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小镇记】上海来的外婆 | 路明
那时外婆还不老。她时常倒几部车，来小镇看我和我妈。记忆中，她爱穿一件灰色咔叽布外套，冬天是驼色呢大衣、“料作裤”，裤线挺括。非但不老，还有点时髦。下雨天，裤脚会沾一些泥。我很少去汽车站接她，她总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亲热地叫我“囡囡”。
我很开心，外婆从不空手来。“上海”旅行包里装的，是外婆厂里做的鸡蛋糕、苔条酥和苏打饼干。酒心巧克力一般日子是吃不到的，除非我生病了，或者是我和我妈的生日。还有方便面，那时叫“梭子面”，是高档的食品，我捧在手上干啃，又脆又香，比麻花好吃。听外婆说，解放前她在美国佬开的“沙利文食品厂”做工，五十年代初，沙利文和苏格兰人的“义利食品厂”、香港人的“马宝山糖果饼干公司”合并为上海益民食品四厂。1970年，新中国第一袋油炸方便面，就诞生在外婆的手底。
我见过外婆年轻时的照片，短发清爽，眼睛明亮，面颊有两朵红晕。外婆笑着说，那是后期上色的。外婆喜欢唱沪剧，唱越剧，唱黄梅戏，是厂里的文艺积极分子。后来说不让唱，她就不唱了。外婆能写会算，又出身贫苦，根正苗红，很快被委以重任。八十年代，外婆负责厂里的外调工作，碰到去安亭、黄渡那个方向，她就早早办完事，花一角六分买张长途车票，跳上开往小镇的班车。
外婆通常在下午抵达。我妈说，姆妈你坐，我去弄碗面吃。外婆摆手，说静芝你别忙，我吃过了。据外婆说，汽车站下来有一家饮食店，小馄饨做得好吃，每次她来都要点一碗。外婆说得那么诚恳，配合着喝蛋皮汤的声效，以至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外婆是真的喜欢吃小馄饨。
镇上有两家国营招待所，外婆嫌不卫生，住在家里又添麻烦，往往没说几句话，就急着赶末班车回上海。我妈领着我送外婆，往她旅行包里塞几个咸鸭蛋，有时是一段青鱼干。一角六分坐到安亭，三毛钱乘“北安线”到陆家宅，再换40路电车回家。
来过几次后，外婆的小镇方言就说得有模有样，比我妈地道多了。她笑着跟我们的邻居打招呼，扯些有的没的，临别时再送上一把大白兔，拜托他们多多照顾我。邻居们都说，这个上海老太太真好，和气。我心疼大白兔，对外婆的社交不以为然——我妈平时买菜都讲上海话的。外婆就说我妈笨，死心眼，不懂人情世故——到人家的地方，客气一点总没错的，你说阿是？
有一次我跟我妈上街，大热天，我吵着要吃奶油雪糕。我妈没同意，我就赖在地上不肯走。我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支雪糕送到面门前，“囡囡吃”。我睁眼一看，是外婆。原来方才我满地打滚时，外婆就坐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上。她都看见了。
更多的时候，我跟我妈去院部打电话。整个小镇医院只有一部长途电话，装在院长办公室外边。电话打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接线阿姨去楼下扯一嗓子，外婆再跑出来接。外婆在电话那头讲，囡囡乖吧。我说，乖的。外婆说，囡囡想吃啥。我说，酒心巧克力。外婆就笑了，酒心巧克力哪能天天吃，要吃出酒瘾的。
那时我爸妈常为一些琐事争吵。我不愿听他们吵架，就选择离家出走。不会走远，在医院宿舍区范围内，找一个冷僻角落坐着。我爸妈吵着吵着发现我不见了，赶紧下楼来找我。他们东张西望，焦急地喊我的名字。我一声不响，把头埋进自己的膝盖里。等我爸妈终于找到我，埋怨几句，或是安慰一番，也就忘了刚才吵架的事。后来我长大一点，这招就不太好用。通常会有两种结果：要么吹半天冷风，实在冻得受不了，自己灰溜溜地跑回家；要么我爸妈发现小赤佬又来这套，两人尽弃前嫌，团结起来对付我。家庭矛盾是解决了，男女混合双打的滋味不太好受。
我偷偷跑去院部打电话，接线阿姨问，寻啥人。我说，35号孙阿姨，谢谢侬。阿姨说，等歇。
第二天，外婆来了。
我爸还在学校上课，我妈和外婆先吵起来了。我妈说外婆“专制”，“包办婚姻”，外婆说我妈没良心。每次我妈对我爸有所不满时，她会觉得，这一切的问题都是我外婆引起的。
我妈十六岁那年，一腔热血地报名去黑龙江插队，“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外婆偷偷跑去她学校，把志愿改成安徽怀远，只求离上海近一点。大红喜报贴出来，我妈傻了眼。相约去黑龙江的同学说她是“叛徒”，我妈没法辩解，回家大哭一场。
在当了三年农民后，我妈被推荐上了当地的卫生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县人民医院。外婆到处求人，给她张罗相亲对象，找到了在小镇教书的我爸。两人通信，我妈说怀远的白乳泉在茶经里排名第七，我爸就说他老家无锡的惠山泉是天下第二泉；我妈说自己差点能推荐上复旦，我爸就说要不是一道不该错的题，自己眼下就在清华。我妈对我爸的抬杠行为很不满意，最后是外婆拍了板。外婆的想法很简单：嫁给我爸，我妈就能调到小镇工作，好歹离上海近些。我妈指着外婆说，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认识“这只男人”。外婆说，不是我，你还有的苦。我妈说，苦就苦，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外婆说，你当时都快三十了，我不做主谁做主。我妈说，四十也跟你没关系，我可以不结婚的。外婆气得直哆嗦，半晌，她转过头对我说，你讲讲看，你妈这叫什么话。
听我妈说过，她跟外婆其实不太亲。我妈跟我两个舅舅是太阿婆一手带大的。在我妈的大多数童年里，我的外公外婆都在热火朝天地干革命。外公是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外婆是厂里的劳动模范，两人经常要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第二天姐弟三个醒来时，大床空荡荡，他们已经去上班了。
外婆是抹着眼泪离开的。我妈赌气没送她。是我目送外婆挤上了末班车。外婆拎着一个大大的旅行包，里面装了床单和被套——她原本打算去招待所住一晚的。车上人很多，车门关了两次才合上。我站在路边哭了。
第二天晚饭后，我妈拖我去院部。仿佛等了很久，听筒里传来外婆的声音——喂，喂，啥人啊？
我妈攥紧话筒，手微微颤抖，不说一个字。
……喂，静芝啊，阿是静芝……
啪一声，我妈挂掉电话，拉着我走了。
本文刊2019年2月12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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