加利用，或者弃之不顾，则取决于我们自己。但是，如果人们未能充分利用这些知识，而置其中的教训和警告于不顾，那么，被消灭的将不是经济学，而是人类社会和种族。米塞斯一生颠沛流离，他的思想即便在西方世界也曾被视为“异端”，但他却始终如一的坚持自己的观念，自由就是他的信仰，思想就是他的武器，他是最后的自由骑士。作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让奥地利学派再度崛起，他因此被誉为“奥地利学派的院长”。米塞斯的思想影响了罗斯巴德、哈耶克、安·兰德等人，他是影响思想家的思想家。正如罗斯巴德说：“米塞斯的《人的行为》是文明人必读的经济学《圣经》。”但遗憾的是米塞斯的思想与著作，在国内仅在少数学者、企业家圈子中流传。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米塞斯”系列，读他的人生和作品，从中汲取力量。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读懂米塞斯（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哈耶克与罗斯巴德作品）。来源：米塞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米塞斯回忆录》等。部分名词有改动，敬请谅解。辑录：齐亮延伸阅读：张维迎：如何走出低信任社会？张维迎：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米塞斯：重要的是，抛弃产生战争的意识型态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是对待真理和自然的态度张维迎被严重低估的一本书，当下却显得尤为重要重温哈耶克的36句经典名言，让你清醒认识当下社会亲爱的书友，根据现有规则，公众号文章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序，而是根据用户的阅读习惯进行算法推荐。如果您希望继续看到我们的文章，请点亮右下角“在看”▼更多好书，点击“阅读原文”

“规则、秩序和进化”，商务印书馆。节选部分为作者对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核心要点的概括。作者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是对待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文：饶毅

自由国家的宪政文：哈耶克；译：冯克利1．自由主义宪政制度的奠基者为捍卫个人自由而提出的方法是权力分立。这种观念背后的含义是，强制之应当得到允许，只能因为它是用来执行得到立法机构批准的对个人行为具有普适性的规则。不过正如我们所知，分权并没有达到这一目的。这项原则若想有实际意义，必须以一个法律概念为前提，即要根据法律自身的、独立于法律来源的标准，去限定什么是法律。只有当把立法行为保留给一个特定的机构，同时使它的权力仅限于这种行为时，说一种行为是“制定法律”的行为，才会产生有意义的结果。

Adams）不理解政治的逻辑就会沦为乌合之众文：愈嘉

懂得西学的人，如果有国学基础，或者热爱国学中精华的遗存，是可以有创造的潜质的......他常常从东方的经验里凝视西学的元素，又从西洋哲学中反观我之故有文明。中国新文化的“自性”，大概就在这里

恶政与恶棍文：吴思01.东汉中平二年农历二月己酉（公元185年3月28日），皇都洛阳的南宫起火。这场大火烧了半个月，烧掉了灵台、乐成等四座宫殿。古诗十九首中描写洛阳的皇宫说：“两宫遥相望，双阕百余尺。”两宫相距七里而可以遥遥相望，门前的两座望楼竟有百尺之高，由此可以推想皇宫的规模和巨额耗资。皇宫的这场大火搅乱了帝国的财政预算。皇上要给自己家盖新房，这笔额外开支从哪里出？

