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老人创造的奇迹 | 王瑞芸
我们现在的社会可以说是个属于年轻人的社会，可没想到过去的这一年打动我的却是两个老年人，那就是陆庆屹的处女作电影《四个春天》中的一对老人，就是陆导本人的父母。他们住在贵州很小的一个城市中，属于最普通的人，几乎不具备任何眼下人人渴求的所谓社会“资源”。他们生活清贫，在上世纪60年代结婚时连一口锅都买不起，即使是极其寒素的结婚所欠下的债，也是到1995年才还清的。可是身处那样的物质状况和社会地位，他们却照样把生命活得有声有色，丰满精彩，以致平时喜欢随手拍拍照片的小儿子陆庆屹“不得不”拿起摄像机去呈现他们，并告诉我们说，“我对我爸妈最崇敬的地方，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听过爸妈对生活说过一点抱怨的话。我想把这种既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呈现出来做某种参考。”
他没有想到，我们也没想到，就这么一部记录一对老人日常生活的电影，却打动了很多很多人的心。网上有评论说：这部电影“所到之处均收获一路泪水，普撒一路温暖。” 说真的，我也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而且有些困惑，为什么一对普通老人的普通生活会这么深地触动到我的心呢？
我定神想了想，觉得可以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这里先容我从另一个老人说起。那是一个美国老人，叫罗迪（Sabato Rodia，1879-1965），也是个穷人，他的地位和处境甚至比《四个春天》里的老人还要低一点，他是连字都不大识的，而《四个春天》中的两位老人都是有文化的人，父亲是物理教师，并酷爱音乐，能玩二十多种乐器；母亲爱唱歌，是当地的民歌高手。
罗迪在14岁时，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一辈子就靠做泥瓦匠糊口为生。可是这个两手空空，连英文都说不利索的人，从42岁那年起，突发奇想，独力开始在自家后院去建一个他梦想中的大“东西”。他只能用业余的时间去做，唯一能买得起的东西是最便宜的水泥，其他的所有材料——钢筋啊，瓷片啊，玻璃瓶啊，贝壳啊——全是他一点点捡来的。结果罗迪用了34年的时间，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条件下，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把那个“东西”建成了一个塔群，其中最高的一个足足有30米。那个五色斑斓的“大东西”叫人看得目瞪口呆，没法相信这是由一个赤手空拳的老汉建成的。现如今，他建的那个塔已经成为洛杉矶的一个著名景点，被称为“华兹塔”（Watts Towers），甚至是这个城市的一张文化名片了，连外国来的政要都有兴趣去参观呢。
说真的，美国老人罗迪和他的塔是我住在洛杉矶这二十几年中最打动我的事件，原因应该是：这个美国老人用自己的生命，展示了一个自开天辟地出现了人类之时就存在的一个事实：一个人的生命能量是极大的，你不需要依靠其他，就是依靠这条命本身，也能做出非常惊人的事。然而，这个事实通常只停留在字面上，没人真认可它，实践它，一直要到某时某地真出现这么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做下了这么件惊人的东西，才能让我们对这个事实睁开眼睛。怪不得佛家有句话说“人生难得”——估计这句话是个中国人基本上都听到过，但多少人真的对这句话有感觉呢？反正，对我来说，是在看见了罗迪和他做下的事之后，才大吃一惊，才真的肯接受这句话，肯重新来看待自己的平凡生命，并且在有生之年中，第一次仅仅是在单纯的“人”的意义上，让自己获得了很大的自信。
没有想到，《四个春天》中的两个中国老人，会让我再一次受到了从罗迪那里经受过的同样强度的心灵冲击。我甚至觉得，他们给了我认识人生价值的一个新维度，那就是说，我的认识一开始因为依据了罗迪的例子，于是像我这种研究艺术的人很容易就以为，一个人的才华与能量，需凝聚为一个物化对象才算是价值得到了体现——比如写一本好书，做一件杰作等等。可《四个春天》中的那对中国老人却向我呈现，人的价值、生命的能量，却并不一定要付之于有形之物或一个物态的承载对象，他们就在最普通的衣食住行中，在不引人注意的寻常人生中，一样可以把生命活出一种水晶般的质地。瞧瞧电影中的那对中国老人，他们天然地对生活有一种坦然接受的从容，有毫无抱怨的知足，有充沛完足的爱心——包括对人，包括对自然中的所有花草鸟鱼、对一切生命和四季变化。有这么满溢的爱心与兴致来面对世界，使得他们纵然日复一日地在操持生活中的种种琐事，但从不以为烦，反而是津津有味地享受其中的乐趣和成就。