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树下的李洱 | 樊晓哲
一次，吴亮新书《朝霞》的书店活动。对谈开始没多久，吴老师就极其投入地沉默了，他化身一个专注的听众，只身前往对方言语的迷津，仿佛对谈嘉宾正在讲述的《朝霞》不是他的作品。其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共同经历了一次漫长而又短暂的寂静之旅。这个引领大家神魂出窍的对谈嘉宾，正是李洱。几天后，刊发于《光明日报》的《点亮夜空的〈朝霞〉》，几乎就是当晚的发言实录。这篇文章此后在媒体和朋友圈被广泛传阅，成为人们了解《朝霞》的重要文章之一。
出口成章的事，在李洱，几乎是信手拈来。
最早见识他的这个本领，是在十年前一次中德文学的交流会上。记不清楚他当时演讲的主题了，只记得他风雅地以刘震云家后院的一棵苹果树开始，又风趣地以这棵树结尾。如果不是后来刘震云否认这棵树的存在，你简直会以为那是一个天然为他演讲准备的特殊素材。
并非只是在正式场合的发言，在私下聚会的很多时候，李洱也像是一个实力派演员，无论分配给他什么戏份，他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一个发光体，追光灯笼着他，一如他用话语笼着大家。渐渐地，他那仿若声光电共同参与了的言说，把周围嘈杂的声音吸附吞没，大家纷乱的眼光不知觉中转投于他，以各种频率驾驶的思绪，也都渐次停泊于李洱的话语口岸。
听他讲和吴亮的首次相遇：“那是1986年的一个秋天，吴亮硕大的脑袋，顶着他茂密的头发，越过人群，就像后来在动画片里见到的那个狮子王”；听他讲儿子天真动人的嫉妒和内省意识：“有一次我带儿子看猴戏表演，目不转睛看完一只小猴子各种翻跳取物后，我三岁的儿子又委屈又羞愧地哭了，‘爸爸，他怎么能做到这么多？’我忽然明白了，儿子把那一只穿衣戴帽的猴子当成了同龄小朋友，引为同类后，面对对方展示的高超技艺，他感受到了莫名的压力。”
追索关于李洱的印象碎片，会发现它们已然蒸腾着小说才会有的生动气息，又像是熄了灯的电影院，那种借由言语营造出来的逼真，直追银幕上剪切的一个个分镜头，让人分不清、也来不及分清，到底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还是他即兴而来的虚构。仿佛李洱把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微微扩了容，从创作前移到了创作准备中，让人疑心，每一次关于片段的描述，都是他一次创作的热身。
但这个略带天真气质的小说家，在作品中，又充分展示了他世事洞察的练达。在成熟和天真的罅隙里，是李洱作为小说家对于这个世界的深层态度。因为归根到底，写作是需要爱这个世界的。无论小说中绽露出多少残破、困惑和无助，其实，它们的来处清清楚楚，就是小说家对这世界的期待和盼望。因为他用文字搭建的世界，基于那个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先行穿越过的现实世界，无论是亲历还是观察。那个世界蕴含了太多撕扯人的力，爱、恨、狂喜、绝望、赞赏、欺辱，降生，还有死去。它们互相绞缠，兑换成为一支支透明的利箭，一一穿透小说家的肉身。小说家用文字再现这个世界时，相当于再检视一遍，那艰难跨越过的现实磨难和内心骇浪。某种程度上，写作确实可谓一种献祭，而人戏不分算是生动注解了这一内涵。
对李洱这些片段的追述，仅仅是他言语的一部分，还有另外一部分，属于学识和洞见。比如人们谈到纳博科夫，常只谈《洛丽塔》那惊世骇俗的主题和眼花缭乱的技巧，李洱却说，要更好地理解纳博科夫，应该去看他后期的《普宁》。小说写主人公在美国电视上看到沙俄阅兵式，忽然热泪盈眶，他居然如此深爱这个他逃离了的国家——只有伟大的作家才能洞察最幽深的内心。他提醒那些试图模仿加缪《局外人》的人，不要只模仿小说写奔丧的第一部分，真正厉害的是第二部分，所有的故事都在第二部分重新讲过，借由审判，文明的基础、人类的知识，都获得了重新审视。1999年库切以《耻》获得布克奖，2002年中文版的《耻》，已经被李洱密密麻麻折角无数。关于这部作品，李洱没有谈及库切显在的关于种族问题的思考，而是深深体味着一个细节的处理，即卢里后来驱车前往（他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女学生家中道歉，见到了女学生的妹妹，这个时候，卢里再次被引发的情欲击中。“这就是彻底的小说，是库切远远甩开普通作家的地方。”
并不是每一个出色的小说家，都必然同时是一个敏锐的批评家，但李洱是。
李洱曾在访谈中讲到 “三个准备，一个重视”。三个准备指的是写作的技能储备，即发达的记忆力、丰富的知识、极强的考证能力。一个重视，即重视文本多梯层立体化的对话性，这包括人物之间、作者与人物之间、人物与读者之间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错综往复关系。
打开2001年出版的《花腔》，我们就会发现，李洱几乎绣花一样，一针一线地实践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当层出的文章，长时间多角度地来研究这个带着一身光辉的多声部作品时，相信会有那样的时刻，李洱感受到了安慰。但这还不足够，《花腔》带给他多少肯定和赞赏，他应该也萌生出多少勇气，毕竟，这是一个才三十二岁的小说家，一个意识并享受过写作难度的作家。他需要更深远的安慰——凭借更艰难的尝试。