你的坚强，正是你的软弱文：邓晓芒我之所以对别尔嘉耶夫感到兴趣，仅仅是因为曾读到过一篇介绍文章，其中谈到他的这个观点：如果你没有信仰，那么你就得自己去寻求。这与我自己曾表述过的思想不谋而合：信仰，或人生的信仰，不是现成的（凡现成的都是不可靠的，甚至是虚假的），而是每个人在自己的思考和探索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如果你感到生活没有意义，那只能说明你还没有使它有意义；但更糟的是，如果你从未感到过生活的无意义，那你就根本不会想到为它去寻求意义，或赋予它以自己的意义，就注定会毫无意义地过一辈子了。我理解，这种人生意义的寻求本身，就是人的最根本的自由。近读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深为其中的真知灼见所激动，但同时也有某种失望。我虽不能说，他所想到了的我都已经想到了，但至少，我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似乎他也同样未能解决。别尔嘉耶夫对“个体人格”的分析，特别是对其个体性与共相（具体共相）的关系的分析，真是十分精彩。现代思想（更不用说“后现代”了）从某方面说越来越肤浅化（虽然越来越“精密”），已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从柏拉图经过库萨的尼古拉、波墨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真理。人们从常识或自然意识的立场将共相看，作许多个体的“集合”或“共同点”，把个人看作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反过来把自然、社会、宇宙都看作是“个体人格的一个部分”，也就是看作一个人形成和创造自己个体人格的“材料”。这只能表明他们作为个人对于他们被抛入其中的这个周围世界已经失去了创造力，即丧失了个体人格。别尔嘉耶夫则极大地强调了个体人格的这种独立性和创造性：“个体人格不是部分，不能把它作为任何整体的部分，哪怕这个整体恢弘无比，是整个世界，个体人格也绝非它的部分”，“个体人格是存在于个别的不可重复的形式中的共相”。它是“例外，任何法则都不可能统摄它。一切种族的和遗传的特征，仅仅是个体人格创造积极性的材料而已”，所以“集体的个人人格”是一个“矛盾的概念”。他特意将个体人格和天才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天才性，天才是不分等级的，而是有无限差异的、各自独立的，但又是渴望沟通的，“人格主义也许仅仅是有关可沟通性的理论”。但这种沟通又决不以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为代价，决不能把自己完全抛出去（“奉献”出去），使之“客体化”或“异化”：“那种为克服主观性，则把共相的观念进行客体化和实体化的做法，是盲人导路，绝非真正意义上的超越”。换言之，如果有人为一个外在的共相（共同体）而牺牲，却不为自己人格中的内在共相而牺牲，他就把真正的共相本身牺牲掉了。历代“愚忠”的牺牲者就是这样，他们的一切崇高的理想到头来只是某个政治野心家手中的临时工具。别尔嘉耶夫最后将他的人格主义归结到自由：“个体人格的个性指独立性、凝聚性、自由”，“自由不应是人的权利的宣言，应是人的责任的宣言”。但自由必定带来痛苦。“个体人格就是痛苦”，“人世间的痛苦即个体人格的生成”。人类之所以甘受奴役而不能忍受自由，正因为这自由使人苦恼，它是黑格尔所谓的“不幸的意识”。但正是在对这一点的分析上，暴露了别尔嘉耶夫在对自由的理解上尚有不彻底的一面。他没有看出（至少没有强调），自由所带来的痛苦不仅在于周围环境的压迫，而且在于自由本身的悖论。别氏到处发现悖论（Paradox，中文译为“悖异”），强调“人是矛盾的生存”，但惟独拒绝承认自由和个体人格本身存在着悖论。在他那里，个体人格是人生的“一个光灿灿的方向”，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而“自由人仅仅在于能拒斥自己良心和意识的异化和外化”。对此我深表怀疑。黑格尔早已指出，外化和异化正是自由本身得以实现的条件，没有外化和异化，自由只能是一句空话，一个美好的梦。当然，外化和异化（客体化、实体化）必然带来痛苦、奴役和不自由，这正是自由本身的悖论所在；但也正是这种自由的异化所带来的不自由，使得自由的历程不能停步，不能驻足于某一种生存状态，而要拼命地继续挣扎前行，去打破自由本身造成的枷锁而争取新的自由。所以在黑格尔那里，「自由人即使在和周围环境作战，实质上也是在和自己作战，和自己的自由的悖论作战」。正是自由的这种自相矛盾性，作为内在的痛苦和动力，迫使人把自己的自由一步步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而逐渐展示出自由的更深刻、更丰富的全部内涵来。这就是黑格尔对自由的“历史主义”的理解。从这种眼光来看，“自由人”并不在于能“拒斥”异化，而正是在于能勇敢地投身于异化，同时又积极地在异化中寻求克服异化的道路。这条路决不是“光灿灿的”，而是黑暗中的摸索，充满血污和罪孽，是黑格尔所谓的“绝望之路”和“怀疑之路”；在其中，一切发生的都不是真正愿意的，只有那个自我超越的形式才是他所愿意的。只有这样理解，别氏的这句话才有了着落：“人是提升自己和超越自己的生存。人的个体人格的实现即不断地超越”，所以“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大言自己的个体人格已经完成。”然而，个体人格的这一悲剧性的悖论，究竟是证明了人的坚强，还是证明了人的软弱呢？看来别氏的结论是后者，因为他从中引出了一个“上帝”（虽然是特殊意义上的上帝）：“个体人格的特性即在于它自身不能自足，不能自身实现自身，它的生存一定需要‘他者’。”人在奋斗中发现自己的有限性，陷入痛苦和矛盾，这的确是人的命运；但为什么因此就一定需要一个“他者”来帮助拯救，这始终是我的一个疑问。明明是人在自我超越中创造和发现了超个体的价值，怎么会一变而为：“如果没有超个体价值，没有生命的神性颠峰——上帝，个体人格便不能走出自身，不能实现自身的全部生命”？人的自由的“黑色的”悖论又怎么会一变而为人在上帝面前的这一“光灿灿的”悖论：“人就是既自由又依赖的生存”？这一转化怎么转过来的？对此，别尔嘉耶夫始终不肯明说，在他看来这正是人性最大的谜，是不能用理性、概念和哲学说清楚的，只能诉之于个人神秘的“精神体认之真理”。但这就等于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邓晓芒，1948年生，1982年硕士毕业后长期在武汉大学任教，2009年12月起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德国哲学》主编。专攻德国哲学，同时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在中国，要想读懂康德，邓晓芒无疑是最好的老师。邓老师研究康德，可以说中外驰名，连德国的康德专家，都很佩服他的研究。邓晓芒老师前后在武汉和华中科大，为研究生一字一句讲读《纯粹理性批判》。课堂实录被整理下来，就是现在的这部经典《康德句读》（注：《纯粹理性批判》原著约40万字，因篇幅限制，“句读”仅精选其中20万字精华讲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简体版译本有四个，最好的也是邓晓芒先生翻译的，吃果读书诚意推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来源：选自邓晓芒《从寻根到漂泊》之「人的坚强与软弱」另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9年11月2日延伸阅读：孟德斯鸠：论十恶哲学家眼中的九种愚人邓晓芒：武侠小说读多了之后……熊培云：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普世价值邓晓芒：我不愿意度过一个虚假的人生钱满素：中国不是个人主义的合适土壤朋霍费尔：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维特根斯坦：我们总是看不见这个世界的真相阿伦特：自由并不意味着舒服的生活，而是意味着有尊严的生活亲爱的书友，由于微信改版，公众号文章不再按时间顺序排序，而是根据用户的阅读习惯进行算法推荐。如果您希望还能再看到我们的文章，请点亮文末右下角“在看”↓↓↓▼更多好书，点击“阅读原文”