这样的心态，使得这两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依然具备孩子般的天真快乐，会对着鸟说话，会对着花起舞……那个做母亲的——被儿子看见——即使在劳作，她的脚都在点着拍子，“她嘴里没有唱出来，但是心里有歌”！那个做父亲的，看见燕子飞回房梁上做窝，会惊喜而慎重地报告全家：“今年燕子又来了哦！你看嘛，哈哈！”这些内心喜悦的不经意流露，让我们特别惊奇地看到，他们纵然置身于社会底层，身上居然一点也没有被时代与社会摧折的痕迹，生命中没有任何污损的俗气的东西！他们真的是把最普通的衣食人生活出了诗意，活成了柏拉图所定义的“生活”最高理念的样板。
我应该没有盲目地拔高这对老人身上所体现的价值吧，否则那样的普通人生凭什么会让“所有的人都看哭了……你会被那种健全的诗性心灵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碰到的人们没有人不在谈论它，《四个春天》已经吹起来了一股和煦的风……”（网上评论）因此这对中国老人的生命状态，真的是可以提升到文化学层面上去看的。中国文化从来就不在意“着相”，因此有“大象无形”一说，意思是，人的最高成就不一定要落实在可视的物质层面上，“无意”或者“无形”有更辽阔的覆盖面和大气度。这个立场导致中国文化一直以来都更重视人心，专在人心的改造上下工夫。就如学者梁漱溟先生（1893-1988）所指出的那样：西方的文化价值是偏外向求取的，有更多物质性的联系；而东方文化的价值是偏内向的，比较脱离物质层面——“中国文化是要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都是在讲人心的完善，而不很去重视外部世界的改变。因此，我们传统的文化审美立场一直是，一个人，他的心的质地好了，生活的质地必然就好，世界也会变好。《四个春天》中的两位老人恰好把中国文化的这种品性给呈现出来了：心的质地好了，即使身处山间地头，布衣敝屣，无名无位，他们也能把寻常生活活成了诗，活成了某种叫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品质。因此他们的儿子陆庆屹会说出这样的话：他的父母“有巨大的感染力。至少对我来说，万一我做错了事，面对他（们）会感到羞愧，无地自容”。他们用自己的存在指示给我们每个人看见，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一个生命在任何情况下去丰满自己的内心。这对身处边地的父母，其生命的质地，真如同他们的儿子无意间在地下坑道中发现的那块水晶一样，“它们埋藏在山林里，没有人知晓，仍然朝着最纯净的方向生长”。当这块水晶被带出坑道，放在世人眼前时，人们没法不惊艳，没法不感受到它散发的纯净柔和的光芒。
这应该不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因为陆导亲口告诉我们：“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温柔”；“他们对人的爱是无理由、不需要回报的，不管是对陌生人，对万物，对植物，他们俩都有一种敬畏感……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遇到。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他们的骄傲，但他们是我的骄傲。”
我想，我把事情看清楚了，美国老人罗迪是把他的天赋和能量凝聚在一个塔上，让我们知道，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是可以创造奇迹的。而活在山间地头的两位中国老人，纵然爱音乐，善于吹拉弹唱，却从无企图要把自己的天赋去落实在一件作品上，但一点不妨碍他们依然能够创造奇迹，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变为水晶一样的宝物，那件“宝物”散发的光芒折射到普通生活中，一样能照亮千万颗人心，启发千万人觉悟。照我看这是一种东方式的“作品”创作方式——形而上的，无形的，但绝对不比有形的差。
2018年我有了这样的感悟，真觉得自己没有白过。感恩《四个春天》，感恩遇见这对中国老人，感恩父母给予我生命，从今往后要更加珍惜“人生难得”这个事实，学着去改善自己内心，让它朝“最纯净的方向生长”——这是我2018年的收获，也是2019年的起点。
2019-1-21 美国千橡城
本文刊2019年2月3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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