2004年，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与读者见面，这是一个相当旖旎又冷峻的故事，李洱写得波光粼粼又忧心忡忡。在后记中，李洱说，“写一部乡土中国的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这说明，从《花腔》历史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叙事，转向《石榴树上结樱桃》当下背景中的农村叙事，李洱是完全自觉和自信的。这两部作品看似互不相干，像各自独立的两座山峰，而其实，正是这种断裂实现了李洱创作的宽阔和整一，它们并肩站立在同一个地基上，那就是李洱对于这土地和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的关切与思考。
《花腔》和《石榴树上结樱桃》，接连两部被高度认可的作品之后，大家按照一个盛产期作家的时间表，拭目等待李洱的下一部作品。三年，不是吗？然而，一个三年，又一个三年，又一个……
十三年后，当文坛对李洱的新作从等待到期待，又到时间几乎要扯断了期待的弦线时，李洱的长篇进入了煎熬的修改期。
2018年春天的时候，李洱喊我去看望他的苹果树，说是生了病虫害。途中我问，你以前说过，判断一个作家关键是看他作品面对和处理什么问题，那么，你这个新长篇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在当下环境中，知识分子知行统一的难题和困境。”十三年仿佛仅仅一瞬，李洱的回答让我一时怔住。看来，他用《应物兄》接续《花腔》，实践着他的另一个写作理念，延续性。他很早就说过，一个作家在创作的开始，就要想好这个创作有没有延续性。就在人们几乎要用《花腔》来确认李洱的某种路标位置时，《应物兄》给出了及时且有效的更新。
算起来，认识李洱的时间，正好是应物兄从被赋予生气到独立行走的时间。2018年11月27号下午，我去看仍然被应物兄牵住的李洱。敲门进去，他并没有起身，而是喊我过去看他正写的后记。出于编辑的习惯，我一字一句念出了声，为的是看文字在身形音节上是不是合衬。刚刚念完非常简短的第一段，我察觉一旁的李洱有些异样。转过头，我看到一个热泪盈眶的李洱，这是认识十多年来，第一次见他如此动容。“辛苦了。”除了这么一句，一时间我找不出更好的言语，可以安慰这个一部小说写了十三年的兄长和作家。
李洱特别喜欢里尔克的这段话：
一个诗人，他必须经历过很多事情，他必须经历过异国他乡的条条道路，经历过许多爱情之夜。那些爱情之夜在别人看来大同小异，但是他本人却觉得迥然不同。他必须在孕妇的床前待过，孕妇忧戚的面容其实是她对未来的憧憬。他还必须在垂死者的身边待过，但是打开窗户，窗外传来的是喧嚣的市声，那是人间。当所有这些事情，在你的脑子里多到数不胜数，这时候你最重要的是要学会遗忘。仿佛他们从未发生过，无影无踪。但是某一天，这些消失的事物会再次回到你的眼前，栩栩如生，难以名状。这个时候，你才可能写下第一句诗：我是一个诗人。
十三年中，生活和创作双倍地给到了李洱悲伤和喜悦，他也一定经历了艰难但成功的遗忘，而当这创作即将结束，那种类似界限消失带来的治愈短暂失效了，曾经惊涛般的悲喜，一下子真实地从后记的文字中翻涌上来，足以掀翻心中平静的舟舸。
李洱多次谈到他的家乡济源，谈到济水，说它被称为君子之水，之所以时断时续，是为了避免造成危害。但他同时反复强调，济水虽然细微，却能独流入海，因而被尊为四渎之一（另三渎是长江、黄河、淮河）。这让我想起李洱的创作，从2001到2018年的十七年间，他远远算不上一个高产的作家，但是，每一部作品又都抵达了他想要的难度，无可替代。这或许跟他在济水边上长大，多少是有些关系的吧？
李洱的苹果树下，生长着他千里迢迢从王屋山移来的韭菜，还有几株古老品种的番茄。据他博物志般的介绍，那是八十年代遗留下来的、没有经过杂交的纯种番茄。它在自身以内，在时间之外，在历史的终结处，永葆自我。为了证实这番茄的味道果然醇正浓郁，他特意揪下一片叶子递过来：“你闻闻这叶子，就可以想象结出来的番茄。”
栽种这些在时代惶惶的快进中，侥幸凝滞在外，没有被挟裹参与的植物，观察它们的与时迁移，或者也算是李洱的一种应物吧。一株番茄从栽种到结果，不过半年时光，一棵苹果树开花结果，长不过三年。而一部《应物兄》，李洱足足浇灌了十三年。李洱说，一个真正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会永远注视和思考身边世界的流变，并给予准确的呈现。《应物兄》的很多篇章正修改于他的苹果树下，在这十三年中，李洱如何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世界的流变，虚己，应物，而后行，想必，他的苹果树都牢牢地记在了自己的年轮里。
本文刊2019年3月5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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