为什么越是集体罪责，就越是难以反省？文：徐贲伊恩·布鲁玛的《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是一部政治性的游历思考记录。就像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以及英国奈保尔的“移民观察”一样，此书可以称为一部“政治游记”。梁启超首次游历考察欧美，是带着中国问题去的，他的目的很明确——寻找对强国智民有用的经验。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民主，也有相似的目的——寻找有益于法国和人类的政治。然而，布鲁玛与这些前辈不太一样。他在日本、德国都有过丰富的学习、工作经历，长期研究两国的文化、学术，“研究战后心态”的目的是后来才渐渐形成的。这部《罪孽的报应》，可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研究结果。他表示，这部书并不研究战争本身，它关注的是战后德国、日本如何“应对”战时罪孽的不同方式：德国是从上到下全民彻底悔悟，不得不承受“罪孽的重负”，并与之相伴而生；日本却是以部分责任者抵赖、不悔罪的态度，来躲避罪孽的报应，然而，抵赖也同样无法彻底消除内心的罪孽重负，因此罪孽也如影子一般与国民文化相伴而生。▌民族的仇恨VS罪孽的报应战后第六年，布鲁玛出生在荷兰。从小到大，身边成年人一直向他传递对德国的“敌人”意识。因此在他的孩提时代，德国人一直是国民的头号敌人。荷兰与德国有着文化上的相似性，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战后的荷兰人在地理和心理上都努力与德国人划清界限。布鲁玛曾经是留学生，后来又是国际杂志编辑，在日德两国都待了许多年。但是一直到四十岁出头，他才开始跳出“受害国”的视角，认真思考德国人如何记忆二战的问题。由此，对于“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记忆战争；在了解过去后，又如何审视自我”，他也感到非常好奇。在对照德日两国对战争罪行的心态后，他发现了很多令欧洲人惊讶的差别。也许正因如此，《罪孽的报应》中对日本的观察和思考更加深入、透彻，也是特别能让中国读者感兴趣的部分。布鲁玛注意到，直到今天，在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言谈中，“经常掺杂着大量德国人名：斯宾格勒（Spengler）

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有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这既是哲学的第一命题，奠定现代文明的逻辑与科学，同样是基于这一命题的延展。但是对于身处转型时期的中国人来讲，‌‌在认识自己之外，还多了一个命题——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读懂中国本身，能知道从哪里来。但认识世界，才能读懂文明大潮下究竟该向何处去，1840年以来的历史脉络与走向，其实无不源于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与思考。但“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谈何容易，要有学识，能认识到现代文明的本质；要有见识，有足够开阔的眼界，能站在全人类的视角下思考当下问题；又要有胆识，敢于在常识遭到挑战、真相被刻意掩盖时，坚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表达，推动社会的观念进步。这三个特质，越往后，能做到的人就越少。即使在大师辈出的民国，能做到的知识分子也屈指可数，于今世今时更是罕见，陈乐民与其妻子这对学者伉俪便是其中的极少数。他们的学术一生以“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为己任，是当今社会少见的兼具学识、见识与胆识的学者。◎学识：在研究欧美的时候，心里总放着一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